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反题

特立独行的人常是冒着顾影自怜的傻气，凡对社会的讽刺，他都错当作自己的独创。当他如履薄冰地经营自己的人生，他才看到真相经不起折腾。他必也晓得，听过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的大有人在。可一旦要抵抗这种态度，他又成了一名资产阶级。孤军奋战的观察家和热情洋溢的参与者彼此彼此，前者唯一的优势是看破了自身处境，他们发现最低限度的自由只存在于知识之中。观察家同商业之间的距离，就是商业所能提供的最奢侈的消费。退避三舍跟得寸进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不由自主地与资产阶级之间建立起一种不易察觉的冷淡。我可以举一反三。普鲁斯特发现，从公爵到中产阶级犹太人，如果他们的祖父都存有照片，肯定看起来长得差不多，以至于我们通过照片，根本想象不到他们的社会阶层相差多大。从客观上来看，时代作为整体会消除差异，本来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但要从这种整体视角来看，就显得众人无异了。教育衰落后，我们的散文变成了雅各布·格林或巴霍芬⁽¹⁾的文风，在跟受怀疑的文化工业同流合污。我们也不再像沃尔夫和基尔霍夫⁽²⁾那样在使用拉丁语和希腊语的问题上锱铢必较了，而是眼睁睁地看着文明开化沦为目不识丁，我们自己还不是早已忘记了写信的艺术？有谁还会在读让·保罗⁽³⁾的文章时意识到，必须以意逆志地从他那个时代的角度来阅读和理解呢？我们还不是一边畏惧着生活的残酷，一边却不肯把德性一点一滴地付诸言行。反而，德行成了一种拙劣的本事，它获得了野蛮人的仁慈标准，甚至还成了良善社会中的可疑价值。自由主义瓦解后，纯然的资产阶级准则，即自由竞争，却一点也没有被克服的迹象，而是从社会进程的客观存在转化为内部互相挤压、碰撞的大型原子组合，变得更像是人类学所关心的现象。生产过程对生命的征服像是一项耻辱，它使我们感到倍加孤独，而孤独，我们还以为是出于自尊心的选择。这种心态对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言再熟悉不过，每个个体，出于独有的需要，总是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同时，他又觉得全部消费者构成的集体比自己强。旧资产阶级完蛋后，这个自相矛盾的态度就深深地刻在了知识分子的意识中，比起此生的快乐，他们还是更在意青史留名，这帮人既是资产阶级最后的敌人，同时也是最后的资产阶级。他们仍在芸芸众生如蝼蚁般赤裸裸的繁衍生息前不断思考，表现得像一个十足的特权集团，但当事务停滞不前时，从不试图通过行动解决问题，他们的工作充分地说明了什么叫百无一用。一个人努力出落得顶天立地、问心无愧，现在他背叛了自己的初衷，反正在普遍的错误之中，个人的努力毫无意义。世间万物都在千丝万缕的缠绕之中，剪不断，理还乱，独立思考则成了空前亟需的事。如果只有一种负责的生活方式，就是拒绝用意识形态的错误方法来对待自身的存在，至于其他表现为谨小慎微、明哲保身、谦虚的个人品质，也不要再当作无可指摘的教养。我们应该感到羞愧，因为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人至少还活着，还呼吸着地狱般的空气。

(1)　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 1785—1863），德国文献学（作为一门系统学科）的奠基人，也是德国民间故事的收集者。约翰·雅各布·巴霍芬（Johann Jakob Bachofen, 1815—1887），研究古代法律和神话的浪漫主义历史学家，著有《母权论：根据古代世界的宗教和法权本质对古代世界的妇女统治的研究》（1861）。

(2)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Friedrich-August Wolf, 1759—1824），古典语文学家，歌德和洪堡的朋友，对《荷马史诗》进行了最初的语文学研究。阿道夫·基尔霍夫（Adolf Kirchhoff, 1826—1905）, 19世纪晚期德国古典学者。

(3)　约翰·保罗·里希特（Johann Paul Richter, 1763—1825），德国浪漫派诗人、讽刺作家，笔名让·保罗，代表作《隐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