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被暴揍

阿森纳v德比

1970年10月31日

1970年父亲移居海外，一种新的阿森纳模式形成了，我的例行活动不再依赖于他日渐稀少的探望。通过我同班同学“青蛙”的哥哥介绍，我结识了学校里另一个老资格的阿森纳球迷，大家都称他“耗子”。我们俩结伴去海布里。我们一起看的前三场比赛都是辉煌的大胜：6—2打败西布朗，4—0击败诺丁汉森林，4—0战胜埃弗顿，而且是连续的主场，这个秋天真可谓是收获累累。

只有愚蠢和不可理喻的老顽固才会去算计1970年的物价，不过我还是想计算一下：到帕丁顿的儿童来回票需要30便士；帕丁顿到海布里的地铁来回要10便士；想进入球场需要15便士（大人要25便士）。即使你再买一份赛程表，你仍然可以用不超过60便士的价钱坐三十英里的车去看一场甲级联赛。

（也许这种比较有一点点迂腐。现在如果我坐火车去看我母亲，当日往返票价是2.7英镑，比1970年的成人票价上涨了十倍；但现在91/92赛季看一场阿森纳的比赛需要花费8英镑，上涨了三十二倍。有史以来第一次，去西区看一场伍迪·艾伦或者阿诺·施瓦辛格的新电影，而且有座位，竟然比在海布里站着看一场0—0打平的阿森纳对阵巴恩斯利的拉姆布鲁斯杯还要来得便宜。如果我年轻二十岁，我一定不会去支持阿森纳达二十年之久：对于大部分孩子来说，每隔一周的星期六都找出10到15英镑来简直没有可能，而如果在十多岁时，我没有钱去定期看球赛的话，我对足球的兴趣根本不会维持到今天。）

没有父亲殷实的钱包，那装饰华丽的西看台是遥不可及的，所以耗子和我站在学生区，费力地从前排大人的腿缝之间看比赛。那时候俱乐部不赞成在球场四周设置广告牌和在比赛前播放音乐，所以我们什么也看不到听不到；切尔西的球迷也许早已在听披头士或者滚石乐队的歌了，而在海布里，半场休息时提供的仍然是大都会警察乐队主唱、一级警员阿莱士·摩根的歌曲。摩根警员（他的警衔在他漫长的海布里演唱生涯中从未改变）唱的是轻歌剧或者好莱坞音乐剧的精彩片断：我的德比比赛赛程表上介绍说他那个下午演唱的是弗朗兹·莱哈尔[22]的《女孩天生要被爱，要被吻》。

这真是一个奇异的仪式。在比赛开场之前他会用一个特别的高音来达到表演的高潮：在他身后的东看台下层，观众们会站起来，同时北看台会发出一阵口哨和倒彩试图淹没他的声音。学生区这个绝妙的名称也只有阿森纳想得出来，和它那仿冒的歌剧、老伊顿公学出身的主席以及曲折沉重的历史一样，仿佛它是一个提供给詹尼斯和达比夏尔[23]以及威廉·布朗[24]的安全避风港，好让他们管束好自己：歪歪扭扭的帽子、肮脏的外套、口袋里的青蛙以及果子露包装袋——其实，对于两个特意进城来看“大阵仗”的市郊重点学校的男孩来说，这是一个相当理想的地点。

但1970年，就是在光头党发型和马丁靴开始第一次出现在看台上之后，学生区的现状就已经有所改变。那狭小的看台实际上成了未来足球流氓的温床，被来自芬斯伯里公园以及哈洛威的顽劣少年所占据，他们不是因为太小就是太穷，无法去北看台和他们的兄长站在一起。耗子和我在头几个星期并没有在意他们；毕竟，我们都是阿森纳球迷，有什么好担心呢？然而有些什么东西把我们区分开来。不是口音——我们都不能说得非常纯正。但很可能是我们的衣服，或者我们的发型，或者我们干净整洁、折痕宛然的围巾，要不就是我们在比赛开始前，会热烈地讨论那份完好无损地放在内兜或帆布提袋里的赛程表。

在对阵德比的比赛结束前几分钟我们离开了，当时阿森纳以2—0领先（柯里以及雷德福德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一群黑皮肤的男孩（见鬼！黑人小男孩），也许和我们同龄，但显然比我们高多了，而且来自不同的星球——“真实生活”的星球，“中等技校”的星球，“旧城区”的星球——在我们经过时推挤我们；我的心跳得厉害，加紧脚步奔向出口。他们跟上来了。我们小跑起来，焦急地穿过迷宫般的窄道走出球场的旋转门。我跑到大街上，相信置身于正从球场蜂拥而出的大人们中间，那群孩子总不至于再来骚扰我们。

但是看起来，成群的大人一点儿也没有让他们感到不安。我们撒腿跑向地铁站台；他们也跟了上来。耗子跑掉了，他们抓住了我，把我推到球场的墙根，给了我好几巴掌，抢走了我的红白条纹围巾，把我丢在人行道上蜷缩成一团。人们——那些举止像父亲一样让人安心的大人——远远停下脚步或避开我身，就像我在球场外遇到被殴打的人也远远走开一样。我曾经在学校被人打得更惨过（我不仅个头矮小而且喜欢恶作剧，一种特别不幸的组合），但那通常都是我认识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还比较能够接受。但这次不同。这次更悲惨：我不知道底线在哪里——我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尽管我知道出于对球队深深的迷恋我仍然会回到相同的座位，但每隔两周的4点40分都要被人暴打一顿也未免太凄凉了。

我真的不认为当时的我意识到阶级差异的存在。几年之后，当我开始了解政治，我会感到身为一个有特权的中产阶级白人男性被人打了一嘴巴实属活该，在我十五岁以后，当我被冲击乐队[25]的首张唱片灌输了主导意识形态之后，我可能也会打自己一巴掌——只不过当时我所感到的只有深深的失望和羞耻。失望是因为我终于开始怀疑有些人去球场并不是真的为了什么正当理由（对“枪手”忠心耿耿，或者至少对一点边锋战术的渴望）；羞耻是因为，尽管我矮小而年幼，我仍然是一个男人，男人拥有某种东西，某种愚蠢、守旧但力量强大的东西，完全拒绝忍受任何可能被理解为软弱的事。（上面对那个下午事件的描述就是男人气概作祟的典型：他们两个打我一个；他们强大而我弱小等等。也有可能我当时是被一个独臂瞎眼的七岁男孩攻击，但我的记忆恰到好处地保护了我，以免让我怀疑自己是个从乡下来的懦夫。）

也许最坏的是，我不能把我所经历的向母亲坦白。如果我告诉了她，除非等到父亲几年一次的探望，我将再不会被允许去球场；所以我守口如瓶，只承认我把围巾——那是我祖父送给我的礼物——丢在了地铁上，然后忍受着对我的不小心和不负责任没有尽头的抱怨，也被取消了在星期六晚上例行的去买炸薯条的资格。那一夜，对我讲任何城乡贫富不均的理论都属于浪费时间；我只对城郊贫困感兴趣，对我来说那才是最残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