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唐·罗杰斯
斯文顿v阿森纳
1969年3月15日（温布利）
那个赛季父亲和我又去了海布里好几次，到1969年3月中旬，我已超越了球迷状态。每逢比赛日，我醒来时总是因为紧张而觉得胃里七上八下，那种感觉持续加强，直到阿森纳取得两球领先之后我才轻松下来：我只轻松过一次，那是在圣诞节前，我们3—1击败埃弗顿。我的周六综合征就是这样，我坚持1点钟刚过就要走进球场，那时离比赛开始还有足足两个小时；父亲用耐心和幽默容忍了我这种怪癖，即使天气常常很冷，即使一过2点15分我就完全陷入疯狂，所有的交流都不再可能。
我在赛前的紧张持续着，但对比赛本身毫无意义。那个赛季阿森纳大约在11月就已经丧失了所有的夺冠机会，只比往常略晚一点儿。这意味着，从广义上来说，我看的那些比赛他们赢不赢都已无关紧要。然而，那对我而言却关系重大。在这早期阶段，我和阿森纳的关系完全是个人化的：只有我置身球场时，球队才存在（我不记得对他们糟糕的客场比赛结果有过特别凄惨的感觉）。在我眼里，如果我看的比赛他们都以5—0赢了，剩下的都0—10输了，那仍然是个成功的赛季，也许球队应该坐着敞篷车庆祝，顺着M4公路一路开过来看我。
足总杯淘汰赛对我是个例外；尽管我没去现场，我仍然希望阿森纳获胜，但是我们被西布朗1—0击败了。（我被强迫在比赛结果出来之前上床睡觉——淘汰赛在周三晚上进行——我妈把结果写在一张纸条上，然后贴在我的书架上以便我一早起来就能看到。我吃力地看了很久：我感觉被她写下的比分背叛了。如果她爱我，她理应造出一个比这更好的结果。更让我难受的是，她在比分之后写下的感叹号，那简直是……嗯，一个感叹号。它看起来就像用于强调一个亲戚的死讯一样不适当：“戈兰在睡梦中安详地死去！”这种失望对我而言是第一次，当然，和所有球迷一样，我现在已经能够接受了。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我已经二十二次感受过足总杯失利之痛，但它们都比不上第一次那么悲伤。）
我此前从未听说过联赛杯，主要是因为它的比赛总是在周中进行，而我还未被允许去看周中的比赛。但是当阿森纳进入决赛，我已准备把它当成这个令人心碎的惨淡赛季的些许安慰，虽然在60年代，这个赛季其实还算差强人意。
所以父亲从票贩子手里高价买了两张票（我从不知道到底多少钱，但后来为了印证他的愤怒，他让我知道它们非常昂贵），3月15日（“小心三月半”是《旗帜晚报》彩色特刊的头版头条）星期六，我第一次去了温布利。
阿森纳对阵的斯文顿队，是第三级别球队，没有人怀疑阿森纳会取得胜利，进而赢得他们十六年来的第一个冠军。可我不是特别有信心。在乘车去那儿的路上我一语不发，在踏上球场的台阶时我问父亲，他是否和其他人一样信心十足。我试图把问题说得像聊天一样——不过是两个男人某日出游时闲聊一下运动——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真正想要的，是来自一个成年人，一个家长，我的父亲的承诺，保证即将亲眼见证的场面不会给我的余生留下创痕。“你看，”我或许该对他说，“当他们在主场，踢一场平常的联赛时，我非常害怕他们会输掉，以至于我无法思考无法说话，有时连呼吸都不能。如果你认为斯文顿有任何一点获胜的可能，哪怕是百万分之一的可能，你最好现在就带我回家，因为我想我没有办法接受。”
如果我真的这样说了，那么父亲也许就没有理由再带我进入球场。但我只是简单地问他，装作若无其事纯属好奇地问他，他认为谁会赢得比赛，他回答说相信阿森纳会赢，3—0或者4—0，和所有其他人想的一样，于是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保证。然而结果我还是被伤到了。像我妈的感叹号一样，父亲随口说出的信心过后看起来完全像是一场背叛。
那次温布利的经历着实把我吓到了——数以万计的观众，巨大的球场，喧闹的噪音，临场的感觉——完全将我征服了。我对这个地方的所有发现就是，这里不是海布里，而这种疏远的感觉加大了我的不安。我坐在那儿不停地颤抖，直到斯文顿在半场结束前射门得分，然后担心变成了痛苦。那个失球是一支职业球队做过的最为灾难性的蠢事之一：一脚不恰当的回传（理所当然地，出自伊恩—乌尔），接着是一次失败的铲球，最后轮到守门员（鲍勃·威尔逊）在泥泞的场地上滑倒，目送皮球缓缓滚过球门线，就停在右门柱里面一点点的地方。突然，我头一次意识到有那么多斯文顿球迷坐在我们周围，带着他们可怕的西部乡下口音，他们无知的傻笑。他们兴奋得忘乎所以。我此前从来没有面对过客队球迷，我讨厌他们，以一种对陌生人从未有过的厌恶感讨厌他们。
比赛还剩下一分钟时，阿森纳出人意料而且相当诡异地扳平了，球从守门员膝盖反弹回来后的一记鱼跃冲顶。我试图不为如释重负而哭泣，但这种努力全无作用；我站在座位上对父亲一次又一次呼喊：“这下好了，对不对？这下好了！”他拍拍我的后背，很高兴有什么事情挽救了这个阴沉而又昂贵的下午，他对我说，是的，现在，终于，一切都好了。
这是他那天的第二次背叛。斯文顿在加时赛中又攻入两球，一次是奋不顾身的角球冲顶，一次是唐·罗杰斯狂奔六十码的射门，这更加让人难以接受。当最后一声哨音响起，我的父亲在三小时之内第三次背叛了我：他站起来为那些极不寻常的惨败者喝彩。我飞快地奔向了出口。
当父亲追上我时，他非常恼火。他努力向我传达他的关于伟大的体育精神的观点（我所做的关体育精神何事？），他带我到车上，我们一言不发地开车回家。足球或许为我们提供了相互沟通的新渠道，但是那并不代表我们所做的或选择的，都一定是积极的。
星期六晚上的事我记不得了，但我知道那个星期天是母亲节，我选择去教堂而不是呆在家里，因为在家里我可能会看电视里《大竞赛》节目重放比赛的精彩画面，从而将自己从那永久郁闷的疯狂边缘推下去。我知道等我们到了教堂，教区牧师会为在电视转播联赛杯决赛的诱惑下仍然有这么多人来此聚合而喜不自禁，而朋友和家人则会用胳膊肘碰我然后幸灾乐祸地笑我。然而这一切，和我知道星期一早上我到学校时会发生什么相比，都算不上什么。
对于无时无刻不在伺机羞辱同龄人的十二岁男生来说，这样的机会实在好得不容错过。我一推开那间预制板房的门，就听见有人大叫：“他来了！”随后我便淹没在一群狂叫、嘲弄、傻笑着的男孩子中间，当我被打倒在地之前，我隐约看到他们当中的好几个人，甚至从未喜欢过足球。
我是阿森纳球迷这件事在第一个学期看起来或许还不算什么，但到第二学期它开始变得重要起来。基本上，足球仍然是大家共同的兴趣——在这一点上没什么改变。但几个月过后，我们的忠诚变得更加固定，我们嘲笑他人的反应也更快了。我想，这很容易理解，然而那个恐怖的星期一早上还是让我痛苦不堪。当我倒在学校的泥地上，我发现我犯了一个怪诞的错误：我强烈地期望时光可以倒转，然后坚持让父亲带我——不是去看阿森纳对斯托克城的比赛——而是去一家冷清的宾馆餐厅或者动物园。我不想每一个赛季都这样度过。我想和班上别的孩子一起，把另外一个心碎的可怜虫踹进地狱——某个书呆子、野种、印度人或犹太人，某个习惯被欺负的孩子。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与众不同而且孤立无援，我痛恨这样。
我有一张照片，拍自斯文顿惨剧之后的那个星期六对阵皇家园林巡游者队的比赛。乔治·阿姆斯特朗正从地上爬起来，凭借他的进球，球队1—0获胜；大卫·考特冲向他，高举双臂欢呼。在他们背后可以看到站在看台边缘的阿森纳球迷们，侧面轮廓和背后的楼房交织在一起，他们也在向天怒吼。我对照片中的一切都无法理解。这些球员在七天前刚刚那样羞辱了自己（当然同时也羞辱了我）——仅仅七天前，他们为什么满不在乎？为什么每个球迷，在经历了和我一样的温布利遭遇之后，还能站起来为一场无关痛痒的比赛中一个无关痛痒的进球喝彩？我时常久久地凝视着这张照片，试图发现任何一点前一周创伤的证据，某种忧伤或者哀痛的痕迹，但什么也没有：显然每个人都忘掉了，除了我之外。在我成为阿森纳球迷的第一个赛季里，我就这样被我的母亲、我的父亲、球员以及我身边的球队支持者们背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