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总是在笑

这里是凌晨四点半，那里是晚上九点半，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我在澳洲，江青在瑞典，刚通完微信，她要我为她的书写序，我一口答应，在躲避新冠病毒的日子里，我也不是看书就是写字。

和江青见面次数不多，自从双方交换微信之后，经常通话，虽然我们年龄有点差距，生活圈子也不同，但我们却有说不完的话题，她人生经验丰富、见多识广、热爱创作，在她的言谈中，我认识了许多杰出的艺术家和德高望重的文学家，也对她的做人处世哲学感到钦佩。她在瑞典家中避疫期间写了好多篇好文章，又催生了一本新书，在取文章的题目和书名上，她是挺相信我的，这本书她原想取名《唱我的歌儿》，我说太孩子气，不如用《我歌我唱》响亮点。

以下是去年跟她旅行的一些记录和对她的印象，就以此篇作为《我歌我唱》的代序。

江青一身是故事。

她十六岁离开大陆，十七岁在台湾拍了第一部电影《七仙女》。那年我九岁，跟邻居大姐姐好不容易挤进台北县三重市一家旧戏院里，在人群中站着看完整部戏。我喜欢看电影，喜欢美丽的电影明星，看着七个仙女从云雾里飞舞着下凡尘，好生羡慕，当时心里在想这个饰演七仙女的江青，仿佛在天上的云层里，是我永远无法接近的。

她演《西施》的时候我读初中一年级。《西施》是花费巨资的大制作，有许多盛大的战争场面和宏伟的宫廷布景，又是大导演李翰祥执导的，六十年代初在台湾相当轰动，几乎是所有学生必看的电影。经过了半个世纪，有许多画面依然记忆犹新。如西施在河边浣纱的出场、西施第一次见吴王夫差因心绞痛皱眉捧心的画面、为取悦吴王在响屧廊的楼梯上跳舞的画面、吴王被刺西施因为与他日久生情一时不能接受而伤痛欲绝的画面。那个时候江青简直红翻了天。刘家昌带她到台湾大学附近巷子里吃牛肉面，大明星觉得有趣；刘家昌买了一枚八十元的戒指向她求婚，大明星觉得浪漫，她在最红的时候嫁给了刘家昌。

她二十岁结婚，二十四岁就离婚了。那是一九七〇年的事，报纸天天大篇幅报道他们离婚的消息，新闻是热闹滚滚、沸沸扬扬，有一张刘家昌含泪抱着四岁儿子冲出记者招待会的照片至今记得。江青则完全没有回应，静静地消失了，自此以后江青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她的消息。

一九七八年我和友人及密宗大师林云去纽约旅行，有一天早上有人按我旅馆房间的门铃，我睡眼惺忪地起床开门，简直就像做梦一样，眼前见到的，居然是下了凡尘的七仙女，居然是美若天仙的西施。我半信半疑地问：“你是江青吗？”她微笑地点头，说她是来找林云大师的。我们在房里等林云从隔壁过来时，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她先开口问我贵姓，我说姓林，她说，你是林云的妹妹？我说不是，我是林青霞。她恍然大悟，忙说：“对不起！对不起！”那年她三十二岁，已是杰出的现代舞蹈家，我二十四岁，已经拍了七年的电影。自此又过了许多年。再度见面时她六十多我五十多。那次龙应台在港大的沙龙有一场罗大佑的演讲，应台说江青会来，我很高兴又有机会遇见她，那是我们第二次见面，这次我们聊得比较多，也很投契，从那时候起，我们有了来往。

人生的际遇非常奇妙，我们两个电影人竟然写起文章来，而且两个人的文章经常在星期日报纸的“苹果树下”和《明报月刊》相会，在大家文章刊登出来前，已经互通电邮先睹为快了。

江青是个崇尚艺术创作的电影演员、舞蹈家、作家，她非常勤奋，即使七十高龄仍然不停地创作，已经出过好多本散文集，更写了一本她老师的传记小说《说爱莲》，最近还自己提笔写剧本，希望有一天能拍成电影。我说她像苦行僧，所有得到的成就，都是一步一脚印流血流汗得来的，她说她像搓板，所有的成绩都是自己辛辛苦苦一点一点慢慢搓出来的。她在人生旅途中接触过许多杰出的企业家、艺术家和大学问家，有时跟她聊天不经意地聊起一些名人，令我惊讶的是，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她相识多年的老朋友。她爱说故事，我爱听故事，这些大人物的小故事透过她的笔尖，特别生动、传神、有趣。她写李敖的少年轻狂和如何度过口袋空空的日子，好看极了。她写大学问家夏志清的天真、诙谐和口无遮拦，令人捧腹大笑。有一次江青专注地在舞台上跳舞，被观众席里夏志清响彻云霄的一声“好！”吓得魂飞魄散而忘了舞步。

在她第二任先生比雷尔去世十周年后，她写了一本书《回望》，追忆他们的相识、相知和生活的点点滴滴。比雷尔是瑞典科学家，他们在朋友家初次相遇时，比雷尔教她把“啤酒”和“耳朵”的英文字连在一起念（Beerear），那就是他名字的发音。她则把刚在瑞典演出期间观察到的社会现象说给他听。那个聚会，二人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才有纽约的七仙女从天而降，西施站在我房门口的画面。因为他们要结婚了，第一次婚姻带给她太大的伤痛，谈到婚姻她还是有阴影和恐惧，所以想找林云大师解一解。大师说，我可以教你，但是你一定做不到。林二哥教她下飞机时要先踏出左脚，结果出机门时被后面的人一挤，也不记得是先踏哪只脚。她想这么简单的事，下次一定记得。他们是在瑞典驻葡萄牙的大使馆注册结婚的，刚巧瑞典大使是比雷尔的朋友，大家一见面惊喜地打招呼，又忘了是哪只脚先进去。

不管是先出左脚还是先出右脚，从她的文章里可以看出，她第二次婚姻是幸福的，他们生了一个儿子，三人住在一个属于自己的瑞典小岛上。比雷尔喜欢打鱼，这个研究血液凝固的科学家，渔网和工具、打鱼的技巧和数量都不输给专业渔民呢。幸福的日子总是过得快，比雷尔因病去世，江青转身写作，出版了五本书。去年，在比雷尔逝世十周年，她写了一本《回望》怀念他，思念之情溢于言表。岛上有一块大石头桌面，是他们享受快乐时光用的桌子，现在变成比雷尔的墓碑。

江青开始用微信，我们连上了线。自此，一个瑞典、一个香港，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一杯酒、一个电脑写剧本，我一本书、一支笔看书画线写文章，偶尔停下来聊聊天，经常聊到她入了夜，我天亮了，双方才关灯睡觉。

江青想去厦门、鼓浪屿、金门、武夷山，我说：“好，我跟。”她说搭高铁去厦门，我说：“好，我搭。”她说叫我自己坐火车到厦门，我说：“我带保镖。”她说：“不准！”情愿到香港陪我一起去。其实我对这些地方一点认识都没有，只是想跟江青一起出游，她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她说住翁倩玉老家的古屋，我把毛巾、牙刷都带着。朋友都吓我说这个时候天气太热，蚊虫又多，有人送迷你风扇，有人提醒我带蚊怕水。我只是一脑门子跟江青出游。

七月二十五日，我们一个六十四岁多、一个七十三岁，两人拖着三个行李，七十三那个一拖二，一马当先，走得飞快。六十四那个拖着一个行李紧紧跟随，过了一关又一关，好不容易到了火车边，车已关了门。我们望着慢慢开始启动的火车，茫茫然，心想，这火车真是准时。因为当天已没有直达厦门的火车，我们只能到深圳转车，还不知到时有没有票，到了深圳还得出闸买票，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两人好不容易坐进前往深圳的火车，正神情惘然地喘着气，只见前面一男士拖着手提行李进车厢，他认出了我，说刚在飞机上看我的电影。这位好心的男士，一路帮我们打听可不可以网上购票，又带我们出闸，帮我们找买票的窗口，我们二人就跟着他走，直到一切安排妥当他才离开。

从来没去过厦门，只是学生时代，老师带我们去金门，用望远镜遥遥地看到厦门的农夫在田里工作。这次到厦门，见到这城市非常现代化，绿化也做得好。街头两旁绿油油的树，地上一张纸屑都没有，食物也好吃。晚上江青的画家朋友吴谦，贴心地安排我们入住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隐私性极高，车子开进大闸，古雅的街灯映照着车外两旁的草地和巨树，要开一段路才见到右边的一座房子。上了二楼只见中间一个大客厅，一边一个大房间。厅外还有一个空着的小房间是给随从住的。半夜三更我们洗完澡换了睡衣，准备开一瓶吴谦预备的红酒谈谈心。二人轻松地走出房门，两边的门“啪！”的一声关上。“糟了！房卡插在房里的墙上，门自动上锁，客厅竟然没有电话，我们手机又在房里，外面黑鸦鸦一片，整座楼就只咱俩。”我说看样子只有睡客厅了。二人还是摸黑走到楼下，突然发现一座米白色的电话，我赶快拿起电话，幸好有人接。“喂！喂！我们的房卡给锁在房里了。”一个六十四，一个七十三，一天摆了两次乌龙还哈哈大笑乐在其中。

鼓浪屿这小岛真有特色，岛上没有车子来往；许多当年留下、现在空着的富豪之家，仅供游客参观；鼓浪屿出了许多钢琴家，是钢琴之都，听说到了黄昏就有钢琴声从屋里传出来。漳州市东山的风动石更是奇妙，两块偌大的石头，接触点竟然小如巴掌，风大时，石头会动，但永远掉不下来，因此被誉为天下第一奇石，我和江青开心地在巨石前留影。

金门印象最深刻的是参观播音墙，数十个大喇叭对着厦门的方向，喇叭里传出邓丽君对大陆的深情喊话，之后就是小邓温柔悠美的歌声。听着邓丽君的广播和歌声，我和江青也同时忆起自己当年和她交往的日子，以及到金门的情景。

武夷山，山明水秀，导游说当地有二十万人，人和蛇的比例是一比五，我说那表示这儿有一百万条蛇啰。晚餐桌上想当然而有蛇上桌，也品尝了闻名的武夷山大红袍茶，酒醉饭饱，朋友提议不如散散步。虽然听到几声散雷，心想不碍事。没想到走了一会儿，突然下起暴雨，狂风骤雨来得急，我们无处藏身，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屋檐可以暂时避雨。武夷山脚下，望着眼前哗啦啦的大雨，隔着水帘竟然见到若隐若现的橙黄明月，好有诗意。这时候真想作首诗应应景，怎知才疏学浅，只想到我和江青姊名字里都有个青字，我一身白衣，两人撑着一把伞，踩在随时都可能有蛇出现的青草地上，我在江青耳边轻轻说：“这时，如果有个许仙出现多好。”

听去过武夷山的人说，到了武夷山，如果不爬最高峰就不算到过武夷山，但爬上山的人就是傻子。七月天正值酷暑，顶着摄氏三十八度的高温，吴谦体贴我们，不想让我们做傻子，租了轿子爬武夷山天游峰，轿夫挑了几步，我忙叫下轿，自己登山。记得许多年前爬不丹的虎穴寺，领悟到，到达目的地的过程就好比人生的旅程，所以一路精进，衣服湿了、裤子湿了也不以为苦。我们上山，前方下山的旅客，看见轿子上我的背包，戏谑地说：“这包包倒是挺舒服的。”江青膝盖不好，不方便爬山，一路坐轿，不惯被人服侍的她，非常过意不去，我的轿夫因为我不肯坐轿也很过意不去。到了山顶吸呼天地之大气，欣赏气壮之山河，感觉真是上了天了，我和江青手舞足蹈，一人一把红扇子舞了起来。回到山下，导游说我来回总共爬了六千个台阶。真是不敢相信，平常爬上坡和楼梯都有点吃力，这会儿也不知哪儿来的力气。

这次和江青的大陆之旅，见识了许多名胜古迹、好山好水，也做了些平常不会做的事，感觉非常充实，最重要是与江青一起出游。

江青睡前喜欢喝杯红酒，这是我到她房里听故事的最佳时刻，她一身棉纱宽松长裙，起身拿杯子倒酒，见她背影，长裙飘逸宛如仙子。她灰白的自然鬈发，脸上的纹路和数十年磨炼出来的芭蕾舞脚，不用多话，这些都是故事。江青总是在笑，说到凄苦的事，她笑，那个笑声是空的，让人听了心疼。说到温馨的事，她笑，笑声甜美，也让人感染到她的喜悦。她的话语都像是分好镜头一样，都是文章、都是画面，特别吸引人。通常名人、明星说话都有保留，她跟我谈话似乎毫不设防。但她也曾选择沉默，吞下了半个世纪的委屈和苦水。身为一个母亲，我非常了解离开幼儿不能相见的痛苦和折磨，尤其是看了她写的“曲终人不见”章节里，妈妈对儿子的思念之情。这是她一生的憾事，我只能劝她随缘。我常在想，像她这样的遭遇之所以不会得精神病，或许是她把委屈和苦水化成了动力进行创作，舞出了另一个世界。金马影展五十周年，她从瑞典飞回台北颁奖，执委会觉得奇怪，怎么她飞得最远，机票钱最便宜。原来她坐的是经济舱，她说这没什么好奇怪，她从来都坐经济舱，因为她要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创作上。她说她在现实生活中一辈子没染过头发，没修过指甲。眼前这位大明星、大舞蹈家竟然如此之朴实，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我瞄了瞄手指上的蔻丹和一头黑发，一时也不知说什么。

最后一晚，到江青姊房里聊天，她手举一杯红酒优雅地坐在沙发上，那种美是她一生在舞台上、是她一身的故事浸淫出来的，我在心里赞叹着。虽然演了大半辈子戏，一上舞台就怯场的我，在这最后的一夜，怎么都得请她过两招给我，要她教我怎么在舞台上出场和谢幕最好看。她即刻起身，张开双臂从房门小跑步到客厅中央，两手叠在胸前俯首微笑。噢，我说，原来要小跑步啊？谢幕时鞠躬后要面对观众往后退，最后再转身离去。噢，我说，要这样退啊？夜深了，第二天她要赴北京为她的电影梦想《爱莲》奔走，我则回到香港的家。我与江青紧紧地拥抱后退出了她的房门。

八个月前，我和江青徜徉在无限欢欣的旅程中。自从二〇二〇年到来的前两天，李文亮吹出第一声哨子，整个世界日渐进入备战状态，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我们没有一刻不关注疫情的发展，大家各自待在自家的范围，经常互通信息互传文章。她放下了罗马歌剧院的编舞排练，在瑞典自我隔离，但她没放下创作的热情。拿出了《说爱莲》的剧本，准备改编成电视剧；拿出了《回望》，准备在大陆出书。很欣赏她这种活在当下、锲而不舍的精神，她找我写序，当然是义不容辞。祈望二〇二〇年的新冠肺炎疫灾很快过去，世界恢复正常运作，我们也可以实现之前计划的敦煌之旅。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于澳洲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