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到处都是传奇
张爱玲不急不慢、徐徐燃起的两炉香获得了读者的好评，她颇受鼓舞，一发不可收，又连续发表了《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等描写香港生活的小说。
爱玲的茉莉茶虽然香气袭人，但也隐含苦涩，如同香港虽然繁华美丽，然而悲哀苍凉。出自小商人之家的书生言子夜在为冯家小姐们补习功课时与大小姐冯碧落两心有意，情爱绵绵。言家托人说亲，冯家因瞧不起言家的商贾气而一口回绝。后来各自有了无爱的家，言子夜成了港大的教授，冯碧落嫁给了聂介臣忧郁而死。这本是新文学初期通常的揭露门第婚姻包办婚姻的老故事，但《茉莉香片》的笔力不在此，而是以之为背景描述悲剧的延续及对下一代的身心伤残。聂介臣的儿子聂传庆成了言子夜的学生，且又与言的女儿言丹朱同学。一直郁郁寡欢的聂传庆眼见得丹朱幸福的父亲、幸福的家而心生嫉恨。他觉得自己本该是言家的一部分，本该有言丹朱一样的幸福。或许是丹朱顶替了他的生命，他偏执乖张、自伤自怜，常做出种种盲目无理的举动。他备感“那无名的磨人的忧郁，他现在明白了——那就是爱——二十多年前的，绝望的爱。二十多年后，刀子生锈了，然而还是刀。在她母亲心里的一把刀，又在他心里绞动了”。
两代人的悲剧，封建伦理的苦果。这种传奇式的处理方式，分明是张爱玲式的，融奇异故事与心理剖析为一体，乖巧隐蔽、别致自然。
《心经》也是怪异故事。二十岁豆蔻年华的女学生许小寒，跟她不太老的父亲和显老的母亲构成了一个隐含的情爱三角。从十几岁起，她几乎是有意地隔绝了父母的爱，一点一滴地排挤了母亲对父亲的感情，一点一滴地霸占了对许仪峰——家中惟一的男子——的爱。这种爱，既不是父女亲情，又不纯是男女性爱，使得女儿失去了对别的任何男子的兴趣。情形越来越危险，父亲内心的超我力量发生了反抗作用。作为小寒的替代品，他与一个和女儿长得相像的并且是女儿同学的姑娘凌卿同居了。小寒拼命抵制，要撕破他的新生活。为了达到目的，甚至动员她先前的“情敌”——母亲联合起来阻止已发生的一切。但母亲以一个旧式女人的可怜态度又来阻止小寒，小寒也无力阻止任何事情，只得负气离家，远走高飞，逃避内心的痛苦。
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一般读者是难以接受的，他们内心几乎不可能承认类似的事实，但张爱玲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和惊人的道德眼光毫不费力地讲述着这故事，征服着读者。她写许小寒的脸：“是童话里小孩的脸，圆鼓鼓的腮帮子，小尖下巴，极长极长的黑眼睛，眼角向上剔着。短而直的鼻子。薄薄的红嘴唇，微微下垂，有一种奇异的令人不安的美。”正是这种天真而狡黠的美，不知不觉地摄取了父亲的心魂。在他的心目中，“小寒——那可爱的大孩子，有着丰泽的，象牙黄肉体的大孩子……仪峰努力掣回他的手，仿佛给火烫了一下，脸色都变了，掉过身去，不去看她。”这里对他的潜意识和意识的表现简洁而精细。许仪峰振振有词地逃避使一切变得模糊了，没有底了。“……她的粉碎了的家！……短短的距离，然而满地似乎都是玻璃屑，尖利的玻璃片。她不能够奔过去，她不能够近他的身。”
香港传奇中，最受欢迎之作当数中篇《倾城之恋》。一个放荡男子与一个传统女子在多少次明争暗斗、多少回算尽心机后，还是若即若离，连固定的情人都算不上。只有到了最后，港战爆发了，在躲空袭的紧张氛围之中，在为肚皮生计的辛勤劳碌中，两个自私的人才以平实的夫妻式关系结合了。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倾城之恋》发表后，大受欢迎。作者又很快将之改编为同名话剧，上演月余，反响强烈。80年代香港又将之拍成电影，亦可见其迷人程度。
在向香港生活寻宝的同时，爱玲也在上海滩上掘金。这是一座富有的文海艺滩，她掘出了《封锁》《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花凋》《留情》等闪光的精品。
爱玲熟悉上海人，喜欢上海人。上海人的圆通精明、疲乏放任，表现出奇异的智慧，张爱玲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刻画了已婚男子的情感浪费（《封锁》）、被物欲和情欲逼成的心理变态（《金锁记》）、现代知识男子的双重性格（《红玫瑰与白玫瑰》）、青春之花的早夭（《花凋》）、老夫少妻的心灵空虚（《留情》）。这些作品中，最为人知的是《金锁记》和《红玫瑰与白玫瑰》。
《金锁记》惊心动魄地表现了金钱对人的奴役。女主人公曹七巧原是开麻油店小老板的女儿，贪财的哥嫂把她嫁给了姜公馆里生着痨病的二少爷。她为钱而舍情，身心煎熬而致变态。分家后，有了金钱支配权的七巧把钱作为报复不公平命运的利器，唬跑了情人，毒杀了媳妇，离间了女儿的爱，一级一级走进了没有光的所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主角是工程师佟振保，他赤手空拳打天下，留学回国后在工厂一帆风顺、事业有成，倍受人们赞誉。可他一步步滑向了道德与肉欲的夹缝中，人格分裂，多方受挫，成了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这两个中篇是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值得细细咀嚼。
《花凋》也是张爱玲描写遗少家庭女性悲剧作品中的一篇，它曾入选钱谷融主编的供学外语的中国学生和学中文的外国学生作教材的《中华现代文选》。故事是从一个美丽的修饰一新的坟墓开始的。这是“爱女郑川嫦之墓”。墓碑上刻着：“……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这似乎是一个表现家庭温爱意外生悲的故事。然而“全然不是这回事”。她父亲为着风流而无钱给她治病，母亲是苍白绝望的妇人，姊妹中争风吃醋，以大欺小。恋爱是她生命中惟一的火花，但是很快熄灭殆尽。因为病，更因为孤独愁苦，无望无爱，她离开了人世。花之凋零，因为没有阳光雨露，没有沃土，没有园丁。川嫦的早逝，归罪于她出身的那个腐朽颓败的遗少家庭。什么父母之爱、姊妹之谊、恋人之情，纯属子虚乌有。
1971年，台湾作家水晶费尽周折访到张爱玲。张爱玲对他谈到自己的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各事其本’”，她称之为documentaries。谈到《红玫瑰与白玫瑰》，“她很抱歉地说，写完了这篇故事，觉得很对不住佟振保与白玫瑰，这两人她都见过，而红玫瑰只是听见过。”[89]后来张爱玲又对朋友介绍说：“男主角是我母亲的朋友，事情是他自己讲给母亲和姑姑听的。那时候我还小，他以为我不懂，哪知道我听过全记住了。”[90]至于这篇小说的原型是哪几位，现在已不可考。但《金锁记》《花凋》确是“各有其本”的。前者以她的太外祖父李鸿章之次子一家的生活为背景，后者以她舅舅黄定柱的三女儿黄家漪的爱情悲剧为蓝本。
《金锁记》开头介绍“那两年正忙着换朝代，姜公馆避兵到上海来”，“换朝代”指的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姜公馆”则是以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的李公馆为原型。小说中的“大爷”，真名叫李国杰，做过招商局长、董事长兼总经理。1939年遭军统特务暗杀。大奶奶姓杨，曾与爱玲多次聊天闲谈。“我的姊姊就是从她的闲谈中，得知外人不知道的李鸿章大家庭中的秘密韵事。”[91]李国杰的三弟，天生软骨症，不易娶门当户对的女子为妻，就娶了合肥老家的一个乡下女人。这就是小说中的二少爷和他的媳妇七巧，爱玲姐弟称她为“三妈妈”。她因为出身贫寒，没有文化，嫁到大户人家，却与残废为伴，因此很有自卑感，又特别好强，“伶牙俐齿，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像铜片，也不管伤人有多深”。[92]与《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性格十分相近。小说中的三少爷姜季泽，“其本”为李家四爷李国熊。他和张廷重交情不错，还认张子静为干儿子。他是一个十足的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无所不能，花钱如流水，子女又多，后来经济拮据，在上海住不下去，搬到了北京。小说中的长白、长安有爱玲的“琳表哥”李玉良、康姊姊的影子。张爱玲正是以这一家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性格为原型，加以创造发挥的。这篇现代小说史上的杰作，反响颇大，但在李公馆是波澜不兴的。“我姊姊发表《金锁记》后，当时李鸿章还有不少后代在上海。……但我没听到什么反映或对我姊姊的指责。也许李府那些人也不太看书，根本不知道我姊姊发表了那篇小说，把他们的丑陋的一面写进了历史，世世代代还要接受批判。”[93]
《花凋》的命运则相反，发表后使得张爱玲的舅舅暴跳如雷。张爱玲是舅舅家的常客，与几个表姐妹打得火热，舅舅也很疼她，凡她所问的关于家族的旧事，他都十分认真地回答。爱玲以小说成名，他十分高兴，一篇篇地找来读，夸她有出息。可是当他读到《花凋》时，大发脾气，对妻子说：“她问我什么，我都告诉她，现在她反倒在文章里骂起我来了！”这篇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郑川嫦的原型黄家漪，与张爱玲是表姐妹，二人的关系非常亲密，她的父亲也是个坐吃山空的遗少，德行不太好。黄家漪郁郁寡欢，爱玲到港大读书后，她又少了一个可以说话解闷的知心人，生活更苦闷更忧郁了。她也有着美妙的大学梦，但父亲不愿出钱，他快吃空了，急于把几个漂亮女儿嫁给有钱有势的人。正在这时，黄家漪得了肺痨，在那个时代是难治之症。也请了一个年轻的男医生，家漪对他有好感，但她的病更重了，他也另有了女朋友。不久，黄家漪病死了。想想自己的家，想想舅舅的家，想想表姐的命运，爱玲百感交集。“我姊姊发表《花凋》，是一种哀悼的心情，她哀悼三表姊这朵鲜花的凋谢，也哀悼她失去了一位知心的女伴。”[94]
在一篇关于读书作文的散文中，张爱玲这样谈到原型与虚构、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在西方近人有这句话：‘一切好的文艺都是传记性的。’当然实事不过是原料，我是对创作苛求，对原料非常爱好，并不是‘尊重事实’，是偏嗜它特有的一种韵味，其实也就是人生味。”[95]
张爱玲写小说，不论“有其本”还是无其本，她总是把“人生味”放在第一位的，米兰·昆德拉曾说，小说如果放弃了对人的探索，那就是小说的死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爱玲是一个品位纯正的作家。探索人性，拷问灵魂，揭示文明与人性的冲突是她在小说中孜孜以求的目标。
让我们在这里停下来，走进张爱玲的传奇世界，去看看她是如何拷问人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