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年代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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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按照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公开数据,从1979年至2016年,中国年平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9.6%;人均GDP从1978年的385元增加到2016年的53980元,增长了140余倍,按实际汇率计算超过8000美元,接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2015年在世界银行公布的219个国家(地区)中,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排名第96位,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由20世纪70年代末的不足1%提高到近15%。不论人们是否同意用“奇迹”来概括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我们应该看到,对于一个有着世界1/5人口的大国,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从近乎一穷二白的状态,发展到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一项不易实现的目标。从这个层面上讲,回顾和研究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驱动力及结构变迁等问题,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本前言将从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事实入手,简要概述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内在逻辑,同时展示本书的基本内容和结构,以使读者把握全书概要。

探索中国式发展之路

图1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对数值图,该图的直观结果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基本上呈加速增长趋势,而且该趋势在近几年有加快的迹象。是什么因素在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理论界有多种解释,本书的大部分内容也将从不同角度讨论该问题。这里我们只揭示一个事实,即高增长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相关。

图1 中国人均GDP演化路径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新政权和一套新的国家发展方式的确立,社会主义体制的先行者给中国演示了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落后国家实现赶超的可能性,而赶超正是近代中国所追求的梦想。如此环境,自然很快使中国经济驶入了计划经济体制之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实践表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确实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从1952年至1977年,人均GDP从100元左右增长到340元,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赶超是以牺牲个人福利及扭曲经济运行机制为代价的,赶超后劲不足是当时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的紧迫问题,实现可持续的高增长就成为改革的主要目标。中国的改革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要远晚于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进行改革的一些东欧国家。但从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情况看,无疑中国的改革对社会福利改进效应最明显,取得了改革与发展的双赢,使赶超进程得以延续。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探讨是国内理论界一个长盛不衰的热门话题。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者集中讨论的是两大部类和农轻重的相互关系问题,一个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另一个要求平衡发展,但二者的思维模式是一样的,即计划安排和综合平衡。改革从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入手,自1981年2月始,北京的部分理论工作者每两个月举行一次战略座谈会,直到1989年3月共举办了49次,这对中国经济战略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理论界也出现了“战略热”,但战略热没有引入更多新的经济学方法,而是从现实出发,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给出更为完善的反思和探索。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更多实证研究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引入,现代经济增长的研究范式被逐步引入,人们开始从结构分析的静态研究转向动态路径分析的轨道,包括发展经济学中的“结构模型”“比较优势”“干中学”等理论。随着早年张培刚先生的论著再版、国际文献的引入、《中国的奇迹》(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的出版,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开始为中国现实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服务。

为了探索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规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近年来对经济发展的事实和理论进行了梳理。在总结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及若干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史并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课题组提出了一个贫困落后国家经济赶超中产出增长的变动规律,其结果如图2。图中纵轴为人均GDP,横轴为时间,中间的曲线为产出线,大致呈S状。我们认为,一国从贫困走向富裕的路径有规律存在[为了本书各章分析的需要,我们在图2中将S形增长曲线又细分为“马尔萨斯均衡”(贫困陷阱)、“工业革命理论”(或经济赶超)、“卡尔多典型事实下的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理论)、“新经济分叉”(新增长理论)等若干与相关理论对应的阶段;同时,针对有些国家经济赶超失败的事实,给出了一个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图2 经济成长的路径

第一,对一经济体来说,经济从贫困走向富裕的过程并非伴随着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而使人均产量呈递减的增长趋势,而是可将人均产量增长分为明显的两个阶段。在人均资本存量处于较低水平的增长阶段,图形凸向原点,这表明在经济增长的该阶段中,随着人均资本的增加,人均产值也呈加速增长之势,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这时的经济增长处于超越常规的快速成长期(俗称经济起飞阶段)。这一阶段发生在人均资本存量较少、大量人力资本有待开发且经济已进入快速资本积累的时期。出现该结果的原因是,虽然从每个劳动者个体看,遵从产出随资本存量增加而递减的基本经济规律,但从一个经济体的总体来看,过去没有资本的潜在劳动力不断进入真正的劳动过程,导致资本存量增加与产出同步增长的结果,将这一结果平均到每个劳动者则得到人均产出随资本存量增加而递增的结论。

第二,一个经济体的加速增长并不是永远持续的,而是有一定的时间限度,即,当人均资本存量达到某一水平时,在该处存在一拐点(也就是增长速度的极大值)。一个经济体高速增长到该点后,随着人均资本存量的进一步增加,人均产出将在越过该点后呈递减的增长趋势(遵循新古典增长的足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折,经济学解释是标准化的,因为尚未利用的人力资源基本开发完后,则每个劳动者都遵从个人产出的增长速度随资本存量增加而降低的规律,自然人均产量增长也依这一趋势变化。由此可见,一个经济体的快速发展时期在整个经济增长时期中必然是非常短暂的,这一过程的持续时间长短取决于待开发劳动力资源的多少及开发的速度。一般情况下,早期劳动力闲置较多,该经济体会维持相对较长的加速经济增长过程。

第三,S形增长曲线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增长不是无限可持续的,而是会达到极限状态,而且也存在经济起飞前期的停滞期。我们看起飞前的可能波动:这时,经济的内在增长机制并未形成,人均资本存量可能会增加,但因为制度性障碍等因素的制约,经济增长表现为投资和各种内耗的相互作用(两者对增长的作用力此消彼长),导致经济在低水平循环,且这种起飞前的增长波动会反复出现(可能维持的时期会非常长)。这种状况只有在人均资本存量出现稳定的持续增长,而经济损耗与资本存量增加比相对力度较小时才可能出现;此外,如果有某项经济创新的输入,如产业革命、新制度的出现或外部需求的变化等,也会导致经济增长路径变化,有可能使一个经济体走向起飞过程。所以,在经济增长没有进入起飞轨道前,给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创造条件比资本存量增长本身更重要。其中,制度变革和政府推动必然成为重要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资本的稳定增长路径,使经济走出波动无序的怪圈。即使在一个经济体进入加速增长轨道后,进一步的制度变革仍然重要,因为提高投资效率、推进城市化和扩大出口等都与体制和政策相关,如果这些因素不适合增长的需要,必然使经济体的增长潜力发挥不出来,严重者会扭曲增长路径,导致增长的夭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高增基本上应验了上述规律。为了保证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使资本得以快速积累,同时消除传统计划体制下政府过度集中和使用资源的弊端,改革以来,采取的战略是对相对价格体系的逐步调整。也就是先适当放开部分最终产品价格,形成局部较高收益的市场,吸引各类资源投入来扩大供给,同时以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价格以及实际低税收来降低成本,为企业创造竞争力。这种通过相对价格体系的逐步调整来促进资本积累的策略,使产业资本收益较高,经济增长潜力得到了有效释放,而且在不同时期能形成具有带动力的优势经济,如改革初期价格双轨制促进农村乡镇企业兴起、东部地带对外开放形成的高增长、住房市场化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等。以上策略的特点是集中了中国的优势资源,从工业化入手,使资本积累快速增长;同时,保证了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进程的有序性,使经济增长相对平稳。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5)指出,中国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过程将面临三方面的不确定性:(1)可能出现工业比重下降同时伴随工业萧条,服务业比重增加伴随着人口漂移和鲍莫尔成本病,使长期效率改进被替换为短期随机波动。(2)服务业作为工业化分工结果的从属态势不能得到根本扭转,以知识过程为核心的服务业要素化趋势不能得到强化,导致以知识生产配置为核心的服务业转型升级路径无法达成。(3)作为门槛跨越基石的消费效率补偿环节缺失,知识生产配置和人力资本结构升级路径受阻。以知识要素和人力资本要素积累为核心的效率模式重塑,是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核心任务。面对转型时期门槛跨越的困难,中国应顺应服务业的要素化趋势,在制度规则和创新体系上进行完善。

本书安排

本书在确定写作提纲后,各章主要写作素材由汪红驹研究员、常欣研究员、仲继银研究员、黄志钢博士、陈昌兵研究员、袁富华研究员、张磊研究员、吴延兵研究员、王宏淼研究员、付敏杰副研究员、林跃勤副研究员、汤铎铎副研究员提供,初稿由刘霞辉、张平撰写,文中主要数据更新和计算由张鹏博士完成。初稿完成后,本书得到了三位评审专家的指点,史正富提出了中肯的修改建议,在此基础上,由刘霞辉修改成书。

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书籍与论文非常多,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文献也不少。怎样按要求完成本书写作,我们确实经过了一番思量。我们认为,从经济学逻辑来考察中国经济增长更能发挥作者的学术思考,也区别于依部门、分条块来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通例。全书的内容是依据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设计的,按照本课题组提出的相对价格调整理论与S形增长曲线模型来展开分析,主题是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总量与结构变动规律及福利效果;二是增长要素的变动及对总量产出的影响。全书计12章,按内容分为三篇,第一篇是第1-4章,主题为中国经济增长特征及福利效应;第二篇是第5-11章,主题为增长动力分析;第三篇是第12章,主题为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展望。各章具体内容如下:

第1章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我们认为中国奇迹是存在的。本章从中国经济的内部变化及与相关国家的比较两个角度来分析中国奇迹的表现,揭示中国40年高速增长的特征。全章内容为:大国崛起、国际比较中的增长奇迹。

第2章 “结构变迁”。本章回顾了中国经济40年的发展历程与结构变迁,认为与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相伴随的是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动,其突出特征是由一个传统的农业国不断演化为工业国;由较典型的以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演化为市场经济国家,结构变迁是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特别是相对价格体系调整)的结果。全章分8个部分:结构变迁的历程;农业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区域经济发展分化;企业所有制结构变化;市场体系初步完善;结构优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结构转换步伐。

第3章 “福利改进与社会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居民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全体居民福利不断改进。与国际比较,中国的初级教育入学率、成人和青年识字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婴幼儿和孕产妇死亡率等主要教育、健康指标都好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尽管如此,相对于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发展还表现出一定的相对滞后性,特别是城乡、区域之间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未来,中国既要使经济发展,同时又要使全体居民福利不断改进,以达到社会和谐发展。本章内容为:社会事业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及消费增长;加快社会发展,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协调平衡。

第4章 “宏观稳定”。无论从经济理论来看,还是从中国和国际的历史经验来看,宏观稳定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也是影响社会福利增长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国的转型经济特征,宏观稳定又是体制改革能够顺利进行的一个条件。本章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波动及宏观稳定政策进行回顾,对周期波动情况做一个概览,讨论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四次通货膨胀,然后讨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几个特征事实,最后总结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的五次宏观调控的经验和教训。

第5章 “经济体制改革”。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经过4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在此过程中,中国不但创造了人类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也实现了经济结构的历史性变迁。中国的高速增长期正好与改革进程一致,这不是巧合,而是有着逻辑上的因果关系。中国经济高增长,是巨大的制度变革推动的。本章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历程及进展进行概要分析,旨在对4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的时代背景作一刻划,也试图为中国的增长奇迹和结构巨变提供某种注脚。全章内容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改革的主要方式——渐进改革、以市场配置资源为目标的价格改革、小结。

第6章 “对外开放”。本章通过对中国近40年开放过程的回顾,讨论和梳理了1978年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与逻辑线索。中心论点是中国的对外开放也是一种渐进性改革,它的启动和路径选择,是政府面对一系列限制条件下理性安排的结果,带有强烈的政府干预特征;它取得了巨大成效,但也存在问题。本章的结构为:第1节概述中国开放路径的特征、主要成就和经验事实,对中国的对外开放度进行了综合评估;第2节分析形成目前开放格局的制度根源;第3节讨论中国“双引擎”开放模式对于增长和稳定的宏观机制及存在的挑战;第4节是总结性评论。

第7章 “劳动力资源开发”。中国近40年资本形成速度的加快,使过剩的劳动力转变为现实生产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中国劳动力资源开发的“制度变革+产业导向”模式,为增长动力的重塑创造了条件,比较优势战略在成功将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口红利的同时,也使中国经济从贫困陷阱中解脱出来。本章将对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资源开发问题进行论述,并对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前景进行展望。全章内容为:劳动力资源开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国劳动力资源的开发机制、劳动力资源的二次开发与增长的可持续性、小结。

第8章 “技术进步”。按照现代经济理论,从长期看,一国经济的绩效取决于自主技术创新、获取和扩散新技术的能力。本章将从企业技术进步与科技投入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动力机制,从自主研发、技术引进对中国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理解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所获得的成就。基本结论是,自主研发、直接技术引进对中国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均有长期的积极推动作用。

第9章 “资本形成”。资本形成对任何经济来说都是保证经济活力的重要因素,中国近40年的高速增长,更是与快速资本形成相关。为创造资本形成的环境,中国采取了低价工业化的策略,通过合理的相对价格体系调整,使工业化进程加速。本章将从中国资本形成的过程、特点入手,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内容为:资本积累对中国高增长的作用、中国资本形成的路径变化、投资与消费间的关系。

第10章 “面向高质量发展的财政支持”。在渐进的财政体制改革过程中,财政收入体制、财政支出体制、预算体制等方面的改革逐步推进,财政职能逐步完善。财政体制改革改善了财政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本章内容为:中国财政体制面临的长期挑战、面向高质量发展的财政体制改革。

第11章 “金融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体制成功地进行了渐进式改革,构筑了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级银行体系,形成的政府主导型金融体制不仅有效激励了金融机构(银行)信贷投放和信用扩张,加速了企业投资和经济增长,而且同渐进的外汇改革和金融开放相结合,成功地控制了通货膨胀,实现了经济稳定。本章内容为:货币化和资本化事实、中国金融发展历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及小结。

第12章 “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本章在总结中国经济增长经验与不足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进行了简要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