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士

现代词汇中的“军人”一名词，在古代叫作士，士原来是又文又武的，文士和武士的分立，是唐以后的事。

在春秋时代，金字塔形的统治阶级，王、诸侯、大夫以下的阶层就是士，士和以上的阶层比较，人数最多，势力也最大。其下是庶民和奴隶，是劳动者，是小人，应该供养和侍候上层的君子。王、诸侯、大夫都是不亲庶务的，士介在上、下层两阶级之间，受特殊的教育，在平时是治民的官吏，在战时是战争的主力。就上层的贵族阶级说，是维持治权的唯一动力，王、诸侯、大夫如不能得到士的支持，不但政权立刻崩溃，身家也不能保全。就下层的民众说，士又是庶政的推动和执行人，他们当邑宰，管理租赋，审判案件（以此，士这名词又含有司法官的意义，有的时候也叫作士师），维持治安，当司马管理军队，当贾正管理商人，当工正管理工人，和民众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之又惯常和民众联在一起。就职业的区分，士为四民之首，其下是农工商。再就教育的程度和地位说，士和大夫最为接近，因之士大夫也就成为代表相同的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的一个专门名词。

士在政治上、社会上负有特殊任务，在四民中，独享教育的特权。为了适应士所负荷的业务，课程分作六种，称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内中射、御是必修科，其他四种次之。射是射箭和战争技术的训练，御是驾车，在车战时代，这一门功课也是非常重要的。礼是人生生活的规范，做人的方法，礼不下庶人，在贵族社会中，是最实际的处世之学。乐是音乐，是调剂生活和节制情感的工具，士无故不辍琴瑟，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故事，正可以代表古代士大夫对于音乐的爱好和欣赏的能力，奏乐时所唱的歌词是诗，在外交或私人交际场合，甚至男女求爱时，都可用歌词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这些诗被记录下来，保存到现在的有《诗经》等。书是写字，数是算数，要当一个政府或地方官吏，这两门功课也是非学不可的。

士不但受特殊的教育训练，也受特殊的精神训练。过去先民奋战的史迹，临难不屈，见危授命，牺牲小我以保全邦国的可歌可泣的史诗，和“食人之禄，忠人之事”的理论，深深印入脑中。在这两种训练下，养成了他们的道德观念—忠！忠的意义是应该把责任看得重于生命，荣誉重于安全，在两者发生冲突时，毫不犹豫牺牲生命或安全，去完成责任，保持荣誉。

在封建时代，各国并立，士的生活由他的主人诸侯或大夫所赐的田土维持，由于这种经济关系，士只能效忠于主人。到了秦汉的统一的大帝国成立以后，诸侯大夫这一阶层完全消灭，士便直属于君主与国家，忠的对象自然也转移到君主、国家了。士分为文武以后，道德观念依然不变，几千年以来的文士和武士，轰轰烈烈，为国家、为民族而战争，而流血，而牺牲，不屈不挠，前仆后继，悲壮勇决的事迹，史不绝书。甚至布衣白丁，匹妇老妪，补锅匠，卖菜佣，乞丐妓女，一些未受教育的平民百姓，在国家危急时，也宁愿破家杀身，不肯为敌人所凌辱，这种从上到下，几千年来的一贯信念，是我国的立国精神，是我中华民族始终昂然永存、历经无数次外患而永不屈服、终能独立自主的真精神。

士原来受文事、武事两种训练，平时治民，战时治军，都是本分。春秋时代列国的卿大夫，一到战时便统率军队作战，前方、后方都归一体（晋名将郤穀以敦诗书礼乐见称，是个著例）。到战国时代，军事渐趋专业化，军事学的著作日益增多，军事学家、战术家、战略家辈出，文官和军人渐渐开始分别，可是像孟尝君、廉颇、吴起等人，也还是出将入相，既武且文。汉代的大将军、车骑将军、前将军、后将军都是内廷重臣，遇有征伐时，将军固然应该奉命出征，外廷的大臣如御史大夫和九卿也时常以将军号统军征伐，而且文武互用，将军出为外廷文官，外廷文臣改官将军，不分畛域，末年如曹操、孙权都曾举孝廉，曹操横槊赋诗，英武盖世，诸葛亮相蜀，行军时则为元帅，虽然有纯粹的职业军人如吕布、许褚之流，纯粹的文人如华歆、许靖之流，在大体上仍是文武一体。一直到唐代李林甫当国以前，还是边帅入为宰相，宰相出任边帅，内外互用，文武互调。

李林甫做宰相以后，要擅位固宠，边疆将帅多用胡人，胡人不识汉字，虽然立功，也只能从军阶爵邑上升迁，不能入主中枢大政，从此文武就判为两途。安史之乱后的郭子仪，奉天功臣李晟，虽然名义上都是宰相，都是汉人，都通文义，却并不与闻政事，和前期李靖、李出将入相的情形完全不同了。经过晚唐五代藩镇割据之乱，宋太祖用全力集权中央，罢诸将军权，地方守令都以文士充任，直隶中枢，文士治国，武士作战，成为国家用人的金科玉律，由之文士地位日高，武士地位日低，一味重文轻武的结果，是宋朝成为历史上最不重武的时代。仁宗时名将狄青南北立功，做了枢密使，一些文士便群起攻击，逼使失意而死，南宋初年的岳飞致力于恢复失地，也为宰相秦桧所诬杀。文武不但分途，而且成为对立的局面。明代文武的区分更是明显，文士任内阁部院大臣，武士任官都督府卫所，遇着征伐，必以文士督师，武士统军陷阵，武士即使官为将军总兵，到兵部辞见时，对兵部尚书必须长跪。能弯八石弓，不如识一丁字，一般青年除非科举无望，岂肯弃文就武。致武士成为只有技勇膂力而无知识教养的人，在社会上被视为粗人，品质日低，声誉日降，偶尔有一两个武士能通文翰吟咏，便群相惊诧，以为儒将。偶尔有一两个武士发表对当前国事的意见，便群起攻击，以为干政。结果武士自安于军阵，本来无教养学识的，以为军人的职责只是作战，不必求学识。这种心理的普遍化，使上至朝廷，下至闾巷，都以武士不文为当然，为天经地义。武士这一名词省去下一半，武而不士，只好称为武人了。

近百年来的外患，当国的文士应该负责，作战的武士，亦应该负责。七年来的艰苦作战，文士不应独居其功，大功当属于前线流血授命的武士。就史实所昭示，汉唐之盛之强，宋明之衰之弱，士的文武合一和分立，殆可解释其所以然。古代对士的教育和训练，应加以重视，尤其应该着重道德观念—对国家对民族尽责的精神的养成。提高政治水准，为什么而战和有所不为，彻头彻尾明白战争的意义。要提高士的社会地位，必须文事和武事并重，必须政治水准和社会地位提高，这是今后全国所应全力以赴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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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唐会要》六十八，《刺史》上。

（2）同上。

（3）参见《唐会要》六十八，《刺史》上。

（4）参见《唐会要》五十三。

（5）参见《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

（6）参见《南史》卷六，《梁武帝纪》。

（7）参见《南史》卷二十，《谢弘微传》。

（8）参见《南史》卷十九，《谢景仁传》。

（9）参见《南史》卷二十二，《王僧虔传》。

（10）参见《南史》卷二十二，《王筠传》。

（11）参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

（12）参见《南史》卷三十六，《羊玄保传》。

（13）参见《南史》卷三十四，《沈怀文传》。

（14）参见《南史》卷二十三，《王球传》。

（15）参见《南史》卷二十九，《蔡兴宗传》。

（16）参见《资治通鉴》卷一三六；《南史》卷三十六，《江传》。

（17）参见《南史》卷六十，《傅昭传》；卷七十七，《恩幸传序》。

（18）参见《南史》卷四十九，《庾荜传》。

（19）参见《资治通鉴》卷一三四。

（20）参见《资治通鉴》卷一七八。

（21）参见《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志》上；卷四十三，《职官志》。

（22）参见《唐律疏议》四，《诈伪》。

（23）参见《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一。

（24）参见《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六。

（25）参见《皇明太学志》二。

（26）参见《大明会典》卷七十八，《学校》。

（27）参见《温宝忠遗稿》五，《士民说》。

（28）参见刘宗周：《刘子文编》五，《责成巡方职掌疏》。

（29）参见顾炎武：《亭林文集》一，《生员论中》。

（30）参见《皇明太学志》二。

（31）参见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中。

（32）参见《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六。

（33）参见《消夏闲记摘抄》；徐学谟：《世庙识余录》二十。

（34）参见《赵忠毅公文集》十三，《敬循职掌剖露良心疏》。

（35）参见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五，《和看花行者的谈往》。

（36）此处指作者的写作时间。—编者注

（37）文前有原编者说明：“这是今年春吴晗在清华大学同方部的讲演，有两个记录稿，一个发表在《时与文》，一个在《清华旬刊》，都不是很完备。现在这个稿子是根据两个记录稿编订的。”“今年”指1948年。—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