疫情如潮，医务人员筑起人民健康的堤坝。在成千上万坚守的白色身影中，胡建武作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一名呼吸内科医生，责无旁贷守最难的阵地，啃最硬的骨头，带领团队奋战在抗疫一线，救治患者、采集样本、转移患者，托起新冠肺炎患者生命的方舟。

2020年刚刚来临，胡建武的心弦随着越来越拥挤的诊室逐渐绷紧：门诊量翻倍、越来越多的肺部感染、不明原因……一个个关键词提示着危险正在逼近。胡建武和同事一方面做好防护，另一方面登记了近300名需要住院患者的信息，最早实施了轻重分流的政策，让重型患者及时住院，轻型患者及时隔离。

“那段时间工作做得很苦，患者的警惕性不高，所以每一个疑似患者，我都要讲十几分钟。”胡建武的门诊时间越拖越长，本该中午12点结束的门诊，往往下午1点半他才能“下线”，匆匆吃几口饭，又继续回诊室看诊。

1月20日，病毒“人传人”的消息公布，武汉市第四医院西院区被要求就地改建成传染病院区。胡建武和科室同事顶着患者的不解、抱怨甚至吵闹，一一劝说患者离院或转移。在一片紧张和焦躁中，胡建武的内心神奇地定下来：“既然来，那就战！”除夕当天，胡建武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恳请组织将他派到最需要的地方、最危险的地方。

“我也害怕，但是我一定要上。因为我是专业的，这就是我的工作。”

1月24日，除夕，真正的“战役”打响。防护物资紧缺、患者去世、同事病倒……短短一个多月，愤怒、无力、悲痛，甚至绝望，胡建武几乎把所有的情绪都经历一遭，但最后留下来的，只有一个信念：坚持，咬紧牙关坚持！

在20楼病区的这个阵地，胡建武是指挥官，肩负着带领团队抗击病毒、保卫患者的重担。他将最难的任务留给自己，采集咽拭子标本、陪同转诊确诊患者等最危险的工作，胡建武都是亲自完成。

采集患者咽拭子标本是最危险的工作之一，医生和患者极为接近，将采样棉签伸入患者咽喉，擦拭咽后壁取样。随着患者的呼吸、呃逆，带着高浓度病毒的气息从患者喉咙直接喷出。“戴着口罩、面屏，全部防护都做好了，还是不敢呼吸。”胡建武坦言。

最让胡建武难受的，并不是工作的危险性，而是十几年从医生涯中罕见的两难与无力。

胡建武印象最深刻的，是17号床的一位患者沈先生。刚入院，他就是胡建武重点观察的对象。住院期间，患者情况逐渐恶化，血氧饱和度持续下降。胡建武知道，他唯一的机会是转到武汉市金银潭医院进行气管插管。可转院，也不亚于一场生死赌博：患者血氧饱和度不到80%，随时可能因为缺氧死在救护车上。

尝试转运时，患者体重太重，几个人都无法将他抬上担架，只能让他走两步躺到担架床上。就是这短短两步，让他的血氧饱和度掉到60%。他眼里含着泪看向胡建武：“我会死在路上，对吗？”

此时的胡建武内心万分煎熬，“因为我也没有答案，生死的压力太大。”胡建武说。冷静下来，他判断患者转院的生机更大，顶着巨大压力，劝说沈先生转院。为了让患者安心，胡建武一个人亲自护送沈先生转院。在去往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的半个小时车程里，胡建武全程都盯着血氧饱和度数值，“生怕血氧饱和度掉下来，一路上都在祈祷！”

一个多月过去，胡建武仍能回忆起当时的揪心与煎熬：“全程都在想，‘千万别死’和‘怎么还没到’。”沈先生是幸运的，一路吸氧，他撑到了武汉市金银潭医院，进了重症医学科病房，经历垂危、插管、抢救，最后病情平稳。

在这段15公里的路上，胡建武亲自护送了数位患者。有的人，在终点重获新生；有的人，却永远没有返程；还有一些人甚至没有转诊的机会，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们仍然意识清醒地祈求医生救命。

“我无能为力，这是我作为医生最痛苦的时刻。”

胡建武和妻子都是武汉市第四医院的职工。面对胡建武的决定，身为药师的妻子没有怨言。“我们都是医务工作者，有些话不需要说，就明白对方的想法。”胡建武说。

妻子的支持，让胡建武充满力量，而7岁女儿的泪水，却让胡建武格外愧疚。

“女儿每次视频通话都哭一场，喊‘爸爸回来’”，胡建武说，女儿其实不是爱哭的性子。以往他在省外进修，几个月不回家，孩子虽然思念，也不会天天要求视频，现在却每天一次视频通话，流着泪为爸爸着急。“她已经意识到这次和以往都不一样。”

幼年时，胡建武看战争片，荧幕里，战士们前仆后继冲上去。他不解：冲上去不是送死吗？要换我，就找一个地方躲起来。

几十年后，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里，胡建武却明白了那些“冲上去”的意义。“这是从我进入医学院就刻在心里的责任和使命，也是对家人更深的爱与保护，只有我和我的战友扛住，才能保护我们身后的人”，胡建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