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诗经》的来历与分类

神话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歌，真正在文字表达形式上的诗歌，最早的作品是《诗经》，《诗经》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诗经》的地位非常崇高，从书名的“经”这个字就可以知道。它是儒家的神圣经典，和《论语》《孟子》等典籍一样，都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可以说是过去知识分子的必备学问，其重要性可想而知。不过，它所收录的内容毕竟是诗歌，是句式整齐、隔句押韵、内容抒情的作品，也是不折不扣的文学经典，可以说是后代诗歌发展的渊源，因此被称为“根文学”，也就是后代文学的根源，影响非常深远。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诗经》的来历，以及其中的诗篇是怎么形成的。

诗三百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诗经》里作品的来历以及它们的分类。《诗经》最初叫作《诗》，一共有三百一十一篇，其中的六篇是“有目无词”，也就是只剩下目录上的篇名，却没有诗歌内容，所以真正的诗歌作品是三百零五篇。

据说，《诗经》原来有三千余首诗，被孔子整理、淘汰之后，只剩下大约十分之一。这是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说的，后来的理学家朱熹也这么认为。不过经过学者的考证，“孔子删诗”的这个说法应该不是事实。

必须说，孔子确实参与了《诗经》的音乐整编。根据《论语·子罕》记载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见，孔子的整理主要是音乐上的分类编排，也显示出孔子是很懂音乐的，音乐造诣极为高明。难怪《论语·述而》里面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能够这样欣赏音乐的美，还感动到一连三个月都不觉得肉的美味，你可以想见，孔子真的是一个造诣很高的音乐爱好者。从这里也可以知道，《诗经》中的作品都是入乐的，可以配乐演唱。

无论如何，至少可以确定，从孔子开始，《诗经》就已经是三百零五篇，《诗经》又被称为《诗三百》，就是这个原因；甚至“三百”的这个数字就专门代表了《诗经》，后代的文人也会直接以“三百篇”代称《诗经》。

这些诗篇，创作的时间很长，起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6世纪），涵盖了大约六百年的时间，诞生的地区主要是在黄河流域一带，包含了黄土高原最主要的陕西、山西，以及河南所在的黄土平原地带，属于周文化的一部分。

风、雅、颂

这些作品，都是配乐演唱的，依照内容体制或音乐性质，可以分为风、雅、颂三种。其中，依照宋朝郑樵《通志》所说：“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可以分别说明如下：

第一，“宗庙之音曰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曲，包括《周颂》《鲁颂》《商颂》，表达出周朝、鲁国、商朝的祭祀颂歌，甚至有人视之为周的开国史诗。在演奏时要配以舞蹈，内容最是庄严隆重。

第二，“朝廷之音曰雅”，《雅》又分为《小雅》和《大雅》，属于宫廷音乐。宋朝的大学者朱熹也认为，《小雅》为宴请宾客之乐，《大雅》是国君接受臣下朝拜、陈述劝诫的音乐，内容几乎都是关于政治方面的。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雅”就是反映王政的诗，如《毛诗序》云：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但即使如此，这类的作品主要是配合雅乐，属于“雅”的类别。那什么叫作“雅”呢？“雅”就是“正”的意思，代表正统、正确，所以后来也都“雅正”并称，可以说是一个同义词。因此，“雅”可以说是贵族官吏的诗歌。

第三，“风土之音曰风”，“风”就是风土民情的意思，指的是周代各地的地方民谣。《诗经》里收录了一共十五个国家地区的民谣，称为十五国风，朱熹《诗集传·序》又说：

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

一般人民歌咏的就是生活以及婚姻爱情，属于人生最基本的需求，所产生的诗篇数量也最多，有160篇，高过于《雅》的111篇（其中包括“有目无词”的六首），《颂》的部分则只有40篇；《国风》里的作品不但最多，也是我们今天最熟悉的诗篇。

那么，这些诗是怎样成为《诗经》内容的呢？原来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献诗，一种是采诗。

所谓的“献诗”，据《国语·周语》所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可见有些诗是在朝廷上，由公卿大夫献给天子。那么，“风、雅、颂”中的“雅”，应该就是“献诗”这一类的作品。

至于“采诗”，指的是派人到各地采集民歌，这么一来，采诗所收集到的作品，反映了各地的风土民情，主要就是到了《国风》这个分类里。

但讲到这里，我们应该要知道，无论是献诗，还是采诗，最后都要集中到太师那里。太师是周王室的乐官，由他进一步整理，配上音乐，然后反映给天子，让天子可以掌握政治状况，尤其是百姓的情况。这么说来，采诗得来的作品，应该就是《国风》中的诗。由此可见，连《国风》这些从全国各地收集而来的诗，都要汇总到周王室的乐官“太师”手里，进行修改、润饰等整理之后，才形成正式的文字版本，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貌。所以说，包括《国风》在内，《诗经》都是贵族阶层文化的产物。

这里，我们还必须特别提醒：在资源丰富、教育普及的现代，读书、读文学是人人都可以享受到的权利，但是，这个情况只不过是近一百年，甚至只不过是这几十年来的样态，并不是天经地义、自古皆然的。我们可以参考一个统计数字：大约在清朝末年光绪三十年（1904）的时候，社会上做过一个全国识字率的普查，当时的期望值是1%。而这个比例是在几个条件上得出来的：第一，当时已经经过十九世纪西方列强的入侵，导致许多观念的改变，一方面努力追求富国强兵，一方面则是大力推动国民教育，因此识字的人口比例会比以前来得高；第二，所谓识字率的标准只是初级的教育程度，只要基本上能读能写就好，当然人数也会比真正的知识分子范围大得多；第三，1%这个数字是期望值，意思是希望达到的数字，也就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会有的数字，所以1%又是一个高估的数目。换句话说，把这三个情况考虑进来，就可以发现，即使在努力现代化的清末时期，全中国人民的识字率是不到1%的；而在清末以前，教育的普及率更低，一般百姓的识字率更远远不到1%，能像司马迁、谢灵运、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等这样写作的人，那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属于万中选一的极少数精英。

也因此，这些文化精英的道德标准、思想观念，当然和一般平民是很不一样的，这就是古人所说的“礼不下庶人”，即礼乐、礼教之类的道德文明，是不会普及到一般老百姓的。庶民既然没有受教育，也就不用受到高标准的要求，这很公平。从文化集中的情况来说，既然文士能够读书做官，享受绝大部分的人所没有的文化知识和政治权利，当然也就更应该洁身自爱，以最高标准来自我要求，才能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

从这个历史背景或社会条件来说，采集《国风》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歌咏人民的喜怒哀乐，而是要反映百姓的喜怒哀乐，以作为当政者的参考。在诗篇的整理上，也不可能是各地民谣原来的样子，多多少少都经过改写，或者至少润饰加工，因此这么多的诗篇才会有如此统一的风格。也因此，在诗篇寓意的解释上，采取纯粹抒情的角度去理解，恐怕是脱离历史背景的；寄托道德寓意，应该还是比较接近编辑《诗经》原意的。

赋、比、兴

首先我们得知道，对于《诗经》的创作，传统的说法有所谓的“六义”，也就是“风、雅、颂，赋、比、兴”。前三项的“风、雅、颂”，是指《诗经》中作品的三种分类，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至于六义中的后三项“赋、比、兴”，则是指诗歌的三种创作方法，这是我们现在要谈的内容。

“赋”，就是直接描写的意思，主要的做法就是铺陈。这也是诗歌文学最基本的写法，也最常见。例如《国风·豳风·七月》，就是描写农家一年的生活，第一章从岁寒写到春耕开始：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意思是说，七月时，火星已经不在五月时正中最高的位置了，它开始偏西向下；到了九月，蚕丝、桑麻都已经收成了，这时就要忙着做冬天的寒衣。下面说“一之日觱发”，是指十月以后第一个月的日子，那就是十一月，北风刮过来，发出觱发的碰撞声。“二之日栗烈”，是指十月以后的第二个月，也就是十二月，这些日子气候凛冽，大雪纷飞，这时候“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没有冬袍和棉袄，如何挨过年终的酷寒？接着是“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意思是十月以后的第三个月、第四个月，也就是第二年的正月、二月，这时要修理耕田的农具，下田去做活。其间你可以看到“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妻子和孩子送饭到南田给农夫吃，主管农事的官员看到这个景象，心里感到非常满意。

《七月》这首诗依照历法，从七月、九月、十一月、十二月，按时一直写到第二年的正月、二月；再配合其他各章的描述，完整呈现出农村一年四季的生活景象，非常写实。这就是“赋”的写作方法。

此外，在平铺直叙的基础上，为了凸显诗人想要呈现的效果，还有两种特别的艺术技巧可以运用，那就是“比”和“兴”。“比”，就是比喻的意思，诗人在两个事物之间找到类似的地方，然后放在一起来诠释，这可以让抽象的道理更具体，更容易理解，也可以让原本就具体的事物更生动、更鲜明，所以是一种很重要的修辞法。

例如《诗经·魏风·硕鼠》里，写到深受横征暴敛之害的人民，他们把剥削百姓的官吏比喻为大老鼠，并大声呼吁说：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用大老鼠来比喻横征暴敛的官吏，可以说是非常生动而精确的。我们常常说小人的模样是尖嘴猴腮、獐头鼠目，说短视近利是鼠目寸光。老鼠那尖尖的嘴、细小的眼睛、锐利的牙齿，这种长相本来就不讨好了，它乱啃乱咬的破坏力更是让人气得咬牙切齿，可它神出鬼没，只在深夜暗地里活动，简直就是百分之百的小人，难怪古人常常把小人称为鼠辈，这里老鼠也被用来比喻贪得无厌的官吏，剥削百姓辛苦的心血，据为己有。“赋、比、兴”中的“比”的用法，《硕鼠》这一篇可以说是最佳的代表。

至于“赋、比、兴”中的“兴”，是兴起、兴发的兴，也就是一种触发的作用，指的是一个人已经蓄积、酝酿了一些情感，而自己并没有清楚意识到，突然之间看到大自然中的某一种景物，在这个外在的刺激之下，就触发了内心已经酝酿得很饱满的情感，于是接着把这份情感抒发出来，形成了一种写作的模式：先写外在客观的自然景物，接着写主观的内在情意，看起来两者之间似乎没有关联，其实通常彼此有一种类似的性质，那外在的景物才能引起注意，而召唤出类似的情感。

例如《国风·周南·桃夭》这一篇，诗中的第一章说：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第一句的“桃之夭夭”，今天已经用同音字加以转化运用，变成了“逃之夭夭”，赶快一溜烟逃走的意思，但这其实是后来的人严重的误解。最初《桃夭》这一篇是在讲春天桃花盛开的样子，所以是桃花的“桃”字；而“夭夭”，是指年轻少壮的样子，所以这棵桃树的生命力才会这么旺盛，枝繁叶茂、花朵缤纷，红艳的花朵像在燃烧一样；“灼灼”这个词带有一种鲜明闪亮甚至炙热的感觉，充分显示出灿烂逼人的色彩，新嫁娘的美丽也可想而知。“之子于归”的“之子”就是“是子、是人、此人、这个人”的意思，它说这位新嫁娘就要“于归”了，出嫁回到她真正要安顿一生的归宿，而她的秀外慧中真是“宜其室家”，非常适合她的家庭，等于是得其所哉，注定终身幸福！

而这一首诗就是用“兴”的笔法，诗人以“桃之夭夭”起兴，看起来好像只是在送嫁的路上偶然看到路边的景色，于是顺手用来作为一个引子，和新嫁娘没有关系；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你仔细玩味一下，就会发现：桃花开在春天里，不就是呼应了新娘的青春吗？古代女性结婚的年龄，差不多是十几岁的少女，就像花朵正要绽放一样；而桃花盛开的样子，不就正好像这位新娘的美貌吗？婚礼的那一天，新娘打扮得艳丽华贵，往往就是女性最美丽的一天，脸上的胭脂仿佛就是桃花染上的色彩呢；再说，古人认为女性有了夫家，就是得到了终身的归宿，所以说是“于归之喜”，到今天，我们参加婚礼时还可以用到这个成语，那么这位新娘不就是满心喜悦吗？

这样看起来，盛开的桃花不就等于于归的新娘吗？都是青春洋溢，都是美丽非凡，也都是充满喜悦，难怪走在送嫁的路上时，会吸引诗人的注意的，不是其他地上的小草或绿色的树木，也不是蜿蜒的小溪流水，而是满树盛开的桃花。诗人一看到“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景色，心里充满青春、美丽、喜悦的那份情怀就被触动了，所以信手拈来，接着推展“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的主题。这样的脉络，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可以说是“起兴”的一个典范。

其他类似的还很多，好比“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国风·蒹葭》），都是这样的形态，大家可以自行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