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一曲难忘（文坛新人）[102]
二十三、“张爱玲却出乎意外地出现了”
1937年11月，国民党军队弃守上海。这个闻名世界的大都市沦陷了。自此至1941年“一二·八”珍珠港事变为止，上海的英法租界孤立于日占区的重重包围之中，成为孤岛，形势十分险恶。此间大批左翼作家和民主主义作家纷纷撤离，四处离散。文学创作队伍日渐庞杂，客观上给一些不知名作者提供了更多的发表机会。而自五四以来的以北京和上海为北南中心的现代文学格局受到了很大突破。因为战争，上海很多有名的大型文学刊物先后停刊，如《文学》《文丛》《中流》《译文》《光明》《作家》等。作家们失去了从容的写作心境，部分作家提倡投笔从戎的前线主义，因此新文学在上海的地盘日渐缩小。部分留居在上海的进步作家如郑振铎、许广平、柯灵、王任叔、唐弢等，利用租界的特殊条件，坚持进步宣传，鼓吹正义事业，力所能及地维护和发扬着新文学忧国忧民的传统。但在1941年12月日军侵入英法租界后，他们办的刊物先后被迫停刊，许广平、柯灵等亦遭逮捕，史称“孤岛文学”的这一段历史结束了。
之后的上海文坛，除了部分进步作家的零星之作外，大量充斥的是汪伪政府的和平文学和代表市民生活气味的软性文学。大的书局报社受日伪控制，隐名的小书局和报刊纷纷出笼。当时读书圈子很小，图书销售业较为萧条，沦陷区物价飞涨，经济困难，一般作家难以著书维持生计。更因为在侵略者刺刀下，在日伪特务机关的注视下，人们不能自由地谈天说地，发表见解，于是逃避现实，麻木无聊的作品如色情、恐怖、侦探、武打、怪异、掌故、轶事、秘史之类泛滥成灾。软性文学和影剧成为人们的主要精神消费。这种现象，与当时的社会心理也是紧密相关的。这已是抗战后期，抗战文学有一定衰弱。长期的抗战，人们滋长了疲惫心理，疲惫和郁积情绪需要发泄，于是迎合了这种情绪的报刊纷纷出笼。这，正体现了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相持性。
在上海沦陷区直接受日伪控制的报纸有《申报》《平报》《国民新闻》和被停刊后又强制复刊的《大美晚报》《泰晤士报》。此外，还有一些刊物与汉奸人物有瓜葛，他们有的插手编务发行，但并非都由汪伪政府直接管辖。一般来说，伪政府对报纸控制较严，对杂志相对较松。杂志上也并非篇篇都是汉奸言论，也有一些无关痛痒的以文艺趣味为主的内容。当局对这些消闲性质的报刊，视为点缀其文化“繁荣”的方式，一般不予干涉。屡被后来文学史提及的作家如陈大悲、路易士（纪弦）、袁殊、柯灵、桑弧、周作人等亦在这些杂志上发表文章，张爱玲的主要发表阵地也是这些。
现将这类刊物的背景作一简略介绍：
《紫罗兰》，鸳鸯蝴蝶派性质的杂志，周瘦鹃主编。原为月刊，后为不定期刊，1945年3月出第18期后停刊。
《杂志》月刊，新中国报社社长袁殊主办，吴江枫主编，上海战事之初即已出版。其内容颇杂，独不涉及政治和外交问题。张爱玲撰稿颇多。
《古今》，散文半月刊，社长朱朴，主编周黎庵，上海古今出版社发行，1942年3月创刊。汪精卫、周佛海、周作人等大汉奸有文刊载，苏青、张爱玲亦有散文发表。
《风雨谈》，柳雨生主办，1943年4月创刊。柳为文化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逮捕，后出逃大陆，在南洋一带教书写作。
《天地》，文学月刊，冯和仪（苏青）主编。张爱玲与冯有较多联系。
《万象》，平襟亚主办，柯灵主编。它是一份半商半文性质的刊物，且新文艺味较浓，在各类杂志中销量最广。柯灵与爱玲有一段文字之交，爱玲在《万象》上发表了《连环套》《心经》等小说。关于他们的结识经过，柯灵有一段生动的回忆：
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张爱玲成名于抗战相持阶段。相持阶段有相对的平静，斗争文学没有了持久的阵地，伪政府的宣传文学无人理睬，软性的消遣之作泛滥成灾，而纯文学的创作几乎成空白。当柯灵试图编品位较高的杂志而不得不在其他报刊上搜寻好作者，便说明了当时作家队伍的匮乏。张爱玲的出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一个纯文学作家的身份对上海文坛做了一个漂亮的填空。
真可谓乱世有奇才，奇才逢乱世。她是乱世中出现的一朵奇艳的花。如果说她是荷花，脚下有污泥；如果说她是牡丹，其土太黑；如果说她是玫瑰，枝上有刺。
是乱世为她提供了成功的机会，是才华使她在乱世中放出了光彩。如果不是当时上海文坛上优秀作家销声匿迹，如果不是当时的纯文学创作领域近乎空白，她的才华完全可能被淹没。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她的出现是一个漂亮的填空。当后人们逐渐把这个空儿看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张爱玲填空的分值便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