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世纪的遗产：欧洲的竞争与扩张

古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进入中世纪时代。中世纪给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世界留下了不同于东方文明的遗产，既包括分裂的政治实体之间的对立与竞争，又包括这些政治实体向西方之外世界的持续性扩张。欧洲文化中的竞争与扩张，为产业政策的诞生及演化设置了制度背景。

古代欧亚大陆曾兴起一系列广土众民的大帝国，东方的秦、汉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为其代表。这些帝国由于种种原因而崩溃，但东方的隋、唐帝国重新确立了政治上的大一统，西方则陷入政治上四分五裂的中世纪。古罗马帝国分裂为西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后，以小亚细亚为核心的拜占庭帝国一直延续到中世纪结束，以欧洲为核心的西罗马帝国却在蛮族的入侵浪潮下土崩瓦解。入侵西罗马帝国的蛮族在欧洲建立了一批蛮族王国，这些蛮族王国往往又被新的蛮族消灭，因此，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在政治上极为不稳定。不过，政治分裂的欧洲在文化上却逐渐出现了基督教的大一统。罗马官员被蛮族消灭后，基督教的主教们延续了文明，他们运用谈判调解的技巧和财务管理的能力，从蛮族入侵者那里赎回了众多被俘虏为奴的教民，并获得了精神领域至高无上的权力。^[2]利用这种权力，罗马的天主教教会本身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在8世纪初，蛮族在欧洲建立的王国出现了王权削弱的危机，国王沦落到完全依赖贵族军事领袖的地步，王权被贵族集团或由担任高官的贵族组成的议事会私有化了。^[3]蛮族的封建传统使欧洲的政治体系变成一个分散的、多头政治的、蜂窝状政治体制。国家统治变成了国王与封臣共享的一种活动，国王不直接统治其臣民，而是通过他的封臣们实现间接统治。由于封臣又再次进行土地分封，权力逐级向下分化，最终形成一个复杂的等级化的领主—封臣关系网络。^[4]查理曼大帝曾试图在欧洲恢复一个大一统帝国，并一度接近成功。但查理曼大帝死后，他的帝国迅速分裂。在罗马天主教教皇为查理曼大帝举行的加冕礼上，教皇利奥三世在民众和军队欢呼以前为查理曼加冕，以此表明所有的权力均来源于上帝，并以教皇为中介。这种观念实际上破坏了政治权力的统一性，使教会所代表的政治理念不断强化。^[5]在查理曼大帝之后，尽管德意志地区又出现了神圣罗马帝国，但欧洲中央集权化的努力甚难成功。实际上，帝国允许小王国存在于帝国领土之内。只要得到皇帝的允许，每个小王国都可以有自己的中央政府、王家法庭，并贯彻实施自己的政策。随着分封制的发展，王国内部的侯爵辖区也不断对王国进行侵蚀，一如王国对帝国的侵蚀。^[6]于是，中世纪的欧洲出现了政治上的分权化与去中心化趋向，各种独立的小型政治实体取代了大一统帝国。

欧洲中心地区的分裂趋势，与边缘地区蛮族的持续入侵有密切关系。蛮族的入侵加剧了欧洲的社会分裂，并引发地方防卫武装的崛起。大规模入侵主要来自北方。例如，被称为维京人的北欧海盗于788年发动了第一次进攻浪潮，其对欧洲中心区的入侵于840年以后达到最高潮，直到880年前后都没有遭遇任何顽强反抗，这种扩张行为一直持续到930年前后才结束。^[7]萨迦是中世纪的一种北欧文学体裁，以英雄传奇的形式反映了中世纪早期北欧的社会生活。一则萨迦故事里提到，挪威国王要到维克的大庄园待很长时间，由于庄园需要大量给养，国王在当地的代理人索里尔便乘船去采办货物、啤酒、面粉和蜂蜜，花了国王大量的钱，却被海盗索罗尔夫把货物与船一同劫走了。索罗尔夫随后进攻了一处农庄，杀死了20多个人，抢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放火烧掉了农庄。回到海上后，索罗尔夫又抢了一艘满载啤酒和面粉的大船。此后，他沿着主航道驶向林德内斯，尽可能快速航行，到了可以上岸抢劫的地方就上岸抢劫。^[8]这则故事描写了北欧海盗的横行无忌，他们甚至不把国王放在眼里。另一则故事也刻画了挪威王权式微的景象：“哈康……想在他父亲统治过的整个挪威重新建立统治。哈康国王派出12个人的一队人往东到了瓦尔姆兰。他们从雅尔那里收取贡税之后，穿过埃德斯可格森林的时候，他们被强盗伏击，全部被杀。哈康国王派去瓦尔姆兰的第二队人也遭到同样的伏击：人被杀死，钱财也丢了。”^[9]中世纪早期的欧洲缺乏强有力的国家，于此可见一斑。北欧海盗的入侵为中世纪欧洲文化注入了暴力的因素。实际上，在一则萨迦故事里，连基督教在蛮族中的传播都靠传教士以各种方式杀死反对基督教的人。^[10]严酷的生存环境使蛮族的暴力文化在中世纪欧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价值取向。对于各政治实体为获取资源和求生存而从事的竞争与扩张来说，暴力是最极端也是最基本的手段。

经过各种形式的融合，到了10世纪末至12世纪初，西方基督教世界真正诞生了，其标志是拉丁语作为礼拜仪式用语，展现了不同政治实体之间的一致性。在宗教联合的基础上，西方世界逐渐重建起文化共同体意识，这一意识将以前分散的人们聚合到了一起。^[11]换言之，中世纪的欧洲在政治上是分裂的，在文化上却具有以基督教为基础的一定程度的大一统。正是在这种文化大一统的基础上，分裂的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世界对外扩张。欧洲的第一个核心区，包括了法国、德国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是通过军事征服形成的，而且或多或少都从野蛮状态皈依了基督教，1066年的诺曼征服则将英国与欧洲大陆连接了起来。^[12]如果说此前以北欧海盗为代表的侵略浪潮是蛮族向欧洲中心地区的扩张，那么，当融合了蛮族的新的西方文明形成后，扩张的方向就反过来了。在东欧，德意志王公和骑士团不断东进；在北欧，斯堪的纳维亚人向北极圈进发；在南欧，伊比利亚半岛掀起了驱逐穆斯林的再征服运动；而中世纪欧洲扩张的最高潮无疑是声势浩大的十字军东征。在中世纪骑士文学的代表作《罗兰之歌》里，诗歌创作者借骑士罗兰之口表达了封建制度下西方的扩张冲动：

“望上天给我们机会打仗，

我们应当在这里保卫我们国王；

一个人应当为领主分担辛苦，

不怕严寒也不怕酷暑，

丢点皮毛不值得畏惧；

每个人都应该显示英豪，

不要让别人把我们讥笑，

异教徒是邪道，基督教徒是正道，

不能让人说我们表现不好。”^[13]

这些扩张往往打着宗教的旗号，但实际上包含着掠夺资源和控制贸易的经济动机，可以视为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殖民运动。在萨迦故事里，曾提到一个挪威船东卡尔塞夫尼去拓殖名为文兰的地方：“他聚集一批人，总共有六十个男人和五个女人。他同他的船员们达成一个协议：这次远征不管盈利多少必须人人均摊，每人都能拿到相同的一份。他们带上了各种家畜，因为若是做得到的话，他们打算在那里长久定居下去。”^[14]萨迦故事还提到了北欧人与北美洲土著打交道的情形，称土著用成捆成束的皮毛交换北欧人的牛奶，但双方后来还是发生了冲突，北欧人将土著赶进了大森林。不过，冬天过后，卡尔塞夫尼就宣布对拓殖“已经毫无兴致”，把葡萄、皮毛等值钱的土产装上船，返回了格陵兰。^[15]由此可见，在15世纪之前，欧洲人已经开始殖民扩张，但这种扩张尚不具备资本主义性质和现代技术支撑，故不具有可持续性。值得一提的是，欧洲人的早期扩张受到一种冒险精神的驱动。萨迦故事描述一群北欧人远航格陵兰之前，一个人说：“我们的这次航行在别人看来简直是莽撞的蛮干，因为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曾经在格陵兰海航行过。”但是，“不管怎样，他们草草收拾就绪便启碇出海”，最终抵达了一片殖民地。^[16]西方世界在中世纪已经形成一种冒险与扩张的文化。

到了中世纪后期，欧洲出现了国家强化的新动向。13世纪下半叶，欧洲的君主增强了权力，国王通过加冕誓词和膏油礼成为上帝的右手，甚至拥有逮捕教皇、拒绝承认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威以及向臣民征税和逐渐削弱贵族的权力。到13世纪结束时，实权日益集中在国王一个人手中。^[17]于是，一方面，欧洲依然缺乏大一统的帝国，维持着四分五裂的格局；另一方面，那些四分五裂的政治实体自身出现了集权化趋向，并在相互竞争中兼并扩张。于是，不同政治实体间的竞争，以及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对外扩张，成为中世纪留给西方世界的政治遗产。

在经济层面，城市的崛起是欧洲中世纪的一个突出现象。和其他地区一样，欧洲中世纪的制造业也以手工业的形式存在。中世纪欧洲的手工业可以划分为农村手工业和城镇手工业。农村手工业为满足领主和村民的需求而生产，城镇手工业最初以主教或伯爵的庄园为依托，之后再开设独立的作坊，顾客可以前来订货和观看制造过程。与农村手工业不同的是，新的手工业者流入城镇后，结成了一个相互支持的严密的关系网，并在城镇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到11、12世纪时，手工业者在市政府中已经发挥作用，并影响到城镇的发展。^[18]从13世纪中叶开始，城镇中兴起了一个贪婪的消费阶层，只有严格控制周边乡村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城镇将自己的法律强加给乡村，并把自己的度量衡制度强加给周边地区。尤为重要的是，城镇手工业禁止农村手工业与自己竞争。^[19]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具有实力的城镇本身亦成为欧洲一种独立的政治实体，直至发展为城市国家。经济利益是城市国家的重要目标，城市国家会采取各种手段来追求和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城市国家用来追求经济利益的手段延续了此前城镇压制乡村的做法，并将其施用于更大的范围，而这些手段正是产业政策的雏形。城市国家的产业政策实践，以及在产业政策背后起到支持作用的思想观念，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当然，除城市国家的政府外，中世纪较大规模国家的君主也会通过税收等手段干预特定产业，变相实施某种产业政策。例如，1273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禁止英国羊毛出口，除非商人得到了特别的许可证；次年，出口禁令进一步加强。1275年，英国羊毛出口禁令被出口税取代，商人们对此表示欢迎，因为重税总比完全断绝贸易好。^[20]14世纪20年代，佛罗伦萨商行开始进口最昂贵的英国羊毛，用来生产模仿低地国家产品的优质呢布，供应地中海世界的奢侈品市场。到14世纪后期，由于英国在百年战争中对羊毛出口强行征收重税，英格兰也开始生产用于出口的高档毛织品。^[21]由此可见，中世纪的欧洲存在着较为普遍的类似于产业政策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的初衷未必是为了培育某种特定的产业，但其作用机制在客观上起到了产业政策的效果。不过，从历史的进程看，在欧洲通往现代经济的道路上，具有产业政策自觉性的城市国家还是起着先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