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回顾中国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对于一个30年前还是商品高度匮乏、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人口大国，30年后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名列世界第四，平均年增长率接近10％，而这一切又发生在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事实首先令西方学者和观察家感到困惑。西方人的这种困惑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出现过，那一次是日本经济的崛起。西方人短时间内无法接受一个非西方国家能够在经济上与西方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平起平坐，之后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才终于在心理上接纳了这位东亚的新成员。这一次中国之崛起在思想和价值方面所带来的冲击波，我相信，远比日本崛起来得大，因为中国不仅是一个非西方国家，而且还是一个在政治和经济体制上与西方国家有着重大区别的国家。

平心而论，中国经济的奇迹对于中国人来说同样难以置信。如果说西方人的困惑在于他们不了解中国，而中国人的困惑则在于我们太了解中国。我们太熟悉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当中的各种弊端，我们太熟悉中国技术的落后，我们太熟悉中国人均资源的匮乏。打一个夸张一点的比喻，中国经济就如同一辆在高速公路上飞速奔跑的旧车，西方人作为局外人不理解为什么这么旧的车还能够一路高速行驶，认为里面一定有神秘装置；而坐在车内的中国人，发现满车的装置简陋不堪，心里也禁不住老犯嘀咕：这么旧的车为什么还能够一路狂奔？

这种普遍的困惑说明，关于大国崛起的起因，关于经济增长的条件和机制，关于中国经济的奇迹，我们知道的还是太少。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中国的过去，重新认识和估价中国经济、政治和其他制度所包含的独特因素，正是这些因素使得中国经济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迅速起飞。

本书就是理解中国行政体制中所包含的独特因素的一种尝试，它记录了我个人关于中国地方官员的激励与政府治理问题的一些观察和思考。我试图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及其长期积累的各种问题与中国地方官员的激励和政府治理的独特制度联系起来。在整本书里，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当今地方官员的激励和治理模式的一些重要特征一直蕴涵在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之中。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他们的施政理念都是最大限度地激活和发展这些特征，以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然而结局却大不相同。近年来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又使得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并且正在经历着艰难而重要的转型。我们需要在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下去理解中国政府治理的过去和正在发生的变化。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国内许多学者都在对中国这30年所走过的历程进行反思和总结。本书就算是我个人的一个反思和总结吧。

我在读博士期间开始对中国地方官员的激励和行为感兴趣。回国以后便有心写一本关于地方官员的书。这些年来，平时不仅跟踪和研读相关文献，每日浏览新闻和闲书时也格外关注与地方政府有关的内容。本书一部分内容来自过去的积累和近年来发表的一些相关的学术论文，但更多的内容是最近一年来的研究成果。

说起来只是一本小书问世，在整理自己所欠付的学术“债务”时发现，需要鸣谢的师长友人可以拉出一个长长的名单。虽然无法一一列举，但首先需要特别感谢的是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导师青木昌彦教授。青木教授不仅在博士论文写作期间给予我无数细心的指点、评论和建议，毕业以后也一直鼓励我继续从事地方官员激励的研究，每次见面都会问及研究进展，并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我从另外两位导师B.Douglas Bernheim和Antonio Rangel身上受益同样巨大，他们严谨、犀利和深邃的思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求学期间有幸得到钱颖一教授耳提面命的教诲，亲眼目睹和见证了他的诸多经典论文的生产过程。我对中国地方官员问题的浓厚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他的开创性工作和平时无数次的讨论和交流。钱老师对我的学术影响之深在本书可以得到很好的印证。

我想借此机会感谢我的合作者李宏彬和陈烨，我们在一起合作完成的论文成为本书的一个重要基础。在本书完稿之前曾有机会向香港中文大学的车嘉华讨教，受益匪浅。实际上在过去十年间我们围绕着本书的主题就曾有过数次深入交流，令我收获很大。

本书关于“行政逐级发包制”和“政治锦标赛模式”的部分内容2007年8月至11月间分别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宣讲过，对于张曙光教授、张军教授和史晋川教授的盛情邀请以及与会者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评论和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在过去六年的时间里，我所在的工作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和氛围，尤其是应用经济系的同事和学生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可以安心做学问的环境和同事之间频繁的思想交流，很难想象我会有信心从事本书的研究。我想特别感谢张维迎、蔡洪滨、陈玉宇这些年来对我研究工作的鼎力支持、合作和鼓励。另外，我的一些学生为本书的研究和写作提供了各式各样的热情协助，从数据收集到材料的准备，特别值得提及的是陈永伟、杨殊威、陶靖和余婧文同学的辛勤投入。

我也要特别感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社长陈昕先生和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的史正富教授，他们联袂主编“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丛书”，使我有机会参与这个意义非凡的课题研究项目。今年四月份在北京召开了丛书中期报告会，陈平、肖耿、陈昕、史正富等诸位教授、专家对本书的初稿提出了中肯和令人鼓舞的评论和建议。格致出版社的钱敏女士为本书做了出色的编辑工作，认真仔细地核对文献，校正文字，使本书避免了许多不该有的错误。

近三年来，我在地方官员的激励和行为方面的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资助（项目批准号70573008），本书也是该项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特此感谢。

最后应该感谢我的家庭。因为忙于写书和其他的教学研究工作，无暇照顾家庭，两年来妻子带着幼小的女儿文文一直远在哈尔滨，我岳父、岳母为照顾文文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们默默的牺牲和奉献令我感激不尽。我猜想，两岁的女儿最不能理解的也许就是爸爸总是出现一段时间就神秘地不见了，希望以后能够向她解释明白。

周黎安

2008年10月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