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出口导向战略
第3章 中国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26]
本章将探讨，中国当前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是由中国当前人口特征和低城市化水平所决定的必然选择。低人口抚养比和低城市化率共同造成大量的劳动力供给和工资收入缓慢增长，这两个因素又进一步导致了资本的快速积累和制造业的飞速发展。然而，这两个因素也决定了较小的国内市场，因此市场出清的唯一途径就是出口。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奋力追赶发达国家。起初它们大多是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对进口产品征收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用贸易保护政策保护并发展本国幼小产业，但结果不太令人满意。基于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转而采取实施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即发挥其比较优势向发达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事实上，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因此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
过去的40年里，由于采用了出口导向战略中国经历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如今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经济体。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事实上拥有比日本更高的GDP值，位列世界第二。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中，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都保持在10%左右。尽管“中国奇迹”如今看来已毋庸置疑，但是仍然存留了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力量推动了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在中国的卓越表现呢？
在本章中我们指出，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是植根于中国独特的人口结构和人口特点的：（1）大量的农村劳动力；（2）较低的城市化水平；（3）较低的人口抚养比。这三大基本特征使得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成为一种自然的经济选择。换言之，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是一种“自我选择”行为。
其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如下：中国囤积的大量农村劳动力使得劳动力收入的增长缓慢而且有限，加之城市化水平较低，中国不得不面临较小的国内市场，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低水平的人口抚养比造成了中国不平衡的经济结构：总投资扮演着比总消费更为重要的角色。因此，中国不得不将大量商品远销海外以解决过剩的国内供给。
本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介绍当前中国的剩余劳动力、城市化和人口转型。第二部分阐释中国的人口和出口导向增长模式的关系，并具体比较了中国和印度两国的情况，发现两国在人口特征决定发展轨迹方面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第三部分作一小结。
3.1 剩余劳动力、城市化和人口转型
3.1.1 中国的剩余劳动力
截至2007年底，中国13亿人口中有7.27亿居住在乡村，占总人口的55.1%。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7年中国的农业产出只有28090亿人民币，仅占GDP总值的11%。由此我们不禁会问：中国农村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
鉴于上面给出的事实，这个问题看上去似乎很显然。然而，该问题本身绝非无关痛痒，因为它与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论争息息相关：中国已经度过“刘易斯拐点”了吗？
根据刘易斯（Lewis，1955）的说法，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工资将会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逐渐耗尽后开始快速增长。以其名字命名的“刘易斯拐点”（Lewisian turning point）在中国工资率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广泛流传。一些学者（如Garnaut and Huang，2006；蔡昉，2008）认为中国已经度过了“刘易斯拐点”，但是这个问题仍不能盖棺定论。
图3.1“刘易斯拐点”
按照定义，如果一个农业经济减少部分劳动力不会影响其产出，那么就存在剩余劳动力。考虑一个包括农业和工业两个生产部门的经济，其人口规模为L，可被分配到两个生产部门中。如图3.1所示，农业产出Q由一个短期生产函数F（l）表示，其中l是劳动投入。如果农业部门中的劳动力供给超过了分割点L1（L1也被认为是短缺点），那么劳动力的边际产值就会变为0。也就是说，此时存在剩余劳动力。在一个运转正常的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中，实际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出。然而，对于存在剩余劳动力的经济，劳动的边际产出为0，因此不能成为工资率。于是，每一位工人得到制度工资ws，可以理解为是被农业规范所制度化的、以维持工人基本生计的工资水平。“刘易斯拐点”，即图3.1中的L2，被定义为当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等于ws时的点。当农业雇佣了多于L2的劳动力时，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小于ws，因此工业就可以按固定不变的工资率ws来雇佣尽可能多的工人。这就是所谓的无限劳动供给。当工业中雇佣的劳动力超过了拐点，农业的边际产出就会大于ws，工业则不得不面对一条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隐含之意即当经济体超过了“刘易斯拐点”后，该国就必然面临不断上涨的劳动成本。
以中国来看，诚然底层工人的工资水平在过去几年中有所增长。然而，工资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已经经过的“刘易斯拐点”。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可以解释中国近期的工资增长。
首先，真实工资的增长可能是由于农村收入增长所致，在图3.1中表现为ws的增长。即工业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在不影响拐点的情况下向上平移。由图3.2可知，中国的平均农村人均净收入从2003年的2622元上涨至2007年的4140元，相当于以2007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6.83计算的616美元。不仅如此，最近几年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同样越来越快，增长率从2003年的4.3%已增至2007年的9.5%。
图3.2 2003-2007年农村人均净收入及其增长
其次，工资增长也可能是经济周期繁荣阶段的一种现象，此时需求曲线右移与供给曲线在后者的上升部分相交。但是，这种需求冲击很可能是暂时的，正如金融危机时大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返乡。类似状况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也曾发生过，当时四分之一的移民工人失去了工作（见图3.3）。
最后，正如上面提到的，农村仍然有大量的劳动力。面对占总人口55%和产出占GDP的11%的惊人对比，如果我们不把它解读为一种过剩劳动力的例证，则恐怕难再找出更加合理的解释。
图3.3 模拟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需求和供给曲线
为了进一步阐明，我们利用各省的数据对中国1998-2007年近10年间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供给和需求进行了模拟。图3.3显示了所选年份的几条曲线。这几年里中国都没有超过“刘易斯拐点”，因为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总是在平坦的部分相交。
3.1.2 人口流动和城市化
城乡分割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现象之一。1958年中国建立了一种非常严格的居住登记制度，即众所周知的“户口”制度。它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1949-1992年）政府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一种内在要求。为了保障重工业充足的资本积累，政府不得不依靠“剪刀差”向农民索取，通过降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制成品价格，政府得以从农民手中榨取农业剩余（林毅夫、余淼杰，2009）。但是为了使“剪刀差”发挥作用，政府就必须限制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三次城乡移民浪潮，“户口”政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放开。第一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小城镇城市化战略。只要农村居民能够在城镇和小城市中找到工作或购买住房，他们就可以得到那里的“户口”。第二波浪潮开始于80年代后期。由于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实施，尤以广东省为例的诸多沿海城市表现出对额外的劳动力供给的巨大需求。于是，大量的人口流动产生并侵蚀“户口”制度。第三次也是最大的一次浪潮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如图3.4所示，1993年农村移民的数量达到6000万左右，仅10年后又翻了一番。
图3.4 中国的人口流动（1993-2004年）
目前，原先持有农村户口的居民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得正式的城市居住权。第一，大学毕业生可以得到城市“户口”。第二，城市扩建将周边地区纳入城区范围，其居民将由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第三，达到一定级别的退伍军人可得到城市工作。第四，较富裕的人可以通过以较高价格购买“户口”或在城市中投资新生意以取得城市“户口”（Naughton，2006）。
除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外，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滞后于其收入水平。图3.5绘出了2003年不同国家的城市人口比例和人均GDP（美元，按不变购买力平价计算）的非线性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是低于一般水平的。
图3.5 世界人均GDP和城市化水平（2003年）
3.1.3 人口转型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计算（尽管有一些不符合实际）来阐明此点。2008年左右，中国的农业GDP占GDP总值的11%。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却拥有55%的中国人口。结果是农村人均收入仅为城市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那么，如果城乡收入差距维持3:1的比例，所有农村居民只从事农业生产，中国的城市化比率又将如何呢？假设农村和城市的人口比例为x。那么我们可以得到方程（11/89）/x=1/3，从中可以得出x等于0.37或27/73。也就是说，如果所有农村居民只从事农业，并保持他们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不变的话，中国的城市化速率将不再是45%，而是73%。而事实上农村人口的确拥有非农业收入。因此，这一估值可以被认作是中国城市化速率的上界。
不仅是结构性的转变，人口转型也是解释中国为何会选择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的重要原因。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先来将英国和中国的人口转型做一个比较。
图3.6 英国的人口转型（1750-1980年）
作为最早的工业化国家，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于18世纪中叶开始了工业革命。由图3.6可以看出，英国的人口转型在1750-1980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在这两百多年间，英国的死亡率保持着下降的趋势，只有20世纪10年代和40年代例外：英国的死亡率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都有增长。从出生率来看，我们可以把整个英国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750-1790年。此阶段中，出生率由35%上升至40%左右，但由于死亡率也很高，所以人口自然增长缓慢。第二阶段是从1790-1929年。出生率在该阶段前期增长，但随后持续下降超过100年，并于1910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达到最低点。但是死亡率却下降得更快。因此，人口迅速增长，尤其是在该阶段的早期。这段时间英国享受到了大量的人口红利。第三阶段是从1929-1980年。这一阶段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为特征。
图3.7显示的是1950-1981年间中国的数据。这里提供了三条曲线分别表示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和死亡率。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出生率下降，并于1960年因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年）而达到最低水平。相反，中国的死亡率却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达到了25%的最高点。从1979年起中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结果出生率再次呈现下降趋势。而最有趣的发现是，作为出生率和死亡率之差的自然增长率却在自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保持固定而没有发生变化。除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并没有观察到与英国的第一阶段相应的情况。大体上，中国多处于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也接近尾声。和第二阶段长达140年的英国相比，中国的第二阶段由于计划生育被大大压缩了。
图3.7 中国人口转型（1950-2001年）
然而，计划生育带来了中国人口抚养比的快速下降。人口抚养比是指年龄在16岁以下和64岁以上的人口与年龄在此之间的人口的比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在2007年仅为0.4，不仅低于东亚国家的平均水平，还绝对是世界最低水平之一。在考察了工作人口与被抚养人口的比例后，即人口抚养比的倒数，这一结论不言自明。如图3.8所示，平均看来东亚国家拥有最高的工作比率，之后依次为欧洲、美国、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换言之，东亚国家拥有世界最低的人口抚养比。不过，该指标从未低于0.4。实际上，其劳动适龄人口比（working age ratio）从1990年起对增长的驱动力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相同。
图3.8 世界范围的劳动适龄人口与被抚养人口比率
中国的低人口抚养比对于经济增长有着多重的潜在影响。首先，由于低人口抚养比，中国得以拥有极为庞大的劳动力供给。其次，人口抚养比越低，储蓄就越高，因而消费就更少。最后，低人口抚养比还会使投资比率更高、资本积累更快。总之，低人口抚养比可以说是自1978年经济改革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人口红利，一般用来描述由于人口抚养比下降所造成的经济增长率的上升。之前的研究如Bloom和Williamson（1998）曾指出，人口红利可以解释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二的东亚奇迹以及17%的中国增长。
中国令人瞩目的人口红利到底能持续多久呢？毋庸置疑，随着人口老龄化，人口抚养比势必会上升。2007年，中国64岁以上的人口达到1.11亿，占13亿总人口的9%左右。一份官方预测显示2044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4亿。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储蓄率可能不会迅速下降。2008年中国的全国储蓄率为50.3%。[27]因此，没有理由相信如此之高的储蓄率会在近期内迅速下降。这一结论也得到了来自日本和韩国的证据支持，两国也都曾出现过人口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时滞。
综上所述，人口是决定中国增长模式和增长轨迹的根本动力。中国的确压缩了其人口转型的第二阶段，也因此其经济增长走上了不同寻常的道路。此外，大量的农村人口也预示着中国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低成本”的经济增长。
3.2 人口和中国的经济模式
受到人口转型的推动，中国经济有两大特点：
第一，其出口导向的工业化的选择是市场推动的和自我选择的。低抚养比和大量的农村人口造成了中国较小的国内市场。因此，过度供给的制造业产品必须出口国外。在中国加入WTO以后，这一进程不断加速，并充分地整合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图3.9中1992-2017年间中国对外贸易的数据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
图3.9 中国的对外贸易：1992-2017年
第二，除了出口以外，中国的人口转型还意味着较大比重的投资和较小比重的消费。投资的快速增长源于企业利润的快速积累，而后者又是低工资水平的结果。中国全部国有企业和年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的平均利润率自1998年以来显著地快速增长。如图3.10所示，一些关键的会计指标有明显提升，如利润总额与权益比就从1998年的5%增至2006年的约14%。
图3.10 中国企业的利润率
图3.11 中国GDP的构成
另一方面，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内的比重日益下降。尤其如图3.11所示，该比重由2000年60%左右下降到2007年的46.3%。如果考察自1978年以来更长的一段时期，我们会发现这一趋势是非常明显的。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认为官方数据存在一定问题，并重新计算了劳动收入比重，其结论显示在图3.12中。即使根据他们调整过的数字，中国的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仍然在1995-2004年间下降了5个百分点。劳动收入的比重下降意味着伴随着中国GDP的不断增长，人们却变得越来越“穷”了。这就解释了中国为什么会具有一个较“小”的国内市场了。
图3.12 劳动收入占中国GDP的比重
与此相对的是，企业和政府却变得相对富有。资本收益的比重从2000年的22.2%上升至2007年的36.5%。这些资本收益绝大多数来自企业利润。另外，政府收入的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也有所上升，但在21世纪初保持稳定。由于存在这种劳动收入和企业政府收入之间的不对称，这段时间中国储蓄的增长基本得益于企业和政府。这在图3.13中得到清楚的展现，它显示了商业银行中的储蓄组成。
与之一致的是，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在下降，而资本形成和净出口的比重却在上升（见图3.14）。消费的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下降，但在21世纪初其下降速度显著加快。在2000-2007年间，该比重下降了超过10个百分点，以至于仅占GDP支出的48%。与此同时，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却分别达到了GDP的43%和9%。
图3.13 商业银行中的储蓄组成
图3.14 中国GDP的收入组成
为了探究人口抚养比、储蓄和投资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提供一组二战以来中国和印度的对比。正如表3.1中所示，中国和印度在20世纪60年代具有相似的人口抚养比。然而40年之后，中国的人口抚养比较印度低很多。由此表可得的重要信息是，随着人口抚养比的下降，两国的储蓄率都有所上升。虽然中国这些年的储蓄率都比印度要高，但是其差距基本保持在13个百分点不变。这就意味着，随着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印度的储蓄率比中国增长得更快。
表3.1 中国和印度的比较
这组数据的另一面就是，随着人口抚养比的下降，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也在下降。图3.15分别绘出了中国和印度两国中，消费占GDP的百分比与人口抚养比的关系。其结果是惊人的。尽管在中国，当人口抚养比下降至65%以下（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之后消费比重就已经下降得很快，但是印度的消费比重随着下降的人口抚养比下降得更快。
图3.15 消费占GDP的比重与人口结构的演变关系
上述比较告诉我们两点：第一，中国的模式不是唯一的，它符合关于人口和经济结构的关系的理论。第二，一般关于中国和印度的比较具有误导性。两国所采取的看似不同的模式实际上只是同一发展轨迹的不同阶段而已。
3.3 结论
本章通过经验资料论证了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是中国必然的选择，因为中国经济具有两条重要特征：低人口抚养比（相应的是高人口红利）和低城市化水平。我们比较了中国和印度，并揭示了两国采取的看似不同的增长模式实际上是由人口决定的同一增长路径的不同阶段。认识到这一点对于中国和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有很重要的意义。
对于中国，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是以积累大量未尽利用的储蓄为代价的，迅速增长的外汇储备就是明证。但是通过缩减出口以调节中国收支平衡的做法是错误的，出口是中国充分发挥人力资源方面比较优势的最优选择。促进国内消费是正确的，但在短期内是难以实现的。这是因为相对较小的国内市场是由人口和城市化等长期因素所决定的。为了提高国内消费，中国必须采取相关的结构性调整，其中加快城市化步伐是重要一环。
城市化的加速将会带来巨大效益。事实表明一个城市居民的平均消费是农村居民的2.57倍。如果城市化水平升至73%，那么国民消费将会增加
（27%+73%×2.57）/（55%+45%×2.57）-1=25.8%
并且是在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都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如此一来，消费占GDP的比重将会由49%上升至61%，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注意这一计算仅仅考虑了消费的直接影响。城市化还会导致服务业的扩张，而这又会反过来促进消费，因为服务业比制造业带来更高的劳动收入。
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验表明，发挥一国的比较优势（常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模式并不是唯一的，而是基于中国人口特点的自然选择。其他发展中国家并不一定要跟随中国的模式，但它们要探索符合自身的物质禀赋和劳动禀赋比较优势的模式。这点对于印度尤其重要。作为一个与中国具有相似人口特点的国家，印度的最优选择是发展制造业。与之相伴的则是不可避免的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