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辛亥革命
◎ 黄兴策划广州起义
◎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 误打误撞武昌起义
◎ 熊秉坤打响第一枪
◎ 清廷请袁世凯出山
◎ 孙中山海外归来
◎ 南京政府的内讧
◎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 惜阴堂南北议和
◎ 袁世凯逼清朝皇室退位
◎ 定都之争
◎ 袁世凯的“兵变”把戏
◎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民国大总统
◎ 孙中山黯然下野
1910年5月13日，黄兴致函孙中山，策划在广州再次发动起义。选择广州，原因还是靠近香港，运输枪械和人员方便，对广州的情况也熟悉。省会革命成功，比在其他地区起义影响都大。6月，孙、黄分别秘密潜往日本，两人就多种重要问题交换了意见。11月13日，孙中山又在槟榔屿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同盟会骨干秘密会议，决定募集巨款，再次在广州起义。孙中山对此举的成功充满信心，他说：“现在因新军之失败，一般清吏自以为吾党必不敢轻于再试，可以高枕无忧，防御必疏。吾党同志果能鼓其勇气，乘此良机重谋大举，则克复广州易于反掌。”(1)会后，孙中山赴欧洲，赵声往香港，黄兴、胡汉民、邓泽如则分往南洋各地筹款。
筹款工作进行得还算顺利，总计筹集到了15.7万余元，超过了原来的预想。1911年1月18日，黄兴抵香港，成立统筹部作为起义的领导机构。黄兴任部长，赵声任副部长，下设调度、交通、储备、编制、秘书、出纳、调查、总务八课，调来日本、南洋同盟会成员500余人，号称“选锋”（突击队）。这样的组织比以前严密多了。
起义需要制造炸弹。喻培伦特地来到香港，在九龙海边的荒滩上找个试验地点。喻这次试验用安全火柴做炸弹导火线头，克服了过去不易燃着的缺点。这次广州起义，几乎个个炸弹都发挥了作用，给清军以很大的威胁。
1月底，黄兴派李文甫、林直勉、喻培伦、但懋辛、熊克武等去广州，调查城内外地形、交通路线和重要机关地址，画了一个简图。林是广东人，熟悉道路，但和熊学过军事，喻培伦考虑到广州房顶有可通行的走道，要勘定狙击清军的投弹地点。他们通过同乡的关系认识了观音山炮台的人，这人邀请大家去喝茶，看看广州市的风景。喻培伦、熊克武等就利用游览的时机，检查了几门炮，发现炮虽然是旧式的，但还可以射击。
熊克武回香港报告情况后，和喻培伦又来到广州，租了幢合用的民房，挂但公馆的牌子，作为交通站和制造炸弹的地方。喻开始日夜辛劳地制造炸弹，熊有空就帮助碾炸药。个把月工夫，总计做了炸弹300多个，分批运至但公馆储藏。(2)
在香港，黄兴制定了十路进攻的起义计划：黄兴率队攻总督署，赵声率队攻水师行台，其他各路分头行动。会议还决定以赵声为总司令，黄兴为副司令。后因赵声在广州时期很长，不便公开活动，遂由黄兴先赴广州领导。
第一批军火的运输出了大岔子。押运军火的周来苏胆小如鼠，船近香港时因害怕检查，他把武器和子弹全部投入大海。这批军火的损失，打乱了统筹部的预定计划。(3)
就在黄兴等部署广州起义期间，又发生了同盟会员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琦的事件。1911年3月温回到广州，准备刺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4月8日，孚琦观看飞机表演，回来到大东门附近，温生才误以为是李准，向孚琦连投3枚炸弹。孚琦未死。温生才冲向孚琦开枪，将其击毙。温生才被清兵包围。不幸被俘，从容就义。这次暗杀使张鸣岐和李准提高了警惕，广州城内加强巡逻盘查，戒备森严。
温生才刺杀孚琦的同一天，黄兴、赵声在香港开会，决定4月13日举事。后因款械不能如期到达，改为4月27日。黄兴于23日到广州，设立指挥部，进行作战布置。25日，两广总督张鸣岐调军队回防。胡毅生、陈炯明认为清军有戒备，主张缓期。喻培伦等人甚为愤慨，去见黄兴，喻培伦坚决表示：“就是大家都走了，剩下我一个人，也要丢完了炸弹再说，生死成败，在所不惜。”黄兴听了大为感动，决定集合同志，如期发动。(4)
起义前，大家都感觉此次凶多吉少。林觉民是抱着牺牲的决心去参加战斗的。临战前夜，他给妻子写了一封诀别信：
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
他明确告诉妻子，自己是为国而死，为人民而死。这封充满感情和泪水的家书，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真情和胸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高于个人的生命和家庭的幸福，这封家书成为革命的经典，现陈列在国家博物馆中。
黄兴也给同盟会同僚写了绝笔书：“本日亲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不敢有负诸贤期望。所有此次出入款项清册，涓细亦有登记，当先寄呈公埠宣布，次荷属、次南北美洲各埠。无论成败，俾共晓然此次之款，涓滴归公。”(5)在他心中，最重要的是廉洁。华侨捐款，都用来干了革命。自己的所有行为，都是为公，没有涓滴为己。这又从另一面，反映了革命者的纯洁心灵。
1911年4月27日晨，本来是赵声、胡汉民带领香港同志300人到达广州的日子，但是因故未能按时到。黄兴派熊克武和方声洞、林时爽去接船，可是船到了，人却没有来。熊克武失望地赶回指挥部，进南门时，碰着林直勉戴黑眼镜坐着轿子出城。接着又遇见陈炯明。当时熊克武还以为林、陈二人另有特别任务，后来知道他们都当了逃兵。指挥部的同志准时出动，大家认为喻培伦应该留下来，把制造炸弹的本领教给别人。但是无论谁劝他，都被喻驳回：“啥子话！我为革命才制炸弹，现在自己做了炸弹，大家都去，我倒不去，那不行。”大家怎样也说服不了他，只好依他了。(6)
下午5时30分，黄兴带领“选锋”120余人，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直扑两广总督署。喻培伦只用了两颗炸弹，就把督署后墙炸开一个大洞。革命军枪弹齐发，击毙卫队管带，冲入督署。两广总督张鸣岐逃往水师提督衙门。黄兴找不到张鸣岐，便放火焚烧督署衙门，然后冲杀出来，正碰上李准的亲兵大队。同盟会骨干林文听说李部内有同志，便上前高呼：“我等皆汉人，当同心勠力，共除异族，不用打！不用打！”话未讲完，被清军一枪击中，当场牺牲。黄兴被打断右手中食二指第一节，便以断指继续射击。随后，黄兴将所部分为三路：川、闽及南洋党人攻督练公所；徐维扬率花县党人40人攻小北门；黄兴自率方声洞等出南大门，接应巡防营。
关键时刻又出了大错。黄兴所率一部行至双门底后，与温带雄所率的巡防营相遇。温部为入城方便，没有缠带白巾标记。见到起义军，温带雄连呼“兄弟”。方声洞听不懂方言，又见来军无记号，便开枪射击，温带雄应声倒下。对方立即发枪还击，方声洞也被打死。
攻督练公所的一路途遇防勇，绕路攻龙王庙。喻培伦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左手执号筒，右手拿手枪，奋勇当先，投掷炸弹。战至半夜，终因众寡不敌，他们被迫突围，喻培伦受伤被俘。
战至最后，只剩黄兴一人，他避入一家小店，改装出城。逃到珠江南岸机关，被女同志徐宗汉接应。第二天早晨，赵声带着300名香港同志到了广州城外，城门紧闭，无法进去。黄兴见到赵声，抱头痛哭，还想回去找李准拼命。赵声眼看起义已经失败，遂与黄兴4月30日回到香港。
这次起义，除黄兴一路按期发动外，其余各路均未行动。起义成为黄兴一路的孤军作战。事前策划很周密，战斗打响却如此混乱，再遇上善战的李准，起义很快就失败了。
战斗中，70余人战死，31名革命党人被俘。张鸣岐、李准亲自审问。林觉民戴着手铐脚镣，上堂不跪，坐在地上，侃侃而谈。张、李命除去脚镣，请坐堂上，送上纸笔。林觉民提笔写下千言。写到动情处，以手捶胸。李准捧上痰盂，待林吐完，奉上茶烟。林觉民写完，又在堂上演说，劝清吏洗心革面，革除暴政，建立共和。
喻培伦身受重伤，弹尽力竭被俘，受审时他声色俱厉地说：“要杀就杀，革命党是杀不尽的！”(7)31名革命党人无人屈服，全体从容就义。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起义失败后，广州城内的大街小巷留下革命烈士的遗体。直到第五天，督署才请善堂收拾遗骸。同盟会员潘达微为了给烈士选择墓地，四处求助，善堂被他的义举所感动，愿把红花岗捐出作为墓地。5月2日，潘达微率领义工为烈士打开镣铐，身首异处的整合复原，用棺木殓葬72具遗骸。潘达微后将此地改名为“黄花岗”，黄花即菊花，象征节烈，这72位牺牲者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广州起义是同盟会革命第十次失败，但是这次起义轰动全国，激起了反清的浪潮。许多清朝官员也受到了震动，对清朝统治失去了信心。李准的内心也起了变化，不久因与张鸣岐争吵被撤职。辛亥革命后，李准反正，投向民国。
东方不亮西方亮，南方黑了有北方。谁也没想到，半年后的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摧毁了摇摇欲坠的清王朝。
孙中山、黄兴在广东、广西发动的多次起义都以失败告终，主要的教训是方法不对。在海外找钱，集合少数革命党和国内的会党发起暴动，一来力量太小，根本撼动不了清朝地方政府和军队；二来速起速灭，又在边远地区，影响很小。宋教仁鉴于失败的教训，总结出革命三原则：“一、革命之时宜神速而短（不可久事战争）；二、革命之地宜集中而狭（宜于中央）；三、革命之力宜借政府所恃者（用政府军队）为之使用，而收事半功倍之效。此三者盖革命成功之原则也。”(8)
湖北最早的革命机构叫“科学补习所”。1904年湖北新军招兵，革命者曹亚伯、胡瑛、张难先等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入伍不可。于是张难先、胡瑛投到湖北陆军第八镇工程营当兵，在营房内散发《猛回头》《革命军》等小册子。他们又与宋教仁等联络，在武昌多宝寺街设立“科学补习所”，名为学习科学，实为革命机关。(9)
1905年春，原科学补习所骨干刘静庵借武昌高家巷圣公会阅报室“日知会”为据点，联络同志。1906年2月，刘静庵与曹亚伯等人重新组织日知会。日知会的特点，是重在湖北新军中宣传革命。新军中有许多知识青年，他们在参军之前就已经接受了革命思想。军中同志在夜间或士兵出勤之时，把革命小册子放在士兵的床上，或介绍同志入营宣传革命。士兵们读了《猛回头》 《警世钟》这些书，都奉为至宝，秘密传阅。
1906年底的萍浏会党起义，日知会参与其中，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搜捕。1907年1月，武昌日知会主要成员被捕。日知会失败后，蒋翊武、孙武、刘公等人重新组织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秘密革命组织，策划起义。1911年夏天，四川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清政府派端方率湖北新军第八镇一部，经宜昌入川至资州，湖广总督瑞澂的兵力被削弱。留守武汉的新军中，大部分士兵都倾向革命，忠于清朝的军官是孤立的少数。
9月末，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胭脂巷召开联席会议，有60多人参加。会议决定农历八月十五（公历10月6日）在武昌起义。湖广总督瑞澂察觉到革命的迹象，加强了戒备。巡逻队不断地在街上往返检巡，各城门都加派岗警，汉阳行人出入，都须摸腰搜身。某日早晨有河南人手拿纸包的三个馍馍进城，不耐烦警察搜查，气得把馍馍就地一扔，警察以为是炸弹，吓得一哄而散，来往行人也乱作一团。岗警许久不见炸弹爆炸，才敢返回岗位。
起义临近，各部负责同志聚集在荣昌照相馆楼上开会，讨论居正购买手枪久久不回，发难日期已经决定，万不能再拖延。手枪恐不能及时应用，必须加紧多制炸弹，以应急需。决定李白贞及其内弟陈叔琴采办原料，孙武负责制造炸弹。于是李、陈分途购买酒精、黑铅、铁片及大量罐头、香烟空筒。先制成一个，由邓玉麟秘密带到武昌洪山背后试放，将地面炸成一个很大深坑，效果甚好。于是孙武加速赶制，每天可以装成20—30个不等，交邓玉麟、杨宏胜转运武昌，在各处分贮，以备发难时使用。(10)
10月9日上午，孙武在楼上小房内装制炸弹。不料炸弹爆炸，楼窗玻璃都被震破，浓烟弥漫全楼（一说是有人在房间内吸烟，火星掉入炸药引起爆炸）。大家急奔上楼，见孙武满面流血，昏倒在地。有同志立即脱下长衫把他头脸裹住，送同仁医院救治。其余同志急将制炸弹的各种药料运出，将室内硝烟扑灭。锁在柜内的旗帜、印钤、名册、文件，因租界俄国巡捕赶来，仓促不及携走。租界巡警用斧把大门砍开，楼上楼下各处搜查，手枪、册籍、文告等全被缴获。清方获取了革命党人的全部情况，下午按册捕人，情况十分紧急。
邓玉麟、刘复基主张立即起义。蒋翊武以临时总司令的名义发了起义命令，定于当晚12时以小南湖炮声为号起义，以“兴复汉族，驱除鞑虏”为口号。蒋派人将命令分头送往新军各标营，但各营均闭门禁止出入，命令未能及时送达。午夜12时，南湖炮声未响，各标营同志不敢贸然行动。此时清朝官方已接到武昌小朝街85号设有革命党机关的密报，派军警前往围捕，刘复基、彭楚藩等人被捕，蒋翊武因为留有长辫，侥幸逃脱。官方又在工程第八营附近将杨宏胜捕获，并搜出许多炸弹。
当日夜，督练处督办铁忠、武昌知府双寿审理上述案件时，见案内尽属现役军人，大为震惊，深恐因此酿成巨变，一再向瑞澂请求从宽处理，烧毁名册，不予追究。但瑞澂坚决不准，将刘复基、杨宏胜、彭楚藩三人当夜处死，枭首示众。同时按照名册，大肆搜捕。此时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已是群龙无首，身列名册之内者，固有被捕危险；不在其内者，也会受连累，人人自危。
眼看起义又要失败，群情愤激之下，新军中革命党人决定拼死发难。于是分头密告各营，约定当晚起义。有不从者，立即枪毙，天黑发动后，均至城内楚望台集合，然后进攻督署。
10日夜9时许，第八镇工程营士兵熊秉坤、程定国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熊秉坤回忆：“时已过七时矣，余巡视前左右后四队，察验士气，均戎装以待，大有跃跃欲动之势，咸责余何尚不发枪应前约？余立允回棚，向枪架取枪。忽二排大喝一声，枪弹如雨。二排长陶启胜径奔余棚，意欲先发制人。呵下士金兆龙曰：汝造反乎？金答曰：老子即造反，汝将奈何？陶唤捕，金与陶扭，金不能胜，即呼曰：吾辈今不动手，尚待何时？同棚程定国应声起，以枪托击陶头部血淋，陶释金逃，程继射一枪中陶腰部，此即首义第一声也。”(11)
打响第一枪后，工程营全营暴动。熊秉坤立即集合队伍，到军需房取了弹药。该营三个军官前来镇压，为兵士所杀。熊秉坤带队出营，直扑楚望台。楚望台有军械局，储存了大量枪支弹药，占领了军械局，武器装备就有了保证。守卫军械库的正好是工程营军官吴兆麟，他是日知会成员，此时各路起义军几百人汇集到楚望台，熊秉坤不能指挥。大家推举吴兆麟指挥，吴发表演说，并规定了几条军纪，于是带着队伍向湖广总督署冲去。
本来，起义的工程营官兵不过百余人，瑞澂和张彪手下的兵力要优势得多。但是瑞澂听到枪声，顿时慌乱起来。从督署后墙仓皇逃到汉口江面停泊的兵舰上躲避。起义军攻占湖广总督署，起义取得第一步胜利。
武昌起义军攻破总督衙门
11日上午，革命党人聚集在谘议局开会，讨论建立军政府。谁来领衔呢？黄兴、居正、宋教仁都不在当地，起义前的领导人刘公、孙武也都没到，在场的人资历都不够，于是有人提议请黎元洪出来。
黎元洪（1864—1928），湖北黄陂人。早年投身北洋海军，在广甲舰上任职。1894年，9月17日的黄海海战中，广甲舰触礁搁浅，黎元洪跳海得以逃生。随后他投奔张之洞，先后三次到日本留学考察军事教育，学习考察归来后颇得张之洞赏识和倚重，派他训练新兵，成为编练湖北新军的高级将官。
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到宣统三年（1911）15年间，黎元洪一直在湖北担任要职训练新军，他知兵爱兵，和新军官兵关系很好。与此同时，他指挥的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集结了大量共进会、文学社革命党人。当革命到来时，黎元洪成为清政府和革命党人都希望争取的盟友。
武昌起义爆发时，黎元洪本想带部队镇压。但部下都同情革命，黎元洪吓得随参谋刘某逃到黄土坡刘宅藏起来。革命军人马荣等巡街，看见黎府仆人扛着三个皮箱，拦住一问，才知道黎元洪躲到哪里去了。马荣带了一群士兵到刘宅，把黎元洪从房间里请出来。黎吓得发抖，众人说：“我们并无恶意，特来请统领主持大计。”黎说：“你们革命党人才济济，要我何用？”大家不由分说，拥着黎元洪到了楚望台。工程营军官吴兆麟命士兵站队，举枪致敬。黎说：“你们把事情闹大了，如何得了！”吴对黎非常恭敬，请黎到谘议局。大家推举黎任都督，黎还是推托不干。于是有人在布告上签了一个“黎”字，造成既成事实。黎元洪被迫当了“中华民国鄂军都督”。布告一贴，军民人心安定，瑞澂见大势已去，乘军舰逃离武汉。各国领事见黎元洪出山，宣布保持中立。
事实证明，逼黎元洪起义，得大于失。武昌起义成功后，起义军获得省城大量储存的资财。计都督府库存现银120万两，铜元局银元70万、银80万两、铜钱40万串，官钱局存铜钱200万串、官票800万张、现银20万两、银元30万，三处合计，总值4000万元。这些资产使革命政权得以维持，军饷、民用得以支付。这对于军心、民心的稳定，对于革命的发展，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2)
清廷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又气又急，立即调军队南下镇压，将陆军第四镇暨混成第三、第十一协所有湖北各军编为第一军，由陆军大臣荫昌指挥；陆军第五镇暨混成第五协、第三十九协编为第二军，由冯国璋指挥。17日，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长江水师舰队驶抵汉口，18日，武汉保卫战正式打响。
起义军在汉口、汉阳一带与清军展开拉锯战。清军人多势众，战局对起义军不利，汉口形势危急。28日，黄兴和宋教仁从上海抵达武昌。黎元洪非常高兴，在一面大旗上写“黄兴到”三个大字，派人举着大旗骑马在武昌、汉口城内跑一圈。前线将士听说黄兴来了，军心大振。当天，黄兴即抵达汉口前线视察，然后与黎元洪会商进攻方案。
清军久攻汉口不下，战局形成对峙。各省看到清朝已无力镇压革命，于是纷纷起义或宣布独立。清朝统治呈土崩瓦解之势。此时，摄政王载沣走投无路，只好请袁世凯出山。
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出身官宦之家。自幼勤学苦读，无奈文章写得不行，多次科举，连个秀才也考不中。终于一怒之下，烧了所有诗文，1881年到山东登州投奔清朝将领吴长庆。吴长庆幕府中有张謇、周家禄等名士，袁世凯在他们的指导下砥砺磨炼，纨绔之气渐消，“谦抑自下，颇知向学”。
1882年，朝鲜发生内乱，袁世凯随吴长庆部队东渡朝鲜。战斗中，袁世凯冲在最前面，内乱很快平定。23岁的袁世凯以帮办朝鲜军务身份驻朝鲜，维系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挫败了日本谋取朝鲜的企图，受到李鸿章的重视。26岁时袁世凯被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
甲午战争失败后，袁世凯痛感清朝军队的腐败，开始小站练兵，成为后来北洋军的基础。戊戌变法期间，袁世凯开始倾向维新派，取得康梁和光绪帝的信任，然而关键时刻又向慈禧告密，断送了维新派。袁世凯一路高升，李鸿章去世，袁世凯接替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载沣执政后，首先对袁世凯动手。载沣曾想杀掉袁世凯，一则为其兄光绪帝报仇，二则除掉一个隐患。他征求庆亲王奕劻意见，奕劻极力反对：“杀袁世凯不难，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结果摄政王与隆裕太后听从了张之洞的意见，将袁世凯免职。这反映出清廷上层统治者之间的权力斗争。载沣想把袁世凯的权力和军队都攥在自己手里，没想到北洋军官兵只效忠袁世凯，根本不买清廷贵族的账。现在革命爆发，各省纷纷独立，清廷贵族没一个顶用的。万不得已，只好请袁世凯出山。
袁世凯被解职后，回到了河南安阳的洹上村，过起了赋闲垂钓的生活，表面上韬光养晦，暗地里仍关心政事，等待时机复出。
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与北洋将领每天电报往来，把握动态。张謇从上海赶到袁世凯老家，劝他出山。当清朝的任命到达时，袁世凯搭足了架子，开出六个条件：1.明年召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宽容参与此次事变之人，4.解除党禁，5.给予军事指挥全权，6.供给充足军费。
载沣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再苛刻的条件也得应允。这样，袁世凯不仅夺回了军权，而且控制了财权。10月30日，袁世凯自彰德南下到湖北孝感，亲自指挥。(13)
论作战指挥，黄兴和袁世凯不是一个档次。袁世凯指挥的是训练有素的北洋军，黄兴指挥的是军民混合部队，除了革命勇气之外，其他条件都不具备。北洋军先给革命军足够的压力，冯国璋部队猛攻汉口，并纵火焚烧，使汉口成为一片焦土。黄兴力图收复汉口，打了个败仗。11月26日，北洋军再攻汉阳。黄兴指挥部队死守，革命军守不住，溃退下来。黄兴亲自枪毙20余人，还是不能制止，汉阳失守。黄兴见大势已去，提议放弃武昌，但遭到当地将领一致反对，黄兴无法指挥，只好黯然离去。
按说此时革命军到了绝望时刻，北洋军再使一把力，就能夺取武昌。但是袁世凯突然停止进攻了。这是怎么回事？
张之洞生前对袁世凯的评语是“不学有术”，说明袁是个非常有城府、有谋略的人。他在窥测方向，向清朝和革命党双方施压，以获取政治利益的最大化。所以，袁世凯不能将武昌的革命军消灭掉，那是逆历史潮流和民意而动。他要做出打仗的姿态给朝廷看，心里想的却是如何取而代之，夺取政权。所以是打打停停，让人琢磨不透。
武昌起义和革命军的抵抗，使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大众支持革命，各省也相继起义，上海和江苏首先响应。11月4日上海光复，陈其美被选为军政府都督。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反正，随后就任江苏都督。上海、江苏起义，对武昌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持。
到1911年底，两个月内，国内大多数省份都独立了。各省或起义、或清朝官员反正，清朝统治土崩瓦解。中国向何处去？革命党、立宪党和袁世凯北洋集团开始了折冲角力。
革命党本来形势一片大好，但是他们很快陷入内部纷争，为建立政权、争夺官位闹得不可开交。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海外归来的孙中山身上。
孙中山在美国获悉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立即准备回国建立新政权。作为政治家他非常明白，没有足够的钱和外国政府的支持，新政权是无法建立的。经过英国和法国的时候，他都在尝试得到经济援助，然而英、法外交部都明确拒绝。孙中山向西方借款的努力，全部落空。在新加坡，孙中山曾向华侨陈嘉庚等询问，能否帮助解决私人筹款。陈许诺筹5万元，后如数汇寄。为了筹款，孙中山几乎到了逢人就要的地步。
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到上海之前，国内议论纷纷，说孙中山从海外带回大笔金钱和两艘兵舰。12月26日，孙中山抵上海码头，各报记者纷纷询问，他对记者们说：“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14)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革命近二十年，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但是从梦想到现实，当总统比干革命还难受。没钱，如何维持一个政府？胡汉民回忆，他当秘书长，安徽督军孙毓筠找政府要军费。孙总统大笔一挥，批了10万元。胡到财政部一问，国库仅存几十元。将领们领不到军饷，来找黄兴。黄兴急得去找孙中山，黄的秘书李书城回忆：“当时黄先生所担心的是军费开支浩大，并且需用甚急。某晚，黄先生约我同见孙先生，询问向英、美借款事有无头绪。孙先生回答说：‘外国人曾向我说过，只要中国革命党得到政权，组织了政府，他们就可同中国革命党的政府商谈借款。我就职以后，向他们要求借款，并已电催过几次。昨日还曾发电催问，请他们实践诺言。后天可能有复电来，我再告诉你。’黄先生出来后，默默无言。一直到总统府取消时，外国借款还是杳无回音。”(15)
既然有了政权，财政收入不是有海关税和盐税吗？但是关税都控制在外国人手中。当时中国海关总管是英国人，海关收入是要还庚子赔款的。这样，关税收入孙中山一点也拿不到。盐税方面，两淮盐场是在临时政府控制的区域内，岁入近两千万。但这笔收入是由盐政总理张謇掌控，他对临时政府借盐税收入筹措军饷非常不满，一再强调所收盐税是用来偿还洋债的。为了筹钱，孙中山本打算请张謇担任财政总长，但张无论如何也不肯担任，最后勉强答应担任实业总长，但又不肯真正管事。
政府没钱，捉襟见肘。同盟会中人也不服孙中山，内部矛盾争论不断。孙中山刚到上海，与宋教仁在国体问题上大吵一场。孙主张总统制，宋主张责任内阁制，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从此宋教仁不再听孙中山指挥，自立门户。章太炎在孙黄组阁时，起初内定教育总长，后来孙中山不同意，以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只给章太炎一个空头顾问。章大怒，提出一个口号：“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革命党内争权夺利，相互倾轧，达到不择手段的地步。武昌起义领导人孙武想当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次长，未能如愿，忿然返鄂，大肆攻击孙、黄，并另组民社，拥黎元洪为总统。他在武汉地区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同蒋翊武、张振武闹得势成水火。此类事端各地频频发生，而孙、黄均无力制止。
革命党人在革命刚取得初步成功时，就乱成一盘散沙，丧失了战斗力。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则步步运筹，达到他夺取革命果实，获得最高权力的目的。
袁世凯的第一步是收拾清廷贵族集团，牢牢把控北京权力。他不再对革命党采取攻势，而是回过头来吓唬北京的权贵。
袁世凯的责任内阁成立后，皇室陷于瘫痪。以往的皇族内阁，每日须入宫向隆裕太后和摄政王报告。现在袁世凯掌责任内阁，内外奏章由他掌握，所拟谕令由他发出，一切军国大事，由袁一人做主。他在列强公使的帮助下，取消载沣的摄政王地位，又免除禁卫军统领皇族载涛等人的职务，将皇室控制于手中。他借口军队缺乏军费，没法打仗，连蒙带吓，逼得太后从宫里拿出300万两银子。
除了钱，袁世凯还积极拉拢各界人士。袁世凯上台后，立即把汪精卫从监狱里放出来。汪从牢房中被提出，以为是杀头，没想到一直被送到袁世凯的府上。袁对他大加赞赏，并让儿子袁克定与他结拜为兄弟。汪精卫对袁世凯感激涕零，一再称颂袁。袁世凯让汪精卫与冯耿光同行，经武汉去南京。汪精卫在南北议和拥戴袁世凯当总统的活动中，在革命党阵营内充当了一个重要的说客和斡旋者。
革命党内第一个拥戴袁世凯的是黄兴。11月9日当北洋军进攻汉口时，黄兴给袁世凯写信，利用袁与清廷贵族之间的矛盾，劝说袁氏反正，表示只要袁赞成共和，可推举他为大总统。黎元洪宣称：他已经通电各都督，有七省都督已经同意成立一个共和国，推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
形势出乎袁的意料，没想到革命阵营如此迅速捧他上台。袁世凯派其亲信蔡廷干、刘承恩进行和谈事宜。经过几番往来摸底，加上英国驻汉口领事葛雷的斡旋，双方同意在上海开始谈判。清廷方面以唐绍仪为代表，南方以伍廷芳为代表，在上海开始了“南北议和”。
这是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时刻。起到关键作用的地点是上海租界南阳路的一座楼房——惜阴堂。
惜阴堂的主人赵凤昌（1856—1938），字竹君，曾任张之洞的幕僚，后因对清政府的腐败失望，退隐到上海。赵为人干练，广交朋友，多谋善断，处事低调。他的寓所是上海政界商界的一个秘密俱乐部。黄炎培在清末立宪任谘议局议员时，是惜阴堂的常客。他说：“创立民国的战友，其中教育界为主力，包括新闻界、进步的工商界和地方老辈如马良（相伯）、张謇（季直）、赵凤昌（竹君）等。我们在上海很自然地成立起几个据点来，经常集会。教育总会是一处，望平街《时报》馆上层息楼是一处。又一处是赵竹君的家惜阴堂，张謇来上海，时时会集在那里。”(16)自武昌起义后，“惜阴堂策划”便已开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至上海，赵凤昌立即召集立宪派准备应变。10月15日，他邀约江浙立宪派首领雷奋和同盟会员黄炎培等到惜阴堂开会，“商讨时局前途应付方法”。会后，雷奋等人即赴苏州，为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要求清廷解散内阁、宣布立宪的奏折。此后，张謇曾两次来到上海，均下榻惜阴堂，同赵凤昌面商下一步的行动。
11月初上海光复。赵凤昌感到清王朝大势已去，积极向革命党人靠拢。11月12日，他和张謇等人发起，邀请已独立各省谘议局代表和部分革命党人在上海方斜路江苏教育总会召开了临时政府筹备会议，采用共和政体，“公认武昌为中华民国新政府”。13日，赵凤昌等人在《时报》上发表了给革命党人的公开信，要求大家约定时刻、地点面谈，来沪组织临时议会。11月1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沪成立，赵凤昌扮演了幕后军师的角色。惜阴堂“成为当时讨论国事的会场”。
12月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于次日造访惜阴堂，向赵凤昌征询对当前局势的看法。孙中山和黄兴多次就人选名单向赵凤昌征求意见。在赵的推荐下，张謇、汤寿潜、程德全等立宪派旧官僚纷纷进入临时政府。孙中山邀请赵凤昌担任临时政府的“枢密顾问”，被赵婉拒。
赵凤昌不仅与南方革命党人关系密切，与袁世凯之间的联络也十分频繁。赵凤昌先是推举袁世凯的老幕僚张一麐去北京摸袁的底；之后袁世凯在老家又会见张謇，临别前嘱咐张謇一定要把他的真实想法告诉自己。12月初，袁世凯派唐绍仪为首的议和代表团去上海，叮嘱唐一定要听从张謇的意见。
当事人余芷江说：“这次议和是一个大烟幕。有关会议情况的电报，白天打出去的和晚上打出去的完全不同，是两回事。我当时管会议的电报，明码、密码都管。白天开会是在做文章，打出去的电报是互斥对方违反协定。重要问题在夜里谈：清帝退位问题、退位后的优待问题、退位后谁来的问题、要外国承认问题。所以夜里打出去的电报才是会议真正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在会议进行时并不公开。”(17)
1912年1月中旬，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南北双方在惜阴堂里订下了清帝退位后拥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密约。随后，双方又在第一届内阁总理和陆军部长的人选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坚持“内阁总理必须提出同盟会会员”，袁世凯方面则坚决反对。为此，赵凤昌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唐绍仪加入同盟会，然后出任内阁总理，此举得到了双方的赞同。孙中山、黄兴当即表示“欢迎绍仪入党，同时即决定请绍仪为国务总理”。
南北议和，袁世凯取得重大胜利。一个原因是革命党人的内乱，聚不起力量。列强不支持孙中山的临时政府，使其陷入经济困境，无法维持。更重要的是袁世凯拥有清朝的军队、财力，在实力上有绝对优势。加上袁本人在官场的经验，老谋深算，团结了大多数的立宪党人，这些人在政界、商界都是精英，代表着社会的力量。立宪派掌握着各省谘议局，他们希望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为发展工商业提供良好的条件。武昌起义后，张謇等立宪党人认识到君主立宪不可行，迅速地转向赞成共和。由于革命党本身力量不大和软弱，在独立各省的革命政府中，立宪党人占有重要位置，甚至取得了领导权，如湖北的汤化龙、湖南的谭延闿、江苏的张謇、浙江的汤寿潜等。立宪党人与前清官僚湖北都督黎元洪、江苏都督程德全等相互配合，形成了在革命政权内部起主导作用的力量。
孙中山被迫向袁世凯承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18)
有了这个保证，袁世凯再推行他的第二步：逼迫清皇室退位。
1月16日，袁世凯率领全体大臣密奏，恐吓隆裕太后说：“大局岌岌，危逼已极！人心涣散，如决江河，莫之能御。”清帝退位有“如尧舜禅让，乃察人心之所归，迥非历代亡国之可比”。但如果久拖不决，列强“难免不无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奏章还拿法国革命为例子，如法国皇帝能够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
17、18日两天，隆裕太后接连召开王公宗室大臣御前会议。众贵族莫衷一是，犹豫不决。只有良弼毫不退让，他主张批准袁内阁辞职，另组皇族内阁，由他总揽内外为全权大臣。这股负隅顽抗的力量，只是一番空谈，隆裕太后惟有伏案涕泣。会议在凄凉的气氛中没有取得一致决定。良弼等不甘心，联络一批宗室贵族于19日成立“君主立宪维持会”，发布宣言，被称为“宗社党”。
袁世凯对清室的耐心是有限的。眼见奏折、劝说无济于事，就拿出杀手锏，让他手下的北洋将领逼宫。26日，段祺瑞、姜桂题、张勋等48名将领联名奏请清帝退位。枪杆子一表态，再不答应就要兵变了，这使得王公大臣无不胆战心惊。
这时，革命党又一次帮了袁世凯。当时朝廷中最强硬的反对派是良弼，革命党也把他视为死敌。1月26日，良弼参加内阁会议后返回府邸，革命党人彭家珍等在门口，取出一枚炸弹，一声巨响，良弼左腿被炸断，两天后抢救无效而死。
良弼被炸死以后，宗社党吓破了胆，纷纷逃往天津、大连、青岛或闭门不出，再也不提反对退位了。隆裕太后哭着乞求梁士诒、赵秉钧、胡惟德说：“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2月3日，隆裕太后授权袁世凯与南京临时政府谈判清室退位优待条件。经过南北议和代表的磋商，南京临时政府方面于2月9日向清政府致送有关清帝退位优待条件的修正案。内容包括“大清皇帝赞成共和国之政体；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不废，共和国以君主之礼永远相待；每年费用四百万元，由共和国专款拨用；皇帝辞位之后可暂居宫禁”等。这些条件相当优厚，得到隆裕太后认可。
1912年2月13日，隆裕太后代表宣统皇帝溥仪宣布退位。退位的诏书不是清皇室的人起草，而是南方张謇与赵凤昌所拟初稿，用电报传递至京，后经徐世昌等修改。稿内本来没有“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的话，但隆裕太后再三斟酌，认为：“这样岂不是把天下双手交给革命党了吗？如果他们一翻脸，我们母子怎么活下去呢？”因此她两次提出要写“由袁世凯组织共和政府”，并且说：“只有这样我才放心。”来往商量了两次，才由袁授意添写了这句话。
清室退位诏书
这天上朝的时候，隆裕把诏书拿在手里，对大臣们说：“袁世凯既受皇恩。把局面应付到今天，为国家、皇室都出了不少力。如今议和能使南方满意，做到优待皇室等等的条件，也是不容易。我和皇上为了全国老百姓早一天得到安顿，国家早一天得到统一，过太平日子不打仗，所以我按照议和的条件把国家的大权交出来，交给袁世凯办共和政府。今天颁布诏书，实行退位，叫袁世凯早点出来，使天下早点安宁吧。”隆裕说着，就慢慢地站了起来，把诏书递给胡惟德说：“你把我的意思告诉袁世凯，这道诏书也交给他吧。”这时候殿内一片肃静，太后脸上露出凄惨的样子，溥仪呆坐在旁边。
当天晚上，袁世凯就在外交部大楼里剪了发辫。在剪的时候袁世凯不断哈哈大笑，谈话中显出异乎寻常的高兴。(19)
清帝退位，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袁世凯经过与南方临时政府的多次议和协商，终于完成了清朝到民国的和平过渡，避免了国家的分裂和战争。这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是无数革命党人前赴后继英勇牺牲换来的成果。事实证明，革命党人能破坏一个旧世界，但是从实力、组织、经验等多方面还不具备执政的条件。革命取得初步胜利，革命党内部的矛盾和分裂就暴露出来，说明资产阶级政党有其致命的弱点。袁世凯作为从旧王朝出来的权臣，在政治军事实力、谋略、经验、与西方列强的关系等方面，都胜过了革命党人。所以权力落入他的手中，也有必然的因素。
清帝退位后，实现共和的最后一步就是袁世凯南下，到南京就任民国大总统。这一点孙中山是坚持的。隆裕太后宣布退位的同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在咨文中提出三个条件：1.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不能更改。2.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本大总统乃行解职。3.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约法及颁布的一切法制章程。这就是说，孙中山虽然交权，但是南京革命党仍保持对袁世凯的监控能力。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20)
关于建都问题，南京临时参议院于2月12日讨论，多数主张建都北京。但孙中山、黄兴坚持建都南京。他们认为北京是清王朝的统治中心，封建势力集中于此，而建都南京有利于革故鼎新。因此，孙中山强调袁到南京就职，自己方行解职。但是袁世凯心里明白，他离开了北京到南京就职，就如虎落平阳，处处受制。南京政府内部的章太炎、黎元洪、张謇等人也主张建都北京。
从大局考虑，1912年2月14日参议院以多数票通过临时政府设于北京，这与孙、黄为牵制袁而定都南京的意图相悖。时任总统府秘书长吴玉章回忆，孙、黄二人“当天晚上把李肇甫找来大骂了一顿，并限次日中午十二时以前必须复议改正过来”。吴请黄兴宽限时间，黄兴放话：“过了十二点如果还没有把决议改正过来，我就派兵来。”吴只得做出“总统提请复议咨文”，通知同盟会议员，“必须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意见投票”。(21)
建都的分歧还没解决，孙中山要既成事实，南京临时政府派教育总长蔡元培为专使，宋教仁、汪精卫、王正廷为欢迎员，前往北京欢迎袁世凯南下就职。这时，张謇密告袁世凯：“目前第一难题，即要公南来。解此题者只有两法：一从在京外交使团着手，一从北数省人民着手。”张謇的妙计与袁世凯想法一致，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再玩弄一次诡计。
2月27日，蔡元培一行抵达北京前门火车站，袁世凯下令开启正阳门隆重欢迎。他与蔡元培等一见面，就痛快承诺南下就职，让蔡元培、汪精卫等人非常高兴。袁声称：“一俟拟定留守北京之人，即可就道。”他还煞有介事召集政府各部门会议，研究南下和留守北京诸问题。暗地里，袁指使其党羽，按照张謇的建议，以人民的名义或发通电，或发公函，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地拜访蔡元培，要求袁世凯留在北京。
“文”的把戏玩过，袁世凯再导演一场“兵变”。
蔡元培到达北京之前，袁克定找北洋军驻京第三镇的曹锟商量，把南京来的专使吓回去。曹锟召集三镇营长以上军官会议，说：“我想这件事好办，去几个人把专使的住处一围、一放枪，只要咱们一吓唬，他们就得跑。”
2月29日夜里，北京城突然响起枪声。“哗变”的士兵冲到使团驻地附近，大肆抢掠。蔡元培、汪精卫等吓得躲到外国医院。他们刚走，士兵就洗劫了他们的驻地，一切都安排得真刀真枪。第二天通州、丰台、高碑店、保定等地也发生士兵骚乱，在京的外国人也受到惊吓。段祺瑞、冯国璋等将领发通电强硬地说：“临时政府必设在北京，大总统难以离开北京一步。”(22)
与此同时，北京外交公使团又一次出来为袁世凯帮忙。西方舆论攻击迎袁南下就职是孙中山等人“全系意气用事，并未为大局着想”，以致召来兵变动乱，“于共和国前途危险至大”。英、法、德、日、俄等国从哈尔滨、旅顺、天津、青岛、香港调来3000人的军队到北京保卫使馆，向南京示威。
袁世凯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苦脸，慰问蔡元培，诉说自己的苦衷。厚道的蔡元培居然相信了袁的话，3月2日向南京报告北京的局势，陈述袁世凯不能南下就职的原因。副总统黎元洪也发出通电：“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致亡。如果坚持政府设于南京，将会导致兵亡、民亡、国亡、种亡！”袁世凯致电孙中山，说他本人“极愿南行。惟自经此变，北方商民不欲凯南行，函电吁留，日数千起”，因此“暂难南来”。孙中山反而变成理亏的一方，无奈之下，3月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袁在北京任职的决定。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至此，袁世凯达到其所有目的。
孙中山于3月31日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下令黄兴为南京留守，办理善后。4月1日早上，孙中山把卫队长郭汉章叫来，说：“从今天起我是自由的人民了，快去备几匹马来，我们到明孝陵打猎去。”他与胡汉民骑马出了朝阳门（今中山门），先到明孝陵，又到半山寺，郭汉章和胡汉民跟着孙中山步行上山，走到现在孙中山陵寝处。孙中山四面一看，指着对面的方山和环绕的秦淮河说：“你们看这里的地势比明孝陵还要好，有山有水，气象雄伟，我不懂当初明太祖为什么不葬在这里？”胡汉民说：“这里真比明孝陵好，风水前有照，后有靠，前面又秦淮河环绕着，真是一方大好的墓地。”孙中山笑着说：“我将来死后葬在这里，那就好极了。”胡汉民笑着说：“先生怎么想到这个上面来了？”郭汉章以为孙中山开玩笑，谁知后来戏语成真。(23)
(1)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93页。
(2) 熊克武：《广州起义亲历记》，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32页。
(3) 王子骞：《辛亥广州之役前党人在日本购运军火的经过》，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29页。
(4) 熊克武：《广州起义亲历记》，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33页。
(5) 革命纪念会编：《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民智书局1926年版，第47页。
(6) 熊克武：《广州起义亲历记》，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34页。
(7) 革命纪念会编：《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民智书局1926年版，第59—61页。
(8) 宋教仁：《葡国改革之大成功》，转引自姜良芹、蒋永敬：《英雄革命与国民革命》，《史学月刊》2012年第5期。
(9) 张难先：《科学补习所始末》，载《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47页。
(10) 李白贞：《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23页。
(11) 熊秉坤：《武昌起义谈》，载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
(12) 左舜生：《中国近代史四讲》，香港友联出版社1962年版，第350页。
(13) 朱育和、欧阳军喜、舒文：《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1页。
(14)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3页。
(15) 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98页。
(16) 黄炎培：《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6页。
(17) 《辛亥上海光复前后》，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页。
(18)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页。
(19) 唐在礼：《辛亥前后我所亲历的大事》，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37页。
(20)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5页。
(21) 吴玉章：《武昌起义前后到二次革命》，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20页。
(22) 廖一中：《一代枭雄袁世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98页。
(23) 郭汉章：《南京临时大总统府三月见闻录》，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