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宋辽战争与“澶渊之盟”
一、宋初与辽正常关系的建立
早在五代时期，后汉与辽经常遣使交聘。后周建立时，辽使适至邢州（今河北邢台），安国军（治邢州）节度使刘词派人送辽使到京城开封，后周太祖即派使臣赴辽，后周与辽遂聘使往来。显德六年（959年），世宗攻辽，两国中断往来。此后，双方各取守势。
宋朝建立后，宋以横海军（治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节度使陈思让为关南兵马都部署，负责对辽的全面防务；并将原侍卫马步军都虞候韩令坤升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仍旧负责北部边境的巡防。辽方则以“非将帅才”的萧思温任南京（今北京）留守(1)，负责南部防务，亦无南侵之谋，更无南侵之举。
宋建立之初，宋太祖的当务之急是要消灭南方的各割据政权。宋太祖在统一战争中，采取了先南后北的策略，先取南方诸国，后取北汉，最后才是后晋时割给辽朝的燕、云十六州。为了保证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宋太祖对辽采取了以防御为主的策略。宋太祖曾说：“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廪虚竭，必先取西川（后蜀），次及荆（此指荆南、湖南）、广（南汉）、江南（南唐），则国用富饶矣。今之勍敌，正在契丹。”因此，宋对于被辽朝占有的燕京地区，首先采取以钱赎取，赎取不成才考虑以军事手段夺取。宋太祖为此特设“封桩库”以积储钱财筹备赎金，对此他还作了说明，“石晋割幽燕诸郡以归契丹。朕悯八州之民久陷夷虏，俟所蓄满五百万缗，遣使北虏（辽），以赎山后诸郡。如不我从，即散府财募战士，以图攻取”。赎金的来源是平定诸国后“收其府藏”，以及“每岁国用之余，皆入焉”(2)。
所以，宋初除了在宋军讨伐北汉时，阻击南下援救北汉的辽军时发生较大的战斗外，宋太祖末年以前的宋辽之间，是一种偶有边境局部冲突，又无官方交往，但允许民间进行边境贸易的特殊关系。甚至在乾德三年（965年）冬，当“契丹侵易州（今河北易县），略居民”时，宋太祖竟然采取“令监军李谦昇率兵入其（契丹）境，俘生口如所略之数，俟契丹放还易州之民，然后纵之”(3)的办法，而不是派人前往交涉，也不是出兵反击，正是这种不战不和、亦战亦和，以防御为主政策的具体体现。
开宝七年（辽保宁六年，974年），北宋建国已十五年，宋辽之间终于出现了新情况。辽方记载这年“三月，宋遣使请和，以涿州（今河北涿州）刺史耶律昌
（合住）加侍中，与宋议和”(4)，言明主动议和的是宋方。而宋方则说：“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合住的汉名）致书于权知雄州（今河北雄县）孙全兴，其略云：‘两朝初（本）无纤隙，若交驰一介之使，显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重修旧好）长为邻（与）国，不亦休哉！’”是年十一月“辛丑，全兴以琮书来上，上命全兴答书，并修好焉”(5)，则表明是辽方主动议和。史称辽涿州刺史耶律合住“久任边防，虽有克获功，然务镇静，不妄生事以邀近功。邻壤敬畏，属部
安。宋数遣人结欢，冀达和意，合住表闻其事，帝许议和。安边怀敌，多有力焉”(6)。不论何方请和，议和之意图显然始于相邻的涿、雄二州长时期的和平相处，亦实有赖于二州地方长官的推动。耶律合住来信中所说的“重修旧好”，当即是指后周太祖与辽互相遣使交聘的历史，“长为与国”是希望两国长期成为友好的邻邦。而宋朝此时正在进行攻取南唐的战争，也希望北部边境获得安宁，因而这封信受到宋太祖的高度重视。所以，宋太祖按照对等的原则，要权知雄州孙“全兴答书，并修好焉”。辽方记载次年元旦，“宋遣使来贺”，未见于宋方记载，当是雄州知州孙全兴按照宋太祖“修好”的诏旨，遣使赴辽庆贺元旦。辽方遂于“夏四月，遣郎君矧（《宋史》作慎）思使宋”(7)。宋方记载此事于三月末到京，而且“先是，涿州遗孙全兴书，云遣使克妙（一作沙）骨慎思”，很可能是涿州刺史耶律合住已授权“议和”，而在遣使后才向辽景宗报告的。宋太祖得知辽使前来，派“郝崇信至境上迓之”，而且两次召见，礼节也相当隆重，还设宴于长春殿，并“召至便殿，观诸班骑射，令其二从者袅屋六、除骨与卫士驰射毛球，截柳枝”(8)，以示友好，但这还不是正式交聘的开始。同年七月上旬，宋太祖派郝崇信、吕端出使辽朝，史称辽朝“至（原字残缺）是始与中国交聘”(9)。而辽使耶律德霸等也于八月下旬至宋京城，太祖不仅“厚赐之”，而且“令从猎近郊”，宋太祖还“亲射走兽，矢无虚发”(10)。辽使的任命当亦在七月间。
从此，宋辽双方不断遣使交聘，庆吊相通，才有了正式的官方渠道，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然而，刚建立数年的宋辽正常关系，因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四年（辽乾亨元年，979年）率军亲征北汉而告结束。
二、高梁河之战
太平兴国四年，宋军讨伐北汉，辽景宗遣使询问原因，而宋方的回答是：“河东（北汉）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11)这无异是一份宣战书，因为辽与北汉有着特殊关系，不可能对宋灭北汉的战争置之不顾，必然会出兵干预；而如若辽朝此次出兵救援北汉，宋朝也不会再像宋太祖时那样，只是阻击来援的辽军，并不主动对辽作战，而是“不然则战”。因此，辽景宗也作了战争部署。
二月中旬，辽景宗派南府宰相耶律沙为都统、冀王耶律敌烈为监军，统军南下救援北汉，继之，又派出南院大王耶律斜轸所部。三月初，派北院大王耶律奚底、乙室王耶律撒合等率军南下，戍守燕京(12)。接着又命韩侼与大同军（治大同，今山西大同）节度使耶律善补以本路兵南下，作为辽援北汉的西路军。但是，辽援军主力以耶律沙为首的东路军在半路上被宋军打败，而西路辽军主帅耶律善补得知东路军失利，也收兵北归(13)。北汉从此援绝，于五月初降宋。辽东路军在休整后原拟继续援救北汉，在得知北汉已经降宋后，遂退往辽燕京。
宋太宗在灭北汉以后，决定乘势攻取辽燕京。六月初，宋军进入辽境，辽东易州（即岐沟关，今河北涞水东）降，涿州也在稍作抵抗后投降。六月中旬初，宋太宗亲抵燕京城南，辽军北院大王耶律奚底、南京统军使萧讨古和乙室王耶律撒合所部辽军万余人，迎战宋军于城北的沙河（水名，在今北京昌平南）。辽军战败，耶律奚底部溃退，伤亡千余人，萧讨古部“不敢复战，退屯清河”（水名，在今北京昌平北）北，耶律撒合部则“全军还”(14)。宋军初战告捷，包围燕京。六月下旬，宋军刘遇、宋偓、孟玄喆、崔彦进诸将受命分攻燕京东、南、西、北四面。宋军“围城三周，穴地而进，城中民怀二心”，战斗十分激烈，宋军围攻近半月之久，一度“三百余（人）夜登城”(15)，为守军击退。
当沙河之战，辽军耶律奚底部被宋军击溃时，耶律斜轸正率部赶来，但已无法挽回败局，遂改变战术，耶律“斜轸取奚底等青帜，军于得胜口（今北京昌平西北）以诱敌”，宋军果然进行追击，而耶律斜轸率生力军于宋军阵后攻击，宋军战败而退，辽部署在城北的诸军才得以休整。辽景宗又改命耶律休哥代替战败的耶律奚底，率生力军“五院”军南下援救被围攻的燕京。
七月上旬，辽军耶律沙部与宋军激战于燕京西北郊的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耶律沙战败退军，宋军乘胜追击，却遭到耶律斜轸部与新到的耶律休哥部的两翼夹攻，战斗异常激烈。
此次宋太宗虽亲临前线督战，但当年太祖亲讨李筠、李重进和北汉时，他都是留守京城，因而没有参加过重大战役，缺乏实战经验，同时也缺乏统筹全局的战略思想。此前亲征北汉时，因为北汉援军被绝，宋军的任务只是攻城，并无后顾之忧；此时宋军围攻燕京，辽军以弱旅守城，将主力部署在城外，主要是燕京的西北郊，以进击攻城的宋军，寻机进行决战以击败宋军。而宋太宗丝毫没有考虑敌方形势的变化，仍依照围攻北汉首府太原城的战略战术，将主要兵力平均分布于燕京城的四面，对于城外辽军的攻击则各自应对，基本上没有应对突发战事的机动兵力。又令攻打太原城时的勇将曹翰与马军主将“米信率兵屯（燕京）城东南隅，以备非常”，而不是屯守在城西北隅，以对付辽军在城外的主力，显然这里的“以备非常”，是指一旦宋军战败，宋太宗则可在曹翰和米信所部生力军的保护下南逃。曹翰虽身经数战，但并未遭遇过辽军劲敌，而此次宋军与辽军战斗之激烈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以致曹翰产生畏敌情绪。据称曹翰所部“军士掘土得蟹以献，翰谓诸将曰：‘蟹，水物而陆居，失其所也。且多足，敌救将至之象。又蟹者，解也，其班师乎！’”(16)显然，曹翰认为宋军进攻燕京，是“失其所也”，这表达了当初诸将多不愿攻辽的心理；而“敌救将至”、“其班师乎”，实际是准备南逃。
当高梁河之战激烈进行时，宋太宗“幸城西北隅”。这很可能是在宋军击败辽军耶律沙的猛烈进攻，迫使耶律沙退兵之际，宋军将领向宋太宗报告胜利消息，宋太宗才“幸城西北隅”的，所谓“督诸将攻城”(17)，则纯属谀词。谁知宋太宗到达后不久，宋军遭到辽援军的夹击。宋军奋勇作战，以致辽军主将耶律休哥身“被三创”而“不能骑”马(18)，但是，宋军也因得不到生力军的援助，终于战败溃退。宋太宗也中箭受伤，随溃军南逃。屯兵燕京城东南隅“以备非常”的曹翰、米信部宋军，在此“非常”时刻，既没有前往接应，也没有前来“救驾”，很可能是得知败讯后先行南逃。宋太宗只得随乱军逃到涿州，才追上溃退的宋军继续南逃，进入宋境后方才稳定下来。到达定州（今河北定州）后，总算得到了喘息的时间，宋太宗对北方的防务重新作了部署，命崔翰和孟玄喆等留屯定州，李汉琼屯守镇州（今河北正定），崔彦进则屯守关南（今河北河间），“得以便宜从事”(19)，以抵挡辽军的追击。而辽军也因受到重大伤亡，追至涿州后即退兵，没有进入宋境。宋太宗企图乘消灭北汉之势，一举攻占辽燕京，终因高梁河之战大败逃归而告破灭。
三、满城、瓦桥关之战
宋太宗攻辽燕京大败而归后，辽景宗决定侵宋以报复。在高梁河之战结束之后不满两个月，即于太平兴国四年九月初，辽以燕王韩匡嗣为都统，南府宰相耶律沙为监军，高梁河之战的主将耶律休哥、耶律斜轸以及权奚王耶律抹只各率所部从征，大同军节度使耶律善补率西路军，分道侵宋，“以报围（燕京）城之役”(20)。
辽军大举南下的消息传来，镇州都钤辖刘廷（一作延）翰率军设阵于徐河（今河北徐水南）；屯兵关南（今河北河间）的主帅崔彦进则率部出黑卢隄（今河北徐水北）北，沿长城口（今河北徐水西北）潜行到辽军的背后；定州、镇州的驻军主帅崔翰和李汉琼率军先后北上。宋军崔翰部进至满城（今河北满城西），辽军也正好到达，崔翰的部将赵延进登高远望，只见辽军“东西亘野，不见其际”。崔翰按照宋太宗所下阵图布阵，分为八阵，阵与阵之间相距百步，宋军因兵力分散，又与辽军众寡悬殊，“士众疑惧，略无斗志”(21)。赵延进建议集中兵力，合击辽军，并愿承担违背诏令的责任。崔翰犹疑不决。监军李继隆鼎力支持，说：“事有应变，安可预定，设获违诏之罪，请独当也。”(22)崔翰才决定集中兵力，改为前后二阵，互相接应，宋军士气方振。宋军且以示弱战术，表示降辽，辽军统帅韩匡嗣自以为宋军刚自高梁河之战大败之余，不敢与辽军作战，因而准备受降，主将耶律休哥则觉得事有可疑，遂向韩匡嗣说：“彼军气甚锐，疑诱我也，可整顿士卒以御。”但韩匡嗣不听，不为备，宋军突然军鼓大作，发起攻击，辽军惊慌失措，李汉琼部宋军又适时参加战斗，“尘起涨天”，辽军“无当其锋”，遂全线溃奔。败退途中又遇到崔彦进的“伏兵扼要路”，辽军统帅韩匡嗣弃军逃窜，宋军追击至遂城（今河北徐水西）而回，杀、俘以万计，缴获马千余匹以及大量军用物资，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史称“满城之战”。韩匡嗣回国后，辽景宗斥之以“弃我师旅，挺身鼠窜”，“捐弃旗鼓，损威辱国”(23)的罪名，“促令诛之”，后在皇后等人的劝解下才予以杖责免官的惩处。
满城之战，宋军大获全胜，其关键在于宋将敢于在阵前废弃宋太宗诏定的八阵而改为前后二阵，相对集中了兵力，同时又设置了潜行于敌后的伏兵，而且最后参战的宋军总数达八万人之多，这是出乎辽军意外的，辽军最初面对的只是原驻守定州的崔翰所部的大约二三万人的一镇之兵。此外，辽军的轻敌之心也是导致其失败的原因之一。在辽军将帅看来，败军之将、败军之兵不足以言勇，因而轻信伪降而不为备，又不曾料到原驻守镇州李汉琼部的中途参战，加上辽军统帅惊慌失措，将士无所适从，因而当宋军再次发起冲锋后，辽军即开始奔逃，“众既奔”(24)，一发不可收拾。在宋军对奔逃的辽军发起第三次冲击后，败退的辽军又遭宋伏兵邀击，“敌众（辽军）崩溃，悉走西山，投坑谷中”(25)，争相逃命。即使是在高梁河之战中打败宋军的主力耶律休哥所部，也只得随着溃军后退，虽然做到了“全军还”，还收取他军“所弃兵械”(26)，但也无力组织反击，一直退到遂州后才“整兵进击”(27)，阻止了宋军的追击。这次攻宋战争落得如此大败，被辽景宗视为奇耻大辱，决心亲征进行报复。
太平兴国五年（辽乾亨二年，980年）十月初，辽景宗亲率大军南侵。同月上旬末，宋太宗也在加强北方的战略部署，命杨重进、毛继美率兵屯关南，蔡玉、陈廷山领兵屯定州，卢汉赟率军屯镇州，以防备辽军南侵。十月中旬末，又命侍卫亲军司的马军司长官都指挥使米信，以及郭守赟、李斌、江钧等前往定州指挥屯戍部队。其时辽景宗已在固安（今河北固安）以青牛白马祭天地誓师后，正向宋境雄州（瓦桥关，今河北雄县）进发。同月末，辽军包围雄州。十一月初，宋将袁继忠命部将荆嗣率军千余乘夜袭击辽军营，为辽将萧幹和耶律痕德所部击败，荆嗣遂率军突围南逃。为援救雄州，宋将张师引兵出战，又为辽将耶律休哥部击败，张师战死，余军退入城中坚守。宋援军设阵于南易水河（约当于今大清河）南，辽将耶律休哥率骑兵渡河作战，宋援军战败南退，辽军追击至莫州（今河北任丘）。关南（今河北河间）主将崔彦进率部北上阻击，辽将耶律休哥才率军北还。宋军再次北上救援雄州时，又被辽军击败。辽景宗见虽多次击败宋军，但仍未能攻占雄州，而宋军一再来援，遂于同月中旬退兵，下旬退回燕京。因雄州原称瓦桥关，史称瓦桥关之战，亦称雄州之战。这场战役，宋辽双方各称战胜，实际上是辽军胜多败少，但并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宋军虽胜少败多，损失可能较辽军为多，但雄州仍坚守未被攻陷。崔彦进因抗辽有功，即升为关南兵马都部署。
宋太平兴国七年（辽乾亨四年，982年）四月，辽景宗再次“自将南伐……至满城。战不利，守太尉奚瓦里中流矢死，统军使善补为伏兵所围，枢密使斜轸救免”。《辽史·景宗纪》以寥寥数语叙述此次辽景宗的亲征，《耶律善补传》也只是简单记载“与宋军战于满城”，五月就“班师”退回辽境。而据宋方记载，此次辽军南侵规模相当大，有三万多人分三路南侵，辽景宗亲率东路辽军。宋军高阳关（原关南）都部署崔彦进于五月上旬阻击辽东路军于唐兴口（今河北新安西南），而非满城，这很可能是辽景宗只到达满城，而辽军前锋已进至东南百里以外的唐兴口，遭宋军伏兵的围攻。唐兴口之役，辽军损兵折将，二千人战死，兵器羊马损失以万计。辽西路军向南袭击雁门，也被潘美、杨业(28)击败，死伤以千计。而另路辽军偏师进攻府州（今陕西府谷）时，又被宋将折御卿击败，死伤以百计。三路辽军都以一战致败，这在宋辽战争史上是少有的。初战即告失利，辽景宗无力继续南侵，退兵辽境。
四、岐沟关之战
辽景宗于乾亨四年（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四月，大举攻宋失败后，于当年九月去世。辽圣宗即位，萧太后（萧绰，小字燕燕）摄政后，对宋采取防御战略，未再大举南侵，宋辽边境处于相对平静的状态。
然而，辽对宋采取防御为主的战略，却被宋朝一些边将视为软弱的表现。历任莫州（今河北任丘）、雄州（今河北雄县）知州的外戚贺令图（太祖贺皇后侄），前些年参加了宋辽边境的战争，尤其是辽景宗后期侵宋战争的相继失利，给他造成辽军不强的错觉；又自认为辽圣宗以十二岁即位，由母后萧太后摄政，主少国疑，是宋攻辽的大好时机，于是上奏“请乘其衅以取幽燕”(29)。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太平兴国七年时任高阳关都监、外戚刘文裕（太宗祖母刘氏侄孙），以及后来在北征中任先锋都监的薛继昭和以幻术得幸的宠臣侯莫陈利用，也乘机请求宋太宗出兵。
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986年）正月下旬初，宋太宗任命宿将、攻灭南唐的统帅曹彬为幽州道都部署，此前曾大败辽军的崔彦进为副都部署，率主力军北上，直取燕京。另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米信为西北道都部署，杜彦圭为副帅，率军出雄州；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田重进为定州路都部署，率部出飞狐（时属辽，今河北涞源），二支偏师用以分辽军兵力，阻击辽从西京（今山西大同）方面可能来的援军。可能是宋太宗战略思想上有了改变，决定利用曹彬等所率十万宋军北上的声势，以吸引西部辽军东援，遂于上述命令发出二十多天后的二月中旬，任命灭南汉的统帅、灭南唐的副帅潘美为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朔（今山西朔州，时皆属辽）等州都部署，名将杨业为副都部署，率军出雁门，作为宋西路军，乘虚攻取云州地区，然后与东路宋军会攻燕京，给燕京的辽守军制造强大的心理压力，以便比较容易攻取燕京。
三月上旬，东路宋军主力曹彬所部与辽军战于固安南，宋军乘胜攻占固安。西路宋军潘美、杨业率部由雁门西北的西陉进入辽境，击败辽守军，追击至寰州（今朔州东），再次击败辽军，三月中旬，寰州降宋。东路宋军曹彬部也在与辽涿州守军激战后攻占涿州。
辽南京留守耶律休哥得知宋军分道攻辽，而辖区内岐沟关（今河北涞水东）、涿州、固安、新城（今河北新城西南）都已被宋军攻占，随即向辽圣宗求援。萧太后即遣使征发诸部兵南下增援燕京，又派东京（今辽宁辽阳）留守耶律抹只领大军增援，随后又下诏亲征。
宋军西路军进围朔州，辽守将降；接着宋军攻占应州，四月初再攻克云州。激烈的战斗发生在东路军的偏师田重进所部出击飞狐时，辽西南面招安使大鹏翼率军二万余人救援飞狐。宋军兵力处于劣势，一日数战，激战多日，仍未分胜负，遂采取以兵二千列队树旗，另以二三百人举白旗于路边，给辽军以宋大军前来支援的假象，由勇将荆嗣率精骑五百冲击辽军大营，当辽军惊疑不定准备退兵时，田重进率主力进攻，辽军溃退，主将大鹏翼等多人被生擒。宋军进围飞狐，守军见援绝遂降。接着蔚州（今河北蔚县）、灵丘（今山西灵丘）相继降宋。云州地区的要地已被宋西路军及田重进偏师先后占领。而西北道偏师统帅米信率部与辽军苦战于新城东北，被围数重，箭下如雨，米信手持大刀率部下百余骑，大呼突围，北征主帅曹彬派李继宣率援军到达，才将辽军打败，双方都遭受重大伤亡。
面对宋军主力曹彬东路军占领燕京南部大片地区的形势，辽南京留守耶律休哥在援军尚未到达，守军势单“力寡，不敢出战”的情况下，采取夜间以轻骑袭击宋军，使宋军不能很好休息；白天以精锐部队作出攻击的态势，以使宋军“劳于防御”；“又设伏林莽”间，以切断宋军运输粮道(30)。曹彬率主力驻留涿州十余日，终因粮道不畅，“食尽，乃退师至雄州，以援供馈”(31)。但是，当得知西路军与田重进部取得重大胜利的消息后，曹彬及部将们以拥有重兵而未取得多大战果，于是决定再攻涿州。攻涿州受到辽军的重重阻击，一百多里路经过二十日的且战且行才到达涿州，将士疲敝，粮草又不继，只得再次退兵。宋军涿州守将卢斌率部万人，携城中居民结阵向西南沿狼山（今河北易县西）南逃。而曹彬率主力退向岐沟关（今河北涿州西南），宋军已无复部伍。辽耶律休哥率军追击，至岐沟关北追及宋军。宋军环粮车自卫，大败后乘夜渡过巨马河（今南拒马河），曹彬等再渡易水（巨马河支流，今河北易县南），退屯于易水南。大军在夜渡巨马河时，“人畜相蹂践而死者甚众”(32)。先锋李继隆的部将李继宣率部殿后，力战于巨马河，辽追兵战败而退，宋溃军才得以相继渡河南逃，“独（李）继隆所部振旅而还”(33)。因宋军主力仓皇南逃，“挽漕数万人匿岐沟空城中”(34)，被辽军包围，可能是辽军不知虚实，而主力又南下追击，因而未敢强攻，随即退兵，数万运粮军士与民夫得以平安退回宋境。此战实际上主要是辽军追击溃退的宋军，并未发生重大战斗，史称“岐沟关之战”。
东路宋军偏师田重进所部闻主帅曹彬南逃后，也自蔚州退兵，部将袁继忠率部“为后殿，行列甚整”(35)，退至定州，这是此次战役中唯一一支没有战败过的宋军。另一支偏师米信所部，则随主帅曹彬一起溃退。西路宋军也奉诏退兵回代州，同时奉命将云、朔等四州民户迁移到宋境，冀以削弱辽的实力。
然而，正在退守之际，西路军内部产生矛盾，导致杨业所部全军覆没。西路军副帅杨业自北汉亡后降宋，不到一年即立功代北，受到宋太宗重用，已经遭到守边宋将们的嫉妒。此次又升任西路军副帅，主帅潘美、监军王侁和刘文裕均极为不满。杨业虽名为副帅，但他的决策不能贯彻，实际仍被视作一员降将。其时，辽诸路兵马都统耶律斜轸已于五月进占蔚州，六月又领十万辽军攻占寰州。在这种形势下，杨业提出接应云、朔、应三州军民的策略：“今辽兵益盛，不可与战”，“但领兵出大石（今山西应县东南）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州守将，俟大军离代州日，令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来拒，即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今山西朔州南），遣强弩千人列于谷口，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保万全矣”。杨业的计策遭到监军王侁的反对，王侁提出相反的与辽军直接对抗的战术，“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刘文裕、潘美也随即附和。杨业指出如此则必败无疑。王侁竟然对杨业说：“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36)杨业迫不得已，只得出战，但提出请主帅潘美等伏兵于陈家谷（石碣谷西）口以接应。杨业率部北上朔州。辽军耶律斜轸得知杨业率军前来，命部将萧挞凛预设伏兵，当杨业“麾帜而前，斜轸佯退，伏兵发，斜轸进攻”(37)，杨业面对辽十万大军，不敌败退。转战一天的杨业率残军退到陈家谷口时，见前无援军，后有追兵，不禁痛哭，对将士们说：“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与我俱死无益也，可走报天子”(38)，但士兵都不肯离去。杨业遂率残军百余人，奋力再战，身受数十创，犹手杀数十人，马受重伤不能骑，因而被擒，子杨延玉及其他战士全部战死，部将王贵射杀敌数十人，矢尽后战死，无一生还。而王侁等原以为杨业已打败辽军，早已率军擅离陈家谷口前往争功，行二十里后得知杨业败退陈家谷口，立即率军逃走，并不前去接应，致使杨业全军覆没。杨业在被押赴辽朝途中，绝食三日而亡。杨业子杨延昭（延朗）、孙杨文广后亦是抗辽名将，后世将杨家三代抗辽事迹，演绎为“杨家将”故事，流传至今。
杨业全军覆没的消息，八月才传到宋京开封，王侁、刘文裕被除名远配，潘美则连降三级仍任三交都部署，负责河东防务。河北防务在此前已重新部署。东路主力中唯一能振旅成列而还的李继隆，即被任为定州知州，后以功升为侍卫马军都虞候；而此战中未败的田重晋升为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兼任定州驻泊兵马都部署，驻重兵于定州，以遏制辽军可能的南侵。又起用三位早无实职的宿将，张永德为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知州、宋偓为霸州知州、刘廷让为雄州知州，以借重他们的名望镇抚边疆。
五、辽军南侵与“澶渊之盟”
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986年）冬，辽圣宗、萧太后决定南侵。十一月，辽军先锋卢补古、都监耶律盼率部进攻宋保州（今河北保定），辽军战败，主将卢补古临阵遁逃。遂改以耶律化哥代替卢补古(39)，另命萧挞览（凛）与耶律题（迪）子由东路攻宋。
十二月初，定州（今河北定州）驻泊兵马都部署田重进率军攻入辽境，攻下岐沟关，杀敌千人。萧挞览和耶律题子得知宋军在易州（今易县），率军逆战，耶律题子死于疆场，而田重进部宋军掳掠后亦退兵。耶律休哥复率军进入宋境，击败宋军于望都（今河北望都），屯兵滹沱河北，阻绝宋军进入祁州（今河北安国）。中旬，辽军大举南下莫州（今河北任丘），宋瀛州（今河北河间）兵马都部署刘廷让将所部精锐留给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都部署李继隆作后援部队，自己亲率数万兵北上迎战，结果在君子馆（今河北河间北）遭到辽军耶律斜轸与耶律休哥合军进攻，宋军被围数重，适值天大寒，连弓弩都不能拉满，而此时李继隆却率军退保乐寿（今河北献县），刘廷让部遂全军覆灭，先锋贺令图、杨重进等被俘，刘廷让与麾下数骑突围南逃，辽将挞烈哥、萧打里等亦战死。史称“君子馆之战”。
端拱元年（辽统和六年，988年）十月，辽军攻占涿州，激战中辽驸马萧勤德、大将萧挞览都中箭受伤(40)，宋军南退时又受到辽军的追击。十一月，辽军攻下长城口（今河北徐水西北），进入宋境。辽军又攻占满城（今河北满城西），进至唐河（今河北定州北）北，定州都部署李继隆、监军袁继忠率军由定州城中出战，大战数合，双方伤亡惨重，辽军战败退兵。次年正月，辽圣宗、萧太后“班师”，经长城口北上。中旬，进攻易州，驻遂城（今河北徐水西）的宋军来援，被辽军击退，坚守十天的易州被辽军攻破，刺史刘墀降(41)。辽军遂后退回燕京。
辽军自从唐河战败退走后，十年间未再侵宋，宋辽边境只有些小规模的冲突，萧太后、辽圣宗也未再发诏攻宋。南京（燕京，今北京）留守、总南面军务，可以“便宜从事”的耶律休哥，虽然曾经提出过“可乘宋弱，略地至（黄）河为界”的战略，但是经过后几年的战争，辽统治者深知宋军并非不堪一击，划河为界决非轻易可以实现的。故自此，耶律“休哥以燕民疲弊，省赋役，恤孤寡”，进行休养生息，对宋采取和好政策，“戒戍兵无犯宋境，虽马牛逸于北者，悉还之”，因而“边鄙以安”(42)。
但是，宋真宗咸平元年（辽统和十六年，998年）十二月，耶律休哥死，以辽圣宗弟耶律隆庆为南京留守，辽侵宋战争又进入高峰期。
咸平二年（辽统和十七年）九月初，辽圣宗下诏攻宋。下旬，辽军侵入宋境。宋镇州（今河北正定）、定州（今河北定州）、高阳关（旧关南，今河北河间）三路都部署傅潜，全面负责北面防务，但他畏敌怯战，闭城门自守，并派先锋田绍斌、石普率军前往保州（今保定）戍守。田、石二人与保州知州、武将杨嗣商议决定出兵进击，结果杀敌以千计，获马五百匹，取得此次抗辽的首战胜利。
十月，辽军转攻遂城，保州沿边都巡检使、宋初名将杨业之子杨延昭，适巡边在遂城。杨延昭与杨嗣均长期在北边守备，以勇敢善战闻名，“时谓之‘二杨’”(43)。遂城城小又无战备器械，辽萧太后亲自督战，期在必克。围攻数日，攻防激烈，城中军兵缺少，杨延昭征集城内青壮年，持枪登城参加守城，又乘天寒，命令士兵夜间取水浇灌城外墙，次日清晨即形成冰城。辽军无法进攻，遂引兵南向劫掠宁边军（今河北博野）、祁州（今河北安国）、赵州（今河北赵县）间，民众纷纷逃入城中以避战祸。辽军偏师攻高阳关（瀛州），宋将出战，虽战败被俘，但辽军仍未能攻下高阳关，遂南攻乐寿（今河北献县），乐寿被攻占后，辽军继续南下。
十一月，当辽军主力因保州、遂城两地宋军的奋起抗击，或失利，或不克，准备退兵之际，宋真宗决定亲征。李继宣奉诏领兵三千追袭，“至则敌已坏桥，继宣梁木而渡”(44)，而辽军已转向他处，不及而返。李继宣数次向都部署请兵深入追击，都被拒绝。
十二月，宋真宗北上督战，到达澶州（今河南濮阳），辽军偏师已南进到冀州（今河北冀州）城南，受到宋军的邀击后退兵。萧太后也已退兵，退军途中，再攻遂城（即威虏军），宋将石保兴取出库中物资发给将士，激励将士出城“临水以拒”(45)，虽多有伤亡，但再次保卫了遂城。萧太后见无法取胜，遂退向燕京，其他辽军也逐渐向北撤退。
定州（今河北定州）都部署范廷召，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副都部署李重贵各率军截击后退中的辽军，追至莫州（今河北任丘）东，救“获所掳老幼数千”(46)，以及鞍马兵仗等装备。康保裔战死。
此次，萧太后自率辽军大举南侵，虽宋军主帅傅潜畏敌怯战，坐拥重兵，守城不战，但部分宋将或坚守孤城，或出兵邀击，奋勇作战，致使辽军未能攻占重城要寨，虽胜多败少，但伤亡亦众。
宋廷随后对河北防务作了调整。原河北主帅傅潜，虽早有人奏称他无将略，不可委以重任，但由于其和枢密使王显，俱是宋太宗晋王府中旧人，因而一直受到王显的庇护，此次战后被撤职流放房州（今湖北房县）。枢密使王显也被罢为节度使，但随即以其为定州路都部署，同为晋王府旧人的侍卫马步军都虞候王超为镇州路都部署。咸平四年七月，二人又分别升任镇、定州、高阳关三路都部署、副都部署，全面负责河北防务。
咸平四年（辽统和十九年）十月，辽萧太后、圣宗再次率军攻宋，以南京（燕京）留守耶律隆庆为先锋，统兵先发。宋军随即部署防御：派骑兵二万为前锋，又令五将各率三千骑兵设阵于先锋之前；莫州驻泊都部署桑赞率军万人，设防于莫州、顺安军（今河北高阳东），准备邀击辽军；而北平寨（今河北保定西）驻军长官荆嗣率万人阻西山之路，以切断东来的辽援军；另以大军设阵于威虏军（遂城），既而不见辽军动静，遂将大阵移向定州。然而辽军随后即攻向威虏军，宋将张斌率先锋军攻辽军于长城口（今河北徐水西北），乘胜进击，辽伏兵四起，因宋大阵已退走，也不出兵援助，张斌所部寡不敌众，退保威虏军。
同月下旬，辽军前锋进至满城，西南不远的北平寨屯有宋军重兵，宋军先锋将杨嗣、杨延昭、李继宣、秦翰又分率所部前往威虏军会师，合击辽军，辽军大败后退上羊山（西山的一部分），宋军也退保威虏，史称“羊山之捷”。辽军遭受羊山之败，伤亡不少，退回辽国。此战《辽史》仅载：“丙寅，次满城，以泥淖班师。”(47)
此次辽军南侵，刚入宋境不远即以大败告终。十一月初，部署在东部的宋军，得知西线宋军战胜辽军的消息，即自破虏军（淤口，今河北霸州东北）、霸州（益津关，今河北霸州）侵入辽境，受到辽军的阻击，战败后退回。
此后宋辽边境虽时有小规模冲突，但相对平静，咸平五年四月，还在雄州复设榷场，以通宋辽的边境贸易。
负责河北全面防务的王显，因在羊山之战时未出动大军助战，同年五月被罢去军权，改授节度使。六月，以王超任定州都部署以代王显，殿前都虞候王继忠为副都部署，以知枢密院周莹为高阳关路都部署，重新部署了河北防务。
咸平六年（辽统和二十一年，1003年）四月，辽南府宰相耶律奴瓜、大将萧挞览（凛）率军侵宋，定州都部署王超一面召镇州都部署桑赞、高阳关都部署周莹各率所部来援，同时先派副都部署王继忠迎战辽军于望都（今河北望都），自率大军继发。王继忠率部到达望都城南六里即与辽军遭遇，双方从下午战到天黑，次晨再战。宋军被围数十重，粮道又被焚绝，人马饥渴困乏，将士殊死战斗，仍未能冲出重围。王超援军又未至，王继忠遂率众且战且行，北行至东北的白城，宋军伤亡惨重，王继忠被俘，史称“望都之战”。
望都之败，促使真宗与大臣们重又商议边防策略，对沿边将领再作新的调动。杨延昭被任为保州、威虏军（遂城）、静戎军（今河北徐水）都巡检使，负责第一线防务。孙全昭为宁边军（今河北蠡县）部署，石普为莫州部署。但是，负责北方防务总责的仍是望都之战中临阵退却，被冯拯奏称“仅以身免”(48)的都部署王超。曾在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唐河之战中有杰出表现的定州都部署李继隆，累次上表陈述边境形势，并赴京请求调往河北前线，但是，真宗因即位之初，李继隆与宦官王继恩谋篡事件有牵连(49)，心存嫌隙，不愿予其重兵，反将其移任山南东道（治襄州，今湖北襄樊）节度使，后又改任判许州（今河南许昌）(50)。
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初，宋辽战争气氛日浓，调王显任知天雄军府（大名，今河北大名东）兼驻军都部署，以期加强北方近京的防务。宋军边防将领魏能、魏愿、李致忠、荆嗣等奉诏率部调往新驻地，以加强边境防务。七月，又措置河北“防秋”，以王能为邢（今河北邢台）、洺（今河北邢台东南）路部署，石普为冀州路部署，魏能为宁边军路部署，张凝为定州路部署，各率军驻防。河北几乎是遍地驻军。
八月，采取措施加强中枢机构，寇準与毕士安升任宰相，而真宗藩府旧臣王继英升为枢密使。九月，辽圣宗、萧太后决定率大军南侵。消息传来，宋廷宰执大臣对真宗是否亲征展开争论。寇準主张及早前往澶渊（今河南濮阳），毕士安、王继英则主张真宗可暂到澶渊，但不宜长住。真宗又命今后宋辽边境奏报必须先送宰相，以总领文武大政。朝廷上下一片备战气氛。
闰九月，又调“庸懦不智”(51)的太宗藩府旧臣周莹接替王显任天雄军都部署；在镇压李顺起义军中建功的上官正为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知州兼部署；康进、刘用也各率所部赴沧州、邢州屯守；负责河北全面防务的都部署王超等率大军，出定州城北沿唐河设阵防备。同时诏令河东的并(52)代（今山西代县）副都部署雷有终，届时率军由土门（井陉，今河北井陉北）路，东援镇州（今河北正定），合击辽军，已是临战态势。
中旬，辽军侵入宋境，前锋达到威虏军、顺安军等地，宋将魏能、石普等率军抗击，虽互有胜负，但辽军未能攻占二地。辽军又东侵保州，战败后南驻望都，进攻定州。但宋都部署王超以真宗令设阵于唐河，“执诏书按兵不出战”(53)，怯敌拒战。宋廷再次为真宗是否北上亲征展开争论。副相王钦若密请真宗南逃金陵（今江苏南京），而枢密院副长官陈尧叟则请逃往成都，在宰相寇準的坚请下，真宗才又同意北上亲征。王钦若随即被罢副相，改任判天雄军兼都部署。
十一月，真宗北上，而此前诏令王超率军南来澶州，但王超既怯战又不敢移军前来。真宗刚到达韦城（今河南滑县东南），随行臣僚中又有人提出南逃金陵，真宗再次动摇，在寇準和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点明，一旦南逃，辽军追击，不仅到不了金陵，且有被俘的危险的情况下，真宗才又决定继续北上。
此次辽军南侵虽然声势很盛，但各地宋军大多数能坚守城池，抗击辽军。十月中旬，辽军东攻瀛州，辽圣宗、萧太后亲自擂鼓督战，宋将李延渥、史普率城内军民奋勇抗击，以石块大木还击攻城的辽军。经过十多天的攻城，辽军死伤众多，不得已而退兵。辽军见攻城难以取胜，遂越城南下，前锋直达天雄军城下，给宋廷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当真宗决定亲征后，李继隆再次请战，直至十一月中旬真宗出发前两天，出于自己安全的考虑，真宗才任命李继隆为驾前东面排阵使，“先赴澶州，陈师于北城外，毁车为营”(54)，与西面排阵使石保吉率部抗击刚到达的辽军。战斗十分激烈，辽将萧挞览亲自督战，被宋军张瑰的床子弩所发的弩箭击中前额，伤重败退，宋军乘势追击。萧挞览当晚伤重而亡。
真宗到达卫南（今河南濮阳西南）时，胜利的奏报刚刚到达。宋真宗随后进至澶州南城，在寇準、高琼的坚请下才进驻北城，并登上北城门楼，召见驻军城北的李继隆等将领。宋军将士得到很大的鼓舞，士气大振。
其实早在真宗北上亲征前，议和活动已在暗中进行。望都之役被俘降辽的宋将王继忠，通过莫州守将石普，派人将密奏送给真宗，表达辽有议和之意。惧辽怯战的宋真宗马上表示同意，当即回信给王继忠，并派曹利用前往商议。真宗到达澶州后，辽使韩杞持国书与曹利用在澶州正式议和。宋真宗求和心切，向曹利用表示虽每年输送给辽银、绢总数百万（两、匹）亦可，但宰相寇準严令曹利用总数不得超过三十万。
同年十二月上旬，双方订定和议，规定宋每年交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以换取和平，澶州郡名澶渊，史称“澶渊之盟”。
(1) 《辽史》卷78《萧思温传》。
(2)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1。参见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卷1。
(3) 《长编》卷6，乾德三年十一月。
(4) 《辽史》卷8《景宗纪上》。
(5) 《长编》卷15，开宝七年十一月辛丑。《宋会要辑稿》蕃夷1之1、2，载有来书全文，文意较优，初作本、邻作与，又有“重修旧好”及其他文句。
(6) 《辽史》卷86《耶律合住传》，合住亦作昌朮。
(7) 《辽史》卷8《景宗纪上》。
(8) 《长编》卷16，开宝八年三月己亥。参见《宋会要辑稿》蕃夷1之2。
(9) 《宋会要辑稿》蕃夷1之2。
(10) 《长编》卷16，开宝八年八月壬戌。《辽史》卷8《景宗纪上》，缺载遣使赴宋及宋使前来事。
(11) 《辽史》卷9《景宗纪下》。
(12) 燕京，辽建为南京，宋人常称为幽州，为便于行文，概称燕京。
(13) 《辽史》卷9《景宗纪下》，卷83《耶律斜轸传》，卷84《耶律沙传》、《耶律善补传》。详参第二章第一节“讨伐北汉”。
(14) 《辽史》卷9《景宗纪下》，卷84《萧讨古传》，卷85《耶律撒合传》。又，沙河，有学者称是今涿州城北拒马河，若是，则耶律斜轸不应于八十公里外长城脚下（今居庸关东）树青帜以诱宋追军。此说似误。
(15) 《辽史》卷83《耶律学古传》。
(16) 《长编》卷20，太平兴国四年七月癸未。
(17) 《长编》卷20，太平兴国四年七月癸未。
(18) 《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
(19) 《长编》卷20，太平兴国四年七月庚寅。
(20) 《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
(21) 《宋史》卷271《赵延进传》。
(22) 《宋史》卷257《李继隆传》。
(23) 《辽史》卷74《韩匡嗣传》。
(24) 《辽史》卷74《韩匡嗣传》。
(25) 《长编》卷20，太平兴国四年九月丙午。
(26) 《辽史》卷74《韩匡嗣传》。
(27) 《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
(28) 《宋史》卷272《杨业传》载：早在太平兴国四年十一月，宋太宗为加强河东的防务，将不久前北汉灭亡后才降宋的名将、号称“无敌”的杨业，任命为代州（今山西代县）知州兼三交（今太原）驻泊兵马部署，潘美为都部署。当次年三月，辽军南侵代州边境的雁门时，杨业率骑兵经关西的西陉北上，由小路到大雁门北口，从背后向南攻击辽军，辽军大败，“自是契丹望见（杨）业旌旗，即引去”。
(29) 《长编》卷27，雍熙三年正月。
(30) 《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
(31) 《长编》卷27，雍熙三年四月。
(32) 《长编》卷27，雍熙三年五月庚午。
(33) 《宋史》卷257《李继隆传》，卷308《李继宣传》。
(34) 《辽史》卷11《圣宗纪二》。纪称：“壬申，以皇太后生辰，纵还。”显系谀词。
(35) 《宋史》卷259《袁继忠传》。
(36) 《宋史》卷272《杨业传》。
(37) 《辽史》卷83《耶律斜轸传》。
(38) 《宋史》卷272《杨业传》。
(39) 《辽史》卷11《圣宗纪二》。
(40) 《辽史》卷12《圣宗纪三》。按：涿州、易州皆在辽境，而易州守军属定州都部署李继隆部下，涿州宋军亦当属李部。
(41) 《辽史》卷12《圣宗纪三》；《长编》卷29，端拱元年十一月。
(42) 《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
(43) 《宋史》卷260《杨嗣传》。
(44) 《长编》卷45，咸平二年十月末。李焘在注中称：“此事不得其时，附见十月末。”按：李继宣既是“诏遣”，应是十一月真宗亲征前得知辽主力退军而遣，故移作十一月。
(45) 《辽史》卷14《圣宗纪五》。时石保兴任威虏军知军，而《宋史》卷250《石保兴传》称：“会夏人入抄”。“夏”应为“辽”之误，参见《长编》卷45，咸平二年十二月甲子。
(46) 《宋史》卷279《李重贵传》，卷289《范廷召传》，卷446《康保裔传》；《长编》卷46，咸平三年正月甲申、丁亥。
(47) 《辽史》卷14《圣宗纪五》；《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一月丙子。《长编》载羊山之捷奏到为十一月初，注中称战胜辽军在十月。《辽史》载此次大举南侵，十月二十八日仅书“泥淖班师”，似有所讳。当是辽军战败退兵，故笔者移羊山之捷于辽军退兵之前。
(48) 《长编》卷54，咸平六年五月末。
(49) 参见第一章第三节三“宋真宗继位事件”。
(50) 《宋史》卷257《李继隆传》。参见《长编》卷55，咸平六年十二月。
(51) 《宋史》卷268《周莹传》。
(52) 今山西太原。北汉太原府在今太原西南，北汉亡后被平毁，另于榆次设并州以代，后移州治于今太原市所在地。
(53) 《长编》卷57，景德元年闰九月癸酉。
(54) 《宋史》卷257《李继隆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