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文献综述与评价

自1865年法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学界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医学等多学科就人口老龄化的标志、形成、影响等开展了丰富研究。经济学、管理学研究方面，学者从人力资本、生产要素、劳动力结构、产业结构、劳动与社会保障等视角就国内外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多学科的独立或交叉研究，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依据本研究主题，从人口的生产视角，按时间进程、分两条主线梳理前人研究脉络，第一条主线是以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生命周期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为核心的有关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第二条主线是以生产要素理论、生产行为理论、农户理论、要素稀缺性技术创新理论为核心的有关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生产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前者为研究提供宏观理论基础，后者为研究提供中观、微观理论基础，两条主线相结合，为本书提供理论动态与研究基础。

1.4.1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研究

1.4.1.1　18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古典经济学中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

早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古代已有朴素的人口与经济关系的思想。春秋时期孔子认为“人口的多寡是君主德政、国家繁荣的标志”，战国时期孟子认为国家应行仁政、增加人口，韩非子却认为人口剧增带来社会财富短缺，增加财富应发展生产、减少人口。唐朝杜佑、宇文融认为随着地理面积扩大，应减少赋税、提高人口的农业生产能力。明清时期，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指出每30年人口增加1倍的规律，洪亮吉指出土地产出增长慢于人口增长、应限制人口。此后，清康熙、乾隆等时期均通过兴修水利、提高土地产出等调节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杨华，2013）。

在欧洲，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最早论述人口问题的学者，他们认为人口比例应与土地数量相匹配，才能既利于生产又利于国家统治。威廉·配第主张增加人口，认为只要合理利用劳动者，让其直接从事资本主义生产，人口就不会过多，财富也会迅速增加。对此，魁奈认为财富增加是人口增长的前提，财富能够保证人们劳动的成效，国家应注意财富增长而非人口增长（徐升艳，2011）。

基于前人研究，1776年亚当·斯密初步揭示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人口增加有利于社会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人口数量、质量，劳动生产率高低，总人口中生产性人口占比均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袁蓓，2014）。与之不同，马尔萨斯（1798）在《人口原理》中指出，在人口生产以几何级数增加而物质生产以算术基数增加、人口规模取决于粮食产量供给的假设下，受土地规模报酬递减规律影响，不加节制的人口增长必然会超过生产资料增长，导致食物短缺、影响经济增长，因此人口增长不利于经济发展（刘平，2013）。李嘉图（1817）延续马尔萨斯悲观论，认为受物质资本、劳动力、土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制约，人口增长最终将导致国家经济停止增长。然而，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事实表明，受生产技术进步、劳动熟练程度提高、新能源发现等影响，人口持续增长时经济增长并未处于停滞状态。因此，古典增长理论后，经济学家弱化了对人口问题的研究，将19世纪中后叶出现的生育率下降也仅归因于“生育偏好”。尽管马尔萨斯、李嘉图的悲观预期并未实现，但古典经济学中人口与经济关系原理有着深远的影响。

1.4.1.2　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

延续斯密、李嘉图对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哈罗德（1939）、多马（1946）在充分就业、技术、价格、利率等不变的封闭假设下，利用列昂惕夫生产函数得出经济增长率与劳动增长率无关。对此，索洛（1956）、斯旺（1956）认为哈罗德—多马模型中资本与劳动缺乏替代性，如果意愿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不同，将出现持久的失业状况进而制约经济增长，由此构建“索洛—斯旺模型”，并在考虑资本与劳动的替代性时采用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要素替代弹性CES生产函数。据此，索洛、斯旺以资金与劳动投入的固定规模报酬、生产的技术进步否定了之前的土地、投资对生产的绝对性制约，认为即使人口以几何级数增加，但由于市场竞争刺激个人储蓄，能够保证资本形成与人口增长相匹配甚至超过人口增长，得出均衡增长的法则是在固定的资本产出比下，人口、物质资本、技术进步以几何级数增长，从而形成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袁蓓，2014）。

自19世纪中后叶开始，随着美欧等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部分国家先后出现生育率、死亡率均由高到低发展的趋势，人口增长率趋缓，导致19世纪60年代后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老龄人口增多（高文书等，2006）。对此，1909年法国人口学家兰德里首次以欧洲国家人口迁移变化为例，提出人口变化理论；美国学者汤普森以1908—1927年美欧人口增长情况为例，将人口增长模式分为三类（United Nations, 1990）；1945年美国学者诺特思坦引入“人口转变”术语，认为随着工业化发展，农业、制造业、医疗业技术进步加快，使得人均寿命延长、死亡率降低，但受个人主义文化、消费需求、流动人口、城市子女养育成本高等影响，生育率出现下降，而其一旦出现，则人口下降速度快于死亡率，由此导致人口停止增长或缓慢增长，进而相对出现老年人口比例大幅上升，形成“人口转变理论”，认为人口与经济是一种因果、互利关系，人口转变是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必然变化，与工业化、现代化密切相关（蒯鹏洲，2014；吴帆等，2013）。

1.4.1.3　20世纪50年代：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提出、人力资本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与人力资本生命周期理论

（1）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提出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战”后，虽然各国人口出现修复性增长，但老年人数目与地区分布不均衡却日益突出。对此，1948年法国人口学家索维在《西欧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后果》中首次提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1950年国际老年学会成立，逐步推动国际社会、学术界关注老龄问题。

1956年联合国发表由法国人口学家皮查特撰写的《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一国、地区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主要用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高于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高于7%的标准衡量。据此，法国于1865年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瑞典（1890年）、意大利（1911年）、美国（1937年）、荷兰（1940年）、加拿大（1940年）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魏下海，2015）。人口老龄化一是意味着老年人口比例增加，少儿人口、劳动适龄人口比例相对减少；二是意味着“生产型”的劳动适龄人口数量相对下降，人口结构呈现出以老年人为主的“消费型”结构，本质特征是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不匹配（李志宏，2013）。老龄化不是发达国家特有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也将面临。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俄罗斯、阿根廷、日本等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尤其是日本，老年人口占比的迅速上升对总产出水平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姜长云，2014；李丰，2009）。1982年第一届、2002年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分别通过《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2002年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为21世纪全球迎接老龄化提供了行动纲领，更推动了学界关于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Zuo, 2009；王俊等，2012）。

Anthea（2002）指出，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不亚于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等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与社会革命。黑田俊夫（1999）认为1950—2050年是世界人口史的百年“人口世纪”，前50年是人口数量迅猛增加时期，后50年是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时期，人口老龄化带来世界发展的重大变革（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1）。其中，经济增长方面，Bloom（1998）、Mehmet（2003）通过分析1960—1990年亚洲国家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关系，认为总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有负向影响，而劳动适龄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Bloom等（2011）基于2005—2050年人口预测数据，得出人口老龄化对OECD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非常显著，但由于老龄化能够引发个人行为调整，因而其影响并非不可克服。资本投入方面，Taylor等（1994）认为19世纪末资本从欧洲流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有更为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资本发生跨代转移。Higgins等（1997）以东亚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增长经验证明，随着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会出现投资需求下降、资本净流出等问题。劳动生产率方面，Raiser（2003）、Umakunnas（2009）认为人口老龄化引起劳动力总供给减少，诱致各部门开展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不同年龄劳动力具有不同的生产效率，最终影响经济产出。

马寅初（1957）最早指出中国人口繁殖太快影响工业化进程，应控制人口，但并未引起足够重视。1979年上海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后，田雪原（1980）、袁辑辉（1986）、邬沧萍（1986）等指出人口老龄化增加社会负担，不利于劳动生产率提升、技术创新。然而，因社会认知、老龄化影响存在后发性等，并未唤起学者共鸣，直至1999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研究日益增多（王志宝等，2013）。宏观层面中，施峰（2004）指出，中国是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就业结构偏重于体力劳动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且人口老龄化速度快，对经济发展不利影响突出。蔡昉（2010）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得出我国1970—2010年劳动适龄人口增长率高于总人口增长率，此后则呈相反趋势，意味着人口年龄结构不再朝“生产性”发展，经济发展所需的劳动力日趋减少。微观层面中，王萍（2015）认为受老龄人口数量与体力变化影响，2012年开始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下降、增长渐趋停止，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人口的生产性降低，人力资本存量减少。郭熙保等（2013）通过对比中国60～64岁、15～24岁的劳动生产率，发现从2000年到2010年分别降低23%、12%，年龄增长的体力下降、智力衰退使得高龄劳动人口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其他年龄组。陈宇学等（2014）测算得出2000年中国劳动力平均年龄为37.39岁，而2006年超过40岁，同期美国为33岁、欧盟国家为37岁，中国劳动力平均年龄老化速度快于欧美，长期而言，对经济发展产生非即时性、基础性、不可逆的影响（赖平耀等，2014）。

（2）人力资本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与人力资本生命周期理论

“二战”后，伴随各国经济复苏，国家间差距日益扩大，学者对此从资源禀赋、经济政策、发展模式等角度开展研究。舒尔茨（1960）在批判传统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必须依赖增加实物资本、劳动数量后，认为“二战”后日本、西德经济的迅速恢复，“亚洲四小龙”的腾飞都难以用物质与资本投入解释，主要是因为遗漏了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认为人力资本的贡献远比物力资本、劳动力数量的贡献大。由此，舒尔茨将人力资本界定为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是体现在人身上的智力、知识、能力和健康，人力资本通过教育、培训形成并提高，形成人力资本理论。之后，罗默（1986）针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的经济增长更多地受投资、技术影响，指出知识即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与资本、劳动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Lucas（1988）更指出，不同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不是因为“有用知识的存量”，而是因为“人力资本存量”即不同素质劳动者的差异，“人力资本”才是推动经济内生增长的核心动力。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美国经济学家Ben-Porath（1967）指出，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有相似的形成、使用、消耗、报废的生命周期过程，包括人力资本存量生命周期与人力资本质量生命周期。其中人力资本存量即人力资本的数量多少，一般而言，人力资本存量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人们学习、生产中不断积累而形成，并随年龄增长呈由少到多再由多到少的趋势。人力资本质量即人力资本的效能高低，是一种抽象内涵，效能大小受个体能动性、外在政治、经济环境影响；在主观能动性强、外在环境良好时，个体会积极增加人力资本存量并将之转化为实际效能，反之，效能小、经济产出少。尽管人力资本可以依托教育、培训形成并提高，但受人的生理限制、主观认知及外在环境影响，人力资本数量与质量会经历由少到多再由高到低的变化。因此，不仅应依托教育、培训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更应创造环境、激励个体主观能动性，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增加人力资本效能，这为化解人口老龄化不利影响提供了新视角（Fougere, 2009）。

在人类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世界人口老龄化趋势下，“人力资本远大于物力、劳动力数量”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是内生式增长的核心动力”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学者以舒尔茨、罗默、Ben-Porath等理论为基础，围绕年龄变化引致人力资本变化及其影响开展了多层面研究。

人口与经济增长方面，学者认为标准的生产函数、索洛增长模型及其他经济理论并未将劳动力与人口严格区分，把人口增长等同于劳动力增长，人力资本缺少度量指标（李军，2006）。对此，Maddaloni等（2006）基于索洛增长模型，以劳动适龄人口增长、劳动生产率提升、劳动力利用效率增长反映劳动力人力资本变化，对比1961—2005年美欧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美国积极的移民政策带来青壮年人口增多，人口因年龄结构变化对GDP贡献近40%且贡献稳定，而欧洲由于人口迁移变化少、年龄结构老化，人口对GDP贡献仅为19%且有下降趋势。Amlan（2009）用同样框架对比1974—2008年法国、英国、美国、日本、韩国、土耳其等六国的GDP增长，得出劳动适龄人口增长及其劳动生产率提高驱动了GDP增长，其中美国最高，为42.70%，而日本由于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贡献率最低，仅为12.60%。齐明珠（2013）用同样方法分解1991—2011年中国实际GDP增长，发现20年中经济实际增长的最主要动力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其次是劳动适龄人口增加，而劳动力利用效率提高反而不利于GDP增加，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发展影响大，说明人力资本是现代社会经济增长及发展的重要源泉（张永丽等，2015）。

个体人力资本培育、生产效率方面，Welch（1970）在分析生产教育的作用时指出，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在职培训、健康状况改善等。Huffman（1977）分析人力资本对于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时，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提高农民判断、解释、利用市场信息的能力，因此农业生产教育与职业培训是劳动者人力资本培育的关键，是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Lutz et al., 1992）。Bowen等（1966）以平均受教育年限、教育回报率综合反映人力资本指标，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下，劳动参与率随教育水平提高而上升。Freige（2002）认为世界各国都非常注重培育农业生产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如美国多数农场主是农学院毕业生，日本农民中74.80%为高中毕业生，荷兰农民中每年有20%的人接受继续教育、提高人力资本，为现代农业储备力量（张士云，2014）。对此，冀名峰（2008）认为发达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高、农民生活富裕与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不可分离，张宁等（2006）实证发现中国农村的劳动力智力对农业技术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人力资本是投入要素中最主要的资源（马林静等，2014）。

人力资本生命周期与生产效率、经济产出方面，清家等（2004）认为受老年劳动力生命周期变化影响，劳动生产率趋于下降。Kalwij等（2005）以欧洲11国为例分析老年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发现健康状况随年龄变化而趋于恶化，劳动参与率随年龄增长而下降，因而健康是影响老年人继续工作、参与生产的重要因素（王等，2012）。李宗才（2007）、李澜等（2009）指出，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加剧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进而导致农业人力资本投入减少、生产效率下降，出现耕作简易化甚至撂荒。陈锡文等（2011）系统测算1985—2009年农业技术水平、农业劳动投入、农业资本投入对中国农业产出的影响，发现2003年以来劳动投入对农业产出的贡献度和贡献率均为负值，主要是由于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及农村人口过早老龄化，因而保持人力资本增加、其他要素大量投入是实现农业产出稳定增长的关键。

此外，还有学者将家庭生命周期与人力资本培育相结合，Conway等（2005）通过分析墨西哥农业劳动力转移，发现农户生产行为与其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密切相关，家庭生命周期越年轻，个体人力资本培育机会越多。Mishra等（2005）调查发现，美国超过30%的农场主年龄在65岁及以上，尽管国家为实现农场经营的代际更替制定了健全的鼓励老龄农场主退出、年轻人管理农场的制度，但依然难以改善农场经营的生命周期；Baker等（2009）调查表明，美国退休、半退休农场主平均年龄由2000年的66岁延长至2009年的67岁，主要是由于农场主子女非农就业、农场继承意愿低，培育青年农场主成为美国农场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李晓康等，2014）。杜鹏等（2004）通过安徽、河北、河南调查，发现子女外出务工后，农村家庭结构老化，老年人家务、农业劳动负担加重，无心、无力接受人力资本的教育及培训。

1.4.2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户农业生产影响的研究⁽⁵⁾

1.4.2.1　18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生产要素理论、生产理论与农户农业生产

自配第（1662）指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后，经济学家对生产要素的认识随经济发展而不断完善。斯密（1776）指出，任何社会的商品价格本质来源于三部分：土地、劳动力、资本，在肯定配第观点的同时，更强调劳动力、资本作用。萨伊（1803）首次系统地论述生产要素理论，认为正是由于劳动力、资本、土地的协同作用，才能生产价值并扩大人类财富，其中土地是最重要的因素，萨伊与斯密的观点共同形成“生产三要素论”。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革命开展，马歇尔（1890）认为土地、劳动、物质资本与组织是推动生产的重要因素，形成“生产四要素论”。其后，加尔布雷斯（1969）提出知识资本，罗默（1986）认为创意、技术发明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使生产要素理论更为丰富。生产要素理论的形成说明生产要素是生产方式的依托，生产要素变迁体现生产方式变迁，但其中劳动力及其所具有的人力资本始终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岳佐华等，2007；陈春等，2015）。

从生产要素看，生产过程包括两方面：一是投入，即土地、劳动力、资本、企业家才能、知识资本等要素投入；二是产出，即利用投入获得产品的数量及类型。对此，生产理论认为生产函数就是把各种要素投入量与产出最大化间的经济关系用数学语言表达的形式，生产函数理论是生产理论的核心概念。1758年，魁奈将生产与消费系统作为单一的复杂过程进行分析，认为农业是生产性的、唯一能够产生净收益的活动，形成古典生产理论的核心思想。在此基础上，新古典生产理论假设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研究给定生产函数形式下满足利润最大化要求的要素需求方程和产出供给方程，得出农户在一定的价格、生产要素、技术水平下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理解农户在各种经济活动中如何分配资源、实现利润最大化提供了分析框架。据此，农业生产者可以预测当价格、生产要素、技术水平变化时，如何调整生产行为，对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如何配置（廖小静，2016）。进一步地，道格拉斯和柯布（1928）共同提出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认为土地、劳动力、资本三种要素投入量共同决定产量，三种要素中任何要素投入量变化，都会引起产量变化（尹朝静，2017）。然而，对于生产要素间的关系，凯恩斯经济学生产理论认为要素间存在不可替代性，而新古典经济学生产理论认为要素间存在可替代性，并且艾利思（1988）认为，农户能够改变要素投入类型及数量，围绕农业生产对象、要素投入、要素组合方式等选择而改变农业生产行为，因而农业生产行为主要关注三类要素与产出之间的关系：一是要素—要素关系，即生产要素间的关系，为实现一定产出，如何合理配置不同要素投入比例，从而以低成本实现既定产出目标；二是要素—产出关系，即要素投入与农业产出间的关系，通过研究投入农业生产中的某种或某些要素数量与产出间的关系，探索从要素投入量到产品产出量间的变化过程和规律；三是产出—产出关系，即不同产品产出间的关系，在一定生产要素约束下，如何配置不同种类产品的生产，从而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和产出的最优（孔祥智等，2014）。微观生产主体对要素与产出间三种关系的现实选择与其生产目标及面临的资源约束紧密相关，生产理论要求农户实现资源利用的经济最优水平，即要素投入的边际价值等于要素投入价格，但其实现还要考虑不同农户面临的土地约束、农忙时的劳动力约束、资本投入约束等（胡雪枝等，2013）。此外，用“数据”代替“物质”的生产函数也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发展到CES生产函数、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等，为农业生产决策分析提供了依据（汪丁丁，2006）。

1.4.2.2　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农户行为理论与农户生产

农户行为理论是对生产理论的拓展，不仅将农户生产行为、消费行为相结合而进行分析，更强调农户生产决策受生产者目标、能力、环境等影响（李瑞琴，2015；朱长宁，2014）。20世纪20年代，以恰亚诺夫（1924）为代表的组织生产学派根据边际主义的劳动—消费均衡论、“生物学规律”的家庭周期说提出“小农经济”思想，认为农民经济活动的动机不同于企业主，小农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家庭消费，追求生产的最低风险而非利益最大化，因而生产者行为完全由家庭消费需求决定，劳动力自身能力禀赋、农户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对小农经济行为有重要影响。对此，以舒尔茨（1964）为代表的理性小农学派提出“理性小农”思想，从分析传统农业特征入手，认为小农与企业家一样是“经济人”，生产要素的配置行为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能够考虑生产要素投入的边际成本和收益，实现生产要素充分利用、追求生产效率提高，因而小农经济是“贫穷而有效率的”；波普金（1979）认为农户是理性的个人或家庭福利的最大化者，能够作出实现期望效用最大化的选择，传统小农经济的停滞不是农户努力不够、竞争不足，而是边际投入下的收益递减，应在合理的成本下注入现代技术要素，一旦现代技术要素投入能保证现有价格水平下的利润，农户会毫不犹豫地成为最大利润的追求者。理性行为学派的观点成为后人研究农户行为理论的重要假设依据。然而，西蒙（1964）认为受环境的复杂性及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人类认知能力有限等影响，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尽管理性学派认为农户是“理性人”、追求利润最大化，但现实决策时受有限认知、有限信息等约束而无法实现，因而农户是有限理性经济人。

依据上述观点，学者结合中国实情，形成了独特的农户行为观点。宋洪远（1994）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户行为的目标是追求收入最大化，而其实现取决于农户生产决策的选择及实施。郑风田（2000）认为不同制度下农民的理性存在异质性，自给自足制度下农民的理性是家庭效用最高，商品经济体制下农民追求利润最大化，是理性经济人。徐勇等（2006）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按人口均分土地已基本解决农户生存问题，在社会化程度高、土地均等化、税费减免等条件下，农户生产约束条件已由生存约束转为货币约束，生产目标由生存、效用最大化转变为货币收入最大化。据此，朱长宁（2014）认为农户行为包括生产行为、交换行为、分配行为、消费行为等，作为生产者，农户追求土地产量最大化或生产要素投入最小化，农户行为受农户目标、能力、外部环境等影响，是有限理性经济人。

1.4.2.3　20世纪60年代：要素稀缺性技术创新理论与农户效率

基于生产要素理论、农户理论，舒尔茨（1964）指出，对于依赖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国家，要改造不能快速增长的农业，一是引进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替代传统要素，提高新增投资的收益率；二是重视人力资本，农民具有优化资源配置、学习新知识的能力，农业教育、科技等智力投资对于将效率低下的传统农业改造为高生产率的现代农业有重要意义；三是创设应用现代要素的环境，包括匹配的农民与匹配的制度，否则技术进步即使发生也难以取得预期成效；四是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相结合，前者通过行政手段组织农业生产、管理农业活动，后者通过农产品、生产要素价格变动激励农民，促进农业生产进步与发展（佟仲等，1987）。

结合舒尔茨观点，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1970）根据希克斯、宾斯旺格的研究，提出“希克斯—速水—拉坦—宾斯旺格”假说，认为对于劳动力、土地、机械技术、生物技术四要素而言，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下，要素稀缺性变化引起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受其影响和诱导，生产者致力于寻找并应用替代稀缺生产要素的技术（王静，2013）。根据美国、日本1880—1960年农业发展状况，速水、拉坦验证其假说，认为美国资源禀赋是人少地多、劳动力要素价格相对高，日本资源禀赋是人多地少、土地要素价格相对高，诱致人少地多的美国优先发展替代劳动的农业机械化技术，人多地少的日本优先发展替代土地的生物化肥技术。由此得出在资源约束极不相同的条件下，美日因要素稀缺而致要素价格变化，进而诱致技术创新。其后，速水、拉坦（1985）仍以美日农业发展为对象，将研究时段延伸至1880—1980年，但所得结论未变。据此，速水、拉坦认为“由无弹性的土地供给造成的农业发展难题可通过生物技术进步解决，由无弹性的劳动力供给造成的农业发展难题可通过机械技术进步解决”，四种要素间替代、互补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均衡是诱致新的技术变革、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形成要素稀缺性技术创新理论，认为各国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中，较为成功的发展方式有以美国、加拿大为主在人少地多情况下的机械化方式，如应用自走式谷物联合收割机、电子监控、自动控制播种机、打捆机、脱粒机等提高农业效率与产出（张宗毅等，2014）；以日本、韩国为主在人多地少情况下的生物化学技术方式，通过开发、推广高性能的化学技术，改良作物品种的生物技术提高农业效率与产出；以英国、法国为主在人口、土地双稀缺情况下的机械—技术方式，既提高劳动生产率又提高土地产出率，从而推进农业生产。对此，舒尔茨（1987）认为，不同国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人文观念不同，应以匹配理论选择现代农业发展方式，而在选择中，有必要考虑：①先进生产资料或技术手段的可获得性；②各国资源禀赋与主要农业问题；③农民素质；④社会化服务体系状况；⑤政府政策取向和实施力度；等等。

生产要素理论、农户行为及要素稀缺性技术创新理论表明，农户生产需要不断用现代生产要素（劳动者、物质、管理、制度等）替代落伍生产要素，进而由于投入更好的生产要素及要素利用方式，得到更高的生产效率及产出水平（何秀荣，2010）。

1.4.2.4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户生产行为影响研究

在世界人口老龄化下，20世纪50年代法国现代化加速，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增大，农村人口不断迁移到城市，使其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凸显（金波，1994）；之后，东欧国家农业劳动力向城市、非农部门转移，造成农业劳动力老年化、妇女化，农业生产萎缩（何小勤，2013），东亚的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同样面临农业劳动力短缺、高龄化问题。我国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速度远高于城镇，对农业生产产生重要影响。据此，学者依据生产要素理论、生产理论、农户行为理论、要素稀缺性技术创新理论等就农村人口老龄化尤其是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户生产的影响开展了多角度研究。

（1）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及其直接影响

按照人口转变理论，人口老龄化的两个重要成因是生活水平、医疗条件改善造成的人均预期寿命延长，政策、生育意愿变化造成的生育水平下降。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形成除生育率下降、预期寿命延长外，国内外相似的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迁移推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Skeldon（1999）在分析东亚、东南亚农村人口老龄化时指出，农村劳动力流动推动农村人口老龄化，修正了学者普遍认为的低出生率、死亡率造成老龄化的观念；李旻等（2010）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改变务农劳动力年龄结构，加剧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形成的重要原因。

已有研究普遍认同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影响是减少劳动力供给，但对于是否减少资本供给却存有争议。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是储蓄主体，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会使储蓄减少从而减少资本供给；另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会因老年生活不确定而增加储蓄，从而增加资本供给（Bloom, 2011；郑伟等，2014）。生产要素理论指出，土地、劳动力、资本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要素，学者认同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减少农业劳动力供给，但更指出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其他生产要素及要素间的关系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对于劳动力供给，Rozelle等（1999）指出，劳动力迁移对农业生产的直接影响是减少农户农业劳动力，负向影响劳动力供给，但迁移出的劳动力通过汇款增加农业生产资金，正向影响资金供给。Charlotte等（2009）研究发现，具有较多教育背景的农业劳动力迁出，会造成农业生产者人力资本下降。与之相似，王跃梅等（2013）认为农村劳动力迁移是家庭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青壮年特别是男性劳动力离开农村从事非农活动导致投入农业生产中的人力资本水平下降，生产者呈老龄化、兼业化、低教育水平化。对于资金供给，Rozelle等（1999）、盖庆恩等（2014）指出劳动力迁移下的“资金回流”会使农户降低对农业生产的依赖，但劳动力迁移后老年抚养比上升、家庭负担加重，对农业生产资金投入、居民消费支出有负向影响。李军（2015）也支持这一观点，认为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提高意味着老年分享产出的比例增大，从而使经济产出中用于生产投资的比例下降，不利于资本投入、积累。对于土地供给，Sumon（2004）指出，人口迁移在直接影响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同时，更因迁出人口多导致城市迅速发展，进而因城市扩张、侵占耕地而使耕地数量减少（程名望，2013）。Kung（2002）指出，劳动力迁移可能使农户转出土地、减少农业投入，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李宗才（2007）有相似观点，指出1986年中国户均耕地面积9.20亩，但2002年下降为7.55亩，中青年劳动力转移、城镇拓展、务农劳动力老化、耕地减少、利用不足甚至撂荒成为相互制约的难题。生源寺真一（2011）发现日本1955—2005年农业劳动力减少了84%，但户均耕地面积仅增加1.25倍，主要由老人、家庭主妇耕种，老龄化、兼业化明显。林宝（2015）认为农村人口老龄化为农地流转创造了条件，有利于改变小规模的分散经营、提高土地利用率。由此可见，在不同时期、地区，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劳动力、资本、土地供给影响有时相互交织、有时相互抵消，进而对农户生产行为产生深刻影响。

（2）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户生产行为影响

宋洪远（1994）指出农户是发展中国家最主要的经济组织，农户行为是在特定社会经济环境下为实现自身经济利益而对外部社会经济变化作出的反应，但其既受农户自身的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资源限制，还受社会经济环境、政府政策等影响。张林秀（1996）进一步指出，农户生产决策受农户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资源影响，小农生产的自给半自给性决定农户生产和消费互相制约、互为影响，但在一定假定条件下可以先考虑农户的生产函数，再考虑农户的消费函数。对此，张广胜（1999）认为，农户是农村微观经济的基础，农户生产决策行为可以分为两步，首先在面临生产约束下实现收益最大化，进而在收入约束下实现效用最大化。按生产视角，农户行为包括要素与要素间关系变化、投入与产出间关系变化而体现的生产要素投入行为、技术采用行为、合作行为、市场行为等（翁贞林，2008）。据此，结合农户行为理论、生产理论，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形成并直接影响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约束下，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或有限理性经济人，为实现收入最大化，能够对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约束作出反应，并通过调整生产活动如作物种植面积、不同要素投入、改进生产方式等化解约束（厉为民，2008）。现有研究中多数学者认为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户农业生产产生负面影响，但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依据研究目的，主要从生产主体、要素投入、土地利用、技术选择及技术效率、农户产出、生产意愿等方面梳理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户生产行为影响的研究动态。

农户是农业生产行为主体，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直接影响农业生产者数量、质量。孟德拉斯（1967）在《农民的终结》中针对法国工业化导致的农业青年劳动力转移，指出不应乐观地仅认为依靠现代技术、机械化程度就可弥补劳动力不足，农业人口外流是农业生产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对于这些优质劳动力，若流出后不再流回，农村老人只能按传统方式维持农业而非更新观念、采用新技术发展农业。李旻等（2009）认为老年劳动力接受培训、信息处理及创新能力弱，农业投入能力有限，中国农业发展不能长期建立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基础上，以“种田能手”为主体的“强者”应逐步成为规模化、产业化生产主体。姜向群等（2013）根据生命周期理论，指出劳动力供给能力随年龄增长呈先增后减的倒“U”形，年龄增长使老年人体力下降、知识老化，过度参与农业反而阻碍农业生产。但部分学者却持相反观点，毛学峰等（2009）指出，虽然中国农业生产主体偏向女性、老龄人口，但“老龄化”不等于“老年化”，更不等于中青年人对农业的放弃，“在其位者”依然会“谋其政”。黄季焜等（2015）测算得出，随着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而产生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妇女化，农户务农劳动力比例下降，但到2020年还有约25%的劳动力务农，不会对未来“谁来种地”问题产生较大影响。

生产要素投入是农业生产的前提和基础，老龄化引起劳动力数量、质量变化，进而对农户要素投入行为产生影响。Van（1957）在分析荷兰农民素质时指出，与老年农民相比，年轻农民有更进步的生产方式。Carlason（1983）针对艾奥瓦州、华盛顿州农民新农业设施与机械采用的研究表明，年龄与技术采用、机械应用负相关。夏丽艳（2009）认为粮食安全警钟要求农业快速发展，但当前农业最明显的特征是老人接替老人种田，农业生产梯队“老龄化”影响农业生产后劲，更由于留守劳动力思想观念老化，对新技术认知度低，影响良种配方、特色种养殖等技术推广（周庆行等，2008）。奈特等（2011）认为，虽然美国200万农业人口的平均年龄已达55岁，但农业机械化让其有足够的体力应付农场工作，随着中国小麦、水稻、玉米的关键生产环节实现机械化，经济作物、设施农业、畜牧业、林果业机械化发展，农业机械将日益替代老年劳动力。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最基本要素，对于农户既具有生产功能又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当前我国人均耕地占有量递减、人地关系紧张，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下有必要关注老化的劳动力能否有效利用稀缺的土地资源、土地更多地发挥生产功能还是社会保障功能（林本喜等，2012；姚金海，2017）。矶边俊彦（1985）指出，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高龄老人、妇女成为农业生产主力，但却使耕地撂荒增加、生产力倒退。朱启臻等（2011）以“谁在种地”“怎样种地”为核心，基于对山东、山西、河北的调查，指出农业的潜在危机是农民的后代不愿从事农业，留守老人、妇女甚至儿童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制约农业新技术传播，导致粗放经营、复种指数下降甚至撂荒，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正逐渐被“懒人农业”替代（郝海广，2010）。杨俊等（2011）认为农户土地利用率与土地收益直接相关，以湘西南、江汉平原、太湖平原为例的研究发现，农业劳动力年龄与耕地利用效率呈倒“U”形，小于50岁的劳动力耕地利用率损失大，主要是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减少劳动、资金投入，对土地的生产功能、社会保障功能认识弱化。周来友等（2015）以江西丘陵地区农户为例，认为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通过“体力下降效应”“机会成本效应”影响土地利用效率，但在非农就业水平高的地区老年劳动力土地利用率高于中青年劳动力，非农就业水平低的地区老年与中青年土地利用率差别小，引导兼业化的年轻农户退出农业、提高年轻农户生产技能是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关键。

技术选择及技术效率是农户生产行为水平的直接体现。技术效率方面，徐娜等（2014）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算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发现农业生产中存在严重的老龄化现象，60岁及以上劳动力占18.42%，与年轻劳动力相比，老年劳动力生产效率低，主要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值低于非老龄农户，且耕种面积及其他各生产要素的投入水平也均低于非老龄户，制约农业发展。盖庆恩等（2014）基于2004—2010年山西、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等地的调查数据，发现不同类别农业劳动力生产率差异显著，男性、女性、老人、儿童分别为1.00、0.76、0.71、0.57；此外，男性、成年女性转移会提高家庭土地流出率、降低农业产出增长率。霍学喜等（2012）以陕西、山西、甘肃苹果重点县为例，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算不同栽培模式农户的技术效率，得出技术效率提升空间大，但化肥、劳动产出弹性较大，土地产出弹性偏小，劳动力不足制约其对生产的贡献。杨志海等（2014）以粮食主产区为例，发现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对农户综合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7%，仅为美国、日本的1%，高产、低效已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的“短板”。对于生产技术选择，Gross等（1952）分析个体特征对现代农业生产方式选择的影响，发现年龄与多数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选择、采用呈负相关；Copp（1958）在分析不同年龄生产者对农业生产信息选择时，发现年龄与新生产方式采用负相关。周小洪等（2014）在对劳务输出大省——四川省调查后发现，老人农业的直接后果一是采用传统耕种技术，生产率、单产提高难，二是劳动力不足、雇工价格高导致撂荒弃种，威胁粮食安全与农产品供应，三是虽有利于土地流转，但流出地主要用于经济林木甚至非农产品生产，农业科技设施与技术难以实现有效配置。

生产产出是农户生产行为的结果，与农户收益直接相关。对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户产出的影响，陈锡文等（2011）发现2002年以来，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农村人口过早老龄化，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升高，对农业产出产生显著的副作用。汪险生等（2013）指出，农村人口老龄化虽然有助于农户流出土地但阻碍农户流入土地，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不活跃主要在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需求不足而非供给不足（闫小欢等，2013）。刘华（2014）采用方差分解、回归分解法得出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收入不平等，虽然目前影响程度较小，但长期将逐步增大。姚国跃等（2014）发现健康状况对老年劳动力劳动参与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贫困发生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健康状况改善能提高农村老年人福利。胡雪枝等（2012）以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等大田作物为对象，发现老年农户与年轻农户对于粮食作物的种植决策即种植比重、要素投入水平并无明显差异，因而农村人口老龄化尚未对粮食生产产生负向影响。匡远配（2015）利用1990—2012年时间序列数据，根据C-D生产函数分析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得出老年劳动力的丰富经验能弥补其体力、能力不足，且农业资本、技术、劳动力素质、资源生产率等提高弥补了人口老龄化导致的人口红利减少，因而老龄化促进农业机械化经营、农业产出提高。

农业生产意愿是农户对现有生产行为的评价与调整未来生产行为的风向标。乐章（2010）基于对全国十省1032个农户的调查，得出农户总体的土地流转意愿不高，基于对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依赖，年龄负向影响土地流出意愿，健康状况负向影响土地流入意愿，年龄大、健康不良的生产者更依赖农业生产。林善浪等（2010）针对福建农户的调查得出相近结论，户主年龄与土地流出意愿呈显著负向关系，对土地流入意愿影响不显著，主要是随着年龄增加外出务工能力下降，更依赖土地获取收入。陈昱等（2011）针对四川、湖北、湖南水库移民区的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研究发现，随着年龄增加、劳动能力降低，农户倾向于流出土地；韩星焕等（2012）基于对吉林省农户调查，发现年龄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显著，年龄越大流入土地意愿越弱、流出意愿越强，主要是体能下降导致劳动能力下降，影响农户持续种植意愿。进一步地，马翠萍等（2011）、李明贤等（2013）、宁泽逵等（2016）等研究指出，年龄变化对持续种植、代际传递意愿存在不同影响。

尽管学者关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要素投入行为、土地利用行为、技术选择及技术效率、生产产出、生产意愿等影响得出不同的认知与结论，但都认同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造成劳动力供给不足，依据要素稀缺性技术创新理论，应采取措施积极适应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学者认为，劳动力是影响农业生产的首要因素，应在全社会形成关心农业、尊重农民的氛围，启动“农业后继者培训工程”，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为农业生产奠定人力资本基石（张玉林，2011；姚永龙，2012）。韩俊（2014）在“2014中国粮食与食品安全战略峰会”上指出，我国要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是必须在政策层面解决水资源短缺、耕地减少、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三个问题，对于务农劳动力老化、人工成本高，应通过培育新的农业经营主体，适度扩大经营规模，建立完善的服务体系为老龄农民提供服务。孔祥智等（2015）认为，受劳动力转移与农村老龄化、妇女化挑战，应基于一二三产业融合思路，发展“生产＋加工＋销售”的第六产业，推动多产业融合，增强农村经济活力、增加农业产出。李靖等（2010）指出，现代农业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民增收的基本途径，在生产者老龄化、人力资本偏低的背景下，推广农业生产装备、现代生产技术，向现代农业转变是适应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可行方向。

1.4.2.5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户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行为影响研究

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生产方面，张真和（2014）指出，与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相比，2010年中国蔬菜生产平均净利润较2001年下滑71.4%，与菜农老龄化下劳动力成本高、综合机械化率低直接相关，蔬菜生产的雇工工资由20世纪90年代的30～50元／日上涨至2010年的70～80元／日，至目前的100～140元／日。郎庆丰等（2014）通过对蔬菜大省——山东省进行调查，发现多数家庭的菜农是户主及其配偶，且菜农下一代不愿从事蔬菜生产，亟待开展蔬菜生产的集约经营与现代化生产。欧小球（2014）认为，西瓜、甜瓜产业中籽种培育、生产、采摘等环节均面临老龄化制约下的人工成本偏高问题。张永茂等（2012）认为，苹果生产中老龄化问题突出、人工成本高，应在富士苹果栽种中尝试推行“无袋”栽培方式；耿立锋（2012）指出，应从品种、栽种、水肥、修剪等多角度着手，推动苹果生产由劳动密集型向劳动简约型过渡，节省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

借鉴国外经验，依据要素稀缺性技术创新理论，通过培育职业农民、改善制度环境、利用现代科技转变生产方式，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不利影响正逐步缓解。神田嘉延（1976）认为，在日本快速工业化的背后，“农业接班人危机”严重，缺乏青壮年劳动力的老龄农业对用工少的水稻生产依赖强，对转产种植杂谷、蔬菜力不从心，虽然1963年日本农业基本法提出培育“自利农户”的职业农民，但收效甚微。对此，生源寺真一（2011）指出，在日本特定的耕作面积限制下，通过促进土地流转、实现集中经营，重点扶持农业生产大户、改革农业教育培训体制使得2006—2010年40岁以下的新务农人员占新务农人员总数的比重由18%提高至24%，农业企业的新雇工人员由6500人增加至8000人，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不利影响正逐步缓解。Robinson（2007）指出，针对农场主年龄日益增大，美国苹果生产中逐步推行矮化种植、苗木更新等栽培及生产方式革新，不仅改善果品品质、产量，更使得生产成本降低、现代化水平提高。法国、意大利也同样在欧洲良好农业操作规划（EUREPGAP）要求下，采用高纺锤形、立架栽培、异花授粉、园地生草、病虫害物理防治、有机肥等简化苹果生产的劳动密集型要求，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及产出（张立功，2008）。耿立锋等（2007）认为在我国农业发展新环境下，苹果产业应以现代发展理念、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物质装备、现代组织形式为基础，向效率高、产出多的可持续农业转变。郭亚军等（2013）测算得出2001—2010年中国苹果生产的技术效率由0.812增长至0.906，反映出由于劳动成本上升，技术研发应从劳动替代向资本替代、土地替代转变。余欣荣（2015）指出，现代苹果产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以“生产集约化、布局区域化、服务社会化、经营产业化、营销网络化”构筑现代苹果产业发展体系。

1.4.3　文献评价

1.4.3.1　依据人口与经济的关系，细化研究对象与内容

人口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人口变化与经济变化紧密相关，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是亘古不变的研究主题与方向。人口发展规律表明，人口问题一是时间上具有滞后效应，二是作用强度上具有乘数效应。据此，学者基于人口变化的已有结果与未来趋势，探讨了人口与经济关系。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人口转变理论到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力资本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变表明，古往今来有关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人的作用问题，从远古农业经济到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到现代知识经济，对人的作用的认知逐步从群体人口数量到群体人口结构、质量到个体人口的知识、能力差异等微观化、细致化演变，反映出人口与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逐步细化、研究水平日益提升。启示本书一是重点描述样本区老龄化下群体农业人口与年龄相关的数量、质量状况，阐述其对苹果生产行为的影响；二是深入剖析年龄变化引起苹果种植者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生命周期变化如何表现及其是否影响苹果户生产行为，探讨创造何种经济、技术环境，有利于发挥现有种植者尤其是中老年种植者的人力资本存量、有利于培育未来种植者的人力资本存量。

1.4.3.2　依据农业劳动力的特殊性，创新研究范式

在世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学者基于农业的基础性、农村老年人口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以生产要素理论、农户生产理论、农户行为理论、要素稀缺性技术创新技术理论为指导，对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下生产主体、要素投入行为、土地利用行为、技术选择及技术效率、生产产出、未来生产意愿等问题开展了多视角、内容丰富的研究，不断创新研究范式。多数学者认为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户农业生产行为产生负向影响，但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究其原因，与学者研究的样本范围、侧重点不同有关。如农业生产主体方面，黄季焜等（2015）从代际差异视角，依据华北、西北未来5年的劳动力就业选择判断未来农业生产主体，而李旻等（2010）以辽宁省为例测度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生产影响，但辽宁省不仅先于全国4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更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省份，因而观点相左；在技术效率方面，有的学者侧重农村老龄人口对综合技术效率的影响，有的侧重农村老龄人口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在具体作物方面，认为年龄增加对粮食作物劳动生产率有正向影响，而对经济作物却有负向影响，认为作物生产对劳动者体力要求更强时，老龄人口不仅会削减种植面积，更会减少要素投入而影响单产、总产（胡雪枝等，2013）。受此影响，学者得出不同的观点与结论，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各自的解释力。在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生产要素理论、农户生产理论、农户行为理论、要素稀缺性技术创新理论启示本书重点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造成劳动力、资金供给约束但苹果户生产对劳动力、资金投入客观要求高的两难困局下，探析劳动力、资金供给约束是否存在，进而是否影响苹果户要素投入行为、土地利用行为、技术选择及技术效率、产出、未来生产意愿等。回答这些问题不仅能为解释不同类型苹果户生产者行为差异提供新视角，更能为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实现稀缺要素有效利用提供政策参考。

1.4.3.3　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依据学者理论观点与实证结论，结合中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程度、趋势及本书研究目的，尚有以下问题有待深入探讨。

理论应用方面，当前有关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生产行为影响的研究中，较多关注因体力、健康、学习能力下降而产生的劳动力质量供给约束的影响，对于潜在的资金供给约束影响关注较少。研究对象方面，基于“粮食安全”的国情，更多地关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粮食作物的影响，对经济作物仅以棉花或笼统的经济作物为例论证，专门关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单一经济作物生产者行为影响的研究较少。就苹果户而言，学者对其技术选择行为、气候变化适应行为、质量安全生产行为、市场行为等开展了多角度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但从微观生产主体年龄变化的视角关注苹果户生产行为的研究偏少。研究视角方面，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不仅表现为农业生产中个体劳动力老化，也表现为老年生产者比重增加，对于家庭而言，个体老化、家庭群体老化在实际中同时存在，以往研究仅侧重某一方面，本书试图从个体劳动力年龄变化、家庭劳动力结构变化视角探析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苹果户生产行为影响。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是非短期、不可逆问题；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出现晚但发展程度、严重性却日益增加，成为事关农业、农村发展的重大问题。从微观生产者年龄变化的视角探析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苹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具有现实紧迫性与重要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