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生的意义

人类生活在意义的国度。我们无法把遇到的事件当作纯粹的事实。它们对人有着或这或那的意义。从根源上讲，我们的经验受限于我们的目的。“木头”是“可供人类使用的木料”，“石头”是“可供人类使用的石料”……妄图回避意义，只关注事情本身并不可取。这样的人只会让自己孤立，因为他的行为于己于人都毫无价值。简言之，他的行为没有意义。没有人可以回避意义。在体验现实时，我们总会赋予它某种意义。意义不在于事件本身，而是一种解读。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假设：意义都不完整，甚至并不完全正确。意义的国度中充斥着错误。

面对“人生意义何在”这个问题，人们也许无以作答。大多数人不会庸人自扰地思考这个问题，更不会设法给出明确答案。事实上，这个问题随着人类历史的诞生就已经出现了，可谓由来已久。如今，年轻人（还有老年人）常常大声疾呼“我们为什么活着？人生的意义何在？”。不过，我们发现，个体只会在遭遇失败时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一帆风顺，无往不利，个体才不会提及这种问题呢！每个人对这种问题的态度，都不可避免地暴露于他们的行动中。撇开与行动不一致的言论，我们能从每个人的行动中发现他特有的“人生意义”。他的每个姿势、每种态度、每个动作、每种表情、每样癖好、每种习惯和性格特质都符合这一意义。他似乎依赖着对人生的某种诠释。他的行动中隐含着对世界和对自己的看法，他判定“我是这样的，世界又是那样的”。这就是他赋予自己、赋予人生的意义。

每个人赋予自己的人生意义都不尽相同，并且每种意义或多或少都存在错误。一方面，每个人的人生意义都有可置疑之处；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所有意义都有可取之处。意义都介于全对或全错这两极之间。当然，它们还是存在着好坏之分。我们可以发现好意义的共同点，也可以找出坏意义的缺陷。通过这样做，我们可以获得更科学的“人生意义”和“真义”。在这里，我们必须再次强调，这里所说的“真义”是人类的真义，只适用于人类的目的和目标。它是唯一的真理。如果存在其他真理，那么也与我们毫无关系，因为我们无法了解它，它是无意义的。

每个人都受制于三种重要因素。我们必须重视这三种重要因素，因为它们造就了现实，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也都因它们而起。它们总是向我们发难。我们对它们的回应正展示了我们对人生意义的独特想法。第一种制约因素是我们的生存现状。我们生活在这个贫瘠的星球表面。除了待在地球上，我们别无选择。我们的发展都受制于此。地球是人类的栖息地，人类发展的可能性由它而定。我们的身心都需要得到发展，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作为个体存活于地球上，才能保障人类的延续。这个问题鞭策着每个人，要我们给出答案，无人能够幸免。无论做什么，我们都在用行为回应我们的生存现状。这些行为揭示了我们心中所想：何为必要，何为适合，何为可能，又有什么值得拥有。我们是人类，我们是居住在地球上的生命体。这一事实，影响着每个人的回答。

考虑到人体的弱点和处境的不安全性，我们必须不辞辛劳找寻答案。为了我们自己，为了人类的幸福，这些答案必须条理清楚，富有远见。这有点类似解答数学题，乱做一通或凭空猜测，都是不对的。我们必须不断努力，运用掌握的方法来解题。即使不能尽善尽美，我们也必须不遗余力，找到差强人意的解决方法。我们必须不断修正自己的答案。在给出答案时，我们要考虑到“我们生活在地球这一贫瘠星球表面”的事实，找出我们所处环境的优缺点。

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二种制约因素。人类个体不止一个，我们周围还有其他人。我们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单个人的弱点和局限使得我们无法单枪匹马地实现自己的目标。离群索居，妄图单打独斗，必将遭受灭顶之灾。个体生命、人类生活，都难以为继。我们总与他人紧密相连，这种束缚源于个体自身的弱点、不足和局限性。为了自身的幸福、人类的福祉，伙伴关系至关重要。因此，在解答人生问题时，我们必须考虑这一制约因素。我们生活在联系中，各自为政只会遭受毁灭。在我们栖息的星球之上，与同胞齐心协力，过好自己的生活、延续人类生命，是重中之重的问题，是最主要的目的和目标。与此同时，我们的情绪情感也必须与之相契合。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受制于第三种制约因素：人类有男女之分。个体和人类的生存都避不开这一事实。婚恋问题就属于这一制约因素的范畴，它是男女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人们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可谓不拘一格，人们的所作所为也说明了他们心目中的最佳方案。

相应地，这三种制约因素带来了三类问题：（1）职业问题：我们能否在地球有限的条件下生存下来；（2）伙伴问题：如何合作，分享合作成果；（3）婚恋问题：如何适应两性世界，保障人类的延续和发展。

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认为，人生中的所有问题都分属这三类主要问题——职业问题、伙伴问题和婚恋问题。个体对这三类问题的回应清楚地揭露了他对于人生意义的深切感受。比如有这样一个人，爱情不美满，工作不努力，朋友屈指可数，与他人交往如活受罪。看到他的人生事事不顺，我们可以推断，他把活着视为一件难事，荆棘密布，失败连连，也看不到机会。他的活动范围狭窄，建立在“人生意义在于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把自己圈起来，毫发无损逃离”的看法之上。相反，另一个人与爱人关系亲密，相处融洽，工作卓有成效，朋友众多，交友也广泛。我们可以推断，他把人生看作创造性的，机遇不断，认为就算失败也可以反败为胜。这样的人之所以勇于面对人生问题，源于他把“关心他人，成为集体的一分子，为人类幸福做出贡献”视作自己的人生意义。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错误人生意义”的共性，也看到了“正确人生意义”的共同标准。失败者——神经症患者、精神病患者、刑事犯罪分子、酗酒者、问题儿童、自杀者、性变态者、为金钱出卖身体或名誉的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缺乏同情心（fellow-feeling）和社会兴趣（social interest）。面对职业问题、伙伴问题和婚恋问题时，他们缺乏自信，不相信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合作来解决。他们赋予人生的意义是私人化的，也就是说，他们只对自己感兴趣，他们的目标无法造福他人。他们的目标是获得个人优越感，他们的胜利只属于自己。很多谋杀犯曾坦言，手握毒药让他们感觉掌握了生杀大权。但显然，他们只是在向自己确认自身的重要性，其他人并不会因此就觉得他们高人一等。私人化的意义事实上并无任何意义，意义只存在于交流之中。某人认为意义重大的词语可能并无任何意义。我们的目标和行为也是如此，它们的意义也存在于对他人的意义之中。每个人都想变得重要，但如果不了解人的重要性体现在其所做的贡献之中，他们就会犯错。

再讲一个小教派教主的故事。一天，她召集信徒，告诉他们下周三是世界末日。信徒们信以为真，变卖家产，断绝世俗尘缘，激动地等待着预言中的末日来临。然而，星期三平静地过去了，并无异象发生。第二天一早，他们来向教主讨要说法。

“您看看，我们现在多么窘迫！”他们说，“我们放弃了财产，逢人就说星期三是世界末日。大家都笑话我们，但我们并不气馁，一再告诉他们这是权威的话，绝不会有错。可是，星期三过去了，世界还是老样子！”

“可是，我说的星期三，”这位预言家回答道，“并不是你们认为的这个星期三啊！”

这是她的说辞，她借用私人化的意义回应了质疑。的确，这种私人化的意义无法得到验证。

正确的“人生意义”具有普遍意义，能够为他人共享。一个能够解决人生问题的好方案，也可以帮助他人扫清障碍，是能够解决普遍问题的。那些被我们称为天才的人，也是对人类有用之人，他们的人生意义是“为全人类奉献”。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并非公开的动机。我们可不管人们说了什么，只按事实说话。有些人成功地战胜了人生难题，他们能够充分而自发地认识到，关心他人，与他人合作，人生才有意义可言。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以同胞利益为导向。在遇到困难时，他们愿意努力克服，誓要捍卫人类幸福。

这对于许多人来说或许是一种新观点。他们也许会质疑，我们赋予人生的意义真的应当是有所贡献、关心他人、与人们合作吗？他们也许会问：“那么我们自己呢？如果总是想着别人，致力于实现他人的利益，那我们自身又该怎么办呢？对于一些个体而言，想要获得自身发展，是不是也应该考虑自己呢？难道我们不应当首先学会捍卫自己的权益，增强自身的人格特质吗？”

这种观点，我认为，大错特错。这种想法是一种误解。试想一下，一个人遵循自己赋予人生的意义，想要有所贡献，并调整情绪，全力以赴，自然会保持最佳状态。他会为实现这个目标做准备，培养社会情感，在实践中获取技能。人一旦设立目标，就会开始做准备，不断充实自己。如此一来，人生的三类问题也解决了，个体的能力也会得到发展。让我们以婚恋问题为例。如果一个人关爱自己的伴侣，想让伴侣过上更安逸、更充实的生活，他一定会竭尽全力。相反，如果一个人不愿付出，只想着自己，那只会惹人讨厌。

另有事实也可证明人生的真正意义在于贡献。放眼看看祖辈们为我们留下的遗产，你看到了什么呢？开垦过的土地、道路和建筑、生活经验（包括传统、哲学、科学和艺术方面的，也包括社会生活技巧方面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有贡献之人留下的。而另外一些人呢？那些不懂合作，人生另有所图，只知道问“生活能带给我什么”的人，他们又发生了什么呢？他们的人生轻如鸿毛，什么也没有留下。尘世众生会对他们说：“我们不需要你们！你们不懂人生！你们的目标和努力、你们珍视的价值观、你们的精神和灵魂，根本没有未来！你们走吧！没人需要你们，从我们眼前消失吧！”“毫无用处，不被需要”就是人们对于不懂合作之人的评价。当然，我们的文化中仍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我们要改进它们，而这种改进也应该以进一步增进人类福祉为宗旨。

一直以来，了解这一事实的人都不少。他们知道，人生的意义在于关心人类，发展社会兴趣，培养爱心。所有宗教中都有涉及人类救赎的内容。人类一直致力于通过大型运动来提高社会兴趣，宗教便是之一。然而，宗教常常受到曲解。于是，个体心理学应运而生，不但运用科学方法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而且还提出了科学的技术手段。比起政治运动和宗教运动，科学是更好的实现目标的方式，提高了人类对同胞、对人类幸福的关注。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虽不同，但目标却没有变——都是为了更好地关爱他人。

我们赋予人生的意义会对事业产生影响。它可能是守护天使，也可能是穷追不舍的魔鬼。因此，我们必须弄懂这些意义如何形成，为何彼此相异，如果出现错误，又该如何纠正。心理学与生理学和生物学不同。研究心理学的目的是理解意义对于人类幸福的作用，了解它们影响人类行为和人类命运的方式。从出生之日起，人们就开始探索“人生意义”。即使是婴儿，也会评估自己的力量。六岁左右，个体的行为模式基本确定，个体形成了自己处理问题和完成任务的方式。他对世界的看法，对自己的期望，已经根深蒂固。他感知世界的模式难以撼动：先诠释，再接受，而诠释始终与他赋予人生的意义相一致。就算这种意义大错特错，就算处理问题和任务的方式带来无尽的麻烦和困扰，他也不会轻易抛弃它。因此，要想纠正人生意义中的错误，我们必须回到错误产生的地方，找出差错，校正认知模式。在极少数情况下，个体会受迫于错误结果而改变其赋予人生的意义，自己完成这一转变。然而，没有适当的社会压力，没有被旧方式推上绝路，个体很难做到这一点。大多数情况下，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是最佳选择，因为他们接受过专业训练，知道如何理解这些意义，也能够发现错误源头，帮助人们找到更适当的人生意义。

下面这个简单的例子会让我们看到人们诠释童年情景的不同方式。同样是童年不幸，但人们赋予它的意义却截然相反。

第一个在童年遭遇过不幸的人不愿受其影响，于是化不幸为力量，把这段经历当作前车之鉴。他想：“我必须努力改善不幸局面，确保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

第二个人的想法却不是这样。他想：“人生太不公平了！好处都落在别人身上！世界如此待我，我为什么要善待这个世界呢？”于是，他教导自己的孩子说：“我小时候吃尽苦头，还不是照样挺过来了！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吃苦呢？”

第三个人也有自己的想法。他想：“我的童年那么不幸，我现在做什么都无可厚非！”

这三个人的想法会一览无余地呈现在他们的行动之中。想法不变，行为就不会改变。在这里，个人心理冲破了心理决定论。经历并非成败的原因。不幸经历——所谓的创伤——从来不能伤害到我们，但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会给这些经历添油加醋。我们赋予经历以意义，这些意义又来掌控我们。如果把某些特殊经历当作未来生活的基础，错误总不可避免。意义并非由情况本身所决定，控制我们的是我们赋予情景的意义。

然而，某几类儿童在童年时的遭遇的确极易被赋予错误的意义，大多数失败者都是这样从童年一路走来的。首先是有器质缺陷的儿童。这类儿童幼时体弱多病，过得很辛苦，难以产生人生意义在于奉献的想法。如果身边没人懂得转移他们的注意力，让他们学着去关心别人，他们只会沉湎于自己的感受中。日后，他们会因为不如别人而灰心失望。他们还可能遭到同胞的嘲笑，而大家的怜悯和回避也会加重他们的自卑感。于是，他们离群索居，心事重重，无法参与社会生活，尽自己的一分力量。他们会认为自己为这个世界所不耻。

我认为，在描述器质缺陷儿童的困难方面，我是第一人。作为一个科学分支，个体心理学已颇有建树，但与我的预期还存在着差距。从一开始，我寻找的就不是困难出现的原因，而是战胜这些困难的方法，我不想把失败的责任推卸给遗传或身体状况。器质缺陷并不一定会导向错误的人生格调（style of life）。每个儿童受内分泌腺的影响都不尽相同。许多儿童都战胜了这类困难，并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出不寻常的能力。在这一点上，个体心理学实在不宜被用作宣扬优生优育计划的工具。许多杰出人士，对我们的文明贡献颇大，但最初都有器质方面的缺陷。他们之中身体状况不佳、英年早逝的人很多。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顽强地克服了身体困难和外界不利因素，不断做出新贡献，促进人类的发展。他们总是越战越勇，一往无前。因此，我们不能完全凭借身体状况来判断心理发展的好坏。然而，迄今为止，绝大多数有器质缺陷的儿童都没有接受过良好的训练，他们的困难并不为人所知。他们的注意力也主要放在了自己身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些早年受到器质缺陷困扰的儿童才多成了失败者。

第二类型是娇生惯养的儿童。这种儿童也常常赋予人生错误的意义。娇生惯养的儿童习惯视自己的愿望为金科玉律。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高于一切。这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不必依靠努力打拼。于是，当他们不再是焦点或者无人留意他们的感受时，就会茫然若失，觉得被整个世界抛弃了。他们已习惯索取，不知付出为何物。他们从来不了解其他解决问题的方式。他人的曲意逢迎已使他们失去了独立性，不知道要靠自己。他们只关心自己，不懂怎样合作，也不理解合作的必要性。在遇到困难时，他们唯一的方式就是发号施令。他们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大家也应该知道这一点。他们认为自己理应得到想要的一切。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再次变得重要，他们的处境也会因此得到改善。

长大之后，这些娇生惯养的儿童可能会成为危险人群的一分子。他们可能恩将仇报，为了肆意横行，他们甚至不惜“讨巧卖乖”。他们不愿合作，觉得自己非同一般人，普通人的任务根本不入眼。如果不再有人嘘寒问暖，鞍前马后，他们便会觉得被背叛了，会公然抗议。他们视社会为敌人，想要报复所有的同胞。如果社会不合其意（这点几乎不容置疑），他们就会觉得掌握了新证据，足以证明本人受到了虐待。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惩罚对他们是无效的，只会确认他们的“被针对感”。因此，无论是不合作还是公然抗议，扮猪吃老虎还是暴力报复，其错误本质都是相同的。事实上，他们很懂得随机应变，会根据情况变换方式，但其目标并没有改变。他们始终觉得“人生意义在于争当第一，成为最重要的人，想什么就有什么”。抱着这种人生态度，他们所采用的方式不可能让他们不犯错！

第三种是受到忽视的儿童。这种儿童也很容易犯错，因为他们不知道爱为何物，合作又有何用。他们无法将支持性的力量用于诠释人生。不难理解，他们会高估遇到的困难，不懂得借助他人的善意去战胜它们。他们觉得社会很冷漠，也不期望能够得到帮助。他们不懂贡献可以赢得感情，获得尊重。因此，他们猜疑他人，也不相信自己。的确，他们不知用什么来替代冷漠的情感。母亲的首先任务就是让孩子产生信任感，然后扩大这种信任感，让孩子学会相信周围的人和事。如果母亲没能完成这一任务、引起孩子的关注、获得孩子的情感、让孩子懂得合作，孩子将很难关心社会，培养对同胞的感情。每个人都具备关心他人的能力，但这种能力需要训练和练习，否则其发展就会受阻。

如果儿童完全不被关爱，受到唾弃，他们当然会无视合作。他们很孤立，无法与人沟通，完全没有办法与他人建立联系。这样的个体不可能活得下来。事实上，能够顺利度过婴儿期本身就证明个体或多或少受到关注、得到照顾，因此，完全不被关注的儿童并不存在。儿童受忽视体现在受关注程度不足，或某些方面受到忽视。无论如何，这样的儿童不会信任他人。我们不得不难过地承认，许多孤儿和私生子长大后都是失败者。他们就属于受忽视儿童那一类。

这三种情况——器质缺陷、娇生惯养、受到忽视——向人们赋予人生意义发起了巨大的挑战。我们需要帮助这几类儿童校正处理问题的方式，帮助他们找到更好的人生意义。只要足够重视，也就是说，关注他们，我们就一定能够从他们的行为中发现他们赋予人生的意义。梦和联想是有用的：无论是睡是醒，个体的人格并无变化，只是在睡着时社会压力更小，防御也较少，个性能够更充分地展现。然而，在帮助个体快速理解个体赋予自己、赋予人生的意义方面，作用最大的是记忆。尽管个体觉得有些记忆微不足道，但这些记忆都代表着他值得记住的东西，吻合个体为人生绘制的蓝图，告诉他应该期许什么，回避什么，告诉他“这就是人生”。在这里，我们必须再次强调，如果经历没能作为记忆被保留下来，并帮助我们获得人生意义，那么经历本身并不重要。记忆才是纪念品。

早期记忆尤为重要，因为它们展示了个体长期以来对待人生的特有方式，呈现了他最初形成人生态度时所处的场景。早期记忆值得注意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早期记忆可用于评估个体及其境遇，帮助他将自己的言谈举止、较完整的自身象征以及人们对他的要求综合起来。其次，早期记忆是个体的主观出发点，他为自己编写的自传从这里开始。因此，我们总能从中发现个体实际的弱点和不足之处与理想的目标之间的差距。心理学并不在意个体的最初记忆是否是他能记住的第一件事，甚至不关心它是否真实。记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的“主观重要性”，因为人们对它们的诠释，也因为它们承载着现在和以后的生活。

现在，我们来看看几例最初记忆，看看它们促成的“人生意义”。

“咖啡壶从桌子上掉下来，烫伤了我。这就是人生！”一个女孩这样描述她的最初记忆。我们不难发现，她总感到无助，高估人生的危险和困难。同样，她也在心中指责他人对自己照顾不周：把一个小孩子置于这样的危险之中，也太不小心了！另一个人的最初记忆中也有过相似的画面：“我记得自己三岁时从摇篮里摔下来。”这一最初记忆演变成一个梦，反复出现：“世界末日要来了，我半夜醒来，看见天边一片红光。星星纷纷落下，我们马上要撞到另一个星球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惊醒过来。”当被问到害怕什么时，他回答：“我怕这一生一事无成。”显然，最初记忆和反复出现的梦让他心灰意冷，害怕失败，确信一定有灾难发生。

一名十二岁的男孩因尿床来就诊。在他的最初记忆中，他总和妈妈对着干：“有一次，妈妈发现我不见了，跑到街上大声喊我，找我，她很害怕，但其实我一直躲在家里的柜子里。”从这段记忆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想法：人生就是制造麻烦，获取关注；欺骗是获得安全感的方法；人们忽视我，我就愚弄他们。同样，尿床也是让大家担心他、关注他的一种手段。妈妈为他担心、不安，更肯定了他对人生的诠释。和前面例子中讲到的情况一样，这个男孩也认为外面的世界危险重重，只有别人为他担心，他才能获得安全感。唯其如此，他才能确信，只要他需要，大家就会来保护他。

这是一位三十五岁的女人的最初记忆：“三岁时，我去地窖。我站在黑漆漆的楼梯上，这时，比我大一点的表哥，也打开门跟着我下来了。我很害怕他。”从这段记忆中，我们可以看出她不习惯与其他孩子玩耍，与异性在一起特别不自在。我猜测她是独生女，事实的确如此。如今，她三十五岁了，仍然未婚。

“我记得妈妈让我推着妹妹的婴儿车。”这段记忆说明了他的社会情感的发展。我们也可从中看到他与弱者在一起时才感到自在的迹象，看到他对母亲的依赖。哥哥姐姐照顾刚出生的弟弟妹妹是件好事。他们关心弟妹，分担照顾的责任，是一种合作行为。只要学会合作，他们就不会觉得自身的重要性因为新生儿的出生而降低。

个体渴望陪伴并不足以证明他对他人有兴趣。一个女孩说她的最初记忆是“与姐姐和另外两个小女孩一起玩耍”。显然，我们可以认为她具有良好的社交能力。但是，在她提及自己最怕的事情时，我们对她有了新的认识。她说“我很害怕一个人待着”。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她是个缺乏独立性的人。

一旦发现并理解了人生的意义，我们就获得了了解整个人格的钥匙。有人说，人的性格不可改变。在没有找到这把钥匙之前，事情的确如此。没有找出错误的源头，一切都是徒劳。想要培养合作精神，拿出勇气面对生活是唯一的办法。对于预防神经症，合作同样是不二之选。因此，培养儿童的合作精神至关重要，我们应该鼓励他们与同龄儿童相处，在共同任务和合作游戏中找到自己的路。合作能力不足将会引发严重后果。比如，娇生惯养的儿童只对自己有兴趣。在进入学校后，他不会关心别人。唯有获得老师的青睐，他才会对学习感兴趣。他只会选择性地听取对自己有利的话。随着年龄的增长，缺乏社会情感带来的不良后果会越来越明显。错误初露端倪时，他就会放弃培养自己的责任感和独立性。到如今，他已无力承受任何人生考验了。

我们不能指责他做得不好。相反，我们应该在他尝到恶果时伸出援手。我们不能期望一个没有学过地理的学生在地理测试中取得高分。同样，我们不能奢望没有受过合作训练的儿童无差错地完成合作任务。事实上，解决所有的人生问题都需要具备合作能力，每种任务都要在人类社会这个框架之内完成。只有理解到人生意味着奉献，个体才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困难，获得成功的机会。

如果老师、父母和心理学家能够了解个体赋予人生意义时可能犯下的错误，那么他们不但不会犯同样的错，而且我们相信，他们还可以让缺乏社会兴趣的儿童更好地感知自身能力，把握人生机遇。在遇到问题时，他们才不会放弃，一味逃避，把重担撂给别人，也不会要求别人给予特殊照顾和关心，更不会觉得羞辱，伺机报复。他们不再怨天尤人，问人生意义何在，自己又能从生活中得到什么。相反，他们会说：“我们要创造自己的人生，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有能力完成！自己的事自己作主，革故鼎新只能靠我们自己！”如果人人都抱有这种想法，独立而又具有合作精神，人类社会将进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