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言

无论在政治和个人生活方面，凡属至高原则者，皆利于一切事物之创造，如此这样，才可减少支配占有欲的冲动和渴望。

——伯特兰·罗素

罗素是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纽约时报》

反动势力没有灵感，没有生机，没有人民大众的真正力量。它只有国王、财富和军队；它在悄无声息地镇压大众，在暗中屠杀人民。战场上轰鸣的炮火是它唯一的语言……一千五百万条生命可能倒在饥饿和刀剑之下。但是任何的阴谋都不会唱歌，任何的阴谋都不会唱一首人民喜爱、经久不衰、上帝赐予的歌。这首歌在清晨，从一颗纯净的心灵里悠悠流淌而出，在飞向太阳、穿越四月的田野的时刻，一只云雀也许正在婉转地唱着它。

——米什莱

此书被诸多学者和非专业人士视为罗素对政治哲学做出的最重要贡献。成书之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损失越来越骇人听闻，罗素打算替换掉自1914年以来他逐渐相信已经过时的以杰里米·边沁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为代表的19世纪自由主义。1915年年末至1916年年初，罗素提出了一个政治理论。该理论基于“冲动比有意识的目标更能塑造人的生活这一信条”，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坚持《社会重建原则》（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中的大胆分析，称这本书是对其“个人宗教信仰”的“让人不满最少”的阐释。[1]罗素的观点形成于1916年早期，他在伦敦进行的一系列关于“社会重建原则”的演讲期间，1916年11月13日以此名付梓出版。至1954年，此书在英国印刷了13次，1960年出了第二版并印了4次，最后一印是在1989年。在美国，该书以《人为何争斗》为名，于1917年1月首次出版。至1971年，共印刷了8次。

罗素的战前政治经历并没有让他意识到他的同胞对战争是如此渴望，甚而随着冲突加剧变得更加好战。因此，在1915年年中，罗素通过分析社会行为、理性行为和感性行为的根源全方位地重新审视政治学的理论基础，他认为上述行为源于破坏性、占有性的冲动或是建设性、创造性的冲动。对罗素而言，一个和谐社会的关键是塑造家庭关系、教育体制和政治体制，以此来促进创造性冲动的发展。

这些争论使罗素脱离了他的传统政治价值观，因为在敌对行动爆发之前，他一直是个自由主义者，有着强烈的维多利亚时代中期激进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他在潘布洛克宅邸[2]期间养成的。有证据表明，在爆发战争之前，罗素就想过修改自由主义传统中的理性主义，以支持有关冲动的心理学理论。在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的两篇文章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它们1913年出现在威廉·詹姆斯逝世后出版的散文集和演讲作品集中。其中一篇是他最著名的文章《战争的道德等价物》（The Moral Equivalent of War），另外一篇是他在美国演讲的讲稿，名为《在和平宴会上的讲话》（Remarks at the Peace Banquet）。两篇文章皆认为：大部分人都需要一个敌人，并希望通过战争来释放他们旺盛的精力。但詹姆斯的推断是，既然进步需要和平环境，那就必须不以人类为敌。战争再次激发了罗素对詹姆斯的关注，也对探寻攻击性的心理根源产生了兴趣。事实上，早在1914年10月，当罗素为诺曼·安吉尔的刊物《战争与和平》写了一篇名为《为什么国家爱战争》（Why Nations Love War）的文章时，詹姆斯哲学对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之后，在《社会重建原则》一书中，罗素直接提到了詹姆斯：

他对这个问题的陈述不能再好了。就我所知，他是唯一一位充分面对了这个问题的人。但他的解决方案远远不够，或许没有足够的解决方案也是可能的。[3]

1914年之前，罗素已经了解了伯纳德·哈特在《癫狂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Insanity）中对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冲动的强调。尽管如此，在战争结束之前罗素似乎并没有读过弗洛伊德的任何著作。

1916年1月18日至3月7日，罗素在伦敦的卡克斯顿礼堂做了一个系列演讲，共计8次，其间首次提出了他对于“重建”的想法。该观点源于罗素通过与D.H.劳伦斯一年的交往，当时两人的关系时好时坏。他们都震惊于战争的血腥杀戮，都将这种残酷无情视为非理性的。他们都在独立思考之后坚信现代社会的不公和压迫造成了如此深切的不幸福感，以至于人们需要战争来缓解他们的沮丧。奥托琳·莫瑞尔女士认识劳伦斯，并且十分钦佩他那些对攻击行为的情感泉源进行探索的小说。她也深知她的旧情人罗素也在全力解决同样的议题，即人们为什么要用武力来解决人际和国际问题。奥托琳坚信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俩能为世界做出很大贡献，于是在1915年2月为这两人安排了会面。

一开始罗素和劳伦斯完全被对方的才华所吸引，甚至打算1915年秋季在英国举行一轮大型的巡回演讲，希望能改变民众，使之对道德有一种全新的理解。但在1915年春天，两人在价值观和性情上的巨大差异致使劳伦斯对罗素发起了猛烈的个人攻击，嘲笑他的想法浅薄而阴险。他谴责罗素是个无情的理性主义者，对暴力有着不可告人的渴望；而罗素则视劳伦斯为法西斯主义的马前卒。尽管劳伦斯的指责使罗素深受打击，但他很快恢复了内心的平静，继续进行他的演讲计划。

罗素联系了C.K.奥格登，后者为《剑桥评论》工作，是一位反战的编辑，他同意为罗素的系列演讲做宣传并帮他进行组织安排。罗素十分喜欢演讲，而演讲也很受绝大多数确有同情心的知识分子、和平主义者和激进政治家的欢迎。在一封写给奥托琳女士的信中，里顿·斯特拉奇描述了这些听众的兴奋之情：

伯特兰的演讲于人颇有裨益，是极好的慰藉和提神醒脑的良方。人们专心致志地听他讲话，一周又一周地期待着他的到来，我也是一场都不能错过——昨天我就拖着自己疲惫的身躯去了那个阴森可怕的卡克斯顿礼堂……但这一切很值得。他毫无犹疑的样子简直太棒了——政府、宗教、法律、财产甚至高尚体统本身——通通侃侃而谈——好一场迷人的演讲！除此之外，他的建设性想法非常宏大，让人觉得自己一直在想那样的事情——但模糊不清，没有定论；而他总能把这些想法归拢，组合起来，并把它牢牢地植入人们的思想，让它闪闪发光。我不相信当今世上还能找出第二个人像他这般强大。（1916年2月16日）[4]

要知道，罗素做这些演讲（数月后按讲稿原样出版）的时候，战争尚未达到最具毁灭性的阶段。当然，早在1916年，随着战斗——尤其是西线——陷入旷日持久、消耗巨大的阵地战，迅速结束冲突的所有希望都破灭了。就在罗素举行演讲期间，德国开始进攻凡尔登，并采取拖延战术，企图杀死尽可能多的法国人，以迫使他们投降。1916年7月1日，英军对索姆河展开攻势，打响了英国历史上最惨烈的战役。此外，在1917年3月俄国革命爆发以及同年4月美国的介入，使战争的意识形态利害关系变得更大之前，罗素提出了“重建”的观点。因此，罗素有关“重建”的建议通常很笼统，这是可以理解的。他承认：

文明世界若想免于衰败，就需要根本地改变——改变它的经济结构和生活哲学……一旦弄清需要什么样的改变，就有可能把它的各部分做得更详细。但是，在战争结束前没有什么详细的用处，因为我们不知道战争会留下什么样的世界。[5]

罗素称他大部分演讲的讲稿及随后出版的一本书都是即兴而为，甚至在其《自传》中写道这本书有“一个框架和格式，但我是在写下除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以外的所有东西时才发现”。[6]罗素此语有误导之嫌，因为他的演讲大纲和章节草稿都显示出他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所具有的思想连贯性。

这些演讲的大获成功使罗素意识到自己有道德义务倾尽全力去阻止战争。整个1914年和1915年年初，他多数时候是孤身一人抗议战争，即使在他加入著名的民主监督联合会（Union of Democratic Control）后亦是如此，他认为其他会员太过胆怯而不敢直面腐败精英们散播的狂热的民族主义。随后，罗素的演讲以及征兵法案的通过共同为他的反战活动提供了新的着力点。在完成最后一次演讲的两周内，罗素与反征兵协会（No-Conscription Fellowship）合作，不仅为了抵制征兵制，也为了在国内开展反战运动。

演讲的性质和成功的消息也提高了罗素在美国的声誉，而他许多批评战争的著述早已在当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实际上，早在1916年1月，哈佛哲学系的伍兹教授就向罗素发出邀请，请他1917年去那里任职，讲授哲学和政治学。1916年3月，伍兹教授在看过罗素系列演讲的一份讲稿后对他说，哈佛大学校长对他将要来讲授政治学并提出一个新方法感到高兴。

与此同时，一些机缘促成了演讲内容能够集结出版。奥格登对罗素的演讲大纲恰到好处的宣传，让新成立的乔治·艾伦和昂温出版公司的主编斯坦利·昂温读到了出版计划。尽管没有听过罗素的一句演讲，昂温还是在1915年11月29日给罗素写信，征询其同意以演讲的格式出版讲稿。罗素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反战文章也给昂温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为罗素是对战争持异见者中最受诋毁的一个，昂温在选中这样一位尽管以文理清晰著称，现在却遭到其他大多数英国出版商唾弃的作家时显示出了自己的与众不同以及精明的商业头脑。作为回报，罗素把打印的讲稿寄给昂温，并把自己余生的主要著作都交给艾伦和昂温公司出版。

1916年11月这本书在英国出版，但1917年1月在美国出版时，书名未经罗素同意便被美国出版商——世纪出版公司——更改为《人类为何争斗：一个消灭国际冲突的方法》。它似乎受到了进步人士和左翼读者的热烈评论，许多哲学评论家的严肃分析（如果说这些人的分析经常是批判性的话），以及保守、亲战的媒体的一致敌视和蔑视。以下例子可以证明。当激进的查尔斯·P.特雷维扬在1916年年底宣称“总之”罗素“支持革命，但他一向是有建设性的”时，此言代表了民主监督联合会。随后称此书出版后，“政治考量将以一个新的规模重新开始”，而罗素将会成为“民主哲学的再生器”。美国的社会主义期刊《大众》（The Masses）在1917年断言罗素“写出了自战争以来的最有趣、最深刻、最具启发性的一本书”。尽管哲学家德利勒·巴恩斯在《国际伦理学杂志》（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上感叹罗素的“对‘理性’不公”，“冲动”一词运用不当，但他仍然认为此书是“建设性社会理论的一个转折点”。在一些评价中，特别是G.道斯·希克斯在《希伯特学刊》[7]上的，评论家的唯心主义哲学说服力导致了对罗素的“原子化哲学”的批判性评价。希克斯质疑罗素将人简化成“一堆冲动和激情的集合”，将国家描绘成一个偶然发展起来之物或一个由一群不太聪明的老人经营而必然形成的邪恶之物。道斯·希克斯和其他一些批评人士也不赞同罗素主张的世界联合会，它被罗素视为一种手段，可以防止当代民族国家被迫对外发动战争、扼杀国内的创造力、通过过时的法律和惯例实现“发展原则”。在罗素看来，唯一能替代现代国家的压迫性的、令人麻木的管理的是合作运动和工团主义，这些运动是罗素打算在战争后期结合起来加入他的基尔特社会主义[8]概念中去的。这是消除资本主义时代普遍存在的贪婪和异化的唯一途径，同时又能在车间、学校和政府中促进民主。

由于英国的哲学体系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所以有许多在语气和内容上与道斯·希克斯相似的攻击言论。由于对自己的哲学立场充满信心，对自己视为昏庸之辈的行止早已不屑一顾，罗素草草地驳斥了他们。然而，即使是许多批评罗素的原子主义的人，也同意他对教育体系的批评——僵化、毫无创造性可言的苦差事。事实上，在罗素强调灌输一种对学习的崇敬精神时，他在他的《社会重建原则》中预言了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教育发展的诸多想法。同样，在本书第六章“婚姻与人口问题”中，他也预料到许多关于扩大妇女权利和制定更自由的离婚法的争论。这些想法，加上他在优生学方面的考虑，即“在走向衰落的种群内容，衰落中的正是最优秀的特质”，罗素都在《婚姻与道德》（Marriage and Morals）（1927）一书中进行了拓展。事实上，正是因为罗素在《社会重建原则》中对现存制度的攻击，哲学家J.H.穆尔海德才把他比作威廉·戈德温[9]。

此书出版后不久以及出版多年后，罗素作为一位社会批评家和改革倡导者的名望在其崇拜者的眼中与《社会重建原则》一书有关。幻想破灭的士兵和和平主义者，特别是法国著名小说家、神秘主义者罗曼·罗兰，寄希望于罗素的领导，不仅因为他的反战政治行动，而且因为他在这本书中表达的思想。战地诗人阿瑟·格雷姆·韦斯特对罗素的钦佩之情更是跃然纸上。在他1917年6月牺牲于西线前的几个月，他读完了《社会重建原则》，并从靠近索姆河的战壕里写信给罗素：

唯有思及您这样的想法，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似乎才是有价值的……在这本书问世之前，我们担心的是在英国找不到一个能和我们一起建设的人。那么，请记住，指望我们去做的事是战争时期我们已经做完的两倍；而正是在读了您的大作之后，我们的决心才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坚定；正是为了您，我们才希望活下去。[10]

理查德·A.伦佩尔

麦克马斯特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