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前言

1991年7月14日星期日

它每时每刻都在那儿，寻找一个出口。

十点钟左右我醒来了，泡了两杯茶，端进了卧室，在床的两端各放上一杯。我们都满怀思绪地喝着；醒来不过片刻，偶尔的交谈似乎仍像梦境般迷迷蒙蒙——关于窗外的雨，关于昨夜，关于在卧室里不停地抽烟——我曾保证不再这么做。

她问这个星期我要做什么，我想：

（1）我在星期三要去找马修。

（2）马修还拿着我的冠军录影带。

（3）[想起马修这个纯属有名无实的阿森纳球迷，已经有好几年都没去过海布里了，所以还没有机会目睹球队新加入球员的表演]我倒想知道他对安德斯·林帕的看法。

醒来后的十五到二十分钟里，简单三步，我已陷入幻境。我看到林帕带球冲向吉莱斯皮，变向到他的右侧，然后被绊倒：点球！李·迪克逊一蹴而就！2—0……默森的脚后跟挑球和史密斯的右脚远射破网……在安菲尔德，默森轻巧趟过格罗贝拉……戴维斯在维拉面前的转身抽射。（别忘了，这是一个7月的清晨，比赛休战的月份，没有任何俱乐部足球赛事进行。）当我让这些梦幻般的思绪完全占据脑海，继续向前追忆，穿越1989年的安菲尔德球场，1987年的温布利大球场，1978年的斯坦福桥，我所有的足球历程都在眼前闪过。

“你在想什么？”她问。

这时候我说了谎。我丝毫没有想什么马丁·阿米斯、杰拉尔·德帕蒂约[1]或者工党。然而此刻，“痴迷症患者”没有选择，他们必须在这样的时刻撒谎。如果我们每时每刻都说实话，那么在这个真实世界里我们将无法与任何人维持关系。我们会被抛弃，随着我们的阿森纳赛程、原版蓝色标记的斯代克斯唱片收藏以及查尔斯王卷毛狗一起腐烂，而我们的两分钟白日梦也将会越来越长，直到我们失去工作、不再洗澡刮胡子吃东西。我们会满身污垢，躺在地板上将录影带一遍又一遍地倒放，以图在心里记住每句评论，包括大卫·普利特[2]对1989年5月26日那夜的专业分析。（你想我还需要去查这日期是否准确吗？哈！）事实是：平日绝大多数时间里，我就是个痴迷的傻瓜。

我无意说对足球的冥思苦想实际上是对想象力的不当使用。《卫报》首席足球评论员大卫·莱希是一个好作家，而且显然是个富有智慧的人，可以想象，他对足球付出的心血绝对比我多得多。莱希和我之间的不同就在于我很少思考。我记忆，我幻想，我试图重现阿兰·史密斯的每一个进球，我计算着我所去过的甲级联赛球场的总数；有一两次，当我辗转失眠时，我尝试着去数清我所见过的每个阿森纳球员。（当我是个孩子时，我还知道那支双冠王球队队员们的老婆和女朋友的名字；现在，我仅仅记得查理·乔治的未婚妻叫苏珊·法吉，鲍勃·威尔逊的妻子叫梅斯，但这一点点回想也完全多余。）

在人们对词汇的正常理解中，这些都不能称为“思考”。这里没有分析，没有自觉，没有任何严谨的思维，因为痴迷症患者在激情的支配下否认任何形式的对自己偏执的剖析。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一个痴迷症患者的定义（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当中很少人自认为如此。上赛季1月份一个寒冷的下午，一个球迷朋友独自去看一场温布尔登预备队和卢顿预备队的比赛——并非出于攀比或自嘲，也无关少年的古怪轻狂，而是因为他真的感兴趣——最近他对我坚决否认自己是个古怪的人）。

《极度狂热》是对我的痴迷进行某种解析的尝试。为什么这种关系会从学生时代一直延续近四分之一个世纪，比我用自由意愿建立起来的其他任何关系都要长久？（我热爱我的家庭，但那属于强加给我的，我和我在十四岁前的伙伴们也都没有联络了——只有学校里的那些阿森纳球迷除外。）为什么这种亲密关系在经历了一次次冷漠、悲伤，甚至是深深怨恨的循环之后还能存在？

这本书也阐述了足球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到底有何意义。我非常清楚，我的热衷显示了我的性格和个人历程，但人们对足球的投入，实际上也提供了对我们这个社会和文化的全方位信息。（我有很多朋友认为这纯属造作，自圆其说，是一个将大把闲暇时光耗费在寒冷中受尽折磨的人，所做的一种无谓的自我辩解。他们对这个观点特别无法接受，因为我高估了足球的隐藏价值，从而将一些本不属于它的意义加入到谈论当中。现在，我承认足球与福克兰战役、拉什迪事件、海湾战争、分娩、臭氧层、人头税等等毫无关联，我也愿意借此机会，向那些不得不听我这一连串牵强附会的蹩脚类比的人致以歉意。）

最后，《极度狂热》是关于作为一个球迷的种种。我读过一些极其热爱足球的人所写的书，但那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也读过一些足球流氓——希望能找到一个更好的词汇——所写的书，但是每年看球的数百万球迷当中，至少百分之九十五一生当中没有碰过别人一根手指头。所以，这本书是为我们这些人所写，也是为了那些想了解我们为什么会如此痴迷的人所写。尽管书中细节的描写完全属于我个人的经历，但我仍然希望这本书也能触及一些人的心弦：那些人在工作的时候，在剧院里的时候，或在谈话的时候，常会走神，恍然间似乎回到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年前，眼前会闪过那记左脚凌空将球踢入球网右上角的劲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