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某生

来函疑老夫不学印度之甘地，而欲以哲学家鸣。此大误。人未到圣或佛，总有染污在，此吾之恒言也；然观人须观其胸中之所主与其大端趋向，此又吾之恒言也。吾胸之所主与其所趋向，要在明先圣之道，救族类之亡，亦即以此道拯全人类。此吾六十余年来所提撕警觉，尝以之自熏而唯恐失之者也。吾病痛甚多，三毒则与生俱来，好名好胜实亦潜伏，此乃与一般人全同者；然却不肯向此发展，只杂染未尽耳。从来哲学家之伟大成就，固好学者所应向往，然若谓有慕于哲学家之名而后为学，则其人必不足与共学也。学者，求所以为人也，求所以明道也，恶有怀羡名之鄙私而可成学者哉？

至于吾之不能为甘地，则余之德与才诚有愧于彼矣，然尚有一条件未可忽者，即中国之社会难容善类发展是也。中国人缺乏虚怀、深虑、热诚三大善根。不虚怀，则难舍己私以从是，难破锢习以求真。不深虑，则易浮动于浅薄之论，易被劫于时风众势之所势。蚁智羊膻，投其好而煽之也易，治其病而诏之以真理之所在与至计之所存，则群昏弗辨也。无热诚，即陷于私而闻公道不欣，安于小而赴公义不勇，狃于近而遇公利公害均不之省。中国民性，自秦汉以后，受帝制之毒与夷狄盗贼之摧残，卑辱而图苟全，早非三代直道之旧，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故善类当衰乱，欲自觉、觉他，其志恒不获伸。民国二十九年，吾避寇于蜀之璧山来凤驿，梁漱溟先生尝过存，与言及甘地，彼慨然有振厉群俗之意。余曰：中国人非印度人之比。仁者孤怀宏愿，姑以自靖，使后世知今日犹有巨人延生机于一线，功不唐捐，又何馁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