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小结

产品质量在国际贸易领域较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边缘化地位，直到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提出之后，为了解释实证研究中关于产品价格的一些事实，学者们才开始在Melitz（2003）的基础上融合产品质量维度的异质性，并涌现出许多有关产品质量的经验研究，侧重于讨论产品质量的测度方法和影响因素。与此同时，随着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加剧，由频繁的贸易政策和经济政策干预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吸引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产生了诸多评价不确定性效果的文献。关于不确定性和出口产品质量的已有文献对本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产品质量的度量和不确定性的理论研究都是本书的实证检验的基础。尽管如此，现有文献仍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产品质量的测度方法仍有待进一步探索。已有文献在如何准确度量产品质量方面尚未形成共识，仅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主要有两点：一是多数文献基于CES效用函数的假设条件，从需求方面展开研究；二是主要使用工具变量法，通过寻找产品价格的工具变量试图解决内生性问题。然而，度量产品质量的已有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以星级评价等为代理指标的方法受限于数据可得性和特定行业，显然难以推广；其他测度方法往往仅以消费者需求为基础，而忽视了供给侧的重要性，且普遍运用的工具变量法受限于外生变量的选择问题，不同的文献主张不同的外生工具变量，从而导致测度结果的差别。以中国为例，同样运用工具变量法，但由于选择的工具变量不同，张杰等（2014）发现2000—2006年中国出口产品质量轻度下降，施炳展（2013）却认为该时期出口产品质量有所提高。

其次，就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理论研究有待完善。在不确定性方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理论大多与企业投资相联系，而较少涉及贸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理论则集中于研究其对贸易流量尤其是企业进入和退出的影响，需求不确定性如市场规模的变动往往与竞争相联系。出口产品质量理论关注的主题则主要包括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出口产品质量与目的地收入、距离的关系，出口产品质量与工资的关系等方面，而很少在出口产品质量中融入不确定性因素。由此可见，结合不确定性理论和产品质量理论，构造各类不确定性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模型，是对这两类理论文献的有益补充。

再次，关于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目的地因素有待进一步挖掘。现有文献主要考察了目的地GDP、人均GDP、距离等贸易引力模型中的常规因素，而忽略了其他特征的重要性。实际上，目的地的金融环境、政治环境、制度质量、知识产权保护等因素往往更不稳定，明确它们是否以及如何决定出口产品质量，对出口国而言可能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此外，在分析目的地因素与出口产品质量的关系时，多数文献讨论的仅仅是相关关系，而较少涉及因果关系。

最后，不确定性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实证研究需要进一步充实。不仅在理论方面，实证研究中也很少分析不确定性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该主题下聚焦中国的少数文献从产品内企业进入和退出分析产品质量变化，所得结论也不一致，同时忽略了在位企业所受的影响。理论上，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吸引企业进入，可能会加剧市场竞争，造成企业成本加成和利润下降，进而降低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激励。目前尚无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需求不确定性对出口产品质量效应的文献，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类似，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能影响企业出口投资，从而引起进入退出和整体质量的变动；需求冲击则可能促使企业调整生产规模，改变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投入成本，最终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1)　Martin和Mejean（2014）同时使用了产品层面和企业层面的质量度量方法，但他们侧重于对质量进行分解，关注企业间资源再配置对总体质量升级的推动作用。

(2)　Sala等（2010）认为，约束关税变动不影响集约边际。他们结合Dixit和Pindyck（1994）的最优投资选择和Melitz（2003）的企业异质性理论，建立了一个动态局部均衡模型，以确定出口企业进入有风险目的地的时间。该模型发现，即使约束关税长期高于最惠国关税，但其下降仍会促使出口企业进入目的地市场。Dutt等（2013）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加入WTO提高了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但对集约边际产生了负面影响。

(3)　Sudsawasd和Moore（2006）基于1960—2000年跨国面板数据，采用贸易份额、平均进口关税等指标度量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研究其对投资的影响。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了投资占人均GDP的份额。

(4)　Feng等（2017）虽然使用的是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数据，但没有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层面出口质量的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