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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那些最难的难题——要解决这些难题人们几乎是绝望的——我们所拥有的极少的资料，就必须尽可能地加以利用，以便从这些组合中可以引出点点的东西。

在《瘟疫记事》（1825）里，我们发现在14世纪，在黑死病减少了整个欧洲、大半个亚洲，甚至还有非洲的人口以后，人类马上就出现了异乎寻常的生育高潮，尤其是双胞胎的出生变得相当频繁。与此相吻合，卡斯帕（《人的大概寿命》，1835）以四次重复的大规模的经验为支撑证据，告诉我们：在某一地区的既定人口中，死亡和寿命的长度总是与婴儿出生数目同步的，以致死亡数目和出生数目以同样的比例增加和减少。这一点通过许多国家及其不同的省份所累积的证据，证明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卡斯帕只是错在把原因和结果混淆了，因为他把出生的增加当作是死亡增加的原因。但我坚信实情恰恰相反，而这点也与舒努勒所提供的不寻常现象（但他似乎并不晓得这不寻常的现象）相吻合，即死亡人数的增加并不是通过物理的影响，而是通过某种形而上的关联引致人口出生的增加。这一点我在我的主要著作第2卷第41章第507页（第3版，第575页）已经讨论过了。所以，总的来说，出生的数目取决于死亡的数目。

据此，或许有这样的自然规律，即人类的生育能力——这也只是大自然的总体繁殖力的一种特别形态——会因与其对抗的原因而加强，也就是与其阻力一道提升；因此，人们可在“做必要的修正”之后，把这一规律隶属于马里奥特定理，即阻力随着压力的增大而增大，以致无穷。那么，我们假设那与生育能力对抗的原因经由瘟疫、大自然的公转等的破坏而出现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效果，在这之后，生育能力也就必然再度提升至完全是前所未见的高度。最后，因为那对抗多育的原因如此强烈，我们走到了极点，亦即人类悉数灭绝，那受到如此挤压的多育能力就会达到了与此挤压相称的力度，因此就会有了如此的张力，现在就能成就看上去是不可能的事情。也就是说，既然“明确生成”，亦即从相同的东西生成相同的东西的路子被堵住了，那就扑向了“模糊生成”。但是，在最低等的动物那里所表现出来的这些，却难以想象地表现在动物王国的较高阶那里：狮子、狼、大象、猿猴，甚至人的形态，永远不可能依照纤毛虫、消化道寄生虫和寄生物的式样生成，即大致上直接从那凝结的、太阳孵育的大海的沉淀物，或者黏液，或者从腐烂的有机团块中冒出，而只能理解为“在另一不同的子宫中生成”，所以，就是出自得天独厚的一对动物的子宫，或更准确地说卵子——这是在那种属的生命力经由某些东西受到了阻滞，并在这一对身上得到了积聚和异常提升以后发生的事情：现在，就在某一星云的时刻，在行星处于正确的位置和所有有利于大气的、地球的和天体的影响恰好俱足时，那例外出现的就不再是与这种属同样的东西，而是与其紧密类似的、但却是比这更高一级的形态。这样，这次这一对就不只是繁殖出一个个体，而是一个种属。当然，出现这样的情形，只有在最低等的动物经由平常的“模糊生成”，从活着的植物的有机腐败或者从细胞组织中一直攀升到得见天日、成为将要到来的动物种类的使者和先驱以后。发生这样的事情，必然是在每一次的地球巨变之后，而这些巨变至少已经三次完全毁灭了这行星上的所有生物，以致需要重新燃起生命；而这之后，每一次生命都更加完美，亦即以更接近现在的动物群的形态出现。但只是在最近一次的大灾难以后，在地球表面出现的动物系列中所发生的已升级至形成人类——而在那更上一次的灾难以后，甚至已经形成了猿猴一属。我们看到无尾目动物在有了自己的、更完美的形态之前，过的是鱼类的生活。并且根据某一当今普遍承认的观察，每一个胎儿都要连续经过几个在其达至自身种属级别之前的级别。为何每一新的和更高级的物种，其升级和生成不是透过胎儿形状而一举超越了这胎儿的母亲的形状？这本应是唯一理性的，亦即从理性角度可以设想出来的物种生成方式。

但我们必须想到这种升级并不是沿着单一直线，而是沿着多条并排的升级线路。所以，例如，曾经从那鱼的卵里出来了一条蛇，另一次从这蛇的卵里出来了一条蜥蜴；但与此同时，从另一条鱼的卵子里出来的是某一蛙类，然后，从这蛙类的卵子出来了某一龟鳖类；从第三条鱼的卵子生出了某一鲸类，然后，这鲸类又再度生出了海豹，而最终，那海豹生出了海象；或许从鸭子的蛋生出了鸭嘴兽，从鸵鸟蛋生出了某种更大的哺乳动物。总的来说，这些事情必然是在地球上的许多地方彼此独立地发生，但无论在哪里都是发生在马上就很明确、清晰的阶段，都给出了某一固定、持久的种属，而不是在逐渐的、模糊不清的过渡期中发生，因而并不类似于从低八度音逐渐升至、吼至最高的八度音，而是类似于沿着有其明确起止而上升的音阶。我们不想隐瞒这一点：我们依此只能设想最早的人在亚洲是从红毛人猿，在非洲则是从黑猩猩而来——虽然并不是作为人猿，而是马上就生成为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起源甚至也是一个佛教神话所教导的，见于艾萨克·雅克布·施密特的《对蒙古人和藏人的探究》（第210—214页），也见《新亚洲杂志》（1831年3月）中克拉普罗特著《佛教的残篇》和科本斯的《喇嘛教的等级》（第45页）。

在此所说的“在别的子宫中的模糊生成”的思想，是首先由《宇宙的自然历史痕迹》（1847，第6版）的无名作者提出来的，虽然一点都没有那应有的清晰和明确，因为作者把这个观点与一些站不住脚的假设和离谱的谬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归根到底是因为作者是英国人，每一个超出了物理学的假设，亦即每一个形而上的假设，都会马上与希伯来的一神论合并在一起。也正是为了避免这一点，他就不当地扩展了物理学的范围。正因为缺少在思辨哲学或形而上学方面的修养，一个英国人是完全没有能力对大自然有一种思想上的领会和把握，因此他并不知道在把大自然的作用理解为根据严格的或许是机械的规律性而展开，与把大自然的作用领会为希伯来神祇（他称为“造物主”）预先想好的艺术制品之间，还有中间一途。教士们，英国的教士们，对此难辞其咎。这些人是所有愚民主义者中的最狡猾者。他们伤害人民的头脑至这样的程度，甚至在那些最有知识和最开明的人中，其根本思想的体系也是至为粗糙的物质主义和最笨拙的犹太迷信的大杂烩。这两者就像醋和油一样地摇匀在一起，就看它们如何兼容了。还有，由于接受了牛津的教育，那些“绅士”、“爵士”们也大体上还是属于群氓的。但只要受教育的阶层，其教育是交由牛津的正统蛮牛去完成，那这种情形就不会有所改善。到了1859年，我们在法裔美国人阿加斯的《论分类》一文中，仍然发现同样的立场观点。他仍然面对同样的选择：有机的世界要么是纯粹偶然的结果：这偶然把这世界胡乱地拼凑在了一起，成了在物理和化学力量作用之下大自然的奇妙现象；要么就是在认识（这一动物性的功能）之光下，在深思熟虑和算计以后巧妙完成的艺术杰作。这两种观点都是一样的错误，都是基于那种幼稚的唯实论，而唯实论在康德出现80年以后已完全是丢人现眼的东西了。所以，阿加斯就像一个美国鞋匠似的哲学论辩有机生物的起源。如果那些先生们除了他们的自然科学以外，就再没学到什么，也不想学到什么，那他们在其文章中就必须不要越过这些半步，而是“最严格地”固守其经验主义，以防就像阿加斯先生那样糟蹋自己，就像老妇人一样地谈论自然的起源，让自己成了众人的笑谈。

根据舒努勒和卡斯帕所提出的法则往另一方向推论，可得出这一结果：很明显，随着我们成功地透过正确利用所有的自然力和每一方寸的土地，以减轻最低层民众的不幸，这一很传神地被称为无产阶级的民众数目就会增加，那苦难也就由此一再地重新出现。这是因为性欲总是会增加饥饿，正如这饥饿一旦满足了就会促进性欲。以上法则会向我们保证：这情形不会最终引致地球真正超出太多的人口——这一灾难的恐怖之处，就算是最生动的想象力也无法描绘。也就是说，根据这正在谈论中的法则，在地球有了尽其所能养育的最大人口以后，种属的繁殖就会降至还不足以填补死去的人口的程度，而在每一次变故增加了死亡以后，又会让人口恢复到最大数目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