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序^[129]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130]：‘自周公卒五百岁而生孔子^[131]。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132]、正《易传》^[133]，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134]？’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135]！”

上大夫壶遂曰^[136]：“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137]：‘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138]，诸侯害之^[139]，大夫雍之^[140]。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141]，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142]。’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143]。’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144]，下辨人事之纪^[145]，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146]，贤贤贱不肖^[147]，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148]，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149]，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150]，故长于风^[151]；《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152]；《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153]，《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154]。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155]‘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156]‘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157]，后有贼而不知^[158]；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159]，遭变事而不知其权^[160]。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161]。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162]，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163]。夫礼禁未然之前^[164]，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165]，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166]，下得守职^[167]，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168]，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169]，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170]。《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171]，建封禅^[172]，改正朔^[173]，易服色^[174]，受命于穆清^[175]，泽流罔极^[176]，海外殊俗^[177]，重译款塞^[178]，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179]。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180]，整齐其世传^[181]，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182]，出于缧绁^[183]。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184]：“夫《诗》《书》隐约者^[185]，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186]；孔子厄陈、蔡，作《春秋》^[187]；屈原放逐，著《离骚》^[188]；左丘失明，厥有《国语》^[189]；孙子膑脚，而论兵法^[190]；不韦迁蜀，世传《吕览》^[191]；韩非囚秦，《说难》《孤愤》^[192]；《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193]，至于麟止^[194]，自黄帝始^[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