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经言》
《牧民》第一一一战国政治思想家作
（1）《史记·管晏列传》曰：“吾读《管子·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详哉其言之也。”又引管氏之言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于流水之源，令顺民心。”又曰：“知与之为取者，政之宝也。”（见《牧民》篇）于是世人遂有谓《牧民》诸篇为真管氏书者。（如朱长春《管子序》谓：“自《经言》外，《内言》十二，《外言》十半，《短言》《区言》十七，《杂篇》十九，《轻重》全于伪矣。”案十半二字不通。今本《管子》，《外言》八篇。）不知史公距管仲已数百年，其所言若于古无征，亦不可遽信。章实斋《文史通义》谓：“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战国以前，无著书立说自为一家言之风，管子亦不能独外。（详本书《附录一》）且孔子屡称管仲，从未言其著作。《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尸子·广泽》篇，备论诸家，亦未一及《管子》。则直至庄荀之前，无《管子》之书。迨韩非著《五蠹》，始言：“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贫。”则知战国言治之风盛，需治之途多，遂有缀拾往哲政治大家管商之遗言往事，以为书而干世者矣。
（2）瑞士珂罗倔伦（Karlgren）著《左传真伪及其性质》（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an），陆侃如先生译为《左传真伪考》（在新月书店出版），以语音变迁诠释“於”字用例，卫君聚贤据之而再加以研讨，断定用作介词与“于”字相通，始于战国。（卫君《古史研究·春秋之研究》）检此篇“於”字凡十五见：曰：“错国於不倾之地，积於不涸之仓，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源，使民於不争之官。”曰：“错国於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积於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於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源者，令顺民心也；使民於不争之官者，使各为其所长也。”曰：“唯有道者能备患於未形也。”曰：“审於时而察於用。”曰：“缓者后於事，吝於财者失所亲。”皆用为介词。若单言只字，尚可谓后世所改；如此之多，不得谓为后人所改也。则其为战国人作，而非春秋时之管仲作明矣。
（3）据上二证，知此篇必在春秋之后，顾何以不谓其在秦汉，而必谓其在战国？篇中曰：“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月如日，唯君之节。御民之辔，在上之所贵；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故君求之，则臣得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恶之，则臣匿之。毋蔽汝恶，毋异汝度，贤者将不汝助。言室满室，言堂满堂，是谓圣王。”一望而知为有韵文字。以“天”叶“亲”，以“先”叶“门”，以“服”叶“得”，其韵甚古，与《诗》《骚》相仿。《诗·柏舟》“天”叶“人”，《雨无正》“天”叶“信”“臻”“身”。《楚辞·大司命》“天”叶“辚”“人”。《诗·小弁》“先”叶“墐”“忍”“陨”。《楚辞·国殇》“先”叶“云”。《招魂》“先”叶“纷”“陈”。《诗·关雎》“服”叶“得”“侧”。《六月》“服”叶“翼”“棘”。“先”与“门”，“服”与“得”，汉代能否相叶，余未博考；“天”之与“亲”，则绝不相叶。《说文》：“天，颠也。”（《一部》）显为以音释义。《释名》一书，纯以音释，亦曰：“天，显也。”又曰：“天，坦也。”（《释天》）则汉代读“天”，亦非古之铁因切，而与今音同矣。故《素问》为秦汉间作品（虽托名黄帝，其实为秦汉间作品，辩见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及梁任公师《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卷三），其《天元纪大论》六十六，即以“天”叶“元”“玄”“旋”矣。
《形势》第二一一亦战国政治思想家作
（1）“于”字作介词用者有七，曰：“平原之隰，奚有于高？大山之隈，奚有于深？”“有无弃之言者，必参于天地也。”“万物之于人也。”“见与之交，几于不亲；见哀之役，几于不结；见施之德，几于不报。”
（2）诸侯称王，惟楚在春秋之世，自余皆在战国。《史记·魏世家》襄王元年：“与诸侯会于徐州，相王也。”《田敬仲完世家》亦谓宣王九年：“与魏襄王会徐州（此襄王，与《魏世家》所言襄王，实皆惠王，以惠王三十五年后改元从一年起，《史记》误以是年卒，于是以改元后年属襄王。但时代固不误），诸侯相王也。”依《六国表》，是年为周威烈王三十五年。诸侯称王，皆在此年前后。燕韩据两《世家》及《六国表》，在威烈王四十六年。赵虽不可考，然《赵世家》谓武灵王五年：“五国相王，赵独否。”则其王，更较晚矣。秦之称王，《本纪》无明文，据《周本纪正义》引《秦纪》云：“惠王十三年，与魏韩赵并称王。”惠王十三年为威烈王四十四年。（与韩称王不甚相符，辩证见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四。）《管子》之书，就各面观察，决非楚言，而此篇曰：“独王之国，劳而多祸。”是必在诸侯称王之后矣。（刘绩谓“王”当依《解》作“任”。考尹《注》亦作“王”。且下文云：“独国之君，卑而不威。”“国”“王”相对成文，知作“王”是也。）
《权修》第三一一秦汉间政治思想家作
（1）篇中曰：“故末产不禁，则野不辟。”又曰：“故上不好本事，则末产不禁；末产不禁，则民缓于时事而轻地利。”又曰：“有地不务本事，而求宗庙社稷之无危，不可得也。”此与管子之主张，极相背驰。《史记·管晏列传》曰：“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刘向《管子书录》，亦有此言。（见影宋本、明本《管子》及严可均《全汉文》。标题依严氏。）《齐语》载管仲对桓公曰：“四民勿使杂处。……今夫商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以知其市之贾（同价），负任儋何（同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旦莫（同暮）从事于此，以饬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赖（羸也），相陈以贾；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为商。”则管子固甚提倡商业也。再考《史记·货殖列传》：“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工，极其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正义》曰：“管子云：‘轻重谓钱也，夫治民有轻重之法。’周有大府、玉府、内府、外府、天府、职内、职金，皆掌财币之官，故云九府也。”（案《正义》所举，实仅七府。）则齐地固不宜农桑，而宜工商。桓公管仲之霸，亦端恃工商，乌能一再为“禁末产”之论也？且提倡农业，尊之为本；压抑工商，卑之曰末，盛行于汉初，而产生于战国末年以至秦皇统一之时，前此无有也。（详本书《附录二》）则此篇之作，亦当在秦汉之交，或竟在汉初矣。
（2）凡补偏救弊之学说，必生于弊端已见之后。此篇中有曰：“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管子之前为贵族政治时代，商贾何能在朝？考之载籍，亦无商贾在朝之事。此种惩弊思变之说，不能产生。战国之末，吕不韦以大贾潜移秦之天下，但尚未闻专以与民争利。及汉初桑孔用事，实为“货财上流”。此种学说，虽不敢谓在桑孔之后，亦必在战国之后。
（3）篇中曰：“赏罚信于其所见”“赏罚不信于其所见”“而度量不生于其间”“故取于民有度”“取于民无度”“藏于民也”“奚待于人”“奚待于家”“奚待于乡”“奚待于国”“奚待于天下”“则民缓于时事”“小礼不谨于国”“小义不行于国”“小廉不修于国”“小耻不饰于国”“爵服加于不义”“禄赏加于无功”“则国不免于贼臣矣”。凡“于”字十九，皆作介词用，亦在战国或战国后之证也。
（4）篇中曰：“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礼也。欲民之有礼，则小礼不可不谨也。小礼不谨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礼，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义也。欲民之有义，则小义不可不行。小义不行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则小耻不可不饰也。小耻不饰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此显为对《牧民》篇“国有四维……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之言，加以补充。必在《牧民》篇后矣。
《立政》第四一一战国末政治思想家作
（1）中有一节摘钞《荀子·王制》篇，今将二文并列于下，真伪自可立判。
王制
修宪命，审诗商，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大师之事也；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臧，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视肥，序五种，省农工，谨畜藏，以时顺修，使农夫朴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顺州里，定廛宅，养六畜，间树艺，劝教化，趋孝悌，以时顺修，使百姓顺命，安乐处乡，乡师之事也；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备用，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工师之事也；相阴阳，占祲兆，钻龟陈卦，主攘择五卜，知其吉凶妖祥，伛巫跛击之事也；修采清，易道路，谨盗贼，平室律，以时顺修，使宾旅安而货财通，治市之事也；抃急禁悍，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变，奸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法则，兼听而时稽之，度其功劳，论其爵赏，以时慎修，使百吏免（同勉）尽而众庶不偷，冢宰之事也；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兼覆而调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顺比从服，天王之事也。
立政
修火宪，敬山泽林薮积草，天（原作夫，依戴望《管子校正》引丁说改）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使民于宫室之用，薪蒸之所积，虞师之事也；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旱，有所秎获，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视肥，观地宜，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钧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由田之事也；行乡里，视宫室，观树艺，简六畜，以时钧修焉，劝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怀乐家室，重去乡里，乡师之事也；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上完利，监壹五乡，以时钧修焉，使刻镂文采，毋敢造于乡，工师之事也。
此篇所载只虞师、司空、由田（《荀子》作治田）、乡师、工师五职，而无大师、伛巫跛击、治市、司寇、冢宰、辟公、天王七职，以为治齐政典耶？则非齐国之官。（齐国之官，依《左传》《国语》有工正、太史、南史等，未闻有此篇所载诸官。）以为泛论耶？则官职未全，且与章氏“古人不著书”（见前）之说相违。尤当注意者，与《荀子》所同五职，在《荀子》为连属之文，非间有间无，其为摘钞《荀子》何疑？
（2）尚有一节与《春秋繁露·服制》篇从同。
服制
率得十六万国三分之，则各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畜产人徒有数，舟车甲器有禁，生则有轩冕之服位贵禄田宅之分（苏舆《春秋繁露义证》谓“上之字衍”），死则有棺椁绞衾圹袭（疑垄字）之度；虽有贤才美体，无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赀，无其禄不敢用其财。天子服有文章，夫人不得以燕飨，公以庙，将军大夫不得以燕飨以庙，将军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于带缘（苏舆校改为“天子服有文章，夫人不得以燕飨以庙，将军大夫不得以燕飨以庙，朝官吏命士止于带缘”），散民不敢服杂采，百工商贾不敢服狐貉，刑余僇民不敢服丝玄乘马，谓之服制。
立政
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数，舟车陈器有禁修，生则有轩冕服位谷禄田宅之分，死则有棺椁绞衾圹垄之度；虽有贤身贵体，毋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资，毋其禄不敢用其财。天子服文有（二字应校正）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飨庙，将军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于带缘，散民不敢服杂采，百工商贾，不得服长鬈貂，刑余戮民，不敢服絻，不敢畜连乘车。
《繁露》起九字无所附丽（苏舆《义证》引钱云：“上有脱文，二句亦与服制无涉。”），又“禁修”，《繁露》只作“禁”以求工整，二“毋”字皆改作“无”，似《繁露》钞此篇。此钞《荀子》，董子钞此，则其时代当在战国末矣。
（3）篇中谓：“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私议自贵之说胜，则上令不行；群徒比周之说胜，则贤不肖不分；金玉货财之说胜，则爵服下流；观乐玩好之说胜，则奸民在上位；请谒任举之说胜，则绳墨不正；谄谀饰过之说胜，则巧佞者用。”考春秋中叶，虽有向戌等弭兵之议；而曰“寝兵”之说，则实始宋钘。（见《庄子·天下》篇，余有《宋子及其学说》，可供参考。）“兼爱”始自墨子。“全生”之说，似始于子华子。《吕氏春秋·贵生》篇引《子华子》曰：“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又《审为》篇记魏韩相与争侵地，子华子说韩昭釐侯以所争者甚轻，不宜愁身伤生以忧之，昭釐侯甚善其说。考《史记·韩世家》无昭釐侯，有昭侯。载昭侯二年，魏取朱，则昭釐侯昭侯，盖即一人？（余别为《子华子考》。）是子华子当与昭侯同时。“私议自贵”之说似指杨朱。余者，书阙有间，未悉所指。各种皆标之曰“说”，以知者例不知者，似皆指一种学说。盖战国中世以降，一面言论极自由，可任意创说；一面时势环境，皆予人以欠阙之感想，恶劣之影响，于是横决旁溢，而学说遂无奇不有。此篇于各说皆施以抨击，更在诸说备出之后焉。
（4）尊农为本、卑商为末之风，权舆战国之末，本书《附录二》中，论之颇详。此篇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又曰：“好本事，务地利，重赋敛，则民怀其产。”
（5）篇中曰：“卿相不得众，国之危也。”“卿”“相”连举，是以“相”为官名；“相”为官名，盖始战国。
考《书·说命上》：“爰立作相。”伪古文不足据。自余《左传》《国语》“相”字甚多，然皆“辅相”之意，非官名。《鲁语上》：“季文子相宣成，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仲孙它谏曰：‘子为鲁上卿，相二君矣。’”可见文子之官为上卿，不过其职责在辅相其君耳。即此可见其所言相，皆非相官。《公羊传》桓十一年：“祭仲者何？郑相也。”而据《左传》此年曰：“祭封人仲足（即祭仲）有宠于庄公，庄公使为卿。”则祭仲官郑，亦实为卿。《左传》庄九年：“鲍叔言管仲于桓公曰，使相可也。”僖二十四年：“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论语·宪问》第十四论管仲曰：“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又曰：“管仲相桓公。”而《左传》僖十二年，周王以上卿之礼飨管仲，管仲辞，受下卿之礼而还。则其官盖为下卿。《左传》襄二十八年：“子产相郑伯。”三十年、三十一年并云：“子产相郑伯以如晋。”昭三年：“郑伯如楚，子产相。”四年：“子产善相小国。”五年：“子产相郑伯，会晋侯于邢丘。”十二年：“子产相郑伯。”十三年：“子产子大叔相郑伯以会。”而《史记·郑世家》：“子产为卿十九年。”则子产之官，实亦为卿。《左传》定十年：“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穀梁传》亦记曰：“夹谷之会，孔子相焉，两君就坛，两相相依。”而杜《注》谓：“相会仪。”至孔子之官，据《世家》为大司寇。他言“相”者，亦皆类是，不必悉举。最宜注意者，《左传》昭三年：“乐桓子相赵文子。”八年：“七月甲戌，齐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杀梁婴（子尾家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车（皆子尾之属），皆来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子良，子尾之子，子旗，为子良立宰。）其臣曰：‘孺子长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赵文子，晋臣，子良，齐臣；安能立相，而皆曰相。盖春秋及春秋以前，无名相之官；而上至天子，下至诸侯公卿大夫，其辅佐之高等臣工，皆可曰相，义取辅相，非若后世之相为专官。犹凡有土治民者，皆可曰主，义取主持，非若后世之主为君主专称也。（春秋凡有土治民者，皆可曰主，说详本书第四章《君臣》上下二篇。）故《左传》隐五年：“天子三公者，天子之相也。”至襄二十五年：“庆封为左相。”定元年：“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当以天子之三公，诸侯之卿大夫，分等次之故也。惟《论语·先进》第二十一，公西华曰：“愿为小相焉。”《季氏》第十六：“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似为春秋有相之证。但前者，何晏曰：“小相为相君之礼者。”后者，苞《注》曰：“言辅相人者。”则皆非后世所谓相也。考古官少一字之官，故后世立相，其名亦或曰宰相，或曰丞相，或曰相国，无单名相者。《左》《国》及其他春秋时或春秋以前书，皆单文，知皆为辅相之义，非真有是官。《墨子·尚贤中》曰：“伊挚，有莘氏女之私臣，亲为庖人，汤得之，举以为相。”《耕柱》曰：“使圣人聚其良臣，与其桀相而谋。”《贵义》曰：“使为一国之相，不能而为之。”亦皆只曰相，尚非官名。至《尚同》上中下三篇，皆有“举天下贤可者，立以为君，立以为三公，立以为诸侯”之言，名三公，不名相，知其时无相官。
《国策》《荀子》始见“相国”之称。《东周策》：“国君所令，相国往，相国不欲。”又曰“有人谓相国曰”云云。《强国》篇荀子说齐相曰：“今相国上则得专主，下则得专国，相国之于胜人之势，亶有之矣。……贤士愿相国之朝。能士愿相国之官。……相国舍是而不为。”则于时确有相国之官。考《秦策》记苏秦在赵受相印。而“卿”“相”二字，遂多并称者。《秦策》：“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赵策》二：“天下之卿相。”《韩策》二：“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燕策》二：“弗予相，又不予卿也。”《荀子·富国》篇：“其卿相调议。”《君道》篇：“然而求卿相辅佐，则独不若是其公也。”又曰：“卿相辅佐，人主之基杖也。……人主必将有卿相辅佐足任者。……无卿相辅佐足任者谓之独。”
至《韩非子》《吕氏春秋》，更见“宰相”之称。《韩非子·显学》篇曰：“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吕氏春秋·制乐》篇曰：“宋景公之时，荧惑在心，公惧，召子韦而问焉。曰：‘荧惑在心，何也？’子韦曰：‘荧惑者，天罚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祸当于君。虽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所与治国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分野之说，始自阴阳家，宋景公时无有也，故此决非事实。——参见本书《附录一》辨《宋司星子韦》条——而宰相之名，亦只认为后起，不能认为宋景公时已有。）而卿相连称，更屡见矣。《韩非子·奸劫弑臣》曰：“立为卿相之处。”《解老》曰：“而小易得卿相将军之赏禄。”而《左》《国》《论》《孟》则绝无。足征相为专官，始于战国中世，而此篇抑在其后矣。
附言
此篇及以下诸篇，以“于”字做介词用者皆甚多，以此只能证非春秋或春秋以前作。而此书早者不能超过战国，故此后不再以之为证。
《乘马》第五一一战国末政治思想家作
（1）篇中曰：“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考以政治分别“王”“霸”，约当孟子之时；益之以“帝”，更在战国之末。（说详本书《附录三》）则此篇之作，不能超过战国末叶。
（2）冯芝生先生所著《孔子在中国史中之地位》言：“在孔子以前，似乎没有以后所谓士农工商之士阶级。”（《燕京学报》第二期）余于本书《附录一》中，博征繁引，证明其说不误。今此篇第六节标语曰：“右士农工商。”篇中虽曰：“非信士不得立于朝。”而又曰：“士闻见博学，意察而不为君臣者，与功而不与分焉。”则固不专指士大夫之士，而实指所谓士农工商之士，篇中亦实分论农士贾工。《国语·齐语》载管子治齐之政，虽谓：“四民勿使杂处……士之子恒为士……士乡十五。”但韦昭《注》：“此士，军士也。”则不能与此篇所谓士相提并论。而此篇固当为孔子以后作品无疑也。
《七法》第六一一战国末为孙吴申韩之学者所作
（1）依《春秋》及三《传》《国语》《史记》，以及其他先秦书，管子可称为政治家，不能称为兵家法家。《国语》载其治齐之政，可谓详赡，三国伍鄙，制野分乡，相地衰征，牧民亲邻（详《齐语》，不具引），无一不从政治入手。虽谓：“作内政以寄军命。”但可谓为政治家之军令，不能谓为兵家之军令。如孔子亦云“足兵”，但不能谓孔子为兵家。二家之区别，最好以荀子与临武君之议兵为证。临武君谓：“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兵家言也。荀子谓：“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俱详《荀子·议兵》篇，不备引。）则非兵家言，而为政治家言也。且孔子称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齐语》称其“兵车之属六，乘车之会三，诸侯甲不解累，兵不解翳，弢无弓，服无矢，隐武事，行文道”。则管仲为政治家，非兵家明矣。今篇中曰：“不能强其兵，而能必胜敌国者，未之有也。……兵不必胜敌国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为兵有数……刚柔也，轻重也，大小也，虚实也，远近也，多少也，谓之计数。”又曰：“若夫曲制时举，不失天时，毋圹（同旷）地利，其数多少，其要必出于计数。故凡攻伐之为道也，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又曰：“故兵也者，审于地图，謀十官，日量蓄积，齐勇士，遍知天下，审御机数，兵主之事也。故有风雨之行，故能不远道里矣；有飞鸟之举，故能不险山河矣；有雷电之战，故能独行而无敌矣；有水旱之功，故能攻国救邑；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庙，育男女矣；有一体之治，故能出号令，明宪法矣。……然后可以有国，制仪法，出号令，莫不向应。然后可以治民一众矣。”此等战胜攻取之方略，以武力推行法令之主张，是战国末年，混合兵法以为治者之言，非政治家管子之言也。
法家言法，他家亦言法，言法虽同，实则大异。最显著者，他家所谓法，不似法家之专指法条律令；他家对于法，不似法家视若神圣。孟子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离娄》篇）其法实泛指治国之一切政治制度。荀子礼法并举，又谓：“礼义之谓法。”则其法，亦不与法家同。故法之起原盖甚早，法家之成立则甚迟。《韩非子》言：“申不害言术，公孙鞅言法。”（《定法》篇）则法家至商鞅可谓小成，而大成则为韩非。申子主术，慎子主势，固非唯法主义者也。（参阅本书第二章《法禁》《法法》两篇及梁任公先生《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今此篇曰：“不明于法，而欲治民一众，犹左书而右息之。”又曰：“故不为重宝亏其命，故曰令贵于宝；不为爱亲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于亲；不为爱人枉其法，故曰法爱于人；不为重爵禄分其威，故曰威重于爵禄。不通此四者，则反于无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养人如养六畜，用人如用草木。……论功计劳，未尝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贵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远卑贱隐不知之人，不忘其劳。”此种“引绳墨，切事情”之唯法主义，纯为战国末为商韩之学者之主张，非管子所宜出也。
（2）带有政治色彩之“王”“霸”二字，发生盖在战国中叶。此篇中曰：“王道非废也，而天下莫敢窥者，王者之正也。”亦为战国时作品之一证。
《版法》第七一一似亦战国时人作
此篇乃一短幅之有韵文字，考订年代，本证既少，旁证又无，如欲确定，实谢未能。惟以余谫陋，疑有战国嫌疑者二事：
（1）“兼爱”“尚贤”为墨子主张，此篇曰：“兼爱无遗，是谓君心。”又曰：“修长在乎任贤。”似乎在墨子之后。但只言片语，难以为据，故亦未敢遽以为然也。
（2）其文体既非诗歌，又异《骚》赋，虽为有韵文，而无文学趣味。持比他家，与《荀子·成相》篇颇相似，疑其时代相上下，同为赋之初期，故有韵无味，酷肖后世之鼓儿词也。
《幼官》第八一一秦汉间兵阴阳家作
（1）“帝”“王”“霸”之分在战国之末。此篇曰：“尊贤授德则帝，身行仁义服忠用信则王，审谋章礼选士利械则霸。”纯为抽取“帝”“王”“霸”之行事与学说而言者，足证其发生甚晚也。
（2）篇中分四时，谓春行夏秋冬政，则有如何灾异；夏行春秋冬政，则有如何灾异。又谓某时，君宜服某色，味某味，听某声，治某气，用某数，纯为阴阳家言。又区为十种，二标为“此居图方中”。余平分东西南北，各标曰：“居于图某方方外。”又似兵阴阳。考《汉志》，阴阳家最早者惟《黄帝泰素》二十篇，班氏自注曰：“六国时韩诸公子作。”余较早者，惟宋《司星子韦》三篇，班氏自注曰：“景公之史。”而实后人依托，详本书《附录一》。此外皆六国时书。《洪范》有阴阳家言，然刘节先生《洪范疏证》，证为战国末秦未统一以前作品。兵阴阳，班氏谓：“顺时而发，推刑法，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则其发生必在阴阳家后；以阴阳家之说未出，无由以之用于兵也。《汉志》所载，虽有神农黄帝之书，亦皆后人伪托。此篇述阴阳之说，资以用兵，其为六国后兵阴阳家言无疑。
（3）卿相之“相”，前已证明始于战国。此篇曰：“八分有职，卿相之守也。”亦足证时代甚晚。
《幼官图》第九一一汉以后人作
此篇与《幼官》第八，内容全同，惟排列稍异。《幼官》先中方，次东方，次南方，次西方，次北方，依次叠之，以毕十图。此则先以方相从：先中方本图，次中方副图，次东方二图，次南方二图，次西方二图，次北方二图。明朱养和本已如此。而宋本则先西方本图，次西方副图，次南方本图，次中方本图，次北方本图，次南方副图，次中方副图，次北方副图，次东方本图，次东方副图。安井衡曰：“此篇名图，则当列《幼官》不及，以为十图，今不惟无图，其言又与前篇无异，盖图既佚，后人再钞《幼官》以充数也。”（《管子纂诂》）考刘向《管子书录》谓：“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按应余八十篇，六字疑衍。）则刘向定著无复篇，此篇必在刘向之后。再考唐尹之章（旧题房玄龄），虽不注此篇，而于《幼官》第八“居某方方外”下，皆注以此某方本图或副图，其说全同此篇，则唐时已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