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者序言
本书作者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是英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1938年生于伦敦，现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与社会学教授，英国《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期刊负责人。《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及其续作《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出版于1974年（伦敦新左派丛书，New Left Books），是在西方历史学、历史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领域有重大影响的重要著作。
安德森青年时代曾在牛津大学攻读历史学，掌握了九种外语，这为其后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初，安德森开始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并参加了西方的“新左派运动”，1962年起成为英国《新左派评论》的主要编辑。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历史、社会、经济、政治各领域的深入研究，并与现实政治、社会运动的实践结合起来。他认为，虽然西方各国都有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但是在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同具体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从总体上把握历史上各个地区、各个层面上的相互联系和差别的规律方面还做得很不够。[1]尤其是将国家和社会结构的多种发展变化同社会发展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从古代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和近代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从总体上作相关联的比较研究，是世界史、历史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键问题，必须将不同国家、地区的史实联系起来，从整体上进行系统的论述。安德森认为，应当将经济上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同不同国家地区的社会阶级结构和国家政治发展史紧密结合起来加以研讨。[2]他强调，阶级之间的现实斗争最终要通过社会政治领域的斗争，而不是经济和文化领域来解决。只要阶级继续存在，只有建设国家或破坏国家才能确立生产关系的根本转变。[3]
安德森这两部著作就是他对这些重大问题研究的成果。尽管当时安德森还是一个年仅36岁的青年学者，但在其著作中体现出的学术功力得到了史学各领域权威的高度评价。古希腊罗马史专家芬利（Moses Finley）说：“这是对欧洲从古希腊到近代绝对君主制历史精彩地组织起来而又有条不紊的综述，读起来激动人心。”中世纪史专家希尔顿（Rodney Hilton）说：“这是对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富启发性的渊源介绍之一。……对于欧洲的东部和西部，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封建主义的不平衡发展，作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性综述。”近代史专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说：“这是十分杰出的、具有权威性和透彻性的学识成就。”[4]其他学者也将这两部著作称为“历史社会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和“马克思主义的杰作”。[5]二十多年来，安德森的这两部著作在西方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众多著作中一直是权威性的引证来源，也是我国世界史有关研究的重要参考书之一。安德森还计划续写第三册《从尼德兰起义到德国统一时期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和第四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结构》，虽然它们至今尚未问世，但由此可见，《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论述和研讨的视角并不限于古代与中世纪，而是着重于追溯现代社会和国家的起源，把握社会和国家形态发展史的全过程。
《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一书分为两篇共四部分，涵盖了从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奴隶制国家形成到公元15世纪欧洲封建主义危机这一漫长历史时期中的欧洲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国家形态的演变过程。第一篇第一部分“古典时代”论述了古代希腊罗马的古典奴隶制生产方式形成发展的历史、地理背景、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指出海外征战、贸易和奴隶掠夺是奴隶制城邦国家建立发展的重要条件，并且分析了古希腊、希腊化国家和罗马的城邦国家及帝国形成、发展和衰落在经济社会结构方面的因素，特别是古典奴隶制国家需要以不断扩张来解决因扩张引发的内部社会结构和国家形态变化而产生的矛盾，指出这种矛盾最终导致了奴隶制国家的崩溃。第二部分“过渡时期”首先论述了公元头几个世纪日耳曼人原始的部落组织和土地公社共有形式，随后在日耳曼人迁徙和入侵罗马帝国边界后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指出，在日耳曼人迁入的罗马帝国西部和受罗马影响较大的日耳曼人定居地区，日耳曼人的原始部落公社生产方式同罗马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发生了不同比例、不同程度的冲撞，给全欧洲及相邻地区造成了三种状况，即古代奴隶制残余与西亚北非更古老的国家社会形态残余并存的地区，原始部落公社生产方式影响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古典奴隶制残余与原始部落公社制残余影响相差不大而并存的地区。只有在最后这种状况存在的地区，原始部落公社制和古典奴隶制这两种已趋消亡的生产方式的碰撞才产生了一种新的综合，即封建主义。封建主义形成的这种历史地理条件，对欧洲以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形态演变的不平衡和多样性有着重大作用。
本书第二篇论述欧洲封建主义的发展史时，分为西欧与东欧两部分进行比较研究。作者首先分析了在西欧形成的封建生产方式的特点，即农奴制、庄园领地制、统治者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封君封臣等级制和国家权力的分割化。然后作者分论了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在封建主义形成时期的不同类型的社会结构，指出，由于封建主义诸因素形成得或早或晚，发展得完整或不完整，各个因素间结合的程度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国家和政治形态，即王权、贵族领主、教会、城市的不同力量对比和平衡，这对这些地区和国家此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北欧地区虽然没有古典奴隶制的残留，但由于北欧海盗较早深入西欧劫掠和贸易，因而较快引入了西欧封建主义体制。封建主义形成后，在10到13世纪期间产生了扩张的动力，进行了大量土地开垦，并向易北河以东入侵殖民，从伊比利亚半岛向南推进，还发动了十字军东征。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使市民阶层有力量和条件在主权分割化的封建主义国家系统中发展出有自治权的城市，成为商品货币经济的中心。但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不久就由于生产力的局限，阶级和社会矛盾的加剧，灾荒和瘟疫的打击，在14世纪爆发了总危机。农奴制、庄园制和封建等级制在这场危机中均开始瓦解，但封建统治阶级利用了已有相当发展规模的商品货币经济，以货币地租、农民“解放”补偿金、劳动力雇佣的方式使西欧封建主义渡过了这次危机，并且为封建主义国家向具备国家税收、官僚和常备军的“绝对君主制”国家演变提供了条件。在这种国家体制中，虽然王权与贵族仍居于统治地位，但市民和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在社会中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制衡作用。
欧洲东部封建主义的发展情况则有很大不同。从易北河以东直到顿河广大地区的斯拉夫人及其他部落，没有受到罗马帝国古典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影响，因而国家形成和封建化的进程很缓慢，亚洲游牧部落向这个地区一次次迁徙的冲击又经常打断这个进程，其影响延续到蒙古人对东欧的入侵和对俄罗斯的统治。在欧洲西部封建主义扩张时期入侵、殖民和文化宗教传播的影响下，东欧的封建国家才较持久地建立起来，但由于封建等级制、农奴制、庄园制及工商业市镇这些封建主义因素还都没有充分发展时，就在14世纪遇到了遍及欧洲的封建主义总危机的打击，东欧封建统治阶级应付危机的手段是强化和巩固形成中的农奴制和庄园领地制，通过强化超经济强制的力度和剥削、榨取更多的剩余产品，以应付来自西欧的军事压力和对农产品和原材料的贸易需求。在这种条件下，东欧形成的绝对君主制国家与西欧不同，是以农奴主、领地庄园主贵族阶级为支柱的君主专制，没有市民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影响与经济、政治制衡力量存在。东西欧在封建主义危机中形成的表面类似而实质不同的绝对君主制国家形态，对东西欧近现代不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西欧通过改革或革命形成了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欧则通过反封建专制，反外来压迫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革命等，力图摆脱从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位，走上了一条反复曲折的道路。
东欧多瑙河以南部分更有其特殊性。由于拜占庭帝国长期占领这片地区，南部斯拉夫人建立的诸国在与拜占庭的斗争中屡经兴亡，极少受到西欧封建主义的影响。受帝国官僚机构控制的大地产制占有重要地位，城市也在帝国政府的严密统治之下。这个地区不断受到宫廷、民族、宗教斗争和亚洲游牧部落迁徙入侵的冲击，最终奥斯曼土耳其人在14、15世纪逐步征服了这个地区，灭亡了斯拉夫人诸国和拜占庭帝国，使这个地区在近代走上了一条与欧洲其他地区相分离的经济、政治发展道路，直至19世纪起，才又成为欧洲一个充满特殊的严重问题的地区。
安德森的著作和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引发了长期广泛的讨论。安德森在论述历史上各社会形态的产生、发展、衰落和过渡问题时，一方面，不赞同任何国家、地区都会按同一模式自然依次发展出各种社会形态的“简单进化论”，强调要从全欧洲、全世界整体的视野和具体的历史条件着眼，重视各种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的碰撞、传播、接受、综合，在不同国家、地区的具体情况，并且不应只从经济角度去考虑问题，而应着重讨论国家形态和政治斗争在社会形态、生产方式发展和变革中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安德森也不赞同不同地区的不同文明各有其独特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从全欧洲和全世界总体的历史来看是符合实际的，只不过不能将这种规律简单化、孤立化，而应当从整体上把握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因素多维的结构功能上的相互作用，并从各地区、国家间具体历史的联系和互动中，深入理解社会形态发展过渡的轨迹。[6]
安德森的理论也受到了某些批评与质疑。一方面是由于安德森的历史理论中有着结构功能主义的明显影响，对于国家体制、法律、宗教、思想意识、文化等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演变产生的相对独立的能动影响估计不足，因而他的历史理论体系虽然看起来完整严密，但对某些历史上重大的能动变数似乎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7]另一方面，由于安德森将欧洲西部的古典奴隶制、封建主义和绝对君主制作为典型，而将其他地区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看作是“变种”、“不完全的”、“迟到的”或“接受的”等，因而被认为是没有摆脱“西方中心论”和马克斯·韦伯考察历史与社会以西方为“理想类型”的影响。尽管安德森在续作《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中专章讨论了伊斯兰教国家和日本的封建主义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但仍是以西欧为参照系的。虽然从安德森对历史的整体考虑来看，其目的是要阐明，只有在西欧及北美这样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才能说社会主义是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形态获得胜利，否则在苏联东欧这样的“非典型”地区的社会主义就是不成熟和不巩固的。他认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历史进行总体考察，就能推导出符合现实实际并有益于当今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但在某些批评者看来，这正反映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限性，即他们毕竟不能脱离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视角来考察历史和社会。[8]不过近二十多年来，包括安德森在内的许多学者在考察历史和社会问题时，已进一步认识到了深入理解非西方的历史和文化对研讨全世界的过去、现实和未来问题的重要性，并已体现在他们的论著之中。
佩里·安德森还撰写过多部重要学术著作，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原名“历史唯物主义的轨迹”，中译本东方出版社1989年出版）、论文《文明及其内涵》（中译文载《读书》1997年第11、12期）、论文《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0年4月号）均已译介到中国。其他一些关于英国近现代史的论著也有重要的学术和理论价值。[9]
本书第一篇第二部分与第二篇由郭方翻译，第一篇第一部分由刘健翻译。安德森教授对本书及续作译为中文给予了热情支持，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们做了高水平的辛勤工作，谨此一并致谢！
郭 方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注释
[1] Theda Skocpol, ed.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71.
[2] 同上书，pp.177—178。
[3] 同上书，p.170。
[4] Anderson, P., Passages from Autiquity to Feudalism, Verso, 1978，封底页。
[5] Theda Skocpol, ed.,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p.170, Tariq Ali, D.G.MacRae.
[6] 同上书，pp.197—198。
[7] 同上书，pp.177—180、197—199。
[8] 同上书，pp.182—183、197—202。
[9] Anderson, P.,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Anderson, P., In the Trac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ndon: Verso, 1983; Anderson, P.,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0; Anderson, P., The Notion of Capitalist Revolution in English Questions, London,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