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远程射击
空袭的报道里一般会出现这些飞机生产商的名字:福克–沃尔夫、海因克尔,就像胸甲骑兵、枪骑兵和骠骑兵曾经是兰开斯特的特产。生育、统治和摧毁生命的机制是相同的,因此工业、国家和广告业要合而为一。持怀疑态度的自由主义者过去夸张地说:战争是一种商业行为,这种说法已经成为现实:国家权力甚至已经摆脱了从特定利益集团中获取利润的独立表象;它总是在为他们服务,现在将其变为一种意识形态。对破坏城市的总承包商的每一次隆重提及,都有助于为他赢得良好的声誉,并确保其在重建过程中得到最好的委托。
就像三十年战争一样,这场战争——一场没有人会记得何时结束的战争——也陷入了断断续续的战役之中,其间通过几次停顿隔开,比如闪击波兰、挪威战役、法国战役、苏德战争、突尼斯战役和柏林会战。由于敌人在地理上并非触手可及,军队时而突然行动,时而完全停止,使得战争的节奏具有机械性质,毫无疑问,这也是重启前自由主义的作战形式的原因。这种机械化的节奏决定了人类与战争的关系,不仅是个人身体能力和机器的力量之间不平衡,而且在最隐秘的经验细胞中也是如此。即使在以前的战争中,身体与兵器的不协调也使得真实的体验成为不可能。战后人们什么也想不起来,即使是拿破仑也对自己是怎么当炮兵的没印象了。《战争回忆录》与和平结束之间的漫长间隔并非偶然:它证明了记忆的痛苦重建,无论作者经历了怎样的恐怖。所有的书都传达了一种无能甚至虚假的感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同之处在于,它完全脱离了经验,就像机器的功能完全脱离了身体的运动一样,身体的运动只是在病理状态下才开始与之相似。历史,作为“史诗”的一个元素,不得不从每一个阶段的起源开始自我更新,结果是记忆中再也没有永恒的、稳定的印象。历史的每一次爆发,都突破了对抗刺激的生理屏障,在这种屏障之下,体验——从治愈遗忘到治愈回忆之间的时间差——形成了。生活已经变成了一连串永恒的冲击,其间间隔着空洞的、麻痹的间歇。但是,对未来来说,也许没有什么比这样一个事实更不祥的了:从字面上说,这些事情很快就会成为过去,因为返回的战斗人员的每一处创伤,每一次没有被内心吸收消化的打击,都是未来毁灭的酝酿。卡尔·克劳斯给他的戏剧起了这样的题目:《人类的最后日子》,我们现在也完全可以称为“末日之后”。
战争完全被信息、宣传、评论所湮灭,摄影师坐在第一波坦克里,战地记者英雄式地死去,启发公众的舆论操纵和忘却活动混在一起:所有这一切都是对经验的枯萎的另一种表达,人们和他们命运之间的真空之处才是他们命运的真正所在。看起来好像具体化的、被灌进石膏浇铸成形的事件代替了事件本身。在一部怪物纪录片中,人只能扮演跑龙套的角色,因为他们出镜的机会很少。正是在这方面,“未曾交战”这一备受诟病的名称才得以成立。当然,这个词起源于法西斯,他们把恐怖的现实斥为“仅仅是为了宣传”,以便无碍于制造恐怖。但是,正如一切法西斯主义倾向一样,这种倾向也有其根源于现实的因素,这些因素只有借助法西斯主义邪恶态度的暗示才能露出冰山一角。这场战争确实是假的,但它的虚假比所有的恐怖都可怕,那些嘲笑它的人才是造成灾难的罪魁祸首。
假如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套在这个时代上,那么在亚历山大大帝英年早逝的形象中,作为一个精选出的经验事实,世界精神的状态直接表现为希特勒的机器人炸弹。就像法西斯主义本身一样。机器人不需要主体,它们是最高超完美的技术与彻底的盲目性的结合,它们引起了致命的恐惧,最后只是在做无用功。“我看到了世界精神”,不是在马背上,而是在没长脑袋的翅膀上,这同时是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反拨。
认为在这场战争之后,生活还能“正常地”继续下去,甚至文化可能“重建”——仿佛文化的重建并非是对先前文化的否定——的想法是愚蠢的。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被杀害,这只能算是一个插曲,而不是灾难本身。这种文化接下来还要干什么?即使很多人仍沉得住气,难道我们真能相信,欧洲所发生的一切将不会产生任何后果?我们怎相信大批受害者将不会转变为一种社会新质,不会整个成为野蛮?冤冤相报何时了。如果双方被杀害的人数持平,恐怖就会制度化。早在资本主义未出现以前的远古时代,仇杀仅仅出现在偏远山区,现在它将以更大的规模重现,整个国家都将成为无主的主体。但是,如果不为死者报仇,一味宽恕,法西斯主义就会逍遥法外,曾经它甚嚣尘上,如今又将在其他地方死灰复燃。历史的逻辑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灾难在不同时代的历史舞台上不断上演。常即无常。
对于如何对待战败的德国,我只能回答两件事。首先,我不想以任何代价、任何条件成为刽子手,也不想为刽子手提供合法身份。第二,我不希望,尤其是以法律的名义,阻止任何为既往而咎的人。这是一种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自相矛盾的态度,是对原则和实践的嘲弄。但也许问题出在我身上,而又不仅仅是我的问题。
有一部电影新闻短片,播放的是对马里亚纳群岛(包括关岛)的入侵。这给人的印象不是在进行战争,而是以不可估量的激烈程度进行着土木工程和爆破作业,还有“熏蒸”,像是在消灭陆地上的昆虫。他们得一直干活,直到寸草不生,敌人则表现为不是生病就是死去。和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的犹太人一样,它们只是作为技术和行政措施的对象,如果反抗起来,其行动又立即具有同样的性质。的确,与旧式战争相比,今天的战争要更主动,像是撒旦的战斗一样:人们不得不竭尽全力才能去除私人目的。非人是爱德华·格雷的人道梦想,即一场没有仇恨的战争。
1944年秋
(1) 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w,1862—1933),英国外交大臣,第一次世界大战亲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