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和特点

1.2.1 近代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和特点

（1）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情况

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由于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军阀割据的困扰，导致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不均衡。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与西方模式相去甚远，它是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中展开的，也是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环境下形成的。对于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而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完全是一种外在的因素，近代中国的城市化正是在“刚刚开始工业化”的基础上展开的，也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社会环境下展开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对中国近代的城市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而使其具有浓厚的殖民地色彩。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始终与被动的开埠通商联系在一起。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就走过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城市化的、具有自身历史特征的发展道路，它既没有形成城市工业化的强劲拉力，也没有形成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巨大推力。正如中国近代城市化的发展一样，中国工业化的发展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强烈影响，并且带有明显的殖民地色彩。已为人们熟知的事实是：中国近代制造工业主要集中于沿海省份特别是通商口岸城市；外资工厂在制造业部门占有主要份额；工厂工业主要是消费品工业；工厂平均规模很小，华资比外资更小；工业资金缺乏，技术落后等，无一不与列强的侵略和掠夺相关。

近代中国的城市化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社会变迁过程。以外力逼迫的开埠通商为契机，城市商业化和工业化的初步发展固然显示了城市化文明和进步的一面；而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农业衰败和工业化的低度发展又凸显了城市化过程中传统和落后的另一面；城市化既带动了城乡社会的历史进化，又伴随着太多的苦难与代价，两者同样都是真实的。

（2）近代我国城市化发展特点

早在宋朝时期，我国就有了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在宋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虽然经历了元代外族入侵的重创，但至明朝已经出现了以私人手工作坊、手工工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萌芽。

进入近代以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开始在中国出现，但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我国的城市化也呈现出与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截然不同的模式。其特点主要有：①入侵带来的脱离自身独立发展的殖民地色彩，使得中国的城市化不得不根植于半殖民半封建的特殊历史背景下；②商业化先于工业化导致城市工业难以吸收过剩劳动力，城市对农业人口的吸引力有限；③自然灾害和传统“小农经济”瓦解的天灾人祸夹击下农民被迫涌入城市谋生，带来消极的城市化效应。[11]

1.2.2 1949～1978年的城市化水平和特点

而中国真正的城市化进程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后。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

（1）1949～1978年的城市化水平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内地的城市化进程相当缓慢，在1950～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这种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正相反，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内地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工业总产值1978年比1949年增长了38.1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1978年的72.2%；社会总产值增长12.44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41.4%上升到1978年的77.1%；国民收入总额则从1949年的35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3010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提高了7.41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国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也由1949年的31.6%上升到1978年的64.6%。从1950年到1973年，世界GDP总量年均增长4.9%，人均GDP增长2.9%，其中中国大陆GDP年均增长5.1%，人均增长2.9%，高于和等于世界平均水平，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2）1949～1978年我国城市化的特点

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城市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①政府是城市化动力机制的主体；②城市化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非常有限；③城市化的区域发展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④劳动力的职业转换优先于地域转换；⑤城市运行机制具有非商品经济的特征。

这种城市化的结果，形成了城乡之间相互隔离和相互封闭的“二元社会”。政府对城市和市民实行“统包”，而对农村和农民则实行“统制”，即由财产制度、户籍制度、住宅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就业制度、养老制度、劳动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甚至婚姻制度等具体制度所造成的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构成了城乡之间的壁垒，阻止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

1.2.3 1978年以来的城市化水平和特点

（1）1978年以来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发展战略的调整与改革的深入，我国城市化发展进入了迅速推进的阶段。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城市数量增加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对加快城市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78年我国各级规模城市数量为192个，城镇人口为17245万人，城镇人口比重17.92%；截至2001年年底，城市数量增加到662个，城镇人口增加到48064万人，占总人口的37.66%。从城市化发展水平增速来看，20世纪80年代快于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快于20世纪80年代。

① 20世纪80年代，城市化补偿性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经济进入到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吸引了大批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出现了人户分离现象，促进了城市化的补偿性发展。1980～1989年，我国城市化率从19.4%上升到26.2%，提高了6.8个百分点，年均增加0.76个百分点，补偿了1960～1978年城市化发展的倒退。补偿性发展是改革初期的城市化水平很低和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推动作用的结果。

② 20世纪90年代，城市化平稳发展时期。从90年代开始，随着工业化发展加速，全国县改市和乡改镇的数目增多，使城市人口增加。90年代全国新设了200多个城市和8000多个建制镇，这些城镇的设立大大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水平。1990～1999年，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与80年代相比都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城市化从1990年的26.4%上升到1999年的30.9%，提高了4.5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5个百分点，90年代城市化水平比80年代上升幅度低2.3个百分点。1991～1995年城镇人口年平均增长997万人，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年均仅增长923万人，比前5年的平均数下降74万人。这期间乡村人口也出现较低速的增长，而且比城镇人口的增长低得多，因此，城镇人口增长占总人口增长的比重才表现出不断提高的态势，我国城市化进入平稳发展时期。

③ 21世纪初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国民经济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明确指出，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推进城镇化的条件已渐成熟，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一些地区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遵循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实际出发，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 2000年我国的城镇居住人口为45594万人，占总人口的36.09%，比1978年提高了18.17个百分点，比1999年提高了5.19个百分点。截至2001年年底，全国城市数量达到662个，建制镇数量为20358个，城镇人口已超过48000万人，城镇化率达到37.66%。可见，进入21世纪，我国城市化水平进入加速期。

（2）1978年以来我国城市化的特点

我国城市化起步较晚，而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这一时期的城市化进程曲折起伏；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才进入一个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新时期。总体上，城市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世界城市化水平相比，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还很低，不仅大大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平均城市化水平，而且也低于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总体来说，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现状具有地区发展不平衡、发展水平非典型性、城市管理水平低的特点。

①地区发展不平衡。我国城市化水平地区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东、中和西部地区的差异和省际之间的不平衡两个方面。以城镇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城市化水平指标，1998年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为33.8%，中部为26.6%，西部为20.7%，东西相差13.1个百分点。2001年，东部地区有城市293座，城市非农业人口占全国非农业人口的44.3%；中部地区有城市247座，城市非农业人口占全国非农业人口的37.3%；西部地区有城市122座，城市非农业人口占全国非农业人口的18.4%。通过东、中、西部城市化发展水平之间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目前，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速度东部快于中部，中部快于西部，沿海快于内陆。而我国各省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造成了城市化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按照1998年城市化水平的高低作为参考，可以把我国31个省区划分为五类地区：城市化水平在50%以上的，包括北京、上海和天津；城市化水平在40%～50%之间的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广东共4省；城市化水平在30%～40%之间的包括内蒙古、江苏、湖北、海南、宁夏和新疆共6省（区）；城市化水平在20%～30%之间的包括河北、山西、浙江、福建、江西、山东、湖南、广西、四川、重庆、陕西和青海共12个省（市、区）；城市化水平低于20%的包括安徽、河南、贵州、云南、甘肃和西藏共6省（区）。城市化水平最高的上海市与最低的西藏自治区之间相差30个百分点。

②发展水平非典型性。按照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采用“典型事实”统计方法揭示，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发展是工业化阶段经济实现稳态增长的重要条件，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是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结果，或者说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城市化水平应该得到提高。2001年我国人均GDP（7651元人民币）大概接近1000美元，根据钱纳里的“标准模式”，城市化水平应为63.4%，而我国实际城市化水平仅为37.66%。根据世界银行对133个国家和地区由高到低的统计排位，1997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位为第53位，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却排第110位。同等工业化水平下对城市化水平比较，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平均差距在20个百分点以上。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与一般国家的发展轨迹不同，具有非典型特征。

③城市管理水平低。城市是一个人口、产业、技术和服务高度聚集的空间区域，各种构成要素通过有效配置产生规模效应、聚集效应和乘数效应。城市管理水平的高低决定着能否实现城市高效、协调和各项功能的正常运转。我国对城市管理重视不够，造成管理法规不健全、总体规划不适当、公共服务水平低等现象。

1.2.4 近年来城市发展的新问题一瞥

在中国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激增、社会资源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城市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据有关数据统计，国内地级及以上城市共有288个，这些城市（市辖区）仅占全国土地面积的6.7%，全国人口的30%，却创造了全国生产总值的62%（2011年数据）。可以说，正是城市的繁荣发展为中华民族的腾飞梦想插上了翅膀，从而铸就了中国经济社会近四十年的光辉历程。繁荣的背后是一系列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1.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大量的农民工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没有获得同城市居民均等的福利待遇。据统计，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 261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6 336万人。北京市超过1/3，上海市近40%，深圳市近75%是外来非本地户籍人口。按照我国目前的统计口径，居住在城镇半年以上的农村人口将被列为城镇人口，因此，大量农民工被纳入城镇人口统计范围。但这些农村户籍人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人口，其在劳动就业、工资福利、子女就学、社会保障方面无法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大多数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逐步被边缘化或者住在“城中村”，生活条件十分恶劣。

2.城市管理问题

由于缺乏合理的规划和引导，迅速增加的人口给城市发展、资源环境承载以及公共服务供给带来巨大压力，使得城市生活环境质量下降，城市社会管理混乱。以北京市为例，按照2003年修编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中的要求，“到2020年，北京实际居住人口控制在1800万人”。但事实上早在2009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就超出了2020年的规划范围，到目前为止已突破2000万。伴随外来人口的大规模流入，在京接受义务教育的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已由2000年的9万人增长到2011年的52.9万人，占学生总数的31%。汽车保有量的逐年激增使得交通拥挤现象严重，大大增加了居民的通勤成本，汽车尾气排放使得空气质量越来越差；居高不下的房价使得年轻人不堪重负……资源、环境、人口、社会管理的压力严重影响了城市形象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3.城市空间失序问题

城市固定资产投资的逐年递增导致了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突出表现就是大规模圈地建新城、建开发区、建大学城，粗放型的土地利用模式导致空间无序开发现象严重。陆大道院士早在2006年就提出了对“摊大饼”式的“造城运动”的担忧，他认为城镇化的空间失控现象明显，形成了分散和蔓延式的扩张，是城镇化大冒进。如果不加以遏制，将影响未来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但目前，不少地方政府仍热衷于城市规模扩张。

同时，我国目前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张与空间结构优化并不同步。以北京市为例，有调查表明在2013年前后北京交通拥堵时间已达每天5小时，北京市民的通勤时间是每天1.32小时，居全国之首。一些政府官员和学者认为机动车拥有量太大和人口太多是造成这一恶果的罪魁祸首。然而，事实上，北京市人口密度和机动车密度相比新加坡、香港、东京等大都市而言并不高，主要问题还是在生活、居住、就业的空间资源分布失序。具体表现为公共服务资源过度集中于中心城区，比如，主要的医疗、教育、文化资源均分布在中心城区，而非中心城区的居住用地比重过高，产业发展不足、公共服务和生活娱乐设施缺乏，如通州、回龙观、天通苑等地区被建设成了只能提供居住和简单生活购物的“睡城”。随着北京行政副中心在通州的开建，这一系列问题有望得到缓解，但是其他城市仍处在痛苦挣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