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研究认为低社会经济状况与健康水平不良、肥胖、心血管疾病、2型糖尿病等相关，职业是反映个人社会经济状况的一个间接的指标。2001年Ko GT等提出家庭妇女和无业者等社会经济状况较低人群DM发病风险增高4.5倍。而我国Yang Wenying等则报道，在中国经济发达的地区城乡DM总的发生率无差异，而在经济中等发达和不发达的地区，城市人口DM的发病率高于农村人口（11.3% vs.6.7%）。笔者对昆明地区8538例妊娠妇女进行GDM流行病学调查发现，不同职业组间GDM的发生率无显著差异，一方面提示我国DM的发生总体上呈现一个流行的趋势，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排除孕妇在提供职业信息时由于社会原因造成的主观偏倚。

目前关于受教育程度与GDM的关系国外做了一些研究。2002年Bo S等对意大利700位妊娠妇女进行社会经济状况与GDM发生关系的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组的孕妇GDM的发生率（27%）显著高于大学组（16.5%），大学教育水平是GDM的保护性因素，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家庭妇女与受教育程度为大学的管理者相比发生GDM的风险增高1.87倍。2008年Anna等对1995年至2005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分娩的956，738例孕妇进行社会人口特点与GDM发生关系进行研究，也证实GDM发生存在社会经济状况的差异：与高社会经济阶层者相比，低社会经济阶层妇女GDM的发生率增加1.65倍。

国内关于受教育程度、职业和经济收入与DM、GDM的关系研究甚少。1994年全国糖尿病防治协作组对全国19个省市20余万普通人群进行DM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高经济收入（＞5000元/人年收入）是DM的独立危险因素，而且在高经济收入人群中低受教育程度（文盲）也是DM的危险因素。笔者研究证实昆明地区受教育程度较高组（硕士及硕士以上组）GDM发生率显著高于大学大专组（16.4% vs.12.8%，P= 0.036）、高中中专组（16.4% vs.12.4%，P= 0.028）和初中及以下组（16.3% vs.10.9%，P= 0.002），受教育程度高的孕妇发生GDM的风险是受教育程度低者的1.16倍，提示不同的教育背景下发生GDM的风险存在差异。该研究与西方国家的研究结果相反，可能系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处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所致。在西方，受教育程度较高者，自我保健意识较强，饮食结构比较合理健康，体育锻炼较多，肥胖者较少；而在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多数为脑力劳动者，营养过剩，体力活动普遍不够。国外已证实孕前和（或）孕期体力活动少的孕妇GDM的发生风险显著高于体力活动者，而高糖、高脂、高热量的不合理的饮食结构也是DM和GDM的诱因之一。我国近年来城市居民生活受西方的生活方式影响，受教育程度较高者一般经济状况较好，加之生活节奏过快。另外，国外研究也显示紧张、焦虑、抑郁、应激等不良心理状态正以一种非特异性的方式损害着身体健康，作为危险因素或促进因素，可诱发冠心病、高血压、消化性溃疡、糖尿病等疾病。受教育程度高者一般自我要求和抱负较高，职场竞争压力大，产生的紧张反应也更强，这也可能是我国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易患慢性疾病包括GDM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