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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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红色启蒙

村子里有一间废弃的磨坊,小丰年踮着脚扒在外面的窗台上,隔着破朽的窗棂往里窥视,旁边搁着他割满了草的荆条篮子。他看见耿老师坐在一个石墩上,旁边平支着一通幽青的残碑,上面放着书和笔砚。屋子当间支着两块低矮的长木板,六七个孩子坐在木板前的土坯头上,听耿老师上课。

耿老师叫耿景明,是给他起名字的耿万卿的儿子,师范毕业后回乡务农。耿老师面目清瘦,梳着偏分头,穿着黑蓝长衫,一束阳光从破漏的屋脊上射下来,洒在他的长衫上。“一撇一捺一个人”,耿老师声音琅然悦耳。孩子们跟着朗读“一撇一捺一个人”。“口、手、足、舌、耳、鼻、目。”孩子们跟读“口、手、足、舌、耳、鼻、目。”“好!要知道,人是世间最高贵的生灵,世上要没有人,你们想一想会是怎样一种情景?”他说完,提笔膏墨在一张毛边纸上写上一“丿”,“下面,我们来学写‘人’这个字。”他将写了“丿”的纸举起来让孩子们临摹……小丰年看着耿老师的举止,十分羡慕,想起爷爷常说:“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瞧你耿爷家,人老几辈子都有学问,咱种的地还是分人家的哩!”小丰年心思着,自己长大也要像耿老师这样有学问。他就这样扒着窗户往里专注地看着,看得足够长久,然后就蹭着墙根蹲下来在地上玩,胡乱地画着,学写“人”。

不满六岁的他自从听见这个屋里有读书声,就□着草篮子不隔天地往这儿跑。为了能在这儿多待一会儿,还要割上满篮子的草,他总是满地里找抓地溜秧,抓地溜秧是牲畜上好的饲料,草的茎蔓拖得很长很长,蔓上羽叶如韭,薅起一棵,抓起来就是一抱,薅上几棵就装满了筐子。薅够了草,他就可以跑来趴在这窗户上看耿老师教书,听孩儿们诵读了。他就这样跑来跑去,虽一个字也没学会写,一句书也没学会念,可就是喜欢往这儿跑。这天,他又日不错影地来到这里的时候,屋子空了,木板、石墩、石碑全没了,地上只剩下些烂坯头,日光从破屋顶上漏下来,光束里飘浮着尘埃。

他慌慌张张回到家,进门就问:“妈,村里学屋咋没了?”母亲是村妇女主任,清楚这些事情:“噫!这下可好了,有新学校了,你刚好赶上!”“新学校在哪儿?”“张砦。”“耿老师呢?”“参加劳动改造了。”“耿老师不教书啦?”“政府给学校派了新老师。”小丰年有些怅然。

温良敦厚讷于言语的陈兰英被政府下派的驻村工作队指定为妇女主任,并不是她有多么高的革命热情和革命觉悟,而是因为她曾经是童养媳。在宣传婚姻法、划分阶级成分、土改、肃反,一波连一波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所有人都被政治概念格式化了,童养媳被框定为受歧视受压迫生活在底层的受害者。其实,当初宋庆喜因家境贫寒,唯恐将来儿子娶不起媳妇,才蓄养了童养媳。童养媳固然是陋俗、旧事物,但并不是所有童养媳都受压迫。这种被政治概念化了的身份界定推论为:谁最穷最卑微谁就是无产阶级最激情的革命者,就是引领这个新时代前进的先进分子。作为童养媳进到宋家的陈兰英没有受过虐待,并无多少革命激情,也不愿当这个妇女主任,没多久就辞职了。

村子里没有了读书声,小丰年开始□着草篮子往二里外的张砦跑。一到张砦村口,就听见有歌声飘来,他循声走去,一所崭新的学校迎眼出现在面前,好大的校园哪!宽敞的大门,一排一排青灰瓦房,土夯院墙,大门的墙垛上插着红旗。这里原本是干部培训学校,经过改建,成了方圆最为像样的一所小学。歌声在校园上空回荡,“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败了美国兵呀,全世界人民拍手笑,帝国主义害了怕呀。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全世界人民团结紧,把反动势力连根拔……”抗美援朝战果累累,举国欢腾,到处都在唱《全世界人们团结紧》这首歌。小丰年走进校园,只见每个教室前都有一个小花坛,里面开着艳丽的花儿,还没见过这样大的花朵呢!散发出跟青草野花截然不同的气息,他使劲地抽了抽鼻子,提着草篮子从一个教室门口荡到另一个教室门口,教室窗户上装着亮晃晃的玻璃。他探头往里看,四下里瞧,歌声、读书声、摇曳的花儿,这里的一切像天上的彩虹一样强烈地吸引着他,他再也不想那间破烂不堪的磨坊了。他渴望走进这个学校,坐进这教室里,放开喉咙唱歌,念书……

1954年秋,不满七岁的宋丰年顺利通过数数测试,进入张砦小学。

新桌新凳新教室,讲台前面的墙上贴着毛主席像。一班三十多人,年龄参差不齐,有八九岁的,有十几岁的,他是班里最小的,坐在了第一排。小丰年端坐在板凳上,这是入学第一堂课,他眼不倒睫地注视着讲台上的老师。这是个中年男子,穿着翻领白衬衫。他的目光从小丰年脸上掠过,从前向后扫去。“入学了,同学们好!”他高声说。稍作停顿,他又说:“你们要齐声说‘老——师——好!'”

“老——师——好——!”同学们的声音像唱颂一样漫过教室。

“我叫张国全。下面我们开始上课。”说完,他迈着方步顺走道径直往后面走去,一直走到教室后墙根儿,站定了。他转身大声问:“太阳从哪边升起呀?”同学们都把头扭过去望着他。“东——边——”声音有些零乱。“现在老师站在你们哪边呀?”“东边——”“对了!太阳升起在东方!”他从后面走回讲台,“现在,我站在同学们哪边呀?”“西边——”“太阳落在哪边呀?”“西边——”应答声亮了也齐了。老师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

老师继续启发:“你们知道中国有多大呀?”没人回答。他拿起课桌上的一支鸡毛掸子,在手里颠倒了个头,右手满把握着羽毛的一端。“喏!看着!”他弓下腰,掸子把儿触地一个劲儿画着退着,退着画着,绕着教室墙根整整画了一周,直起身子喘了口气问:“中国大不大呀?”“大——”“对了,大!”他十分感慨地说:“中国大得很哪!比我画的还大,大得多得多!”他回到讲台上,手里的鸡毛掸子朝外扬了扬:“窗户外面,房子外面,村庄外面,村庄的村庄外面都是中国,中国很大很大!大得不得了……”

小丰年懵懂地看着老师手里的鸡毛掸子,思路拓展到无限,中国大得没边没沿哩,究竟有多大啊?他的小脸上呈现出迷蒙的向往。

“谁好呀?”老师接着问。无人回答。他停顿片刻,鸡毛掸子往桌上一敲说:“共产党好!共产党是毛主席领导的,毛主席是领导中国的。今天,同学们能幸福地坐在这样的新学校新教室里学习,我们要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宋丰年将老师的话一字不差地记在了脑子里,想着自己能坐在这青灰瓦房教室里,再想想村里那个破磨坊,此时此刻浑身充满了幸福感。“下面我们要学唱一首歌《东方红》!由易荡平老师来教唱。”张老师一字一板地说完,转身离开了教室。

一位梳着齐耳短发穿着花格子布衫的年轻女老师走了进来,教室里一阵骚动,小丰年眸子自是忽地一亮。女老师声音犹如百灵鸟一样清脆:“同学们,腰坐端,挺起胸。”小丰年的腰背立即向上挺了挺。“下面,我来教唱《东方红》,我唱一句,你们跟着唱一句。”她清了一下嗓子,“东——方——红——唱!”她的手用力向下一挥。同学们跟着唱:“东——方——红——”声音高低不齐乱跑调。“太——阳——升——”她手臂向上扬起,小丰年看着老师的手势,放开嗓门声音可劲往上挑。“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老师的臂腕起伏有度地打着节拍,窈窕的身段随之轻晃,“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一句一句,一遍一遍,教着,学着,同学们的声音渐渐合了节拍,有了和谐的旋律。小丰年学得十分专注用心,这是他第一次学唱歌,嗓子里发出了悠扬的声调,心中有种新鲜的甜润润的感觉,这感觉慢慢向全身浸润漫至指梢、毛孔,身子不由得也像女老师那样晃动起来……在老师手臂优美的挥动下,自己的声音与几十个同学汇合在一起,发出嘹亮的和声,这和声在他稚嫩的心灵激荡起前所未有的力量,这种力量随着歌声旋律在血液里奔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反反复复唱着,脑海中日出东方的霞光和前面墙上的毛主席像叠映在了一起……

第三节课学习算术,还是张老师教,讲十以内加法。这些对于小丰年显得太过简单,简单到无趣,他数星星已能数上百了。小丰年坐不住了,屁股扎蒺藜似的在板凳上拧来拧去,浑身刺挠挠的,胳膊腿都没地方放了。他想跑出去,想疯跑着到野地里去找抓地溜秧。肚子也饿了,越饿就越坐不住,越坐不住就越觉得饿,心思离开了课堂。他开始想房梁上吊着的馍篮子,想为啥家家馍篮子里都是黑窝头,白馍都哪儿去了?窝头与白馍的问题在他脑子里成了一个无比重大的问题,这比一万个一加一都难。这个难解之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他,他曾以为白馍都叫地主家吃了,为此,他趁着吃饭的时候特意跑到耿家去看,发现他家不仅没有白馍,那又黑又瓷的小窝头还不如自己家的大……唉!啥时能让爷爷奶奶叔叔大爷姑姑们家里房梁上馍篮子里都变成白馍该多好呀!白馍与窝头的问题占据了他整个脑子,小脑瓜来来回回地想着,想得头脑发蒙也想不通透,却越想越饿,端直的腰背塌了下来,肚里叽咕叽咕乱叫,心里憋躁躁的……老师还在一个劲儿地教一加一等于二。“河里原来有一只鹅,又来了一只,是几只鹅?”傻瓜都知道!令人躁烦难耐,他突然嘴巴一张“哇——”一声哭了起来。一加一的问题戛然而止,老师慌忙问道:“宋丰年,你哭啥哩?”“我饿——”同学们哄一下笑了,宋丰年的名字也就在上学的第一时间被全班同学记住了。

张老师把他领出教室,带到教务室交给易荡平老师。易老师问:“正上课,你哭啥哩?”他哭得“嗝儿嗝儿”的,好似受了莫大的委屈。“我饿,我想吃奶奶蒸的窝头。”说着还是哭。易老师出去找了半拉窝头递给他,他摇着头还是哭:“我想回家,我想吃奶奶蒸的窝头。”“老师好不容易给你要的,吃吧!吃完了再说。”他就吃了。老师说:“好了,去上课吧!”“我还饿,我想吃奶奶蒸的窝头,我想回家……”“还没到放学时间,不能想回家就回家呀!你是学生了,要遵守纪律。”易老师给他抹去眼泪,把他送回教室。

以后的数天里,宋庆喜半晌就拿着窝头来到学校,候在教室外面,等下课钟声一响,孩儿们从教室里跑出来,他立即迎上去把窝头送到孙子手里。小丰年吃窝头的时候,被同学们馋羡的目光包围着,他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就不让爷爷来了。慢慢地,他懂事了,上课坐得住了,但白馍与窝头的问题一直搁在他的小脑瓜里。

小丰年学会了唱《东方红》,学会了唱《全世界人民团结紧》。两首歌曲整天在校园里飘荡,优美的旋律在小丰年心中荡起快乐的情绪,春风化雨般泽润着他纯真的情感。1954年,这两首歌不仅校园里唱,全社会都在唱,唱响了神州大地。歌乐以丰富抒情的声韵旋律与节奏调动起人的美感情绪,以不可言表的魅力摇荡人的情感,升华人的精神。歌乐可以平人心,养善美,易风俗,成政事。一首颂扬的歌反复颂唱,会唤起心灵宗教般的情感意识。

宋丰年在张砦小学上不到一学期,就被姥爷家接到老鸦陈上学去了。舅舅家没小孩,一家人对聪灵的小丰年十分喜爱,且学校就在家门口,上学十分方便。宋丰年在老鸦陈小学上到三年级的时候,学校开展起“除四害”运动。孩儿们都拿着弹弓到处打麻雀,不仅打麻雀,见鸟就打,有的孩儿能把正飞的鸟给打下来。小丰年看着同学们一个个手里握着弹弓,这儿瞄瞄,那儿瞄瞄,“嗖”一声,打落一只麻雀,就会赢得同伴的一阵欢呼,打了麻雀拎着交上去,还会受到老师表扬,自是羡慕不已,急得手心发痒,就闹着姥爷给他做弹弓。姥爷是木匠,做个弹弓再容易不过了,可不管他怎么闹,姥爷就是不给做。姥爷说:“南京到北京,不学打弹弓。打瞎一只眼,落个独眼龙。”后来他才知道,姥爷很是反对打鸟,他说鸟是神仙。

三年级下学期,小丰年又被爷爷接回了宋砦,重新回到张砦小学。

回到张砦学校的宋丰年再不是那个哭着想吃窝头的小丰年了,天资聪慧的他不仅学习成绩出类拔萃,而且很快成了班里的活跃分子。这个学期,宋丰年系上了鲜艳的红领巾,他和同时入队的同学站成一排,面对高扬的少先队队旗,举起右手,紧握拳头,跟着领誓的中队长一句一句宣誓:“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队旗下宣誓:我决心遵照中国共产党的教导,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好好劳动,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一切力量。”一种仪式,一种誓言,是超越个体的至高意志之统摄。这一刻,宋丰年感到兴奋与光荣,单纯烂漫的心中涌动起神圣情感,这是一种信仰在生命中的升华,心灵有了光的感召——共产主义,成为这代少年儿童无比崇高的理想追求。

宋丰年在班里渐渐显山露水,他无论学什么都十分专注用心,上课听讲,眼不倒睫地看着老师,紧追老师思路,心有灵悟,一旦听懂理解,立马就不安分了,左顾右盼、说话,要么就偷偷看课外书,似乎有着释放不完的能量。每逢考试,不是他第一个交卷,就是一个叫范媛(化名)的女生第一个交卷。也只有范媛的学习能与他匹敌。范媛高鼻子大眼,梳着两条油亮的辫子,聪明漂亮,在女生中鹤立鸡群。她自小生长在城市,因为父亲是城郊修配厂的工程师,才就近入了张砦小学。

宋丰年渐渐成为孩子王,是从课间玩摔跤、“叨鸡”开始的。下课钟声一响,男生们就呼啸着冲出教室。摔跤,很少有人能摔过宋丰年,他就是咬着牙,也要把对手摔败,最后拼的是韧性和耐力。好玩的是“叨鸡”,“叨鸡”一词相当形象生动:用手搬起一条腿,折向前怀,膝头突起,势如鸡头,另一条腿做金鸡独立状。一旦发动攻击,单脚蹦跶起来,耸肩奓膀,浑身力量都聚集在膝头,膝头下砸上挑,叨斗得不亦乐乎。同学们分成两帮,对擂“叨鸡”,输赢规则是叨败一个淘汰一个,直到一方把另一方的人全部叨败为止。宋丰年在哪一帮,哪一帮战斗力就强。他并不张扬恃强,就他的个头和体力也无强可恃,他凭的是机动灵活,虚实迂回,机智果敢,总能坚持到最后取胜。同学们都喜欢跟他一帮儿。

最为壮观的一回,是两班对擂。宽敞的操场上,一班二十人,呼啦一下摆开阵势,周围站满了观阵的女生。这是男生一展雄风的时刻,也是宋丰年最为兴奋的时候。一声呼啸,全场跃动,开始是乱阵,一对一、二对三乱叨,个个如马驹牛犊,活力四射,蹿蹦着、弹跳着、挤抗着,观阵的喊声、笑声喧嚷成一片,校园里的地都在震动……渐渐地一个个败下阵来,两班强弱阵势显现。继续叨斗,直至场上只剩下几个牛人时,叨斗也就到了最精彩的阶段。宋丰年汗流浃背,头上冒烟,抱腿蹿蹦着叨斗犹酣。他的眼不时地扫视着周围,顾及着自己的团队,眼看已是稳操胜券,突然发现有人从后面袭击自己的同伙,情急之下,松开一手,指着喊道:“穆仁——”“智”字还没喊出口,“嗵”一声,仰面倒地,摔了个仰八叉!满场哄然大笑。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本想警示同伴,不料自己挨了重重一击。宋丰年从地上爬起来,既尴尬又狼狈,对旁边自己一帮儿的刘同相埋怨道:“你在我旁边,咋就不知道吆喝一声哩?”刘同相笑弯了腰,说:“要来得及喊,那还叫袭击吗?”操场上笑声鼎沸,同学们都学着宋丰年的样子,相互指戳着喊:“穆仁——”“哈哈哈……”“穆仁——”“哈哈哈……”扬起一波一波笑浪。那个同学不叫“穆仁智”,穆仁智是他的绰号。这绰号来自电影《白毛女》,影片中恶霸黄世仁的账房先儿狗腿子叫穆仁智。挤在人堆里的范媛看着宋丰年的狼狈相,捂着嘴笑了又笑。

范媛天生丽质,惹得不少男生总好狂狂气气地戏逗她,还切着“范”字编了顺口溜:“草字头,三点水,撅着尾巴喝口水。”放学路上截着她喊。后来,范媛就老跟在宋丰年后面,乞怜地寻求保护。宋丰年就对这些男生大声斥责:“啥意思?欺负女同学,你们有没有出息!”男生们就安分了下来。范媛跟着他的时候,宋丰年心里特别惬意,撮起嘴悠悠扬扬地吹着口哨,“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小船儿轻轻,漂荡在水中……”这是一首新歌,曲儿柔丽婉转,不是铿锵庄严那种,很快就流行起来了。宋丰年吹得潇潇洒洒,风儿船儿鱼儿在他心里荡起渺渺涟漪……

一切精神王国的追求都必须基于生命热量的基本满足。这是个贫乏的年代,饥饿如影随形地胁迫着正值生长的躯体,吃仍是第一需要。学校门口,吊着一截生锈的废铁轨,上课、下课、放学的指令全由这里发出。只要守门的老校工“当——当——当——”地敲起这种节奏匀缓的放学“钟”声,孩儿们耗空了的胃肠就辘辘作响起来,他们一拥出校门就开始撒欢放野。宋丰年会和一帮男生四处跑着找吃的,回家的二里长路,纵横岔出的阡陌田埂无不引动着他们的口腹之欲,哪里有桃园、梨园、杏园,哪里有西瓜地、甜瓜地、菜瓜地,哪里有芝麻地、甘蔗林,哪条河里能摸螃蟹抓泥鳅,他们都一清二楚。宋丰年脑子里更是绘着一幅线路图,他像老师改作业一样在上面打钩画圈:哪片桃园的桃子红尖了,哪片梨园的梨子脆甜了,哪块地的西瓜熟了……他都要弄清楚,不熟摘了是祸害,不能糟蹋东西,吃进肚里不为过,宋丰年做事从来有自己的注脚与分寸。

他领着五六个孩子钻进一片梨园,说:“咱们不能都爬到树上,看园子的一来都跑不及。一个一个摘也太慢,我上去把梨摇下来,你们赶紧拾,拾完就跑。要是有人来,你们就散开跑,到西沟里再分。”宋丰年像猴子一样麻利地攀到树上,双脚蹬在树杈间,双手抓住果实稠密的枝子哗哗哗一阵狂摇,噼里啪啦,瞬间梨子落了一地……孩儿们捡完就跑,跑到相约的地点开始分果果。果实总是由宋丰年来分。分有分的规矩,无论分什么,“谁分谁后拿”,经手分的人分停当了是不先拿的,等大家伙都拿过以后,剩下的那份便是他的。他们这种义气与约定俗成的规矩是一方厚土养育出来的。

瓜熟了,一群孩儿踅到瓜地边。遍地青绿,一个个滚圆碧翠的西瓜半掩在瓜秧里,望一眼就满口涎水。宋丰年朝瓜棚望了望,要是一个人摘一个抱着跑,那自己就是憨瓜。他就叫孩儿们先在近处地沟那儿挖些坑,趁没人的时候赶紧摘,摘了埋进坑里,掩些荒草,等到更深夜静时再弄回去,这样既不被发现还能多偷。他们干这事的时候神秘而兴奋……

甘蔗成林的时候,他们就窜进甘蔗地里。有人上去“咔嚓”撅断了一根,声音脆响。宋丰年赶紧制止,悄声说:“你咔嚓一根我咔嚓一根,这乱咔嚓,一会儿就把看园子的招来了。”大伙儿木然地看着他。“咱合着劲儿上去一下按倒一墩,也就咔嚓一声,拽上就跑。”大伙听他这么一说,脸上都豁然一片灿烂。“来,都上来!”几个孩儿在他的指挥下,一起拥住一墩甘蔗,一个个撅着屁股铆足了劲儿,他胳膊一挥,只听一声闷响,一墩甘蔗压根撅倒。一墩就是七八根,几个人拽上就跑。一口气跑过岗坡,坐在阳坡上,不过一刻钟,一墩青绿的甘蔗变成了一堆白渣子……大伙儿在宋丰年统率下,所向披靡,总能大快朵颐。

偶尔,也有不得手的时候,被看园人追得气喘吁吁,奔逃无路,一个个扑通扑通扎进河里,一猛子就潜到了对岸。宋丰年水上功夫更是了得,蝶泳、蛙泳、狗刨、仰泳,能浮在水上半天不动……这些水上功夫得益于生养他的那条水量丰沛支脉广布的贾鲁河。他们有着狐狸一样的狡黠,兔子一样的奔速,田鼠一样的啃啮能力。

与邻村的孩子发生了争端,谁也不肯示弱,眼看就要打起架来。宋丰年看对方势强,知道不是对手,便往前一跨,胸脯一挺高声说:“谁怕谁!论打,你们不是对手。不过,要是打得鼻青脸肿,到学校老师一见就知道打架斗殴了,给个处分再告到家里,回去还得挨揍!咱们干脆比扔石头,谁扔得远,就算谁赢了……”于是,就摆开阵势,呼哧呼哧地练投掷,气焰也都消了,不一会儿,两伙人就玩到一块儿去了……

孩儿们无论大小,对宋丰年都言听计从。宋丰年以智慧和敢于担当的义气,成了“猴王”。野风吹着,雨雪打着,日头晒着,河水浴着,他们身上浸润着大地的原色,一个个黧黑的皮肤中透出青旺的紫红,浑身的细胞在狂悖躁动荷尔蒙开始分泌的这个年龄段里疯野地生长着。发育的需要,无法消解“饿”的巨大难题,他们在旷野四处奔窜,宋丰年领着他的小伙伴们将自由时光挥洒进“吃”这一永恒主题里。

一个人体魄与心灵的成长将逐渐结构出他未来的人生价值理念,这时的宋丰年是无觉的。

麦梢儿将黄未黄,杏儿尚青。房前屋后的杏、桃、李,榆、槐、椿、楝,充盈着季节饱满的汁液,空气中流荡着清新的气息。星期天的早晨,天色还青蒙蒙的,宋丰年就早早起了床,提着竹篮旋风似的在村子里跑了个遍,捡了几十个被夜风刮落的青杏。

他拎着篮子回到家,对父亲说:“大(爹),我拿城里卖去!”父亲漠然地说:“青蛋子,谁要?”在锅台旁做饭的母亲扛着五六个月身孕的肚子,瞥了一眼说:“除非怀孕的妇女好吃。”宋丰年温爱地看了母亲一眼。母亲眼角已出现一道一道褐色的皱纹,瘦削的脸上浮着两片蝴蝶斑。母亲总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盛饭时稠的盛给丈夫盛给公爹盛给孩子,自己吃稀的、剩的。宋丰年看着母亲,知道又要添弟弟或妹妹了。他已经有一个三岁的妹妹和一个一岁多的弟弟,作为长子的他意识到自己应该对这个家有一定的责任担当了。

宋丰年提着篮子跑了15里路,来到市区的二七路上。他蹲在十字街头的台阶边,把竹篮摆在前面,眼巴巴地望着过往行人,等着有人上前来买。很多人瞧上一眼就走开了。一个跟妈妈牵着手的小男孩在篮子前停了下来,妈妈说:“这还没熟,不能吃。”小孩不肯离去。宋丰年赶紧说道:“阿姨,捂几天就好吃了,便宜,一分钱五个。”他又看着小男孩说:“杏子吃了,核儿好玩哩!玩‘骑马过河’,玩‘砸窑儿’,磨个小洞吹‘叫曲’……”经他这么一说,女人就买了三分钱的。宋丰年接过三张黄色的一分纸币握进手里,高兴得手心都出了汗,这是他第一次用自己的能力挣到了钱,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将三分纸币紧紧攥在手中。

然而,他一直蹲到快晌午,再没卖一分钱。他想起妈妈说的话,就□起篮子在人流中荡来荡去,寻着挺大肚子的女人。这是政府正鼓励生育的年代,城里人生孩子会得到红糖鸡蛋布票补助。街上不断有大肚子女人晃着走过,他一看见就赶紧凑上前:“阿姨,买点吧,正酸哩,黄了就不酸了。”女人看着他笑笑走开了。他不知道,大月份的孕妇已过了妊娠反应期,不想再吃这个了。宋丰年是个有韧性的孩子,他不会就这样再□回去,索性蹲到街边,等人光顾。肚子饿了,就拿起一个杏子慢慢啃嚼着,嘴里酸溜溜的,越嚼越饿。

偏午的时候,从旁边巷道里走过来一个身穿灰色中山装的中年男子,他走到宋丰年跟前,上下打量着这个穿着补丁裤子又黑又瘦嚼着酸杏的孩儿,从上衣兜里掏出一毛钱说:“我看你在这儿蹲一上午了,给你一毛钱,我全要了,快回家吧!”宋丰年欢喜地站起身,感激地说:“叔,我给您送家去!”

打这以后,他那细胳膊长腿穿着补丁衣裳的身影常常出现在二七路、太康路、铭功路的街头。他的筐子里□着捡来的杏、桃、梨、枣,从地里挖来的蒲公英、马齿苋,从树上捋下来的槐花、榆钱……都是没有一分本钱的东西。他尝到了甜头,并认定只要勤劳不懒,就能挣到钱,就会越来越富。就这样,挣得三毛两毛,在同学们中间已是富足得不得了啦!他除了不再伸手问父母要钱买作业本、笔墨外,还能很奢侈地偷偷花上8分钱买一本连环画。一本画书在手,就招来很多艳羡的目光,就能在班里班外传来传去换着看上好几本。看多了,肚里有了故事,就滔滔地给同学们讲,同学们就更喜欢跟前追后地围着他转了。

1958年盛夏,火热的太阳炙烤着中国大地,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掀起。中国要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巨人步伐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颁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6年6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短短几年,中国农村大刀阔斧地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个阶段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底全国农村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毛泽东倡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红遍神州大地。

彻底消灭私有制,个体小生产被铲除,基层实行公社、大队、小队三级管理,建立人民公社,大食堂。五亿农民的生活、社会关系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抛弃小锅家灶,合村并户。“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当时认为只有走公社化的道路才能迈向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至高的理想社会,到了共产主义,消除一切差别,人人平等自由,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本身生活的需要,社会产品如源泉般流通丰裕,人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有华贵的衣裳,精美的食物,每顿都有猪羊肉鸡鱼奶蛋……共产主义在人们面前铺展出天堂般的前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人人都必须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改造思想。铲除一切私心杂念,大公无私,忘我劳动,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舍己为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最高道德境界。

校园里回荡着《社会主义好》的歌声。老师在课堂上讲,我们要热爱集体,热爱劳动,热爱人民公社,要为建设社会主义大厦增砖添瓦。公社要建大礼堂,我们每人贡献两块砖,宏伟的人民公社大礼堂就能建造起来。

在学校号召下,同学们情绪高涨,争先恐后地要为建设社会主义大厦增砖添瓦。后晌,下了第三节课,宋丰年和同学们满村子跑着找砖头。为从坍塌的老屋、颓败的断墙中扒出废弃的砖头来,他们揎倒墙垛子,挖开墙根基。随着扒开的墙基和飞扬的尘土,也扒出了四处惊爬的蝎子蜈蚣蚰蜒,成群结队的土元,还有蛇。一庹多长的赤练蛇“嗖”地从墙缝里蹿出来,孩儿们惊叫四散,宋丰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看着那赤红花纹的冷艳身子从他跟前扭动着滑过去……

新成立的老鸦陈人民公社辖二十个大队,一百六十个生产小队。高音喇叭里播放着铿锵激越的《社会主义好》,旋律在旷野里播散三四里远。在这条牛车碾得瓷光的五里长辙道上,往公社送砖送木料的人络绎不绝。宋丰年双手抱着两块灰青的老陈砖吭哧吭哧走着,《社会主义好》的歌声灌进他的耳郭,浑身随之有了节奏的律动,内心充满对人民公社赤诚的热爱。腿累了,手臂困了,肚子饿了,丝毫没有弱化这种爱的意志。他索性把两块大砖紧紧揽抱在饿瘪了的肚子上……在他单纯的思想中,必须把这两块大砖搬到人民公社,只要把砖搬到公社,社会主义大厦就能建起来,就能实现共产主义!搬不到公社,就到不了共产主义!不管再累再饿也得把自己捡到的砖添到公社大礼堂上去。一种信念在纯真心灵萌芽发育,他坚毅地吭哧吭哧地走着,浑身勃发出为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的强大意志力。

这是在战争焦土上出生的物质精神匮乏的一代,缺衣少食、科学文化瘠薄。四年级教材停止使用汉语注音符号ㄚ、ㄛ、ㄜ……,改为“a、o、e……”。拉丁字母拼音新方案,有了辅助汉字学习的拼音字母,加快了识字速度。这是虔诚追梦的一代,“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心灵被共产主义理想激荡着,要为崭新的社会建设贡献一切力量。这是根植在贫瘠土地上,对外面世界一无所知、别无选择的一代开始追梦的时代。

老鸦陈人民公社大礼堂用尽了近百十个村落里颓屋断垣上的陈砖残砖,赫然矗立起来了。墙体上书写着“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万岁!”的标语口号。

一切权力归公社,高度集中,合村并户,村迁户挪,晒家产、亮底财,人人都要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公共食堂开伙了。宋砦、张砦、刘砦、十二里屯为一个大队,张砦为大队部。在上级统一部署下,宋砦要全村搬迁合并到张砦。张砦房子不够住,就在村头地上扎下粗木桩子,搭起巨大的油毡棚,棚顶覆以油毛毡,墙体附以泥披,里面用高粱席子、布帘界开,一户一户就可以住进去了。一个大席棚囊裹了上百户人家数百人的吃喝拉撒床笫私语。无疑,这对于千百年来的小农意识、家庭伦理是一种颠覆性改造,人们的情感被扭曲着,他们不愿接受。但谁不搬,就斗争谁,揪出来,低头,挨打。只要一说斗争,立即有人充当打手。革命、斗争、无知、愚妄,搅缠着使人性中的恶浮泛起来,更何况这种斗争是如此堂而皇之,被标榜为革命觉悟。

宋福保是民兵连长,带头用架子车把家当被褥一家老小拉到了张砦,住进了大棚。集体生活热热闹闹,一家一户隔着薄席说话,咳嗽声、碗筷的叮当声、鼻鼾声……此呼彼应。

都不用做饭了,孩子们也不用搂柴割草了。张砦、宋砦,两个村一个大食堂。长百米、宽八十米的大灶棚里,垒砌了三四个大灶台,架起了杀猪煺猪用的大铁锅,地上一溜儿九口大缸,搁着大马勺。面条、稀饭随便喝,满笸箩的白蒸馍,随便吃。到了开饭时间,不分内外,不分你我,吃吧!共产主义大食堂!

宋丰年手里抓着大白馍,终于可以吃上大白馍了呀!幸福啊!从小想得头疼的问题终于找到了完美答案,原来大白馍就在社会主义人民公社的大食堂里。集体生活多好呀,要到了共产主义那可真就是天堂了!宋丰年高兴,孩子们都高兴,除了有大白馍,每个孩子还发饼干。吃饱了没事干,成群的孩子聚到一块儿疯玩,说呀,笑呀!分班结伙,下战书,开仗!团些胶泥蛋子,对着砸。

孩子们知道宋丰年一肚子故事,晚饭后就缠着他讲故事。宋丰年有了用武之地,深更半夜仍滔滔不绝,《三气周瑜》《枪挑小梁王》《孙悟空大闹水晶宫》……口若悬河,舌走风雷。这天晚上,一群孩子蹲在棚外的土堆上,宋丰年正讲得起兴,连说带比画:“‘泼猴!快来投降!’巨灵挥动着大斧对悟空砍将过来,悟空举棒相迎,只听咔嚓一声,斧柄被金箍棒打成两截……”他突然停住了,他看见母亲从大棚里出来,腋下夹着袄子,悄然走进了黑暗里。他站了起来,“不讲了,不讲了,肚子痛,得屙屎去”,捂着肚子跑了。

他绕了个圈,跟上了母亲。母亲朝着回家的路疾走,脚下沙沙生风。“妈!”母亲没理他。“妈!你回家呀?”母亲头也不回地一个劲儿地走。“妈,都集体化了,家里啥没啥了,你回去干啥?”母亲没好气地说:“你回大棚去!别跟着我。”他转身跑回大棚悄声告诉父亲,父亲对他耳语道:“你妈想家了,回去住一宿,你快睡吧!”“家里没被子呀!”“你妈拿着袄哩。”宋丰年睡下了。被子少,他跟爷奶挤在一块,一家人都一声不吭,总喜欢念念叨叨跟他说话的爷爷也沉默不语。父亲哄着妹妹弟弟睡去了。大棚里,只有孩儿们的笑闹声,大人们都沉默着。宋丰年毫无睡意,心思着,母亲恁好个人,谁都说她性格开朗,谁家有啥事她都会去帮忙,可为啥就不求进步哩?不当妇女主任不说,都集体化了,还偷偷往家跑,这是思想落后,不愿过集体主义生活呀!父亲还是民兵连长,也不拦挡母亲,外人要知道了会咋想呢?成天开会,母亲的革命觉悟咋就提不高呢?宋丰年心里嘀咕着,为母亲的落后行为深感不快与纠结。

搬空了的宋砦村被政府安置进了搬运公司农场。因为宋砦离郑州铁路枢纽站近,搬运公司设在这里便于运输货物。距宋砦仅两公里的枢纽站上,59道铁轨,纵横天南地北的京广、陇海铁路的货车在这里编组周转,一天到晚汽笛声声,源源不断的货物在这里装卸。搬运公司人员成分复杂,有过去拉黄包车的,有社会上的闲散劳力,有来自国民党队伍里的被俘兵将。头头竟是某大领导早期的警卫员,因犯错误下放到地方,仍好穿一身将军服,很是牛气。他们有的带着家眷来。有身体不好已拉不动车子的工人,连同家属一并住进了宋砦。他们占用这里的土地,成立了搬运农场。宋砦人没有了自己的土地,觉得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基,住在人家的村边上,整天恓惶不安。十来岁的宋丰年看着大人们忧郁的脸色,心里生出疑虑。他也想家,想那个能够让他到处疯跑玩耍的村庄,他终于忍不住了,竟也像母亲那样一个人悄悄跑回了宋砦。他立在宋砦的地边上,望着大片田野,心里生出难以名状的虚惶和空落。他一直认为,只要勤劳,就会有饭吃,可是现在自己的房屋不能住了,自己村的地给了别人,再勤劳,没有了播种和收获的土地,张砦地里的麦子养活不了这么多的宋砦人,这白馍还能吃多久?这是一个十来岁孩子的心思,更是所有宋砦人心头的痛。后来,宋砦人因生计所迫,为要回自己的土地,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相当大的代价。

实行人民公社三级管理,有了大食堂,农民千百年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看天气,观物候”、自由耕作的散漫生活被拆解后重新整合。实行生活集体化、生产战斗化、组织军事化、思想革命化。男青年组成罗成队(罗成,《隋唐演义》中武艺高强的好汉),女的组成穆桂英队。上工按时按点敲钟点名,统一派工,一切行动听指挥。

张砦大队部安装上了高音喇叭,从早到晚播放着歌曲《社会主义好》。除了歌声,还有队长通知开会的喊声:“今黑儿,都到张砦小学开群众会!”到了晚上,张砦小学的操场上,一尺多高的土台子上,从学校办公室里扯出来一只黄澄澄的电灯泡吊在木杆上,台下黑压压集中了全大队四个村子一千多人。传达上级指示,安排生产,最多的是批斗会。除了斗争地主富农右派这些阶级敌人,随时都会有人被揪上台挨斗:谁偷队里一把豆一把麦啦,谁用鞭子抽队里革命老黄牛啦,谁偷懒怠工啦,谁多吃多占啦……宋丰年和成群的孩儿在会场里窜来窜去看热闹。有天晚上,会场上有人喊了一声“食堂保管贪污饭票”,队长立即把这个保管叫上了台子。宋丰年愕然地朝台上望去,这是他本家的一个爷爷。

“说!贪污没有?!”

这位爷爷战战兢兢地答道:“没有。”

话音刚落,忽地从台下跳上去几个人,“说!贪污多少饭票?”“你把饭票给谁啦?”

有人一把将他搡了个趔趄。“哎唷,娘呀!”他叫了一声。“咦!还敢骂娘哩!打!”不容分说,几个人对他就是一阵拳打脚踢。宋丰年惊怵地看着,心里很是困惑,这个平素十分温和的爷爷,怎么突然就成坏人了,难道他也会干坏事?宋丰年不安地朝母亲身边走去,他看见坐在黑影里的母亲身子瑟缩着双手捂在嘴上。

在将人分成黑、红两色的绝对政治概念灌输下,在孩子们眼里,谁站在台子上挨斗,谁就是坏人,就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敌人,一旦贴上了黑标签,这人就成了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彻头彻尾的大坏蛋。挨打挨斗活该!再看到这些人时,就会十分警觉、鄙夷,甚至会唾骂他。孩儿们嘴边常挂着顺口溜:“右派右派,像个妖怪,当面说好,背后说坏……”阶级觉悟越提越高,阶级斗争的弦紧紧地绷在人们的神经上,无产阶级专政的斗而治之不仅将人概念化,而且也渐渐演变成为一些人公报私仇,以斗争之名进行泄私怨、行报复的手段。

“大跃进”掀起了第一个高潮,大炼钢铁运动开始了。土高炉遍地点燃,神州大地不夜天,全民炼钢。老师在课堂上讲:“我们要超英压美,钢铁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全党全国人民都在为这个目标奋斗,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要为祖国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光和热……”宋丰年回到家里,偷偷把家里的菜刀、铁勺、煤铲拿了出来。同学们也都从各自家里拿来了铁器。大家捡些树枝木柴干草秸秆,在野地里生起了火,把铁器扔进火里烧。他们忙碌着,四处捡柴,不停地往火堆里添,火烘烘地烧着,火焰炙烤着他们黑红的小脸,一双双眼里映着激情的红光。壮志少年,在为祖国建设迸发出光和热。宋丰年用一根木棍拨弄着火里的菜刀、铁勺,把烧得红透的刀、勺、铲弄出来,用石头砸弯、砸扁。大家都如法炮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然后把弄变形的铁器交到学校去。学校将学生们交上来的变形铁器一麻袋一麻袋装好,上交给公社。

母亲到处找刀找勺找不着,宋丰年不敢吭气,心里却嫌怨母亲自私落后,别人家把柜子桌子都拿去炼钢了,自家的破刀烂勺还舍不得交上去。

为大力支援大炼钢铁,学校组织学生到煤厂团煤球。寒冬腊月,湿煤像冰碴一样在手里团来团去,孩儿们的手冻得又红又肿,弄得满身满脸煤灰,没人叫苦,都兴奋地比赛着看谁团得多,谁对大炼钢铁贡献的力量大。举国上下,从小学生到老农民都在炼钢,人们的热情像土高炉里的火焰一样燃烧着,他们虔诚地守望着这炉烈火,坚信一定能烧出红通通的共产主义世界来。

反右之后,少了不同的声音,无人敢发出任何质疑。历史的车轮滚动了近半个世纪之后,人们才敢正视这炉荒诞不经的妄火。

“大跃进运动”的热浪一浪接一浪连天浮涌。“脚踏黄河水倒流,搬来泰山做枕头。决心苦干十五年,赶上英美不发愁!”1958年中国农机工业实现了零的突破,洛阳拖拉机厂生产出了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农业机械化迈出了第一步。

人民公社有了拖拉机。宋福保因贫苦出身又有小学文化程度,被选为拖拉机手,参加培训三个月。他怀揣着培训证书从公社拖拉机站开着拖拉机隆隆地回到村上,围观的人群前呼后拥,欢呼毛主席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宋丰年看着驾驶着拖拉机的父亲像英雄一样凯旋,很是欣喜自豪。他认定没有人民公社,就没有拖拉机!这大铁牛只有在公社的大田里才能跑得开。他以早熟的思维无觉地跨越了小农意识,集体主义、人民公社、共产主义在这位少年心中像光芒四射的灯塔,是要为之奋斗终生的神圣事业。宋福保更是对党和毛主席感恩戴德,旧社会为了生计,牵着一头小毛驴赶脚儿,为人驮东西,走到五龙口遭土匪抢劫,头上被连砍三刀,险些送命。那是怎样一种担惊受怕的日子!自己做梦也想不到,如今能开上拖拉机,这天壤之别使他感到无比幸福与荣耀,绝不能辜负党的培养。宋福保驾驶着拖拉机,以百倍的劳动激情开始了夜以继日拼命忘我的耕作。

共产浮夸风劲刮之下,大食堂里的白馍很快就吃完了。人们开始吃黑窝头;黑窝头吃完了,开始吃红薯;红薯吃完了,瓜菜代……饥荒开始了。

宋丰年看着校园后面的果园里苹果熟了,舌尖生津。但每天接受着大公无私、爱护公共财物、保护公社一草一木无产阶级人生观教育的老师学生,没人敢摘。树上的果实即便熟了烂掉也是不能动的,同学们只能望之垂涎。好好的果子不让吃,白白地糟践掉,宋丰年觉得没这个道理。他偷偷摘些下来,藏在园子的草窝里,自己偷着吃。没过两天,课间时间,教导处主任把宋丰年叫到了办公室。

“宋丰年,老师叫你来,你想想,自觉承认,做了啥错事没有?”

“没有。”

“少先队的作风是什么?”

“诚实、勇敢、活泼、团结。”

“好!现在你说吧,你偷摘果子没有?”

“吃了。”

“吃完没有?”

“没有。”

“交上来吧!”

宋丰年就乖乖地拿着教室里的纸篓去把藏在草窝子里的苹果捡到纸篓里,拎过来倒在了老师的办公桌上。教导处主任说:“树是公家的,果实是公家的,公家的一草一木是不能动的,知道吗?”

宋丰年点了点头。

“去吧!”

宋丰年回到教室,坐在那儿还在想着那些苹果。他总有一些想不明白的问题,该吃的东西为什么宁可烂掉都不叫吃?让人都饿着,这算啥道理?放学后,他跑到老师办公室那儿,扒着窗户往里看,桌上的苹果全没了,知道是老师们分吃了。心思着,老师也饿呀!你们不敢摘是不是?我敢!这个在淳朴温情中放野生长起来的孩子,有着本然的纯真,从不矫饰,自己认准了的事就敢去做!况且他能在同学间呼风唤雨。他立马找来几个同学,说:“老师饿着教咱们,咱把那苹果摘了给老师们吃吧!”

有同学说:“要被教导处发现,处分咱咋办?”

宋丰年说:“我一个人顶着!你们尽管摘,摘了你们也能吃。要被发现了,你们都说没摘,是我一个人摘的!”

于是,几个人趁同学们都放学走了的时候,窜进果林,爬到树上,摘了一纸篓苹果,上面盖上废纸。看着老师办公室里没人了,宋丰年抱着纸篓悄然走到办公室门口,把纸篓放到门里面,心里说:老师,你们吃了吧!

饥荒越来越厉害,宋砦人再无法从张砦有限的土地里争食了。寄人篱下的宋砦人痛切地感到失去土地的无着与乞怜。虽然后来公社也给盖了两排房子,但地少人多,吃什么?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还能活吗?他们必须要回自己的土地!宋砦人将情况反映到区、反映到郑州市政府,反映到省委,均得不到答复。党中央毛主席知道下边的情况吗?宋丰年的爷爷宋庆喜、奶奶孙桂兰、老队长宋传妞,还有宋作栋等几位村上德高望重的老辈人,为了宋砦人的生存,决心讨回公道,他们要进京上访告状。有人害怕,说:“你们去了,叫逮起来咋办?”他们说,“反正我们老了,不怕戴帽子,抓起来也会有口饭吃。这状要告不赢,咱光跟张砦人争食,人家多嫌咱,宋砦人眼看要饿死!”几位长者义无反顾地怀里揣着窝头踏上了北上的列车……他们没出过远门,没见过大世面,竟敢跑到北京城,若不是万般无奈,若没有敢为众人担道义的柔肠侠胆,这些历来俯首听命的朴实农民怎敢有这种无畏之举?!他们像叫花子一样,肯窝头,宿房檐,一直把状子告到国家信访总局。他们在那里天天候着,直至等到有了答复:“老大爷,你们回去吧!国务院已经签字了。你们到家,批示文件也就到了。”信访局干部充满同情地说。几位长者回到家,省委真的派人来调查落实解决了。宋砦人最终要回了三分之二的土地,搬运公司腾出了部分房屋。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纠正“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物资”的“一平二调”错误,纠正共产风遗留问题。可是,很多复杂的遗留问题好多年都无法理清楚。

人民公社大食堂终因无粮造炊散体了。宋砦人卷起铺盖离开了大棚,像行乞的流浪人一样陆陆续续回来了。昨日家园今安在?望尽屋田情何堪!他们眸子中涨满了酸楚的泪水,在腾出的有限房子里将就着栖下身来。宋丰年脸上收敛了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放任,心中涌起对昔日宋砦强烈的眷念,儿时那个掩隐在翠绿中的淳朴的村落哪里去了?奶奶站在村巷里喊一声:“丰年——”那响了半个村子的声音又向何处飘散?他随意从一家串到另一家的稚趣温馨将安放何处?故园之情是凝结在一个人风干了的脐带上的情愫,永远揣在腹中、长在根脉上。昔日宋砦给予他的淳厚馨暖与大棚给予他的集体主义意识,理想与困厄一并搁置在宋丰年少年的心田。他是个勤于思考的孩子,怀有浓重的家园情结,二十多年后,宋丰年再次为守住宋砦的土地付出代价,爷爷奶奶已经谢世,看似没有必然联系的两桩事,祖孙两代敢于担当的精神却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