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宋王朝的建立
一、赵匡胤的崛起
赵匡胤，祖籍涿郡（今河北涿州）。父亲赵弘殷，后梁时任成德军（治镇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王镕的部将，率骑兵五百援助晋王李存勗攻打后梁而被留。后唐建立，任禁军将领，迁居首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天成二年（927年），赵匡胤生于洛阳。后汉乾祐元年（948年），赵弘殷以随赵晖讨伐王景崇有功，升任侍卫马军护圣军都指挥使，赵匡胤时年二十二岁。同年末，枢密使郭威征讨李守贞，赵匡胤应募从军，从此成为郭威的部属，大约在此后不久，一批投靠郭威的年轻军官结为“义社兄弟”，除赵匡胤外，还有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赟、王政忠，称为“义社十兄弟”，后称为“太祖义社兄弟”，被视为宋朝开国“勋臣”(1)，是赵匡胤后来发动兵变代周建宋的基本力量之一。
后周建立，赵匡胤任禁军近卫班直的东西班行首（后属殿前司），还是低级军官，而其父已是侍卫亲军司马军的高级将领。显德元年（954年）正月，世宗即位后，赵匡胤受到重用。三月，后周、北汉的“高平（今山西高平）之战”，后周军战胜，“义社兄弟”李继勋升任殿前都虞候（是殿前司的次长官），而赵弘殷由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升任侍卫马军主力龙捷右厢都指挥使。六月，世宗在未能攻占北汉首都太原（今太原西南）后班师，李继勋升任侍卫步军主力虎捷右厢都指挥使，赵匡胤也以高平战功升任殿前都虞候。同年十月，李继勋首先升领利州（时属后蜀，今四川广元）节度使，升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成为侍卫亲军司的步军司最高长官。此时的殿前司不仅低于侍卫亲军司，甚至还远低于侍卫亲军司的下属机构马军司和步军司。同月中旬，赵匡胤参与整顿和加强殿前司所属禁军；而侍卫亲军司也开始淘汰老弱，精选士卒。“义社兄弟”的赵匡胤、李继勋都成为后周世宗最亲信的高级将领。殿前司的地位虽有提高，但仍较侍卫亲军司低，然而其所统禁军是皇帝最亲近的军队，也是后周最精锐的军队。同时，“义社兄弟”石守信也升任殿前司的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王审琦升任铁骑右厢第二军都指挥使，韩重赟升任铁骑指挥使，都在赵匡胤麾下任职。
显德三年，后周进攻南唐的淮南地区，赵匡胤在涡口（今安徽怀远东）、清流关（今安徽滁州西北）、滁州、六合（今江苏六合）等战役中屡立战功。十月，升领匡（入宋后避讳改为定）国军（治同州，今陕西大荔）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年仅三十岁已获得了武官最高的节度使衔，虽然后来因为这次“宣授”“未于正衙宣制”而没有算作正式任命；殿前司的正长官都指挥使军职，也因先已有张永德任都指挥使在前而只能算作最高长官之一，加上同年十二月，后周世宗为了提高殿前司的地位，增设都点检、副都点检为最高长官，赵匡胤所任的都指挥使实已降为次长官，但这仍反映了赵匡胤名望与地位的迅速提高。而原先名望地位在赵匡胤之上的“义社兄弟”李继勋，却因在六月的寿州（今安徽凤台）战役中失职而被免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军职，后又被免去节度使衔，遂降在赵匡胤之下。
赵弘殷在此次淮南战役中，也以侍卫司马军主力之一的龙捷军右厢都指挥使，随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率军攻占扬州，并以功升任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赵弘殷虽于同年七月病死，但其自后唐至后周数十年在侍卫马军司任军职，自下级军官直至副长官，亲信及部属众多；加上“义社兄弟”李继勋任侍卫步军司长官近二年，亦有亲信及部属，这都为后来赵匡胤发动兵变时，争取侍卫亲军司的马、步军将领及士兵的支持与拥护奠定了基础。
赵匡胤在显德三年十月升领匡国军节度使后，随即组建节度使幕府，首先进入幕府的是赵普，被辟为节度推官；沈义伦（宋太宗时以避讳而去义字，单名伦）被辟为从事，吕余庆（原名吕胤，入宋以字行）任掌书记，也都同时进入匡国军节度幕府，他们后来都成为赵匡胤的心腹，而赵普更是兵变建宋的主谋之一(2)。当显德四年五月，赵匡胤正式被授以义成军（治滑州，今河南滑县东）节度使前后，投入节度幕府的还有王仁赡、李处耘、楚昭辅等，也先后成为赵匡胤的心腹，特别是李处耘、楚昭辅后来在兵变建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显德四年九月，后周世宗再次出兵南唐的淮南，赵匡胤率军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泗州（今江苏盱眙北），在进攻楚州（今江苏淮安）时，击败南唐援军于清口（今江苏淮阴西南），俘获都应援使陈承昭。次年初，赵匡胤率军攻占楚州北城。在后周世宗率军南下扬州时，赵匡胤军又大败南唐水军于瓜步（今江苏扬州西南）。南唐被迫臣服，去帝号改称国主，将淮南地区割给后周。后周世宗终于达到了占领淮南，迫使南唐归附，稳定后方，以便北上攻辽，达到收复幽燕（今北京地区）的目的。在此次淮南战役中，赵匡胤军战功第一，赵匡胤升领忠武军（治许州，今河南许昌）节度使，也因此进一步受到世宗的重用。
显德五年十月，世宗以户部侍郎高防为西南面水陆转运使，形成进攻后蜀的态势。而于显德六年三月，世宗以燕京（今北京）地区尚被辽占领，决定出巡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并命诸将各领马、步军及战船前往沧州。四月中旬，世宗到达沧州，随即率诸军北征，任命侍卫亲军都虞候韩通为陆路都部署，殿前都指挥使赵匡胤为水路都部署(3)；而已升任殿前都虞候的“义社兄弟”石守信被任为陆路副都部署，李继勋也在赵匡胤麾下任战棹（战船）左厢都部署，成为水军主帅之一。赵匡胤的“义社兄弟”成为此次征辽战争中的主要将帅，反映了赵匡胤所控制的军事力量在后周军事系统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后周世宗北征，十数日内辽境的宁州（今河北青县）、益津关（今河北霸州）、瓦桥关（今河北雄县）、莫州（今河北任丘北）、瀛州（今河北河间）等地纷纷投降。赵匡胤率所部禁卫世宗，又先至瓦桥关收降辽将，进一步得到世宗的信任。世宗正准备攻取幽州（今北京），却因病被迫返回京城开封（今河南开封）。
自从后周世宗设殿前都点检以提高殿前司地位以后，殿前司地位虽仍略低于侍卫亲军司，但已大体相当。这可能引发了侍卫司与殿前司两大体系之间的矛盾。因此在世宗北征期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帝（世宗）之北征也，凡供军之物，皆令自京递送行在。一日，忽于地中得一木，长二三尺，如人之揭物者，其上卦全题云‘点检做’，观者莫测何物也”。这很可能是侍卫亲军司长官都指挥使李重进派系为了陷害世宗的亲信张永德而为，意思是说殿前都点检张永德想当皇帝(4)。
世宗自五月末回到首都开封后，六月初，病势加重，遂对后事进行安排，晋封长子柴宗训为梁王，宰相范质、王溥加兼参知枢密院事以加强顾命大臣的职权。同时，对张永德作出防范，因张永德名位已高，又是后周太祖的驸马，加之“点检做”符契的阴影，于是以张永德缺乏主见为由，落军职加同平章事，以使相赴镇宁军（治澶州，今河南濮阳）节度使任所，而以名位较低的赵匡胤升任殿前都点检，以此次北征中有功的韩通升为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并加使相衔。六月中旬，世宗病死，梁王柴宗训即位，是为恭帝。恭帝即位，为百官加官，禁军的最高将领、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在晋爵之后即被调任淮南（治扬州）节度使，虽仍保留军职，但已远离首都，这是继罢免张永德军职之后，将名望已很高、可能威胁到后周帝位的高级将领排除的又一措施。原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在提升为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后，也奉诏巡防北边，调离了京城。同时，提升名位较低的高怀德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张令铎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经过这次调整以后，在京的高级军事将领名望都较低，这些可能是后周世宗与顾命大臣范质为巩固少主帝位而采取的措施，然而却成为后来赵匡胤发动兵变的有利条件。在京高级将领中除韩通外，名位都在赵匡胤之下。赵匡胤在此次加官晋爵中，晋封为开国侯，升改为归德军（治宋州，今河南商丘睢阳区）节度使。
二、陈桥兵变 建立宋朝
后周恭帝即位时年仅七岁，“主少国疑”，赵匡胤利用“点检做”的“神符”，精心策划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闹剧，代周建宋(5)。
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赵匡胤指使他人谎报军情，奏称：“契丹入寇，河东（指北汉）贼军自土门（土门关亦称井陉关，今河北井陉北）东下，与蕃寇（指辽军）合势。”(6)后周首相范质与次相王溥商议对策，而王溥早已“阴效诚款”，投靠赵匡胤(7)，遂极力促成范质决策，派遣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统率殿前、侍卫二司精兵北上抗击，赵匡胤首先将关系较疏而名望与己相近的殿前司副长官副都点检慕容延钊调离，命他率前军先一日出发，随即散布流言，“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引发“士民恐怖，争为逃匿之计，惟内庭晏然不知”(8)。关系最密切的“义社兄弟”、殿前司都指挥使石守信与都虞候王审琦成为驻守京城的殿前司最高指挥官，被赵匡胤部署为内应。
正月初三日，赵匡胤率大军北上，当晚到达陈桥驿（在当时的黄河南岸，今河南封丘南，在今黄河北岸）。这时慕容延钊所率的先锋部队已渡过黄河北上，因而既不在兵变现场，又有黄河的阻隔，不会成为兵变的阻力。时机成熟，“军士聚于驿门，俄而列校毕集”，要“先策点检为天子”(9)，赵匡胤的心腹幕僚李处耘即向赵匡胤的二弟赵匡义报告进展情况。赵匡义、李处耘遂与赵匡胤的心腹王彦昇、马仁瑀、李汉超以及兵变预谋者之一的赵普等商定，大军于次日返回首都以夺取政权，同时严厉禁止军士们惯行的五代以来兵变后的抢劫行为，以稳定民心。
在取得将领们的承诺后，赵“普与匡义入白太祖”，并立即进行部署。连夜派心腹小军官郭延赟驰返京城，通知石守信、王审琦作好内应的准备，石、王接报后随即命令“将士环列待旦”(10)，随时接应兵变部队进城。
次日清晨，将士们将事先准备好的黄袍披在赵匡胤的身上，“诸校列拜曰：‘诸军无主，愿策点检为天子。’传呼万岁，声闻数十里”(11)。于是赵匡胤穿上皇帝的黄袍，重申不得凌辱后周太后、少帝及公卿大臣，不得抢劫市民（当时称“夯市”）、抢劫政府仓库的禁令，率大军返回京城。赵匡胤一面派心腹潘美前去向宰相等大臣通报兵变夺权事，一面派楚昭辅保护自己的家属并告知事变经过。在石守信等的接引下，兵变部队顺利进入京城。石守信后被列为开国第一功臣，内应的重要性于此可见。
当日（初四），正在早朝的在京最高军事指挥官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见状立即奔回家，准备率军抗击兵变部队，为赵匡胤心腹殿前司的散员指挥使王彦昇追杀于家中；也有记载称：“韩通以亲卫战于阙下，败死。”(12)
控制京城以后，至关重要的是争取后周首相范质的支持。赵匡胤在从军之初，就亲见后周开国皇帝郭威在邺都（今河北大名东北）第一次兵变后回京，因为得不到首相冯道的支持而没能代汉建周，后不得不利用出兵之机，在澶州发动第二次兵变，才得以废汉建周，因而，他在回到殿前司公署之后，即脱下黄袍，命将士们将宰相范质等带到殿前司公署内。范质面对着如狼似虎的士兵，当面质问赵匡胤：“先帝养太尉如子，今身未冷，奈何如此？”完全无视赵匡胤已被拥立为皇帝的现实，仍以“太尉”称赵匡胤，赵匡胤也只得“呜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今为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不得不装出无奈的样子。他的心腹殿前司散指挥都虞候罗彦瓌立即举刀威胁范质说：“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范质看到大势已去、回天乏力，为了避免后周代汉时杀害嗣君惨剧的重演，遂提出条件，要赵匡胤举行禅让之礼，以取代周朝，而且要“事（周）太后如母，养少主（恭帝）如子，无负先帝（世宗）旧恩”，赵匡胤一一答应。这时，早已投靠赵匡胤的次相“王溥先拜”，范“质不得已从之”(13)。在崇元殿举行禅代礼后，赵匡胤正式登基，是为太祖。次日（正月初五，960年2月4日）以所领归德军节镇宋州，建国号为宋，改后周显德七年为宋建隆元年，宋朝正式建立，史称北宋，仍以东京开封府为首都。二弟赵匡义被“赐名”赵光义。
“黄袍加身”，是赵匡胤的一大创造。从此，“黄袍加身”成为一个历史典故，也成为夺取政权，甚至引申为取得某种权位的代名词。其实，类似的事件在后周建立者郭威身上也曾发生过。后汉乾祐三年（950年）澶州兵变时，哗变将士“或裂黄旗以被（郭）威体”(14)；《旧五代史》卷110《周书·太祖纪》也作：“或有裂黄旗以被帝（郭威）体，以代赭袍。”只是郭威临时以黄旗代黄袍、赭袍，而赵匡胤则是事前为兵变夺权制作了黄袍以供使用。
三、巩固新政权的措施
宋王朝建立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稳定形势、巩固政权的措施。
首先对此次兵变中有“翊戴之勋”的石守信、高怀德、张令铎、王审琦、张光翰、赵彦徽等六位开国功臣，超等加官晋爵，并委以要职。其中石守信和王审琦属殿前司系统，又都是太祖“义社兄弟”，石守信被列为宋朝开国的第一功臣，升任侍卫亲军司的副长官副都指挥使，掌控了侍卫亲军司；王审琦升为殿前司第三长官都指挥使，继续控制殿前司。其余四人都属于原侍卫亲军司，原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调升为殿前司的第二长官副都点检；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升为侍卫司次长官马步军都虞候；他们的部属张光翰、赵彦徽也分别升任为马军和步军司的长官都指挥使(15)，从而稳定了首都的军事形势。
接着是稳定军心，对领有重兵北巡的侍卫司次长官马步军都虞候韩令坤，以及领兵先一日北上已到真定（今河北正定）的殿前司副长官副都点检慕容延钊进行安抚，当他们表示归顺以后，就立即分别超等晋升为侍卫亲军司和殿前司的正长官马步军都指挥使和都点检，并各移节镇后加同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二品衔（为避讳，改称）。他们是最先成为新王朝名位最高的“使相”（享受宰相的礼遇）级将帅。
在内外形势稳定以后，这才提升参与谋划和进行兵变的霸府幕僚刘熙古、赵普、吕余庆、沈义伦等，然而他们原先的官位太低，虽然大力提升也不能直接升任政府要职，如兵变的主要谋划者赵普，只能以右谏议大夫的官位任枢密直学士，以掌握枢密院的实权；吕余庆以给事中为端明殿学士，作为皇帝的顾问；沈义伦也只提升为户部郎中，参与掌握财政。节度幕府的次要成员还有楚昭辅、李处耘、王仁赡等，他们在兵变中起过重要作用，深得赵匡胤的信任，也得到了越级提升。虽然后来赵普、沈义伦升任宰相，其他人先后升任副相或枢密院副长官等两府要职，但当时只能提升为中级文武官员，最高也只是四品，多数是五、六品，以避免或减少留用官员的反感，力图尽快地使政局平稳地过渡到新政权的统治之下。
留用旧政权的官员，是稳定政治形势的重要措施。赵匡胤自知，由于后周世宗的信任和重用，自己在六七年间即自列校迅速提升为殿前司的统帅，并进而夺取帝位，这为大多数资位高于自己的后周文武官员所不服，为此，不得不借重三朝元老、首相范质和其他后周宰相、枢密使的支持。新王朝建立一月之后，宋太祖下诏：范“质可依前守司徒，兼侍中；（王）溥可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魏）仁浦可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16)。首相范质的宰相职衔自同平章事晋升为侍中，次相王溥升加守司空衔，而范质、王溥所兼的参知枢密院事则被罢去，职权仅限于行政权。这一做法对迅速稳定后周统治区，可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当宋王朝建立后，宋太祖遣“使告诸道，东诸侯坐使者而问故，宰相其谁乎？枢密使副其谁乎？军职其谁乎？（侍）从官其谁乎？皆不改旧，乃下拜”归顺(17)，正说明了这一点。
四、平定叛乱
虽然绝大多数节镇归顺了新王朝，但仍有少数特别是在旧王朝名望地位高于赵匡胤的节度使心怀不满，准备反抗。
昭义军（治潞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李筠，在后汉末赵匡胤从军之初，已是郭威的重要部将。后周建立时即升为义成军节度使，自广顺二年（952年）改昭义军节度使，后周太祖末加同平章事为使相，显德元年（954年）七月，又晋升为侍中级使相。而赵匡胤此时才刚开始受到世宗重用，升为节度使更是在其后的显德四年五月，资历远在李筠之下。李筠在镇擅权，世宗也只是下诏责问而并不加罪。他自认为“与世宗义同昆弟”，对赵匡胤篡周建宋十分不满。宋太祖建国后，即以升为中书令级使相加以笼络，当遣使告以改朝换代事时，李筠只是在左右极力劝说下才勉强下拜以示归顺，但随即悬挂后周太祖像对之涕泣。北汉侦知其对宋不满，遂遣密使以谋共同反宋。宋太祖虽知其谋，还是遣其子李守节规劝而不想用兵，但李筠自以为早年任禁军将领，许多人为其旧部，只要他举起反宋复周大旗，这些人“必倒戈归我”，加上确有一些节度使对赵匡胤篡周不满，认为反宋复周一定会成功。
建隆元年（960年）四月末，李筠公开反宋，并勾结北汉为援。宋太祖非常重视，随即派在京的禁军最高统帅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石守信和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率前军进讨。五月初，又命领兵在河北的殿前都点检、享有“便宜从事”大权的慕容延钊率所部禁军与王全斌所率彰德军（治相州，今河南安阳）节镇军，由东路西进，与石守信等会攻李筠。五月中旬，又命率重兵在北巡边的侍卫司正长官都指挥使韩令坤率所部屯守河阳（今河南孟州南），以防李筠东下；宋太祖随后又亲征，前往督战，可说是倾全力以讨李筠。李筠所守泽州（今山西晋州），在宋大军围攻十余日后陷落，李筠自杀。潞州随后亦降，泽、潞平。宋太祖改命“义社兄弟”李继勋为昭义军节度使，以镇守新平定的泽、潞地区，并防备北汉的侵扰(18)。
泽、潞的迅速平定，对稳定新政权非常重要。其时，经历与李筠相似的节度使大有人在，如后汉末即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在郭威建周时立功而建节，不久加升使相，世宗时加升侍中级使相的郭崇，虽在宋朝建立后加升中书令级使相，但郭“崇追感周室，时复泣下”，被认为“有异心”。不过李筠兵败后(19)，郭崇即自成德军（治真定，今河北正定）节镇入朝，以表忠顺。又如保义军（治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郊）节度使袁彦，后周显德三年（956年）时与赵匡胤同时建节，且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军职，地位略高于赵匡胤的殿前都指挥使，“及闻禅代，日夜缮甲治兵”。宋太祖怕他也谋反，任命潘美为监军，其时李筠已败亡，潘“美单骑入城，谕令朝觐，（袁）彦即治装上道”，朝见太祖(20)。此外，如护国军（治河中，今山西永济西）节度使杨承信，“或言其谋反”；义武军（治定州，今河北定州）节度使孙行友“缮治甲兵，将弃其孥，还据山寨以叛”等(21)，说明宋初局势还未完全巩固。
建隆元年九月，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反宋，这是一次较李筠反宋更为严重的事件。李重进为后周太祖姊之子，而周世宗本为太祖妻柴氏之侄，后被太祖收为养子，他们与后周太祖的亲疏关系相近，而且李“重进年长于世宗”，后周太祖为避免他死后，李重进可能危及世宗的皇位继承权，因而“及周祖寝疾，召重进受顾命，令拜世宗，以定君臣之分”，以杜绝李重进可能窥伺帝位之念。
李重进早在广顺二年（952年）就任殿前司正长官都指挥使，其时赵匡胤还只是低级军官。显德元年（954年）正月，世宗即位，李重进即领武信军（治遂州，时属后蜀，今四川遂宁）节度使。高平（今山西高平）之战时，已升任侍卫亲军司次长官马步军都虞候。同年七月，再升为正长官都指挥使，加使相衔，名位远在赵匡胤之上。由于李重进在世宗征讨淮南时，屡败南唐军，南唐以他肤色略黑，惧称他为“黑大王”。世宗末年，与殿前司正长官都点检张永德，同为窥伺帝位者之一。张永德在将吏前常攻击李重进，称他有奸谋，还派亲信向世宗告密。显德四年五月，当李重进以功升为侍中级使相时，赵匡胤才正式升为节度使。当显德六年六月，世宗因病重而罢免了殿前都点检张永德军职，改任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时，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正奉命进攻北汉于百井（今山西太原东北），杀敌二千余。世宗罢免了张永德军职，排除了对少主柴宗训（恭帝）帝位的威胁之后，不久即去世。恭帝即位后，以首相范质为首的顾命大臣，即于七月间将李重进调为淮南节度使，虽仍保留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军职，但使之远离京城，调至后周辖区最南部。
建隆元年（960年）正月，赵匡胤登上皇帝宝座的数日之后，即罢免李重进的军职，改以韩令坤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即请求进京朝觐，这本是地方节度使对新王朝归顺的表达方式，也是赵匡胤所要求的。然而李重进的请求却遭到宋太祖一反常态的拒绝，史称“上意未欲与重进见”，并要翰林学士李昉“善为我辞以拒之”。李重进的进京晋见，何以使得宋太祖如此不安，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李重进历任殿前、侍卫两司长官的时间之久，甚至超过了宋太祖进入殿前司任低级军官以来的时间；而且李重进长期掌握占禁军大部分的侍卫亲军司，宋太祖虽已在登位后即将“义社兄弟”石守信由殿前司调任侍卫亲军司副长官，并将原任侍卫马军、步军两司长官或调离侍卫司，或明升暗降为侍卫司次长官，但新任马步两司长官仍是原侍卫司高级将领。因此，宋太祖对李重进来京朝觐的动机产生怀疑，害怕李重进来京后可能对新建立的宋王朝产生灾难性的影响。而宋太祖的态度，又使李重进产生了更大的疑惧，因而“愈不自安，乃招集亡命，增陴浚隍，阴为叛背之计”，也可以说李重进的叛变在一定程度上是宋太祖促成的。当李筠举兵反宋时，李重进曾派亲信翟守珣前往联系，但翟守珣却向宋太祖告密，此时宋太祖正全力征讨李筠，如果李重进同时反宋，宋太祖将无力应付，于是宋太祖以重金和爵位收买翟守珣，“且令说重进缓其谋，无令二凶并作，分我兵势”(22)，李重进中计，遂失去反宋的最好时机。
宋太祖在平定李筠以后，随即以“义社兄弟”韩重赟及亲信罗彦瓌，接替张光翰、赵彦徽为侍卫亲军司马、步二司长官，张光翰、赵彦徽被同时罢免军职后出为节度使，使得侍卫亲军司牢牢地掌握在太祖的亲信手中。
建隆元年九月中旬，宋太祖在做好讨伐李重进的准备以后，遂将李重进由淮南节度使调为平卢（治青州，今山东青州）节度使，又派人赐以“铁券”，铁券可免死罪，但赐于君臣猜疑之际，则更增加了李重进的疑惧，后遂起兵反宋。与征讨李筠不同的是，宋太祖只任命“义社兄弟”石守信和王审琦为南征正副统帅，而原侍卫、殿前两司的高级将领基本上不预征讨，个别的也只是后来在太祖亲征时随行，足见他对李重进在禁军中影响的恐惧。也许是认为石守信等不足震慑叛军，十月下旬，宋太祖下诏亲征。十一月中旬，攻破扬州，李重进全家自杀，淮南平。
半年间，李筠、李重进反宋战事被相继平定，这对新政权的稳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其他心怀不满的节度使不得不表示忠于宋王朝。宋太祖进一步采取了削弱各地节度使的职权和兵权、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以杜绝兵变夺权的可能性，使新建的宋王朝避免了可能遭受夭折的命运。
(1) 李攸《宋朝事实》卷9《勋臣·太祖义社兄弟》。其中赵匡胤、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韩重赟、刘廷让六人，《宋史》、《东都事略》中皆有纪、传，都是后汉时郭威部下，地位大体相当，因定结义时间为后汉末。当时以何人为首不详，到后周世宗初年，“义社兄弟”地位已很悬殊，地位最高的是李继勋，还不是赵匡胤。参见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七卷（笔者主编）丁编第二十五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 参见《中国通史》第七卷丁编第二十七章。
(3) 此据《资治通鉴》卷294。《宋史·太祖纪》作“水陆都部署”，误。
(4) 《旧五代史》卷119《世宗纪六》。《宋史》卷1《太祖纪》作：“世宗在道，阅四方文书，得韦囊，中有木三尺余，题云‘点检作天子’，异之。”多“天子”二字，当是后来为神化赵匡胤为真命天子而加。关于为李重进派系所为一说，系据邓广铭《赵匡胤的得国及其与张永德李重进的关系》，《东方杂志》41卷21期，收入《邓广铭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5) 关于赵匡胤自己操纵兵变事，参见邓广铭《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考释》，收入《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6) 《旧五代史》卷120《恭帝纪》。又，辽自太祖建国称契丹，太宗时改称辽，圣宗时又称契丹，道宗时再称辽。为便于行文，本书通称为辽。
(7) 苏辙《龙川别志》卷上。
(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壬寅。
(9) 王稱《东都事略》卷1《本纪（太祖）一》。又，王稱曾长期误作王偁，不赘述。
(10) 《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癸卯。
(11) 《东都事略》卷1《本纪（太祖）一》。
(12) 《龙川别志》卷上。
(13) 并见《长编》卷1、《东都事略·范质传》、《宋史·范质传》、《龙川别志》卷上诸书。又，这里的太尉是宋代对高级军官的尊称。
(14) 《资治通鉴》卷289。
(15) 参见《中国通史》第七卷丁编第二十六章。
(16) 《宋大诏令集》卷59《范质等进官制》。范质为宋王朝首位以侍中为职衔的宰相，这是继承五代的旧制。宋初编撰《册府元龟》时所撰的《宰辅部·总序》认为，自唐中叶以后，“唯侍中、中书令及平章事，是为正宰相之任，五代相承，未之或改”，是正确的。参见笔者《关于北宋前期的宰相制度》。
(17) 陈师道《后山谈丛》卷4。
(18) 《宋史》卷484《李筠传》。参见《长编》卷1。
(19) 《宋史》卷255《郭崇传》。郭崇入朝推测在李筠败后，系据“时命李重进为平卢军节度”。
(20) 《长编》卷1。又，袁彦入朝定在李筠六月败亡之后，系据《宋史》卷261《袁彦传》称：“是秋（指建隆元年）来朝。”
(21) 《长编》卷2，建隆二年八月甲辰。
(22) 《宋史》卷484《李重进传》；《长编》卷1，建隆元年九月己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