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原始群时期

一、劳动创造了人——中国猿人的出现

关于人类的起源，剥削阶级为了麻痹人民，曾制造出形形式式的神（或上帝）创造人的胡说。关于中华民族的来源，帝国主义者为了侵略我国，又曾散布种种“中国人种西来说”及“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论调。

达尔文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1871年又发表《人类起源》，提出了进化论，认为人类是由一种类人猿进化而成。恩格斯在1876年《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科学论断，精辟地指出了集体劳动是促使古猿发生质变、进化到人的关键。近百年来大量人类化石的发现，给这个科学真理提供了不可争辩的证据。

距今约一二千万年前，在我国南方地区——云南开远已发现曾经栖息着一种森林古猿，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它们成群结队离开森林来到平地草原。在长期同自然界的斗争中，它们实现了手脚分工，直立行走，这就完成了从猿到人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通过长期的生活实践，古猿在从事各种萌芽状态的劳动过程中开始制造出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石器和木棒），这样，猿的手就变成了人的手，手的大拇指强壮起来，能和其他四指对握，可以灵活地从事生产劳动。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从事社会的劳动生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开端。同时由于对自然界斗争和劳动中协作的需要，他们的发音器在使用过程中得到改造，开始能够发出音节分明的语言。同时，集体劳动和相互对话，需要头脑接受和思考，就促使大脑逐渐发达，发生飞跃质变，使猿脑变成人脑，具有思维和推理能力，能够自觉地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这种“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毛泽东：《论持久战》）。从此，古猿就转变为人类，“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揭开了人类社会历史的篇章，进入了原始社会的原始群时期，亦即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三皇（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时代。

距今一百七十万年前的云南元谋猿人、陕西的蓝田猿人（八十万年前）、北京猿人（五十万年前）等人类化石的发现，具体说明我国是人类主要发祥地之一。特别是北京猿人化石及其丰富的文化遗物的发现，对于原始人类及其经济生活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北京猿人（中国猿人北京种的简称）于1918年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里发现，1929年12月2日我国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1966年又发现了较完整的头盖骨，先后找到了四十个个体的人类化石，九十多种哺乳动物的化石，数以万计的石器和用火的遗迹。

就北京猿人的体质特征来说，是人类的原始型。他鼻子宽扁，颧骨高突，面部前伸而无下颏，牙齿粗大，左右眉脊非常粗壮，显然具有类人猿的特征；头骨显著低平，没有现代人那样高起，前额低平，中矢脊隆起显著亦与现代人不同。由于长期手足分工、直立行走，特别是由于学会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从事生产劳动，手首先是劳动的产物，因而除了它的内部结构有差异外（骨壁还较厚，骨腔还较小），基本上已和现代人一样，下肢骨虽具现代人的形式，但却具有较多的原始性质。至于头骨和脑量则远较现代人原始。蓝田猿人脑量780毫升，北京猿人脑量已增加到1095毫升，但比现代人平均脑容量1400毫升还相差较大。北京猿人在体质形态上的这种不平衡发展，具体证明了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个论断科学性。北京猿人大腿骨全长约40厘米，估计其身高有五尺（152厘米），相当于现代华北人的中等身材。特别是北京猿人的上门齿，和他以后的丁村人（古人）、山顶洞人（新人）一样，其舌面具有明显的铲形，这不仅说明他们之间有血缘上的关系，而且清楚地表明中国猿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在这样有力的科学证据面前，所有帝国主义者及其御用文人捏造的“中国人种西来说”，就原形毕露了。

二、原始的生产和生活

人类是结成原始的群体脱离动物界的。根据北京猿人所留下的资料，猿人的原始群体为四十来个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们所构成。这种原始人们的共同体——原始群，是人类社会最原始的社会组织，是生产和生活的单位，“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毛泽东：《实践论》）。因此，原始的人类，并不是什么彼此孤立而实行个人生活与经营的鲁滨逊。丰富的考古学资料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生产从来就是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来进行的，人们对自然界的积极改造和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推动，从一开始就是集体的过程。群体的劳动和协作，是原始群存在的必要条件。正如古文献所说：“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耶”（《吕氏春秋·恃君览》）？荀卿在其《王制篇》里更论证了人类群体力量的伟大和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征，他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北京猿人正是依靠了群体的劳动和智慧，不仅能使用天然的工具，而且能创造性地制作生产工具，掌握和利用了两种征服自然的武器——石器和火，表明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集体地同自然界的斗争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办法。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人们已学会了打制石器的方法，制造和使用的打制石器主要为石片、石器，有着一定的类型，大致可分为尖状器、刮削器、砍砸器等简单类别，还有打截的兽骨和鹿角制成的简单工具和生活用具，从事原始的采集和狩猎，过着极为原始的生活。他们不知道做衣服，也不会盖房子，而是住在天然的山洞里，洞中遗存厚达六米的灰烬堆积，有被烧过的朴树子和各种动物的骨骼，表明北京猿人已经懂得使用和管理火，他们已由神话传说中的“构木为巢”的有巢氏时代进入“钻燧取火”的燧人氏时代了。

使用火与制造工具同样为人类独有的特征。火的使用使人类第一次掌握自然力量为人类服务，是中国猿人对于人类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人们从此就是这样地保存和使用火，得以“炮生为熟”，开始改变了“茹毛饮血”的生活习俗。熟食有助于人类体质的变化和发展，照明与取暖有助于扩大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领域，火的威力又可大大地提高了人们对自然作斗争的能力。中国猿人就是这样依靠石器工具和火这两种武器同自然界作了胜利的斗争，表现了原始人类的集体智慧和力量。必须指出，在这人类社会最古老的年代里，社会生产力是极端低下的，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述人类历史刚开始的蒙昧状况时所指出的那样，“他们还是半动物性的、野蛮的，在自然力量面前还无能为力，还意识不到他们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们像动物一样贫乏，而且在生产上也未必比动物高明”。这一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条件是极为原始的，要使生活上的需要获得满足，都是相当困难的，连他们的婴儿所需要的少量食物，也必须紧紧地依靠群体来共同维持。自然界的灾害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存，在四十个左右北京猿人中，死于十四岁以下者约占三分之一，其生活之艰难，就其寿命之短、死亡率之高可以想见。

因此，在这样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情况下，在北京猿人的原始群体中，所有制形态是最原始的，全部是集体的、公有的；劳动是集体的，没有任何的社会分工，一切劳动所获得都是在集体中平均分配；人们过着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原始共产主义生活。在群居生活中，人们婚姻关系显然存在着从动物界带来的痕迹，而处于不受任何习俗限制的杂婚状态。正如古代传说中所指出的那样，“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生群处，知母不知有父，无亲戚、兄弟、夫妇、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吕氏春秋·恃君览》）。根据北京猿人脑膜上语言区部位隆起的现象分析，他们已有简单的语言，作为他们交流思想的工具。语言是在集体劳动中产生出来，帮助了中国猿人从动物界划分出来，结成社会，发展思维，组织劳动生产。中国猿人依靠群体力量，在与自然界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改造自然，并在斗争中逐步改造人类本身，创造了远古的文化和历史。

三、原始人群向氏族社会过渡

中国猿人，经历了一两百万年的发展之后，进入到“古人”阶段，同时，社会组织形态，正在由原始群向着氏族公社制社会过渡。根据一二十万年前马坝人（广东韶关马坝乡发现）、丁村人（山西襄汾丁村发现）、长阳人（湖北长阳钟家湾）、河套人（内蒙古自治区河套一带）等“古人”的化石来看，其体质形态显然较“猿人”进步而更加接近于现代人类：头骨比猿人薄，前额也较猿人高，上颔骨已不如猿人显著地向前突出，牙齿不像猿人那样粗大，股骨也没有猿人那样厚。

在漫长岁月的劳动实践中，“古人”制造的工具较“猿人”已有相当的进步。相当于考古学上旧石器时代的中期，以丁村人制造和使用的石器工具作为代表，其石器工具有了明显的用途和类型，与猿人一器多用的原始性质有明显不同。尽管这时的石器仍以打制石片、石器为主，但大都器形较为粗大，经过第二步加工的占较多的百分比；最为突出的是具有特色的三棱尖状器和石球，前者可以用作标枪的头，后者也是狩猎所用的投掷武器。石球和标枪等投掷石器的使用，使得集体围猎的收获大为增加。山西阳高许家窑遗址，出土石球两千多个，野马骨骼成堆，说明当时人们已广泛使用石球进行狩猎，取得了较大的收获。古代传说上古之世，“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疾病。”因而燧人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韩非子·五蠹》）。古人开始发明了人工取火的方法，包括打击法和钻木、摩擦等取火方法，相当于传说中燧人氏阶段。人工取火的发明是原始人类向自然作斗争中取得的一大胜利。如果我们把猿人使用和控制天然火作为历史发展上的一面里程碑来看，那么“古人”发明人工取火，又是人类历史发展上的一个大的转折点。对此，恩格斯曾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

由于石器工具的进步和火的发明，人类的生产斗争发展了一步，物质生活也向前迈进了一步。丁村人和河套人居住的草原、森林和河流湖沼，给他们提供了水生和陆生动物的生活资料来源。在水洞沟和萨拉乌苏河的河套人遗址里，发现动物化石有四十五种之多，说明当时狩猎或渔猎生产有了发展。随着谋取生活资料方式多样化，生产斗争的进一步发展，便引起原始群中按年龄和性别进行劳动分工，年龄相近、体力相若的人们经常在一块劳动，妇女们更多的是从事采集和操持内部生活事务，而男人则多从事狩猎或渔猎。随着生产技术提高、生产力的发展，人们要求有一个比较稳定、持久而较大的团体，以便更好地组织各种生产活动。同时，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杂乱通婚的不良影响，因此在男女两性间婚姻关系上开始排斥原始的杂婚状态而进步到按班辈结合的血缘群婚，婚姻也就排除了与亲生子女之间的性关系，而由同辈的一群姊妹和一群兄弟相互结合。由是便初步形成以一个始祖母为中心，即以女姓为中心的血缘家族。母系氏族在这一时期逐渐萌芽了。

血缘群婚是从原始群向母系氏族制社会过渡的重要环节，也就是从“古人”发展为“新人”的重要关键。古代所说高辛氏“从女配盘瓠”，“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盘瓠死后，固自相夫妻”（《后汉书·南蛮传》），就是这种血缘群婚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