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太阳与铁[1]（1）
最近，我开始感到有诸多积压在心底的东西，难以用小说这一客观的艺术形式来表达。我已经不是二十岁的抒情诗人了，首先声明，我也未曾做过诗人。于是，我开始摸索适合自我表白的体裁，并发现了一个微妙暧昧的领域，它是一种处于自我告白与批评之间的中间形态，说起来应该称之为“隐秘的批评”。
如果把自白比作夜晚，批评比作白昼的话，这个领域就介于二者交界的黄昏地带吧，恰如黄昏一词的词源“那边是谁”[2]所表现的那样。当我说到“我”时，并不是那个在严格意义上从属于我本人的“我”，我说出口的话并不是所有都会回流到我的内心，其中会有某些没有归属也不会回流的残渣，对那些残渣我才称之为“我”。
当我思考那样的“我”究竟是什么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我”实际上完全吻合我所占据的这一肉体的领域。而我一直在寻找“肉体”的语言。
如果将自己比作房屋的话，那么我的肉体就像环绕着这座房子的果园。我既可以悉心耕耘这片果园，也可以放任不管，任其杂草丛生。这是我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并不是很容易领会的自由，因为还有很多人甚至将自家的庭院称为“宿命”呢。
一次，我突发奇想，开始辛勤地耕作这片果园了，用到的是太阳与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太阳光和铁制的锄锹，成为我耕作中最重要的两个要素。就这样，随着果园中慢慢结出果实，肉体也就占据了我思维的大部分。
毋庸置疑，这并不是发生在一朝一夕间，也不可能是毫无契机就开始的。
仔仔细细反复回忆我的幼年时代，会发现对我而言，语言的记忆可以追溯到远比肉体的记忆更久远的地方。世上一般人都是肉体的到来先于语言，但对我来说，首先是语言的到来，过了许久之后，肉体才勉为其难地跟进，而此时它已经形成了一副唯心的姿态。很明显，这副肉体早已被语言侵蚀了。
先有本色的原木柱子，然后白蚁才会来蛀蚀。但我的情况是，先有白蚁，之后才慢慢出现了已被白蚁蛀蚀掉大半的原木柱子。
请不要责怪我用白蚁之类来称呼我赖以谋生的语言。由语言来创造艺术的本质，就像创作铜版画时要使用硝酸一样，是基于其腐蚀功能，我们就是利用语言腐蚀现实的这种功能来创作作品的。不过，这个比喻还不太准确，由于铜版画中的铜和腐蚀它的硝酸都是从大自然中提取出的同等的元素，与此相比，不能说语言像硝酸对应铜一样，对应着现实。因为语言是将现实抽象化之后，用以连接我们认知的媒介，所以语言对现实的腐蚀作用，必然也包含了侵蚀其自身的危险。就像胃酸过多反而会把胃本身消化、腐蚀掉一样。我觉得这个比喻应该更恰当一些。
这种事情在一个人年幼时就已经发生了，这话说出去也不会有多少人相信吧。
不过，对我来说，这就是真实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幕，它为我预备了两个完全相反的倾向。一个是忠实地推进语言的腐蚀作用，并决心将它当作自己的事业；另一个是渴望在没有任何语言干预的领域想方设法走进现实。
在正常发展的过程中，即使是天生的作家，这两种倾向也不会互为相反而是互相协调，于是语言的磨炼会产生对现实的显著而灵验的重新发现，达到这种可喜结果的情况也不在少数。但是，这毕竟是“重新发现”，前提是在他人生之初，其肉体的现实还未被语言的现实所污染的情况之下。不得不说这与我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
小学的写作课老师对我充满空想的作文感到不满，在作文中我没有使用任何对应现实的语言。年幼的我似乎无意识中就预想到了一种微妙而又能保持其纯洁性的语言法则，为了专门将语言仅用于积极的腐蚀作用，而避免消极的腐蚀作用……简而言之，就是为了保持语言的纯洁性，最好尽可能地避免通过语言去直面现实……也就是说，最好只动用积极腐蚀作用的触角，小心翼翼地避免与应该腐蚀的对象突然碰撞……我想这可能就是我所领悟到的吧。
另一方面，这种倾向产生了一种必然的反作用，我公开承认只有在语言完全不干预的领域内才存在着现实与肉体。这样现实与肉体对我来说就成了同义词，成了一种迷恋的兴致对象。不知不觉间，我的确将自己对语言的关注诉之于这一兴致，而这种迷恋与我对语言的崇拜是准确对应的。
在第一阶段，很明显我把自己放置在语言一侧，把现实、肉体、行为放置在另一侧。我的确是通过这种故意形成的二律背反来助长自己对语言的偏见，但的确在这一过程中，对现实、肉体、行为的强烈误解就这样形成了。
二律背反是在我本身不拥有肉体、不拥有现实、不拥有行为的前提下成立的。诚然在人生之初，我的肉体虽然姗姗来迟，但我已经预先准备了语言来迎接它，而由于我的第一种倾向，导致了我可能一开始便没有将其当作“我的肉体”来认知。若我承认那是肉体的话，我将丧失自己语言的纯洁性，成为被现实侵蚀的人，而现实已经是不可回避的了。
有趣的是，我之所以顽固地不愿承认它，是因为一开始在我的肉体观念中便潜藏着某种美丽的误解。我并不知道男人的肉体是绝不会作为“存在”显露出来的，在我的认知中，它诚然应该是以“存在”显现出来的。肉体相对于存在来说是个可怕的悖论，它是拒绝存在的一种存在形态。因此当它露骨地呈现时，我便像遇见了怪物似的，狼狈不堪，而我推测这也许是我一个人的例外。我难以想象别的男人、所有的男人都是这样狼狈的。
虽然这明显是从误解中产生的，但这种狼狈与恐怖却另外又虚构了“应有的肉体”和“应有的现实”，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吧。我做梦也未曾想到，拥有拒绝存在的肉体是男人肉体的普遍存在方式，而我就这样在虚构“应有的肉体”时，尝试着给予其一切都与之截然相反的性格。于是，自己这种例外的肉体存在也许就是通过语言的观念性腐蚀而创造出来的吧。因此“应有的肉体”和“应有的现实”一定要避免语言的干预。这种肉体的特征仅在于它的造型美与它的沉默无语。
而另一方面，我认为假如语言的腐蚀作用同时也营造了它的造型作用的话，那么那种造型的标准也只能是这种“应有的肉体”所拥有的造型美，语言艺术的理想便在于对这种造型美的模仿……也就是说，在于对现实的追求，而那现实是绝不会被腐蚀的现实。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自我矛盾，即企图从语言中去除其本质性作用，从现实中抹杀其本质性特征。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为了完全杜绝语言与作为其对象的现实相遇，这应该是最巧妙且狡诈至极的方法。
就这样，不知不觉间，我的精神便分裂形成了自相矛盾的两个方面。并且当我为了自身的方便，站在虚无的神明的立场上开始企图操纵这两方时，我开始了小说的创作。于是，我对现实和肉体的渴望便越发强烈了。
过了很久之后，在太阳与铁的帮助下，我学习了一门外语，学会了肉体的语言。它是我的第二语言，是我具备的一种教养，我现在想谈谈这一教养的形成。它可能会成为一部无与伦比的教养史，也可能会成为世上最为难解之事。
年幼时，我看过轿夫们抬着神轿走街串巷的样子，他们处于酩酊大醉的状态里，一脸难以形容的放肆表情，头向后仰着，更有甚者将脖颈完全靠在神轿的木杠上。映射在他们眼中的究竟是什么呢？这一谜题曾让我的内心感受到深深的困惑。我无法想象在那般强烈的肉体痛苦中所看到的令其陶醉的幻影，究竟是什么呢？因此，这一谜题便长久地占据了我的内心。过了很久，直到我开始学习肉体的语言之后，自己亲自去抬那神轿，终于，我才有机会得以解开幼时的谜题。结果我明白了，他们只是在仰望着天空而已。他们的眼中没有任何幻影，只有那初秋无与伦比的蔚蓝天空。但是，这天空可能是我一生中再也没有见过的不同寻常的蓝天。我本以为天空会被撑得高高的，没想到转瞬它就会以掉入深渊的姿态开始坠落，并动摇不已，澄明与疯狂交织于同一片天空。
我即刻便将这种体验写进了一篇短小的随笔中，因为对我来说，这实在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体验。
因为那时候，我通过自己充满诗意的直观所看到的蓝天，与普通的巷口青年眼中的蓝天是一样的，毫无疑问我们是站在同一地点上，我们具有同一性。这样的瞬间，正是我期待已久的，而它也正是太阳与铁的恩惠。为什么无须怀疑其同一性呢？那是因为我们固定的肉体条件是相等的，彼此承载着一定量的肉体负担，体味着等量的痛苦，经受着同样的酩酊大醉。既然如此，个人感觉上的差距由于受到无数条件的制约，最大限度地变小了……而且，若几乎排除了因为麻药产生的幻想之类的内观性要素……所以我所看到的绝不是个人的幻觉，而必定是某个明确的集体性视觉的一部分。我那充满诗意的直观，是在之后，即通过语言来回忆并重新构思时才成为了特权，而当我看向摇曳的蓝天时，我的视觉触及到了行为者激情的核心。
并且，那蓝天像张开双翼的凶猛巨鸟一般，时而下降，时而高飞，我在这摇曳的蓝天中，看到了自己长久以来称作“悲剧性的东西”的本质。
在我对悲剧的定义中，我认为最平均的感性在某一瞬间拥有了使人无法靠近的特权性的崇高感时，此时便产生了悲剧性的情感。而当奇特的感性夸显其特权时，是绝不会产生悲剧的。因此，从事语言工作的人虽然可以创作悲剧，但却无法参与其中。并且，那种特权性的崇高感需要严密地以一种肉体的勇气为基础。悲剧性东西所包含的悲壮、陶醉、明晰等要素产生于一个瞬间，那是拥有一定肉体力量的平均感性与为自己预备好的特权性相邂逅的瞬间。在悲剧中，需要反悲剧性的活力与无知，尤其需要某种“不相称”。在有些时候，人要想具有神性，那么在平时就绝不能是神或类似神的存在。
于是，当我也看见了只有轿夫才能看见的、那种异常神圣的蓝天时，我才相信了自身感性的普遍性，我的渴望得到了治愈，而我那对于语言机能的病态迷信也得以消除。这时，我才参与进了悲剧当中，参与进了完整的存在当中。
正是有了这样的一次见识，我才理解了大部分我不知所以的事情。运用肌肉轻而易举地便弄清了被语言神秘化了的事物。这就同人们理解情欲的意味相似。我逐渐懂得了存在和行为的感觉。
如此一来，虽然较他人稍晚了些，我所摸索出的道路也不过与他们一样。但是，我还有我另外的自成一统的企图。若一种观念浸入蔓延到我的精神中，这种观念又使我的精神不断膨胀，进而占据我的精神，即使发生这种情况，在精神世界也不算特别罕见之事。但逐渐对肉体和精神的二元论感到厌烦疲倦的我，内心理所当然会涌现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在精神内部发生，而在精神外缘结束呢？当然精神性的郁闷会导致胃溃疡，这种身心相连的实例是众所周知的。而我所考虑的不仅仅如此。如果我幼时的肉体首先以被语言侵蚀过的观念性形态出现的话，那么现在反向利用它，不是可以将一种观念所及之处，从精神波及肉体，乃至肉体全部都变为以该观念的金属所打造成的盔甲了吗？
原本这种观念就拥有理应归结于肉体观念的性质，如同我在悲剧的定义中也陈述过的那样。于是，在我脑海中，我认为比起精神，肉体可能更具有高度观念性，可以更亲密地融入观念。
因为对于人类存在而言，所谓观念本来就是一种异物。肉体充满了不随意肌、无法控制的内脏和循环系统，而对于精神而言，肉体就是异物。肉体与观念都是异物，而人甚至可以将肉体当作观念的比喻来加以描述。于是，一种观念的巧妙来袭，甚至会让人从一开始便觉得像命中注定会被赋予的东西一样，因此它将与每个人天生的肉体越来越相似，就连那无法控制的自动机能也会变得与肉体极为相似。基督教道成肉身[3]的思想就依据于此，有些人的手掌和脚背上甚至都会出现圣痕。
但是，我们的肉体是有一定限制的，即使某种过激观念想要在我们的头脑里生出一对厉害的犄角，那犄角也不会自己长出来，这是自明之理。这一限制最终将归结于调和与均衡，它可能会给予最平均的美和一定的肉体资格，让那肉体足以看得到那摇晃的蓝天，并仅仅以此告终。此外，这种限制可能也会发挥对异常过激观念的复仇与修正功能吧。于是，它总会将我带回那“无可置疑其同一性的地点”。因此，我的肉体是一种观念的产物，同时亦可能成为隐蔽观念自身的最好伪装。如果肉体达到无个性的完美和谐，那么个性一定会永久地被关在禁闭室中。我原本就认为有些肉体上的个性是极为丑陋的，比如体现精神偎慵堕懒的大腹便便或体现精神过度发达而瘦骨嶙峋的单薄胸膛等。但我也知道有些人自身是喜爱这些肉体个性的，这不禁让我感到震惊。我觉得这就像把精神的私处暴露于肉体之外的厚颜无耻的行为。这类自恋是我唯一无法容忍的自恋倾向。
且说，那种由于渴望而产生的肉体与精神相背离的主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于我的作品中。而我却想要慢慢远离这种主题，因为我开始认为“肉体本身也有它固有的道理，或许还有它固有的思考”，并且开始感受到“肉体的特征不仅仅是造型美和沉默无语，肉体肯定也有其特有的饶舌之处”。
但是我现在如此论述这两种思考的演变，别人无疑会觉得我索性是从常识出发，迈向了非逻辑性的混乱之中。其实毋宁说在近代社会，肉体与精神的背离是一种普遍现象，对此鸣不平是任何人都会接受的主题，但“肉体的思考”“肉体的饶舌”之类的感觉性的蠢话，是谁也无法认可的。别人可能觉得我就是用这样的措辞来掩饰自己的混乱的。
不过，当我把对现实和肉体的崇拜以及对语言的崇拜，当作彼此准确对应之物置于同一等级时，可以说我的发现早已有所预见了。将充满造型美的无言的肉体，与模仿造型美的优美的语言相对应，由此把它们作为从同一观念中产生出的两种东西置于相同等级之时，可以说我不知不觉间就已经从语言的咒缚中解放了出来。因为这就承认了无言肉体的造型美与语言的造型美属于同一起源，意味着开始追求类似肉体和语言能够同格化的柏拉图式的观念，在这一阶段，尝试对肉体进行语言的映射，已是近在咫尺、触手可及了。当然这种尝试本身是一种非常有悖于柏拉图式的试验，不过要想开始讲述有关肉体的思考与饶舌，我只需要经历一次就已经足够了。
那么要论述它，首先必须从我与太阳的初次邂逅开始讲起。
虽然这样说很奇怪，但我确实有过两次与太阳邂逅的经历。我会与某人命中注定般地相遇，并且之后终生难以分离。但在这之前，对方没有注意到我，我也几乎处于无意识的状态下，可偶然的一瞬，我便在某处邂逅了这位重要人物。我与太阳的相遇就是如此。
我第一次在无意间邂逅太阳，是在1945年战败的那个夏天。那是一轮酷烈的太阳，照耀着象征战时与战后分界线的茂盛夏草。（这分界线只不过是一道正在坏掉的铁丝网，一半被埋没在夏草中，而且朝四面八方东倒西歪。）我沐浴着阳光行走在那烈日之下，但并不知道这对我有何意义。
那夏日的阳光十分灼热刺眼且挥洒均匀，沉沉地灌洒在万物之上。即使战争结束了，那里的草木也一如既往地浓绿茂密，被这白昼无情的阳光直射着，就像一抹明晰的幻影，随着微风轻轻摇曳。即使我的手指触及那些叶梢，它的光影也不会消去，这使我十分惊讶。
这同一轮太阳与那些已经消逝的时日、那些已经消逝的岁月，以及那些全然的腐败与破坏息息相关。当然，它也无疑一直灿烂地闪耀着，宛若在鼓舞着即将出击的飞机的机翼、如林的刺刀、军帽上的帽徽、军旗上的刺绣，然而它更多的是照耀那从肉体中汩汩流出的鲜血、伤口上爬满绿头苍蝇的躯体。它掌管腐败，主宰那些热带大海与山野间众多年轻人的死亡，最后统治着蔓延至地平线的广袤的红锈色废墟。
因为太阳从没有与死亡的意象脱离，所以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接受来自太阳的恩惠。当然在此之前，战争时期的太阳也一直保持着光辉和荣誉的形象。而当时已经十五岁的我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即便如此，阳光也依旧照耀
人们赞美太阳
我却在阴暗的地穴里
躲避太阳献出灵魂
我是多么热爱我那昏暗的房间，热爱摞满书本的桌边，热爱我的“地穴”啊！我是多么喜欢反躬自省，佯装思索，入迷般地倾听自己精神树丛中那纤弱的虫鸣声啊！
少年时代，敌视太阳是我唯一的反时代精神。我偏爱诺瓦利斯[4]式的夜晚和叶芝式的爱尔兰黄昏，也写下了有关中世之夜的作品。不过，以战争结束为界，我慢慢感到与太阳为敌反而是逢迎时代的时期逐渐到来了。
那段时期作家创作的或已问世的文学作品中，夜晚的思考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而与我的夜晚相比，他们的夜晚远非唯美性的，差别仅此而已。而且，比起稀薄之夜，时代更多地向浓重之夜致以敬意。少年时代，我那浸满全身、如蜜一般浓重的夜晚，在他们眼中似乎也是极为稀薄的夜晚。我渐渐地对战争期间自己坚信的夜晚失去了自信，开始思考自己是否始终都是属于推崇太阳的一方呢？说不定我就是如此。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我不禁怀疑，现在我依旧以太阳为敌，并且坚持自成一统的小小之夜，是否只是对时代的谄媚逢迎呢？
热衷夜间思考的人，毫无例外都有着涂了脂粉般暗淡无光的皮肤和衰弱的胃。他们企图用一种充满思想性的夜晚来包裹一个时代，并且否定我所看到过的所有太阳，否定我所见识过的生与死。因为太阳与这两者都有关联。
1952年，我第一次到海外旅行，在轮船甲板上，我与太阳再次握手，进行了和解，这件事我已写进了其他文章中，便不再赘述。总而言之，这是我与太阳的第二次邂逅。
自此以后，我再也无法与太阳断绝联系。太阳与我的人间正道之意象结合在了一起。于是，它渐渐地灼烧我的肌肤，给我打上了作为它们种族之一员的烙印。
但是，从本质上说，难道思考不属于夜晚吗？难道语言的创造不是必然在夜晚闷热的黑暗中进行的吗？我依旧没有丢失彻夜工作的习惯，而我周边，仍有那些皮肤上清晰呈现出夜间思考痕迹的人。
再者，人们为什么要追求深度、探索深渊呢？思考为什么像测量锤，只专注于垂直下降呢？思考为什么就不能改变方向，向着表面，向着表面，不断地垂直上升呢？
包裹着人类以确保其身体造型存在的表面皮肤，只听凭感性支配被置之不理，它成了最被轻视的领域。思考一旦以深度为目标便会掉入望不到尽头的深渊；一旦以高度为目标，便会忽视难得的肉体形态，飞向同样望不到尽头的无垠天空的光明。我无法理解这样的运动法则。“表面”作为一个重要的边界，确保了我们的个体与形态，分隔开我们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思考无论是处于上方还是下方，如果追求深渊是思考的原则的话，那么思考在“表面”发现了某种深渊，却没有被“表面自身的深度”所吸引，我认为这是极其不合理的。
太阳唆使着我，让我将我的思考从内脏感官的夜晚深处拖曳至被明亮皮肤包裹着的肌肉隆起之处。它还命令我准备好新的住所，以便我的思考逐渐浮上表面时可以坚定放心地安顿下来。这个住所就是被阳光充分照射、绽放光泽的皮肤，就是敏感隆起的强劲肌肉。毋庸置疑，正是因为要求准备这样的住所、这样的置备作为先决条件，所以“形态的思想”“表面的思想”才没有得到众多知识分子的青睐而一命呜呼。
由病态的内脏所创造出来的夜晚的思想，几乎是在一个人没有意识到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个人并不知道是思想在先，还是内脏的微弱病兆在先。但是，肉体在肉眼看不见的深处慢慢地创造并管理着这一思想。与之相反，若是谁都可见的外表要创造并管理表面的思想，那么在进行思考的训练之前必须先进行肉体的训练。而一开始我被“表面”自身的深度所吸引时，便预料到自己需要进行肉体的训练了。
我知道只有肌肉才能确保这样的思想。谁会顾及病弱的体育理论家呢？即便认可一个人窝在书房摆弄那夜晚的思想，可当他面色苍白地谈论肉体时，不论他责难还是赞叹，都没有比他那苍白的嘴唇更为贫寒的东西了吧。我对这样的贫寒了如指掌，所以有一天，我突然想要自己也拥有一身发达的肌肉。
如此请注意，这一切都是从我的“思考”中产生的。通过肉体训练，将原本的不随意肌变质为随意肌。我相信思考的训练也可以带来这样的蜕变。肉体也好思考也罢，很容易陷入自动主义[5]。这是由于一种不可避免的倾向导致的，我甚至想把它命名为自然规律。但是，只要穿过小小的水渠便可以轻易地改变水流，这我已经经历过多次了。
这里也有一个例子表明我们肉体和精神的共通性。在某一时间点，被某种观念统合起来的肉体和精神，倾向立即在当下形成一个“外表秩序”井然的小宇宙。这本是一种静止，却让人感觉像是活泼的向心运动。肉体和精神在这须臾之间便创造出一个小宇宙，这种创造功能与幻想的作用很相似。而我们生命中刹那的幸福感大多有赖于这种“外表秩序”。可以说这是一种生命的防卫机能吧，就像面对外部的混沌，刺猬把身体缩成一团那样。
今后可以想见，打破一个“外表的秩序”，创造出另一个“外表的秩序”，反过来利用生命的这种顽固的创造功能，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并非无稽之谈。我立即将这一“思考”付诸行动。这种情况下的“思考”，与其说是“思考”，不如说是每天的太阳给予我的，每一天崭新的一个企图。
于是，在我的面前被放置了一块铁，一块灰暗沉重的、冰凉的、宛如进一步凝聚了夜晚精髓的铁。
从那一天起，铁与我有了长达十年之久的亲密交情。
铁的性质极为不可思议，它就像天平一样，在一侧每增加一点点重量，便将放置在另一边秤盘上的我的肌肉分量也增加一点点。仿佛这铁有义务与我的肌肉量之间保持严格的平衡一样。于是我的肌肉的各种性质逐渐变得与铁相似了。这一过程与“教养”的过程颇为相似，“教养”的过程是通过给予脑髓愈来愈困难的知性产物，从而将大脑改造得更为智慧。于是，人们一直对外在的、模范的、肉体的古典理想形态梦寐以求。教养的最终目的就在于此，这一点与古典主义教养的形成非常相似。
但是，事实上究竟是谁像谁呢？我不是已经尝试过用语言来模仿肉体的古典形态了吗？对我而言，美总是向后倒退。只有曾经存在或曾经应该存在的形态才是重要的。铁块通过充满微妙变化的操作，使得肉体内即将消失的古典性平衡得以恢复，并且它还发挥了使肉体退回到应有形态的作用。
几乎不被现代生活所需要的肌肉群，仍然是我们男性肉体的主要构成要素，但它的非实用性是显然易见的。就像大多数讲究实用的人不需要古典教养一样，隆起的发达肌肉也是没有必要的。肌肉逐渐变成了像古希腊语一样的东西。而要使这种死语起死回生，需要来自铁的教养；要想将这种死一般的沉默变为生动而丰富的语言，则需要铁的协助。
铁如实地指点了我精神和肉体该如何互相照应。也就是说，软弱的情绪与柔弱的肌肉相照应，伤感与松弛的胃、感性与过于敏感的白皙皮肤，这些都是各自相互照应的。所以隆起的发达肌肉与果敢的斗志、紧张的胃与冷静的理性判断、强韧的皮肤与刚毅的个性，也应该是相对应的。为了慎重起见，要提前说明的是，我并不想说一般人都是这样的。根据我有限的观察，有些人拥有隆起发达的肌肉，内里却隐藏着一颗怯懦的心，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只是如前所述，对于我来说，语言先于肉体到来，所以果敢、冷静、刚毅等语言唤起的诸多品性的表象，无论如何都必须作为肉体的表象呈现出来。因此在我自己身上，作为一种教养的形成，若是被赋予了这样的肉体特性就好了。
并且对我来说，这种古典特性形成的尽头，潜藏着浪漫的意图。在少年时代，浪漫主义的冲动便已经在我体内暗自流动，这种冲动只有作为一个古典完成的破坏者才有意义。但它就像序曲一样，包含了全部曲目的各种主题，在我体内蓄势待发，从我一无所得之时，便描绘了一幅决定性的构图。换言之，虽然我深深地怀有对死的浪漫冲动，但作为它的容器，则被严格要求拥有古典的肉体。从不可思议的命运观来看，我相信自己对死亡的浪漫冲动并没有实现的可能，理由很简单，就是我不具备这肉体上的条件。为了浪漫主义式的悲壮死亡，必须要有强劲的、雕像般的肌肉。若是以柔软的赘肉直面死亡的话，可想而知那场面只会有滑稽的违和感。十八岁时，我一边向往着自己早逝，一边又觉得自己与早逝不相称，因为我欠缺适合戏剧化死亡的肌肉。让我的生命得以幸存到战后的，实际上就是这种不相称。而这点让我浪漫主义式的自尊心深受伤害。
尽管如此，这些观念上的纠葛，都只是一个仍旧一无所得之人在序曲中的纠葛。我终究会得到某些东西，然后摧毁某些东西，这样就足够了。而给我提供这路径的正是铁块。
很多人在形成知性时，到达一定程度便满足了。对我来说，在这里我还必须察觉到知性绝不会以温和的教养体现出来，它只是被赋予了资格而成为一种武器、一种生存手段。于是，为了我的教养，必须要进行肉体锻炼。可以说这就像只拥有肉体作为其生存手段的人，临近青春终了，才开始要盲目胡乱地学习掌握知性教养一样。
且说，通过铁，我学到了有关肌肉的各种知识。这是书籍和世故绝不能给予我的最新鲜的知识。肌肉是一种形态，同时亦是一种力量，肌肉组织的各个部分细微地分担其力量的方向性，宛如肌肉制成的光一样。
有一种形态是包含力量的形态。这一观念最适合成为艺术作品的定义，它是我在内心早已描绘过的。并且它还必须是光辉灿烂的“有机的”作品。
这样创造出来的肌肉，既是客观存在又是作品，二者兼具。反过来说，它甚至带有某种抽象性。不过它有一个命中注定的缺陷，那就是由于它与生命的接触过于紧密，最终必须随着生命的衰退而衰退，随着生命的消亡而消亡。
关于这一不可思议的抽象性，我之后再做论述。对我来说，肌肉具有一种最为理想的特性，即一种与语言的功能完全相反的功能。这一点，只要思考一下语言的起源就明白了。语言最初作为一种普遍的、情感和意志的通用手段，如同原始的石头货币那样，在一个民族间广泛地普及流传。在没被众人的手摸脏之前，它是大家的共有物。因此，它也只能表达人们共通的感情。但是渐渐地，随着人们开始将语言私有化、个别化，以及稍显随意地使用之后，语言的艺术化也就开始了。首先这种语言会捕捉我的个性，试图将我禁锢在个别性之中，它就像成群的羽虱朝我袭来。不过，虽然我被袭击，全身遭到侵蚀，但普遍性既是敌人的武器也是敌人的弱点，我可以反过来利用普遍性，将自己的个性语言来推向普及并取得了一些成功。
但这成功是“我与大家不同”的成功，在本质上是与语言的起源和发祥背道而驰的。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语言艺术的光荣更奇怪的了。乍看之下它是朝着普遍化前进，但它实际上却在盘算着如何巧妙地背叛语言所具有的最根本的功能，即普遍合理性。所谓文学上文体的胜利，就意味着这样的东西。像古代叙事诗这类的综合性作品另当别论，而被冠上作者之名的文学作品便是一种美丽的“语言的变质”。
所有人看到的蓝天，神轿轿夫们一同看到的那神秘的蓝天，原本就是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吗？
正如我之前所述，我最深的疑问就在这里。通过铁，我在肌肉上发现的就是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光荣，就是所谓“我和大家一样”的一种光荣的萌生。由于铁的残酷压制，肌肉将逐渐丧失它的特殊性和个性（它们都是从衰退当中产生的），而肌肉越发达就越容易开始带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的样态，最终会达到相同的模型，达到难分彼此的相似形态。这种普遍性没有被悄悄地侵蚀，也没有被背叛，可以说这才是最令我高兴的特性。
在那里，像这样眼睛看得见、手也能触摸到的肌肉，开始有了独自的抽象性。与语言相比，肌肉的本质是缺乏交流，而一般的抽象性是交流的手段，所以肌肉不可能会拥有抽象性。但是……
在夏日某天，我走到通风良好的窗边，给因锻炼而发热的肌肉降降温。汗水很快蒸发，肌肉表面掠过一阵薄荷般的凉爽。那一刻，肌肉的存在感瞬间从我体内被拂去。就好像语言用它的抽象作用将具体的世界咬碎了，于是让人感觉语言也因此消失了一样，现在我感到我的肌肉也真切地咬碎了一个世界，咬碎之后，肌肉也如同不存在了一般。
那时，肌肉咬碎的是什么呢？
肌肉咬碎了我们通常盲目相信的所谓存在感，并将它变成了一种透明的力量的感觉。这正是我称之为抽象性的东西。正如铁的使用过程已再三暗示的那样，肌肉和铁的关系是相对的，就像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一样。换言之，力量如果没有受力对象，就不能成为力量，这种存在感是我们与世界之间的基本关系，在这一点上，我们依赖着世界，我依赖着铁。于是，就像我的肌肉与铁越来越相似一样，我们也被世界不断塑造着。无论是铁还是世界，它们自身并不具有存在感，而我们在不知不觉间就因愚蠢的类比产生了错觉，认为铁和世界也拥有存在感。如若不然，好像就无法找到我们自身存在感的依据。阿特拉斯[6]肩上扛着地球，而渐渐地，他也会把那地球视为自己的同类吧。就这样，我们的存在感追寻着它的感觉对象，并且只能寄宿于虚假的相对世界里。
诚然，当我举起一定重量的铁块时，我就能够相信自己的力量。我冒着热汗，急促呼吸，为了寻求力量的证据而奋斗。这时，力量既属于我自己，同时也属于铁。我的存在感得到了自我满足。
但是，当肌肉离开铁时便陷入了绝对的孤独，让人感到那隆起的形态只不过是为了与铁的齿轮相咬合而被制成了齿轮形状而已。凉风一过，汗水蒸发……还有同时消去的肌肉的存在。……但是，肌肉在这时发挥了最本质性的作用，它以肉眼不可见的坚硬牙齿，咬碎了人们所相信的、模棱两可的、具有相对意义上的存在感的世界，并将这世界变成了一种力量的纯粹感觉，这种力量的感觉不需要任何对象且无比地透明。在那里，甚至连肌肉也已不复存在，而我就处在如透明的万丈光芒一样的力量感的正中央。
这种力量的纯粹感觉，不管通过书籍还是理性分析都绝不可能捕捉到，而我在其中发现了与语言真正截然不同的相反之物是理所当然的吧。
换言之，它逐渐成为我的思想核心。
尝试改变各种说法来描述一个模糊的主题，思想的形成便是由此开始的。钓鱼人试用各种鱼竿，剑道家试着挥舞各类竹剑，从而发现哪种器具的尺寸和重量适合自己。与此同理，思想形成之时，也要变换不同的说法，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去表达某种尚未明确的观念。最终，当找到适合自己的“尺寸”和“重量”时，便是掌握了思想，拥有了思想。
当我体会到力量的纯粹的感觉时，我便有了一种预感，觉得那无疑会成为我的思想之核心，一股难以形容的喜悦之情奔涌而来。而当我将其作为一种思想掌握之前，内心抱有一种期待，想要与它尽情嬉戏一番。这种嬉戏指的是，妨碍时间的拖延和凝固，同时也在思想形成过程中不断进行各种尝试，通过多种尝试之后，重新回到纯粹的感觉，然后将这思想确定下来。就像狗得到了一块骨头，虽然受到骨头散发出的来自香饵本质上的气味诱惑，但它会尽可能延长受诱惑的时间，来与骨头嬉戏玩乐。
对我来说“尝试换一种说法”，就是指拳击、剑道，关于这一点过后再谈。如果换一种说法来表现力量的纯粹感，当然就是迎击拳头一闪或面对竹剑一击的力量。因为在拳头一闪或竹剑一击的前方的东西，才最能有效证明肌肉所释放出的看不见的光芒。这是一种尝试性的探究，探究存在于肉体感官所及之处的前方，仅一纸之隔的前方，亦可称之为“终极感觉”的东西。
在那里，的确有“某种东西”隐藏在一无所有的空间里。即使拥有力量的纯粹感觉，也只能到达距离它面前一步之遥的地方。何况知性和艺术性直观呢，它们连距离它十步、二十步远的地方都望尘莫及。诚然，艺术或许可以通过某些形式来“表达”它吧。但是表达需要媒介，语言便是这种媒介，而我认为语言的抽象作用会妨碍一切，所以表达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可疑的，所以起步于表达的人，是不可能因为表达就获得满足的。
对语言的诅咒，一定会考虑到表达这一行为在本质上的可疑性。我们使用语言，然后衍生出希望，希望表达那些“难以形容的东西”，而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会成功呢？文体会形成语言的绝妙排列，当这种排列极度唤起读者的想象力时，便会发生那种成功的现象，而那时读者和作者都是想象力的共犯。于是，这样的共犯操作，使作品这种“东西”里没有的“东西”存在，然后人们就将其称为创造并感到满足。
在现实中，语言原本是作为一种理性的作用，被用来整理具象世界的混沌，并携着抽象功能这一武器登场亮相。而表达的本质，是反过来利用语言的抽象作用，只运用语言将具象的物的世界呈现在眼前，就宛如逆行的电流一般。与之呼应的是，我前文也叙述过的，即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一种美丽的“语言的变质”。所谓表达，就是避开事物，然后创造事物。
因为想象力这一词汇的存在，不知有多少懒惰者得到了认可。让肉体保持原样，灵魂为了无限地接近真实而逃离肉体，这是一种不健全的倾向。想象力这一词汇又是如何美化了这种倾向啊。对于他人肉体上的痛苦我们感同身受，这是想象力多愁善感的一面，因此人们是多么想避开自己肉体上的痛苦啊！而且，对于难以衡量其价值高低的精神苦恼，想象力又是多么同等地将其高尚化了啊。于是，这种想象力的越权，与艺术家的表达行为结成了共犯关系，这时，作品这一“东西”的虚构便由此而产生，诸如此类的“东西”大量介于其间，这就反过来扭曲并修正了现实。最终，人们便只能接触到虚影，未必再敢亲近自己肉体的痛苦了吧。
隐藏于拳头一闪、竹剑一击的对面的东西，处在与语言表达完全相反的一端，而通过感受到其中存在的某种极为具体之物的本质、实在[7]的真髓，也可以明白这一点。在任何意义上，那都不是虚影。在拳头的对面，竹剑尖锋的对面，“实在”倏然抬起了头。它是无条件拒绝抽象化的（连抽象化的具体表现也全部拒绝）、有效的。
正是在那里才蕴藏着行为的精髓、力量的精髓，如此说它也是因为那种“实在”极易被称作为“敌人”。
敌人与我都居住在同一个世界上，我观望的时候，敌人也在观察我；敌人观望的时候，我也在观察他，并且相互对峙时不借助任何想象力的媒介，彼此都属于行为和力量的世界，即“被观察”的世界。在任何意义上，敌人都不是一种观念。因为为了抵达某种“观念”，我们要一步一步爬完语言表达的阶梯，由于一味地专注于观念，我们甚至可能看不到光明，而观念绝不会回看我们，与我们对视。我们每次在向外观望的一瞬间，一般来说总是会被回以对视，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并没有被赋予语言表达的余暇。表达者的位置必须是在这种世界之外。如此一来，这个世界整体都不会回看表达者，因此，表达者便被赋予余暇，能够观察并且用语言慢慢地进行抒发表达。但他绝对无法探究到那个“回看的实在”的本质。
隐藏在打出一拳、挥出一剑时一无所有的空间内，目不转睛与我们对视的敌人，才是“物体”的本质。观念绝不会给予回应，物体才会回看我们。在语言表达的彼岸，透过所获得的虚构之物（作品），应该看到观念在摇曳；在行为的彼岸，透过所获得的虚拟空间（敌人），应该看到物体在晃动。而且对于行为家来说，那物体就是在没有想象力这一媒介的情况下，逐渐逼近的死亡的姿态，就好比对于斗牛士来说，那就是黑色的公牛。
尽管如此，如果它不是出现在意识的极限情况下，我无法轻易相信，而作为意识的肉体保障，我也隐约感到它只是在受苦。在痛苦中确实存在某种光辉，它与潜藏在力量中的光辉有着深刻的亲缘关系。
所有行为动作的技巧，如果没有经过反复训练从而达到无意识的境界，就不会发挥任何效力，这是任何人都要经历的。但是，我感兴趣的方式与之多少有些不同。也就是说，一方面，在肉体=力量=训练这条线上，赌上了我对意识的纯粹实验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在通过完全渗入体内的无意识的反射作用，使肉体发挥最高技术的瞬间，赌上了我对肉体的纯粹实验的热情，只有这两种相反赌注的吻合点，即意识的绝对值和肉体的绝对值紧密相连的连接点，在我看来才具有真正的魅力。
由麻醉药或酒精产生的意识混乱，并非我由衷所愿。我只想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对其探究到底，探究意识会在哪个不为人知的点上转化为无意识的力量。这样一来，作为一个将意识维系到最后的切实的证人，应该到达痛苦的极致了吧。诚然，意识与肉体的痛苦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而作为将肉体的痛苦维系到最后的切实的证人，没有比意识更好的了。
也许痛苦往往是处于肉体当中的意识的唯一保证，是意识的唯一肉体表现。随着肌肉和力量的具备，在我的内部，渐渐地萌生出一种积极受苦的倾向，越发深切地关注肉体的痛苦。不过，请不要认为这是想象力的作用，因为这是我用自己的肉体从太阳与铁那里学会的。
不论是拳击手套还是竹剑，在击打的瞬间，与其说是对敌人肉体的直接攻击，不如说越准确地攻击对方，越感觉自己受到了还击。这点，大概很多人都有所体会。因为自己的出击、自己的力量，使得空间产生一个凹陷。这时，敌人的肉体准确地填补了这个空间的凹陷，形成与此凹陷一模一样的形态时，便击打成功了。
那么，为什么会有那种感觉？为什么这种击打会成功呢？那是因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选择了正确击打的时机。因为这一选择、这一判断，从抓住敌人瞬间暴露的可乘之隙开始，在看见那空隙显现之前，便已直观到它了。这种直观是自己不知道的某种东西，是在漫长的锻炼过程中才能领会到的东西。若是等到看见之后再出手的话，便为时晚矣。换言之，若是等到那隐藏在剑锋前方的空间中的某个东西形成一种形态之后，再出击就晚了。必须在它成形的瞬间，就已经准确无误地陷入我们指定并创造好的空间的凹陷中。这才是格斗比赛中胜利的瞬间。
在锻炼肌肉的过程中，力量创造出形态，同时形态也创造出力量，而这一缓慢的进程，在战斗正酣之时，以肉眼看不见的迅猛速度反复进行着。力量的放射像光一样，它相继使得形态崩坏，又不断塑造出新的形态。我见识过正确的美丽形态击败不正确的丑陋形态，形态的变形中必定存在空隙，从那里放射出的力量光线则是杂乱的。
敌方战败时，虽然他的失败是因为让自己的形态陷入我所指定的空间凹陷而导致的，但这时我仍须继续保持自己形态的正确和优美。并且，形态本身必须是要像雕塑一般的东西，这种雕塑由具有极度可变性、柔软无比、几乎处于流动状态的物体在瞬间绘制而成。就像水的不断流动保持住喷泉的形状一样，力量光线的持续，也必须绘制出一个影像来。
于是，付出如此漫长的时间所经受的太阳与铁的磨练，就是创造这种流动性雕像的作业，而这样锻炼出的肉体则在完全严格的意义上是属于生命的。既然如此，在每一瞬间的光辉中，都将承载着它全部的价值。正因为这样，人体雕像才会以不朽的大理石纪念一瞬间的肉体的精美。
因此，死亡就紧挨在面前，拥挤在那一瞬间精美之后的下一个瞬间。
我觉得自己确实逐渐抓住了从深层次理解英雄主义的头绪。将一切英雄主义视为愚蠢滑稽之物的犬儒主义中，必定存在肉体的自卑感的影子。肯定是自认在肉体上不符合英雄条件的男人，才会对英雄发出嘲笑。在这种情况下，语言表达只是普遍地、一般地操纵着假装的逻辑，它没有表现出笔者的肉体特征（至少在一般人看来，没有表现出来），这是何等不诚实啊！一个男人自身拥有足以称之为英雄的肉体资格，而我不曾从这样的人口中听到过对英雄主义的嘲笑。犬儒主义一定与薄弱的肌肉或过多的脂肪有所关联，而英雄主义和强大的虚无主义则与饱经锻炼的肌肉有所关联。因为所谓英雄主义毕竟是一种肉体的原理，并且归结于肉体的强壮和死亡的破坏这二者的对照之中。
要想粉碎自我意识捕捉到的滑稽，只要有肉体的说服力就足够了。因为优秀的肉体总是悲壮的，丝毫不存在滑稽的东西。但是，最终从滑稽中拯救出肉体的，正是健康而强壮的肉体所具有的死亡要素，肉体的品格必须靠它来支撑。如果斗牛士的职业与死亡毫无关系的话，那么他那身华丽优雅的衣裳该是何等的滑稽啊！
不过，想要运用肉体探索终极感觉时，胜利的瞬间往往只是肤浅的。所谓敌人，所谓“回看的实在”，最终的所指正是死亡。如果没有人能战胜死亡，那么所谓胜利的光荣也仅仅是纯粹的现世的最高荣光而已。而若是这种纯现世的光荣，利用语言艺术的力量，我们未必不能获得与之类似的东西。
但是，优秀的雕像，例如德尔斐[8]的青铜驭手像，这些不朽的作品完全如实地刻画出了胜利瞬间的光荣、骄傲、腼腆。而这些作品中所呈现的，是那死亡的身影，它正向着这尊胜利者的雕像步步逼近。它同时象征性地提示了雕刻艺术的空间性限度，暗示了人生达到最高荣光时，面对的只有衰退。雕刻家，这样评说他们未免太过傲慢，他们其实也只想捕捉生命的最佳瞬间。
若肉体的严肃性和品格只存在于其蕴含的死亡要素中，那么到达那里的捷径，就该暗暗地通向痛苦之中、受苦之中、作为生命确证的意识持续之中。于是，若是发生激烈的死亡痛苦和隆起发达的肌肉这两者巧妙结合的事件，那只能认为这是基于宿命的美学要求而发生的。不过，众所周知，宿命极少会听取美学的要求。
虽说我少年时代并非不知道各种肉体上的痛苦，但是由于少年那混乱的头脑和过度敏感的感性，我将肉体的痛苦与精神的痛苦混杂在了一起。扛着三八式步枪从强罗到仙石原，再翻过乙女岭到达富士山麓的原野，这样的行军对一个中学生来说确实是异常艰苦的，而我在这样的受苦过程中，只一味地发现了被动的精神痛苦。在我身上，缺乏一种主动寻求并承受痛苦的肉体的勇气。
受苦作为勇气的证明，是遥远的原始的成年仪式的主题，而一切的成年仪式也是死亡与复活的仪式。人们已经忘记了勇气，尤其是忘记了肉体的勇气之中，隐藏着意识和肉体之间的深刻矛盾。乍看之下，意识仿佛是被动的，行动的肉体才是“果敢”的本质，但在肉体勇气的剧本中，它们的角色实际上是相反的。肉体一味地退向自我防卫的功能，只有清晰的意识掌管着肉体的决断，这种决断就是放飞肉体的自我放弃。意识清晰的极限是自我放弃的最强动因。
承受痛苦往往是肉体勇气的任务，换言之，所谓肉体的勇气是理解并想要感受死亡的嗜欲之源，它才是认识死亡的能力之首要条件。书房里的哲学家无论怎样反复思考死亡，若他无缘肉体的勇气——对死亡的认识能力的前提，那最终他可能连死亡本质的一鳞半爪都掌握不了。事先声明，我说的是“肉体的”勇气，所谓的知识分子的良心啦勇气啦，都与我说的无关。
尽管如此，在我生活的这个时代，竹剑早已不是剑的直接象征，神速拔出的真剑也只不过斩一斩空气而已。剑道凝聚了一切男子气概的美，但这男子气概在社会上早已是无用之物，在这一点上，与只依据想象力的艺术没有太大差别。我憎恶这样的想象力。对我而言，剑道必须不容许一切想象力的介入。
梦想家是最憎恶在梦想过程中形成想象力的人了，我想深知这点的嘲弄者们，可能会暗中嘲笑我的自白吧。
但是，我的梦想总有一天会成为我的肌肉。在那里生成、在那里存在的肌肉，允许他人的想象力随意发挥，却已经不容我自己的想象力从旁干涉了。我迅速地获知了被围观者的世界。
如果肌肉的特质就是成为他人想象力的饵料，而自己不拥有一切想象力的话，那么我就想进一步在剑道中寻求一种给自己和他人都不留有想象余地的纯粹行为。有时我觉得这个愿望能够实现，有时也觉得它难以达成。但无论如何，那就是战斗、奔跑、呐喊的力量。
沉重、暗淡、匀称、静止的肌肉群是如何知道行为中的狂热瞬间的呢？我热爱那不论处于怎样的精神紧张当中，也不停止如涓涓细流般流动的清冽意识。意识之银是名曰狂热的赤铜的后盾，而我早已无法把这认作是只有我才有的知性特质。那是使得狂热成为狂热的真正缘由。因为我开始相信强劲的肌肉才是我意识清晰的根源，那肌肉被静静地、出色地塑造完成，并且总是默不作声。练剑道出击时，偶尔打不中对方防具，会给肌肉带来疼痛，而这疼痛会立即催生出压制它的更加强韧的意识；在迫切呼吸的痛苦中，产生了出于狂热的克服意识……我就这样不时地窥见了死亡的太阳，那是与长期赐予我恩惠的太阳不一样的另一个太阳，是充满阴郁的激情之火的另一个太阳，它绝不会灼烧人的皮肤，而是拥有更为异样的灿烂。
而且，对于知性而言，第二个太阳在本质上远比第一个太阳危险得多。那种危险比任何东西都让我感到愉悦。
那么，我在其间是怎样与语言打交道的呢？
我已经使得我的文体与我的肌肉相得益彰，因此文体变得灵活自如，类似脂肪的装饰被剥落，而肌肉性的装饰即便在现代文明中也已是无用之物，但为了威信与美观，这种装饰仍然是必要的，并且被精心维持着。我不喜欢只有技能性的文体，如同我不喜欢只有感觉性的文体一样。
然而，那是一个孤岛，与我的肉体是孤立的一样，我的文体也处于孤绝之界。它不是一种接受的文体，而是一味拒绝的文体。我最注重礼节，喜欢像冬天武士宅邸门前铺设的台阶板一样的文体。
毋庸置疑，这种文体日渐背离了时代的流行。我的文体多用对偶，具备凛凛的古式庄严，并且也不乏高雅气度。无论走到哪里都保持着典礼式的庄重步伐，穿过他人寝室时也是如此。我的文体总是像军人那样昂首挺胸，并且蔑视他人或驼着脊背，或斜着身子，或屈着膝盖，更甚者晃着腰板的文体。
我并非不知道在这世上存在着不乱其姿势就看不见的真实，但是那种事任凭他人为之就行了。
我在心中，开始暗暗企图得到艺术与生活、文体与行为伦理的统一。如果文体与肌肉和行为规范相似的话，那么它的功能显然就是对想象力的放肆加以抑制。结果，被抛弃的真实便不值一提了。并且，即使这一文体脱离了陷入混沌与暧昧的恐怖和战栗，我也不介意。我决定只采用真实中一定的真实，无意网罗所有真实。敢于抛弃软弱丑陋的真实，对于想象力的沉溺给人带来的病态影响，则要留意以精神上的一种外交辞令，与之进行交涉。而轻视它的影响或等闲视之显然是很危险的。肉眼看不见的想象力的病态伏兵，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从建成一排的文体城墙外，向内发起卑劣的夜袭。我夜以继日地站在城墙上看守警戒着。在夜晚无边无际的广袤原野上，偶尔有一丁点儿的红色火焰燃起，那火焰就像信号一般，我以为它是篝火。果然，不多久那火焰便熄灭了。文体作为我的防御武器，用以对抗想象力及其幕后的感性。无论是陆地上，还是海洋上，如果是海洋上的话，二级大副彻夜值班看守的紧张感正是我对文体的要求。我最讨厌被打败。自己受到侵蚀，被感性的胃酸从内向外烧烂，最终失去轮廓，整个融化、液化，并且包围着自己的时代和社会也变得如此，此时再让文体与之配合一致，还有比这更大的失败吗？
而讽刺的是，众所周知，所谓艺术作品就是从这样的战败和精神死亡中，造就出杰作的。退一步说，即使承认这种杰作是艺术的胜利，那它也是没有经过战斗的胜利，是艺术独特的不战而胜。胜利也罢，败北也罢，我所追求的是战斗本身，不战而败不是我心中所想，更何况不战而胜呢。另一方面，我熟知所有战斗在艺术中的虚伪性质。如果我无论如何也想要战斗的话，那么我必须在艺术上建立防御堡垒，在艺术外发起进攻；在艺术上我必须是一名优秀的守卫兵，而在艺术之外我必须是一名优秀的战士。我的生活目标，就是取得作为一名战士的各种资格。
我曾经认为并且向他人说起，正是在战后这样一个所有价值都颠倒的时代，才应该复活“文武两道”的古老德行。而之后不久，我便失去了对它的关心。渐渐地，随着我开始从太阳与铁那里掌握（不仅仅是用语言描绘肉体）以肉体描摹语言的秘诀，在我体内，两极性保持了平衡，就像直流电流给交流电流让位一样。我的结构装置从直流发电机变成了交流发电机。并且，将绝对无法相容的东西、逆向交错流动的东西隐藏在了自己内部，乍看之下，似乎要使自己分裂得越来越厉害，而实际上是构思了一种机制，能够在每一个瞬间创造出不断被破坏却又重新复活的灵动的平衡。这种对两极化自我的包容，经常在自己内部配备了相互抗衡的矛盾和冲突，这才是我的“文武两道”。
我觉得于我而言，一直以来对文学相反原理的关注，就这样才终于变得有所收获了。对死亡燃烧般的渴求，与厌世和精神萎靡绝无关系，反而同充沛的力量和生命顶峰的绚丽以及战斗的意志有所关联，而若是“武”之原理存在于此，那么再没有比它更相反于文学原理的吧。所谓“文”之原理就是，死在不断被压制的同时也作为动力被暗中利用，力量一味地被献给虚妄的构筑，生命总会被保留、被贮存、被适度地与死亡调和在一起，被施以防腐剂，被消耗在保持着令人毛骨悚然的不朽之艺术作品的制作上。不如这样描述更为合适，即所谓“武”就是与花一起凋谢，所谓“文”就是培育不朽之花。而所谓不朽之花，也就是假花。
这样，所谓“文武两道”就是兼有凋谢之花和不败之花，将人性最相反的两种欲求以及实现这欲求的两种梦想兼于一身。于是会发生什么呢？如果一方是实体，则另一方就必须是虚妄，所谓通晓双方的本质、熟知其根源、保守其秘密，就是一方悄悄地破坏另一方的最终梦想。也就是说，“武”将自身当作实体，认为“文”为虚妄时，它会将自己实体的最终证明权限交与虚妄之手，在企图利用虚妄的同时又将梦想寄托于此，就这样写成了叙事诗。另一方面，当“文”把自身当作实体，认为“武”为虚妄时，它最终会站在自己虚构世界的顶峰，再次梦想那虚妄，它不得不注意到，自己的死亡已不被虚妄支撑，在自己工作的实体身后，即刻跟随着作为实体的死亡。那是造访终于没有生命之人的可怕的死亡，不过，它最终可以梦想，非此类死的死亡存在于那作为虚妄的“武”之世界里。
所谓对这一最终梦想的破坏，就是知晓两个秘密，一方面知晓“武”所梦想的虚妄之花，最终只不过是假花而已；另一方面知晓“文”所梦想的被虚妄支撑的死，也不是什么特殊恩宠的死亡。换言之，在“文武两道”中，一切梦想的救济都会被断绝，原本不应该互相道破的一对秘密，让彼此看清了对方的真面目。必须要将死之原理和生之原理的最终破绽拥于一身，且从容处之才行。
人能够活在这样的理念之上吗？不过幸运的是，“文武两道”采取的那种绝对性的形态是极为罕见的，好吧，即便这种理念会实现，也会在瞬间便结束。因为，这种相互违背的一对最终的秘密，即使以不安的形式不断被意识到或预感到，但是直到死亡也是无法得到证明机会的。身兼“文武两道”之人死亡的瞬间，正是其“文武两道”那无可拯救的理想企图实现的瞬间，这时，总会有某一方会背叛这种理想吧。将他束缚在这种理想化的毫不留情的认识中的，就是生命本身的力量。因此，在死亡近在眼前之时，他也许就会背叛这种认识吧。否则，他是无法耐受住死亡的。
但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可以同任何认识玩笑嬉戏。这证明运动中时时刻刻的死亡，以及死亡之后再次复活的爽快。不断濒临破灭同时所得到的平衡，才是认识上的胜利。
我的认识总是处于困倦状态，所以只有面对相当困难且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命题时，它才会表露出兴趣。倒不如说，能吸引它的只有危及认识本身的危险的游戏以及那之后的爽快淋浴。
一个胸围一米多的男人是怎样感受围绕着他的外界的呢？我曾经将自己的一个认识目标放在了这个问题上。这对于认识而言，显然是一个无能为力的课题。因为，认识大多是以感觉和直观为线索拨开并进入黑暗的，而在这种情况下，认识的线索被全部剥夺，认识的主体在我这方，全面的存在感觉的主体则被转让给了对方。
可以试想，所谓胸围一米的男子的存在感，其本身必须是涵盖整个世界的全面性的东西。而这个男子作为认识的对象，对他而言，他以外的一切（也包括我）都需要变身为其感觉性外界的客体。在这样的条件下，若不进一步使涵盖性的认识逆向行之，那么就无法把握其正确的形象。换言之，这与想要搞清外国人的存在感是如何的一样，而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援用人类或普遍人性的更加具有涵盖性、抽象性的概念，以假设性的评价标准来进行衡量测定。但那毕竟不是严密的认识，只不过是把终归不可得知的要素原封不动地搁置一旁，而通过其他共通的要素加以类推的做法而已。这使得问题被岔开，“真正想知道的事物”被保留了下来。如若不然，想象力就会强出风头，用各种各样的诗和幻想来装饰对手吧。
不过，突然之间，一切幻想都消失了。无聊的认识只追求不可理解的事物，之后，突然间，这不可理解就支离破碎了……那个胸围一米多的男人原来就是我自己。
曾经以为待在彼岸的人们，早已和我待在同一岸上。谜题已经不存在，谜题只在于死亡。而这样没有谜题的状态绝不是认识的胜利，因此我认识上的骄傲被深深打击，别扭不满的认识再次变得困倦，再次开始出卖自己，委身于曾经那般憎恶的想象力。而唯一永远属于想象力的，正是死亡。
然而，有什么不同呢？发动夜袭的病态想象力、带来那性感的放肆的感性沉迷的想象力，它的根源全部在于死亡的话，那么光荣的死与这样的死有什么不同呢？浪漫的死与颓废的死又有什么不同呢？文武两道那苛刻的无可救济可能会告诉你，它们归根到底都是同样的。并且还会告诉你，不论是文学上的伦理还是行为上的伦理，只不过是为了抵抗死亡与忘却的徒劳无功的努力而已。
如果说它们有所不同，那所谓的不同终究会归结于，有无将死亡当作“可见之物”的所谓名誉观念，以及有无基于这种观念的在死亡形式上的美丽形象，即迈向死亡情境下的悲剧性，迈向死亡的肉体之美。于是，与人在出生时上天给予的不平等与幸运与否的巨大差别一样，人注定在“美丽的死亡”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不平等和幸运与否。不过，古希腊人一味地希望无论是出生还是死亡都是美丽的，美丽地活着美丽地死去，而现代人几乎不再拥有这样的渴望，因此这种不平等也就被淡化了。
男人为什么只有通过壮烈的死亡才能与美有所牵连呢？在日常性方面，盛行着一种小心翼翼的社会性的监视，监视男人绝对不要与美扯上关系。男人的肉体美如果仅限于美的话，就会被认为是无媒介的客体化而被蔑视贬低。男演员是一种总被他人观看的存在，而这一职业绝对无法获得真正的尊敬。男性被迫承受着关于美的如下严密规则。即，男性在平常绝对不可以容许自己的客体化，只有通过最佳的行为才可能被客体化，而那大概就是在死亡的瞬间，即使实际不被看见也允许“被看”的假设的客体化，作为客体的美只有这一瞬间才被认可。特攻队的美就是如此，那不仅是精神上的美，在普通男性看来，同样承认那也是极其肉欲的美。并且，造成这种情况的媒介是常人无法企及的壮烈的英雄性行为，因此在此情况下，无媒介的客体化并不成立。对于这种传播美丽的最佳行为的瞬间，无论语言怎样去贴近，它也只能停留于近似值，就像飞行物永远也达不到光速一样。
不，现在我想说的并不是关于美。谈论美就是渗透式地谈论一个问题，而我并不愿意采取这样的方式，我想要把各种各样的观念排列得像坚固的象牙骰子一样，然后再限定它们各自的作用。
我发现了想象力的根源在于死亡。毋庸赘述，我日夜都在担心想象力的侵犯而需要加固自己的防备。但我开始想要反过来利用它，利用这从少年时代以来就一直折磨我的想象力，并将其转变，用作我反击的武器，这是自然而然的吧。不过，在艺术上的工作中，我的文体已经到处筑起堡垒来阻止想象力的入侵，因此，如果我打算那样反击的话，就必须在艺术之外的领域进行。这正是我开始亲近“武”之观念的开端。
我曾经是一个倚窗远眺，期待着不断有飞来横祸从远方蜂拥而至的少年。虽然凭借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改变世界的，但我不由得期待世界从对面改变而来。对于少年人的不安来说，世界的改头换面是一件迫切需要的事，是每天的食粮，是没有它就无法生存的一种东西。世界改头换面这一观念，对于年少的我才是必需品，就像睡眠和一日三餐一样。以这种观念为基础，我培养了自己的想象力。
在那之后，世界既像是改变了，又像没有变化一样。即使世界变成了我所希望的那个样子，它也会在发生变化的瞬间，立即丧失其丰润醇厚的魅力。存在于我梦想尽头的，往往都是极端的危险与悲惨的结局，我一次都没有梦想过幸福。最适合我的日常生活，就是世界一天天地毁灭。而最让我感到难以生存、非日常性的，正是和平。
不过，我欠缺应对这种局面的肉体的准备。我露骨地表现出那不知道如何抵抗的感性，只是期待着变故的到来；而当它到来时，比起与之战斗，我更想要接受它。
直到很久之后，我发现这个最颓废的少年的心理生活，如果能够幸运地获得力量和斗志的支持，那么这样恰好可以类比武士的生活。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令人眩晕的发现。在那一时刻，我把握了反向利用想象力的机会。
死亡是日常性的，并且这种不言自明的日常性生活，对我来说是唯一“自然的世界”，并且，这样的自然通过人工的构造最终也无法获得，反而通过极其非独创性的义务的观念能够轻易得到，如若这样的话，那么我将逐渐地被这种诱惑所吸引，企图将自己的想象力变成义务，没有比这更自然的发展趋势了吧。也许再没有比对死亡、危机和世界毁灭的日常想象力转化为义务的刹那，更耀眼的瞬间了吧。不过，为此必须要培养自己的肉体、力量、战斗的意志和战斗的技术，并且只需要利用和以前培养想象力相同的手段就可以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无论是想象力还是剑，都是为亲近死亡所培养的技术，在这一点上它们是一样的。而且，这两者都是越锋利越会将自己引向毁灭方向的技术。
针对死亡和危机来磨炼想象力，和磨剑具有相同的意义。回想起来，这一职务早已从远方呼唤着我，而我可能只是因为无能和胆怯，才故意避开了。每日将死亡充斥于内心，向着应有的死亡收缩着每一个瞬间，把对最糟事态的想象力和对光荣的想象力置于同一位置……倘若如此，我把长久以来在精神世界里所做的事情转移到肉体世界就足够了。
如前所述，为了接受这种粗暴的转化，即使在肉体的世界，我也准备得万无一失，做好了一副随时都能够接纳的架势。我内心产生了一种“一切都可能回收”的理论。肉体随着时间每时每刻成长，又随着时间每时每刻衰败，它应该是被囚禁在“时间”里的犯人，既然证明了连这样的肉体都能够回收，那么，甚至“时间”本身也是可以回收的。产生这种想法也不足为奇。
对我而言，时间可以回收，就意味着曾经无法实现的美丽死亡即刻变得可能。而且我这十年间，学习了力量、受苦、战斗、克己，学会了带着喜悦接受那一切的勇气。
我开始梦想拥有作为一名战士的能力。
谈论无须任何语言的幸福，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
可是，我想从上述内容应该很容易察觉，若要得到我称之为幸福的东西，就需要满足诸多极为麻烦的条件，履行极为复杂的手续。
我在那之后度过的一个半月的短暂军旅生活[9]，给我带来了各种各样耀眼的幸福片断，其中也经历过在看上去最没有意义、最不像军队的瞬间所体味到的幸福感。这种难以忘怀的充分的幸福感，我觉得无论如何也必须要将它写出来。虽然身处军队这一集体中，但这种无比的幸福感，就像迄今为止在我的人生中总是发生的那样，在我孤身一人时降临了。
那是5月25日，一个初夏美丽的黄昏。当时我从属于降落伞部队。那天训练结束之后，我独自一人去洗澡，走在回宿舍的路上。
黄昏的天空染上了蔚蓝和桃红，一片绿草地宛若翡翠一般熠熠生辉。在我行走的小路四周，散布着当年旧骑兵学校那古老而雄伟的令人怀旧的木造建筑。当年的兵马训练场如今变成了操场，当年的马厩如今变成了军营小卖部等。
我穿着一身运动服——当天第一次穿的白色棉布长裤、运动鞋和运动背心。那裤脚边已经被干掉的泥土给弄脏了，而就连这也给我带来了幸福感。
当天早上进行了降落伞操纵训练，洗澡之后我的手腕仍隐隐作痛。接着从距离地面十一米高的跳塔上进行跳伞训练，我第一次体验到将身体掷向空中的那种极其稀薄的感觉，就像糯米纸一样易破的透明感觉，其余韵仍残留在我的体内。之后就是体力循环训练和快跑，又深又快的呼吸变成了涣散的倦怠感蔓延至全身。枪支以及所有武器都近在咫尺。我的肩膀随时都准备好成为枪架。今天，我在草地上尽情地飞跑，身体被晒成了金黄色。并且，我站在十一米高的跳塔上，看见地上人的影子，与他们的脚下清晰地结合在一起。而我预见下一瞬间即将落向那里的我的影子，与我的身体不是相连的，就像地面的黑色水坑一样孤立。于是我从银色的塔顶，纵身向空中跳跃。那一刻明显地，我从我的影子、我的自我意识中解放出来了。
我的一天尽可能地被肉体和行为占据了。有惊险，有力量，有汗水，有肌肉。到处盛开着夏日的青草，土路被微风扬起尘埃，夕阳渐渐西斜，我穿着运动长裤和运动鞋，极其自然地走过那里。这才是我所期望的生活。我尽情地沉浸于夏日黄昏的体育之美中，行走在古老校舍与草丛树木之间，这时我就像拥有了孤独和粗莽的体操教师的片刻时光一样。
这里似乎有着精神上的绝对闲暇，有着肉体上至极的清福。夏日、白云，还有课业结束后的天空那驱散了熙攘的空洞的蔚蓝，渗透在树木枝叶间隙的日辉泛出的忧愁之色，以及感到与这一切都很相宜的幸福，皆令我陶醉其中。我确实存在着。
这种存在手续又是何等复杂！其中诸多物神崇拜的观念对我来说，不通过任何语言，与我的肉体和感觉直接地结合在了一起。在那里什么都不缺，军队、体育、夏日、云彩、夕阳、夏草的翠绿、白色体操服、尘埃、汗水、肌肉，甚至极其微量的死亡气息，一应俱全。这幅拼图一块木片也不缺。我完全不需要其他人，因而也不需要语言。这个世界是由天使般的观念的纯粹要素组成的，夹杂物一时都被放逐到了远方，宛如夏日灼热的肌肤感受到冲凉的冷水一样，充满了与世界融为一体的无边的喜悦。
也许我称之为幸福的东西与人们称之为危机的东西位于同一个地方。因为我不通过语言与之融合，从而感受到幸福的世界，也就是悲剧的世界。当然在那一瞬间悲剧尚未形成，但这个世界孕育着一切悲剧性因子，也蕴藏着毁灭，那诚然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世界。而完全取得了栖身于此的资格之后的那种喜悦，显然就是我幸福的根源。我也感受到不是通过语言，而只是一味通过肉体的教养才获得了那世界的通行证，而这就是我骄傲的依据。只有那里是我可以自由呼吸的世界，是一个完全欠缺日常性、完全没有未来的世界。而这世界正是那战争结束以来，我焦灼不安地不断寻求的东西。语言是绝不会给我带来这样的世界的，不仅如此，它只会鞭策我要我远离那里，一定远离那里。因为，无论多么毁灭性的语言表达，都只是属于艺术家的“日常工作”而已。
这是何等的讽刺啊！说到底，在那样一个没有所谓明天、完全以悲剧告终、热牛奶的奶皮覆盖在装满奶的茶碗边上的那个时代，我并没有被赋予喝完那牛奶的资格，经过此后漫长的磨炼，当我取得足够的资格归来时，牛奶早已不知被谁喝光了，冰凉的茶碗早就见了底，而此时我已年逾四十了。并且，令我苦恼的是，能够治愈我干渴的，只有那早已被某人喝光了的热牛奶。
并不是一切都像我所梦想的那样，是可以回收的。时间到底还是无法回收的，但是想想看，我的生活方式是企图反抗作为时间本质的不可逆性，这样的生活方式，难道不是我在战后开始试图违背一切逻辑而活下去的最典型的态度吗？如果，正如人们所相信的那样，时间真的不可逆的话，那么此时此地，我还可能这样活着吗？我内心拥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去反问。
我完全不承认自己的存在条件，而给自己安排了其他存在的手续。说到底，既然保障我存在的语言限制着我的存在条件，那么所谓“其他存在的手续”，无非就是主动投身于那语言唤起并放射出的影像一边；就是从用语言进行创作的人转变为被语言塑造的人；就是通过巧妙细致的手续，确保一瞬间的存在的影像。只有在短暂的军队生活中被选择的孤独的瞬间，我才得以存在，这诚然是合乎道理的。我的幸福感的依据，显然在于哪怕只是一瞬间，自己化身成了一个影像，而那影像是过去腐朽而遥远的语言投射出的影子所结成的。但是，保障这幸福感的早已不是语言。拒绝了由语言保障的存在而产生的存在，必须被别的东西来加以保障。而这别的东西正是肌肉。
自不必说，这种带来强烈幸福感的存在感在下一瞬间就瓦解了，而只有肌肉可以有效地避免瓦解。令人困扰的是，要认识到肌肉能够避免瓦解，仅凭存在感是不够的，自己的肌肉必须用自己的眼睛来看，但严格地说，“看见的东西”与“存在的东西”是相互矛盾的。
自我意识和存在之间微妙的悖理开始让我感到苦恼。
即如下所述。如果将看见的东西和存在的东西同一化，那么将自我意识的性格尽可能变为向心的东西，这是有利的。让自我意识的目光只管朝向内心和自我，使自我意识完全忘记存在的形态，那么人确实能够像阿米尔[10]日记中的“我”一样存在。但是换言之，那是一种奇怪的存在，就像透明的苹果一样，从外面就能完全看到果芯，而这种情况下的存在只有语言能够成为它的保障。这就是模范的、孤独的、人性的文学家。
但是，世上也有只与存在形态有关的自我意识。对这种自我意识来说，看见的东西与存在的东西之间的相互矛盾是确定无疑的。因为，这是一个问题，即苹果的果芯如何才能看到通常被不透明的红色果皮包裹的苹果的外侧呢？同时也是另一个问题，即从那光润的红色苹果外侧投来的目光，如何才能直接钻入苹果内部，成为它的果芯呢？而且，这样的苹果看上去必须是一种完全健康的、着上红色的、普通苹果的存在。
接着用苹果来比喻吧。这里存在着一个健康的苹果。如果这个苹果不是通过语言才存在的话，那么它就不可能像那位阿米尔的奇怪苹果一样，从外面就能看见整个果芯。苹果的内部应该是完全看不见的。于是，在苹果的中心，被果肉封闭着的果芯，在苍白的黑暗中失明，浑身战栗、焦躁不安，期望着无论如何可以亲眼确认自己是一个正经的苹果。按说苹果确实是存在的，但对果芯来说，会认为那存在并不充分，它觉得若是语言不能给以保证，那就只有由眼睛来保证。事实上，对于果芯而言，确切的存在样态就是存在并看见。但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这个矛盾。那就是从外面用刀深深切入，将苹果分为两半，让果芯暴露于光线之中，也就是让它同那被切为两半而滚倒的红色果皮接受相同的光线。此时，苹果果真还能作为一个苹果继续存在吗？已被切开的苹果的存在陷于碎片之中，苹果的果芯为了看见，而牺牲了完整的存在。
当我知道，瞬间以后便瓦解的那种完整的存在感不是用语言，而是只能用肌肉来保障时，我已经背负着苹果的命运了。确实，我的眼睛可以在镜子中看见自己的肌肉。但只是看见的话，并不能触碰到我存在感的根本，我和那幸福的存在感之间仍然存在着无法测量的距离。如果不尽快消除这段距离的话，那恐怕就无望唤醒那种存在感了吧。换言之，被押注在肌肉上的我的自我意识，宛如苹果那失明的果芯一样，只是不满足于保障存在的东西就是自己周围挤满的苍白果肉所形成的一片黑暗。那自我意识被无端的焦躁所驱使，迫切地渴望得到存在的确证，甚至到了迟早必然会破坏存在的程度。这是没有语言，而只是观看所带来的强烈不安！
且说，自我意识的眼睛原本就是向心性地、习惯于通过语言这一媒介来监视不可见的自我，因此它并不会对肌肉这样可视的东西寄予充分的信任，它一定会这样对肌肉打招呼：
“的确，你好像不是一种假象。那么，让我看看你的功能吧。让我看看你生效、运作，发挥你原本的功能，实现你原本的目的吧。”
于是，按照自我意识的要求，肌肉开始活动。但为了让它的行动确实存在，在肌肉外还需要一个假想敌，而为了使假想敌确实存在，就必须冲着这边感觉的领域，给以足够让唠唠叨叨的自我意识闭嘴缄默的猛烈一击。那时，正是那被请求而来的敌人的刀子，向着苹果的果肉，不，是向着我的肉深深地扎了进来。血流了出来，存在也被破坏，大概是通过被破坏的感觉，存在才获得全面的保障，看见的东西和存在的东西之间相互矛盾的间隙才能被填满吧……那就是死亡。
如此，我便知道了，在军队生活中，某个夏日黄昏那一瞬间幸福的存在感，正是通过死亡才最终得到了保障。
当然，我也知道这一切都是预料之中的事，这种特别订制的存在的根本条件，无非就是“绝对”和“悲剧”。当我让自己承担语言的其他存在手续时，从那一刻起，死亡就已经开始了。因为无论语言如何悉心地进行破坏性的伪装，它都与我的生存本能有着深深的关联，它都属于我的生。本来，当我希望“活下去”的时候，我不是才第一次开始有效地使用了语言吗？使我能够长久活下去直至自然死亡的，正是语言，它就是“致死之病”的缓慢的病菌。
话说我之前已经论述过武士持有的幻想与我之间的亲近感，谈论过以下两种职务之间的共鸣，即磨炼对死亡和危机的想象力跟磨剑是一样的。而这都是以肉体为媒介，使得我精神世界中的所有比喻都成为可能。并且一切都与预想的一样。
即便如此，平时军队里释放出的那种庞大徒劳的印象，压制了我。有意地远离传统和荣耀，是日本非嫡系军队的不幸特质。当然，即便这种印象很大程度是来源于这种特质。
这正如给巨大的电池充电，不久它就因为徒然的自身放电而枯竭，于是又给它充电，充电放电的作业反复进行，电力永远也不能使用在有效用途上。为“一定会到来的战争”这一庞大的假设而奉献上一切，周密地编制训练计划，士兵们也勤学苦练，而一天天在风平浪静的空无中过去，昨日处于最佳状态的肉体，今日就略有衰退，年老的陆续被淘汰，年轻的不断补充进来。
我到如今才领会到语言的真正效力。语言要应对的对象正是这种处于正在进行状态的虚无。在等待不知何时会前来造访的“绝对”期间，虚无在进行着，并且不知它何时会结束，而这虚无才是语言真正的画布。如此说也是因为，语言会弄脏虚无，给虚无染色，就像现在仍用清澈河水漂洗的京都友禅印花染色[11]一样，语言会以无法再次染出的华丽色彩和图案为虚无着色，就这样，在一瞬、一瞬之间将虚无完全消耗，将其定格在那每一个瞬间，而语言结束这一切之后，留存了下来。语言结束于被说出口时，被写下来时。通过那种结束的积聚以及生命的连续感片刻、片刻的断绝，语言会获得些许力量。至少可以稍微减轻一些压倒性的恐怖感，即在等待“绝对”这一医生期间，候诊室那巨大的白色墙壁所施与的恐怖感。因为要每时每刻地弄脏虚无，所以必须不停地切断生命的连续感，在这种交换中，语言至少稍微起到类似于将虚无翻译成实质的作用。
即便这也是假设也罢，语言中显然具备使事物终了的这种力量。死刑犯所写的冗长手记就是一种咒术，它时刻企图用语言的力量，来结束可能超越人类忍耐极限的、漫长的等待光阴。
在我们等待“绝对”期间，经常直面处于正在进行时形态的虚无，这时，就只剩下选择某些尝试的自由了。总而言之，我们必须要进行准备。这准备被称为向上，可能是因为或多或少在人类中间隐藏着一种哀切的期望，即哪怕一点点也好，希望自己变得与那不久之后势必到来的、尚未谋面的“绝对”画像相称一些。最自然而公正的欲望，可能就是希望自己的肉体和精神都能够同等地接近那“绝对”的画像吧。
但是，这一企图必定会全面失败。因为，不管重复多么高强度的训练，肉体必定会慢慢走向衰弱；不论怎样累积语言的营生，精神也不会认识到“结束”。语言一点点地让事物终了，因此由于语言而丧失了生命连续感的精神，是分辨不出真正的结束的。
掌控这一企图，让它挫折和失败的，正是“时间”，而极少数的时候，“时间”会大施恩宠，将这个企图从挫折和失败中拯救出来。这就是所谓夭折的神秘意义，希腊人将其称为受众神宠爱者而羡慕不已。
然而，我已经失去了像清晨一样的充满年轻朝气的特有面庞，那早晨的面庞就是不论昨日陷入何等疲劳的淤积，只要过了一夜，天亮时分，仍然能够再次浮上水面充满活力地呼吸。很多人永远没有丧失一种粗野的习惯，将这样一张脸，将自己无意识的真实面庞暴露在了光辉灿烂的晨曦中。这是何等可悲！习惯依旧保留，而脸在一直变化。于是便不会察觉到，不知不觉间那张真实的面庞已经荒于思索和感情，变成了一张仍旧拖着昨日疲劳的面庞，就像拖曳着一条铁链一样；也不会意识到自己将那张脸暴露在太阳之下的无礼行为。人们就这样丧失了“男子气概”。
换言之，具有男子气概的战士的脸，必须是一张虚假的脸，因为它在失去了自然年轻的明朗之后，必须用某种政治学将其创造出来。军队很好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人们要看懂领会指挥官早晨的脸色，并迅速从中发现每天的行动准则，而那是一张隐瞒自己内心疲劳、在任何绝望中都足以鼓舞他人的乐观的脸；是一张不在乎个人悲伤、糊弄昨夜所做的噩梦、充满振奋的精神力量的虚假的脸。而只有这才是生气十足的男人们，对着朝阳充满礼节的脸。
在这一点上，失去青春的知识分子的脸，让我毛骨悚然。它们是何等丑恶，何等欠缺政治学啊！
我开始文学生涯时，所采取的方法与其说是如何表现自己，不如说是如何隐藏自己。这样的我不得不再次感叹于军队中军服的功能。伪装语言最好的就是肌肉，伪装肉体最好的就是制服。而且军服被缝制成的式样，是无论如何也不适合消瘦干瘪或大腹便便的肉体的。
再也没有比军服所概括出的个性更简单明了的东西了。身着军服的男人，仅凭穿着军服，就会单纯地被看作一名战斗员。不管这个男人的性格和内心如何；不管他是梦想家还是虚无主义者；不管是宽宏大量还是吝啬；不管那令人讨厌的精神空洞在他制服内里开了多么深的孔洞；也不管他充满了多么恶俗的野心，他只会单纯地被当成一名战斗员。有朝一日，这身制服会被枪弹射穿，会被鲜血染红。而这着实符合肌肉的特质，即自我证明必定会走向自我毁灭。
话虽如此，但我绝对不是一名军人。我清楚观察并深刻领会到，军人这一职业是极为技术性的职业，需要比任何其他职业都更为漫长而周密的教育期，并且为了不失去自己的暂时所学，是非常需要一刻也不松懈地积累锻炼，这就像钢琴家为了不丢失自己细腻的技巧而需要每天练习一样。
即使是极其无聊的任务，也是从至高无上的光荣下被命令颁布的，也是在某处通向死亡的，没有比这更能使军队彰显其耀眼光辉的了吧。与之相反，文学家只知道从自己了解得一清二楚的内部那些毫无价值的东西中，挑拣出自己的荣誉，并精心地将其打磨装饰。
我们拥有两种呼声，一种来自内部，一种来自外部。所谓来自外部的呼声，无非就是“任务”。如果内心在响应外部任务的同时，能与来自内部的声音完美呼应，应该说这才是无上的幸福吧。
虽已是五月，却依然飘着潇潇冷雨。某日午后，我听闻原定要在当天参观的无后坐定点步枪射击训练，因为下雨而中止了，便独自一人待在宿舍。这是一个在富士山麓的平原上，令人联想到冬日的略有寒意的日子。在这样的一天，都市的大楼一定从白天起就灯火通明，人们在埋头工作，每家每户的主妇在灯下做针线活儿看电视，同时心里思量是不是太早把暖炉收起来了。在普通的市民生活中，缺少一种不拿雨伞不管不顾地将人们拖拽到冷雨中的力量。
突然，有一位军官乘坐吉普车来接我，说是定点步枪射击训练要冒雨强行进行。
吉普车一个劲儿地在荒野间凹凸不平的道路上奔驰，车身摇晃得很厉害。
荒野里杳无人影，雨水形成的急流流淌在道路的斜坡上，吉普车在上下爬坡。视线被遮蔽，风越刮越猛，草丛都被吹得低伏了下来。冷冷的雨水从车篷缝隙毫不留情地击打我的面颊。
在这样的天气里，他能从荒野前来接我，让我感到很高兴。这是一项紧急的任务，是来自远方的强烈呼声，是从烟雨迷蒙的广袤荒野中传来的呼唤着我的声音，我回应着它，离开自己温暖的居所，风驰电掣般地赶路。这样的感觉是我很久没有体会过的狼的感情。
某种东西，就像要扒下我的衣服似的，在催促着我，把我从暖炉旁边拉走。它从世界的尽头前来迎接我（多数情况下，这与死亡、快乐、本能联系在一起），我对此感到高兴和振奋，没有任何不情愿和犹豫。当我出发时，所有安逸和日常性瞬间就被抛弃了。而我确实似乎在很久以前曾经体验过一次这样的瞬间。
只不过，从前传到我这里来的外部呼声，并没有准确地与内部呼声相呼应。我想那是因为我不能用肉体来接受外部的呼声，只能勉强用语言来接受它。当它被那张观念的繁琐织网捕捉时所产生的那种轻微痛苦，我确曾熟悉，但是，若以肉体为界，两种呼声相互应和时，会产生怎样根本性的喜悦呢？关于这一状况，曾经的我是全然无知的。
不久，像尖锐笛声般的枪声震响了。我注视着定点步枪朝着雨幕对面朦胧的标靶，不断调整误差的同时射击出的鲜艳的柑橘色曳光弹。之后的一个小时里，我都淋着雨坐在泥泞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