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与创伤的开端

心理治疗的过程实际上是心理创伤被激活的过程，首先需要回顾，通过倾听、澄清、面质整理过去的“思维碎片”。这些常规的过程其实就是激活心理创伤的过程。对于个体而言，最难面对的就是创伤事实，因为创伤事实痛，所以我们使用很多防御机制，从而不去看它。在疫情中，我忙于灾后心理工作，没有太多时间浏览朋友圈，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仍感觉到很多信息都集中在争论是非黑白，撕裂得很严重。站在社会学的角度，从社会创伤的视角来看，这就是一个心理创伤类的反应，人们在争论、在撕裂，甚至在搏命——真的有一点搏命的感觉。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心理创伤暴露（exposure）的开始。

我想站在一个专业心理卫生工作者的角度，对疫情与创伤的开端加以整理，尽量客观真实地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阶段：“谣言”还是“真相”

在2019年12月底接近元旦的时候，李文亮等八位医生发的朋友圈就提到了“SARS病毒”。我记得在2020年元旦那天凌晨，我在朋友圈看到了这条消息。当时我愣了一下，接着心里就想：这应该是造谣，不会是真的吧？这其实是一种自然的心理反应——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要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坏消息总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在新年这种喜庆的时刻。

2019年12月30日前后，一位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的神经内科医生在科室群里发了一条消息：“第一，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确诊一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注意洗手，戴口罩、手套；第二，SARS已基本确定，护士妹妹们别出去晃了。”这条信息不是发给我的，但这件事在《人物》三月刊上刊出。我后来在整理信息的时候想：如果当时我知道这条消息是从医院里传出来的，我会不会告诉我的咨询师朋友们呢？我想我一定会的，我会下意识地提醒他们防护，因为他们是我关心的人。

我当时接到了关于肺炎病毒的信息，但我持怀疑态度，什么都没有做。疫情得到控制后，我内心有一些对自己的责怪：好像别人都非常敏感，而我怎么那么不敏感，好像在那个时期没有做什么防护。我责怪自己说：我是一个精神分析师啊！作为一个经过多年专业训练的精神分析师，应该是非常敏感的，但是我就是感觉我没做什么。

实际上，我也不是什么都没做。我从2020年1月3日开始就通过相关领域内的朋友追踪此事。1月3日我问朋友：“到底是什么病？我最近两天有点感冒，都不敢出去见人了。”1月4日、1月10日我都问过，朋友的回答与公开的信息没有什么不同，我没有感觉对方故意隐瞒，他应该也处于一个对病毒从不了解到了解的过程当中。1月10日后，我不想让朋友为难，就没有再询问……直到1月22日，我再与朋友联系时就在互道保重了。

此外，在这一阶段中我取消了几项家里和工作上的重大活动，包括原定于2020年4月下旬举办的中美培训项目。我后来想到，我的这种内疚感可能与幸存者的内疚感有关，我就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

第二阶段：精神病医院的隔离病房

2020年1月上旬和中旬，正如媒体报道过的，我所在的武汉精神卫生中心的一个病区有了发烧的病人，接着又有医护人员发烧了。这时候医院就警惕起来，也找了疾控中心的人员来做核酸检测，但是那时候还没办法检测出是否感染这种病毒，技术上还不能实现。我听到疾控中心的消息说不是SARS，觉得总算放心了，甚至有一点放松的感觉。

这种感觉没有持续多久。1月15日，我得到一个很确切的消息，某医院的某主任医师的先生呼吸道感染，已经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症状，要转金银潭医院，但是金银潭医院已经没有床位了。我当时觉得这个消息太让人震惊了。

1月17日，精神卫生中心里精神科的ICU就改作隔离病房。那个时候的武汉实际上是什么样子的？当时我们身在武汉的人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很多人感染了，试想当一个精神病院的ICU病房都变成了隔离病房，变成了对抗疫情的战场的时候，其他的综合医院是什么状况？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

第三阶段：“人传人”

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在电视上宣布了新冠肺炎能够人传人。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看到钟南山院士流泪，但是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人传人就人传人，为什么要哭呢？他还说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这让我很诧异。我想我当时的诧异中包含了很多防御，以及自己对新冠肺炎病毒的不了解，没想到它会带来那么严重的影响。我接收信息的时候，总是一副很淡定的样子。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精神分析，知道这是一种非常理智化的防御，我的焦虑总会延迟一段时间才出现，所以我表现得比较淡定。但是几天后，在我经历了封城之后，我就知道钟南山院士为什么要哭了。

第四阶段：封城

1月22日是星期三，我出门诊。我的心理门诊有很多外地来的人，他们要挂上我的号不容易，有的时候会在医院附近的酒店里等着挂号。那天出门诊，我戴上了口罩，门诊的护士也在发口罩，对一些外地人我就劝他们近期不要来武汉了。有一对来自外地的父母带着孩子来看门诊，说不得不来了，因为孩子已经一星期没有进食，并且有自残行为。我给他开了住院证，收到我们心理医院的抑郁病房，这样可以通过输液给他补充能量，可以救命。但就在23日封城之后，因为医院里有人员感染，所以我们请这种非重症病人都出院了。此时已经封了城，他们出院以后会去哪里呢？这可能是我感到内疚的一个原因，我没办法去问他们。他们可能就成了流落在武汉的外地人。

1月23日晚上，我发了我停止更新两个多月后的第一条朋友圈消息，把这种让我焦虑甚至有一点愤怒的事情说了出来。赵旭东教授在一个群里转发了我的文字，表达了对我们在武汉的同行的担忧和关心。我当时很感动，觉得他很敏感地捕捉到了不祥之兆，也对我们有共情的理解。其实这时，未来如何，我们内心是茫然的。

我3月看到一篇全球15个顶级研究所共同撰写的论文，显示在武汉封城之前基本传染数（R0）已达到了3.15，也就是说，在封城决定做出的时候，传染性已经达到了1个人传染3.15个人的程度。我在看到这篇论文的时候就想哭了。我终于知道，钟院士为什么在告诉大家人传人，说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时哭了。

1月23日上午7点44分，我用微信向医院院长请求指派任务，当天加入从国外征集防护物资的大军。在这一过程中，很多同行朋友都帮助过我，我不知道怎么感谢才好。

1月24日，我被邀请参加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工作委员会常委会，讨论武汉危机干预的情况。虽然我不是常委，但我在武汉，知道更多的信息。

1月25日，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武汉市心理医院）心理危机干预应急小分队正式成立。我们整理了从2019年12月到2020年1月的热线电话，发现单纯咨询有关新冠肺炎知识的来电占比过半。从1月25日开始，我们每天接到的电话非常多。除了热线以外，如果有现场干预任务，我们应急小分队也必须去执行。

疫情暴发初期床位紧张，各种医疗物资匮乏，更让我们揪心的是，我们的同事不断感染。比如我们团队的王牮医生，他1月25日报名参加应急小分队。他是参加过汶川救援的心理危机干预人员，具有丰富的心理危机干预经验。但在1月26日他就发高烧到39℃以上，那时我的大脑中一片空白。我告诉自己，再焦急也一定要冷静，于是马上安排王牮医生到我们医院做肺部CT。当时核酸查不了，肺部CT是最重要的指标。武汉封城，不能开车，当时医院唯一的一辆救护车也跑坏了，医院就调了一些车当救护车用。但王牮医生的情况危急，他就直接从家里拖着病体徒步走到医院做了肺部的CT，结果显示双肺毛玻璃样，我知道他肯定病重了。我马上给一个定点医院的院长打电话，说：“你无论如何也要给我一张床位，这个人我们是一定要救的，否则我就跟你绝交！”当时床位很紧张，他说：“那好，你来吧！我想办法加。”等了两个小时，王医生从汉口被送到武昌定点医院，核酸检测还是做不了，但他接受了一些必要的检查。院长给我打电话说：“我可以把他留在这里，但是他的病情没有那么严重，建议让他居家隔离。”过了一段时间，王医生病情更严重了，但医院的床位全满了，他没有地方去，最后还是我们医院的ICU病房把他收下了。后来他病好了之后，又回到我们的应急小分队，开始接线上咨询。

虽然治疗的过程非常艰难，但好在收治及时，同事们最终得以痊愈。

在疫情开端的这段时间，我有以下3点强烈的感受。

（1）公民意识

1月26日，我们拿到了第一批32000个外科医用口罩。从封城开始，武汉当地的救援队就负责地接各所大学校友会海外华人从海外采购的物资。很快，海外校友就包机过来，武汉这边有地接，志愿者中有心理咨询师，他们马上就跟我联系，所以我们很快就拿到了物资。

武汉市当时有四五十个医务志愿者队伍，由一批有公民意识的人自发组织起来。他们大多不接受报道，很有情怀，就想在政府临时决定封城，人们还比较慌乱的时候，帮助政府做点事。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地接，为每家医院送医用物资。政府接手之后，他们就准备隐身，但他们没想到需要他们做志愿服务的时间超过了他们的预期。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队伍里有很多人被感染，包括我们的心理咨询师。有一天晚上，我听说好几个人都在发烧，因为他们经常来医院。那时候所有人都防护不足，当中不可能没有感染的。我心里很难受，但是没有办法。要问他们的动机，他们的回答很简单：“我们是武汉人，要救我们的城市。”

（2）绝望感

那段时间，我接到过各种找病床的电话。于是，我就开始帮忙找病床。我通常有一个原则：电话本上没有记录的电话不接。很多治疗师大概都有这样的原则。当时我放弃了这个原则，只要电话打来我都会接，结果我就接了很多电话：有的人在我的帮助下找到了病床；有的人没有找到，很无助。后来，有些朋友也不接我的电话了。其中一位朋友是医院领导，他给了我两张病床，而他家里的两个人死于没有床位。我知道这个信息后，当晚就没睡着，愧疚感一直占据着我的内心。我知道这没有逻辑性，他给我床位和他家人离世并没有发生在同一个时间段，但有时情绪就是这样不讲逻辑，我也知道这内在的心理机制，但仍无法控制情绪。后来，我才慢慢消化了这种情绪。

不久，寻找精神疾病床位的电话多了起来。那些在封城前来看病，因封城而留在武汉的外地人发病了，要到精神卫生中心住院。但我们精神卫生中心已经是收治新冠肺炎精神病人的定点医院了，不敢接收这些病人。我接到过一个电话，说有一个病人在我们医院大厅外待了两天，其实医院大厅是封住的，他就在大厅外面，由社工给他送吃的。我很想帮助他们，后来我想，是不是因为我在封城前给一些外地病人开住院单，封城后又请他们出院，让他们被困在武汉，所以我潜意识里在拼命找床位。当时我跟院领导商量的时候，那种没有办法帮助这些病人的绝望感令人像身处地狱之中。

2月8日，媒体报道我们精神卫生中心有很多病人和医护人员感染新冠肺炎。其实在2月2日、3日，我们就已经将医院感染的危急情况上报武汉市抗疫指挥部。医院的秘书将报告发给我的时候，我当时愣住了：当天核酸检测确诊24人——一天之内啊！我们实事求是地上报了，有100多人在发烧。后来，消息由《中国新闻周刊》发出。这并不是医院在隐瞒什么，而是我们上报之后，那时候疾控部门也处于顾不过来的状态。所有医院发热门诊都人山人海，不是医院不办、不帮，而是办不了、帮不了。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跟我们的院长和现任业务院长通了电话，我感到我们的感觉都是绝望。

（3）逆行

我曾经在汶川地震后做心理援助时经历过6.4级的余震，当时我正在成都市儿童医院五楼ICU，我们的团队在为汶川地震灾区的孩子做干预工作，这些孩子从几个月到12岁大，都在地震中受到了伤害。那天我们本来要下班离开的，我在等其他人的时候，余震发生，那些孩子和家属都惊恐发作了，所有下班要走的医护人员都回头就往病房里跑。我们从窗户看外面，很多写字楼上的人都在往外跑，但是医护人员在往回跑，因为有病人，所以我们逆行。你要说我们是英雄，我始终不认可这个称呼。我觉得这是医护人员的本能。我们从事这个工作，而且被培训了这么多年，救死扶伤已经内化为我们的一部分。

虽然有汶川地震心理援助和一系列危机干预的经验，但我从没有过像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中这么绝望的感受。没有，不一样，这一回就是完全的绝望。回想当时，我们没有凤凰浴火重生这么积极的想法，就是被火烧得无望、绝望和恐惧，但仍然拼命战斗。我们现在经历过来，才有了一种浴火重生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