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悬案重开
开启一场新的冒险总是最令人愉快的——你不知道要去往何处，会觅到何物，这将会非常激动人心。而本次冒险要从7年前说起。
我家在法国南部，距离阿尔勒50英里，阿尔勒市因遗存的古罗马遗迹和梵高在19世纪80年代末曾在这里居住而闻名。正是在阿尔勒，发生了广为人知的梵高割耳事件。我常常与朋友或家人拜访这座小城，在这里，到处有导游向一群群听得入迷的游客讲述这位疯狂的荷兰艺术家的传奇故事。这样的奇闻逸事令人百听不厌。就我所知，鲜有当地人真正谙熟梵高的生平故事，许多细节被加工夸大了，有些故事甚至纯粹是捏造出来的。随着梵高声名鹊起，该市有了许多机会。一家当地酒吧的招牌挂了六十多年，骄傲地宣称这里就是“梵高画中的咖啡馆”。世界上最老的女人，一个阿尔勒人，宣称她是最后一个“拥有”文森特·梵高的人，从而使她生命的最后阶段充满了趣味。甚至关于梵高“耳朵”的故事也有了当地特色：斗牛士在获胜后会把牛耳朵割下送给女士，所以梵高把他的耳朵给了一个姑娘——这成为关于梵高传奇的种种假说中的一个。梵高割耳的故事可能是所有艺术家中最著名的一桩奇事，后世也据此对梵高的性格及其艺术作品做出论断。如果我们对梵高多次记录在册的精神崩溃不甚了解，就无从聆听他画作中传递给我们的点滴心声。然而割耳故事本身仍是谜团重重。
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是全世界对梵高各方面研究的集大成之地，它是这样描述那个事件的：“1888年12月23日晚，梵高经受了一次严重的精神崩溃。结果他割下了他左耳的一部分，送给一个妓女。第二天警察在家中发现了他，并把他送进医院。”(15)
梵高在阿尔勒一定发生了什么事，这事令他的绘画成就达到最高境界，但也将他推入绝望的深渊。我想，终有一天我会将1888年12月的那个夜晚所发生的一切弄个水落石出。
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三十多年前我搬到了普罗旺斯居住。本来只是去探望一位兄长的，最后就在这里住下了。因为对法语几乎一无所知，我频频调换工作，渐渐我的法语能力有所提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子过得挺艰难，直到十多年后，我终于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我的生活慢慢开始安定下来；我搬到一个小村庄，适时地买了一栋房子。某天，我突然意识到我在法国居住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在故乡的时间。尽管生活如此安稳，我却并不感到满足。在新环境里工作和生活带来的那种挑战——和刺激——已经很久不见了。年复一年，我对日常的生活渐渐失去了激情。然后，命运出现了转折。我的大姐过世了，自己也生了一场病。辞去工作后，我有了许多空闲时间。我小的时候就热衷于解谜游戏，于是，我顿时有了打发时间的绝佳方案：探究梵高的故事，弄明白在1888年12月的命定之日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蛰居在家，去不了图书馆或档案馆，我就利用家里现有的艺术书籍，并在网上做些搜索。我重读了梵高博物馆的介绍，立刻就产生了一个疑问。(16)“割下了他左耳的一部分”——只是一部分？和很多人一样，我一直以为梵高割下了整只耳朵。这种印象从何而来？那个妓女是谁？梵高为什么送她这么一件血淋淋的礼物？梵高怎么会在1888年2月满怀激情和期许来到阿尔勒，却在不到两年半后自杀了？
不久，我就整理出了梵高在阿尔勒生活的时间线。然而，当我了解的越多，疑问就越大。起先只是一些小问题，我以为这些疑问只是人们的误解或是对当地人来说不合逻辑的小细节，但随着我的调查愈加深入，前后矛盾的事情就越发困扰着我。例如，梵高显然是从巴黎坐火车南下的，却在距离他原来目的地整整10英里远的小城就下了车——要是他背着沉重的行李和全部画具，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早就有几代专家学者从方方面面研究了这位艺术家的生平，我很难相信我是第一个注意到这些矛盾之处的人。或许这些对其他人来说只是些无足轻重的细节，并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或产生什么至关重要的影响，但是我开始怀疑——如果连这些小细节都遭到误解，那是不是还会有别的什么也是错误的。而最让我关心的问题，就是众所周知的耳朵的故事。
文森特·梵高热衷于书信往来，除了画作外，我们对他生活的了解大多来源于他自己的笔下，尽管他没有在信件中直接写下割耳的事。1888年12月23日当夜的真相扑朔迷离。能够解答这些问题并掌握令人信服的第一手证据的人，是当时与梵高同住在一起的法国艺术家保罗·高更（Paul Gauguin）。但其实，高更给了这个谜团两套说辞，一个是在事件之后很快就给出的，另一个则是在多年之后。很快我就发现，极少有确凿的证据证明那一晚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对这次事件的主要认知，来源于两张肖像画和一篇新闻报道：
《共和党人论坛报》，1888年12月30日，星期天
本地新闻：阿尔勒
上周日晚间11点半，荷兰画家文森特·沃高(17)出现在“妓院1号”，要找某个叫拉谢尔（Rachel）的人，把他的耳朵……递给她，还对她说：“好好收着。”然后就消失了。(18)
关于这件事的报道在此戛然而止，这真是奇怪。19世纪的报纸充斥着平民的日常琐事：钱包丢了，晾衣绳上的亚麻布被偷走了，耳环找到了，当地人酗酒被抓了。即便文森特在1888年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画家，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阿尔勒的其他报纸都没有报道这一奇怪的事件。
我是出于偶然才开始进行这项调查的。正巧当时一些梵高的信件新近公之于众，在网上也能阅读到。以前，他生活中那些不太光鲜的部分——例如他常常光顾妓院——在早期公开的信件，尤其是翻译成其他文字的信件中被掩盖了起来。如今，近800封信已经公开，为人们了解这一传奇人物的生平和创造力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机会。其中数量最多、收信人最为亲密的是梵高寄给他弟弟提奥（Theo）的信。其中许多信是在两人身处两地的时候写的，尤其是在梵高1888年2月搬到阿尔勒之后。这些信以独特的角度记录了梵高到达阿尔勒后的生活和他在这里结交的朋友。读着这些信件，我走进了他的世界，分享着他的激情与忧伤，仔细关注着他完成一幅幅伟大的杰作。那些在往后的时光里，每当我产生疑问，我便回去重读梵高自己写下的那些话语。
我决定一切调查从头开始。重新翻检别人花费数年时间研究梵高的成果，总是感觉有些奇怪。到底还能找到哪些别人尚未发现或反驳过的东西呢？此刻，我心里没底。但是我想自己去寻找答案。如果我想要有什么新的发现，就应当去探索别人尚未涉猎的领域。我决定在这次研究中尽可能多地利用第一手的材料，希望能全凭自己描绘出梵高及其在阿尔勒生活的图景。这将是我的冒险、我的发现，或许也会更有乐趣。
我对这一地区及其风土人情非常了解。和梵高一样，我也来自北欧，迁居南欧。我也是一个外来者，不得不面对许多困扰、偏见和傲慢——这些也是他在19世纪80年代遇到的问题。这种对本地的熟悉，对我的研究来说至关重要，并提供了许多无价的真知灼见。法国是一个区域特征显著的国家：几个世纪以来，每个地区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美食、地貌、语言和文化。普罗旺斯有种独特的气质。一个巴黎人和一个阿尔勒人完全不同，今天如此，19世纪末也是如此。巴黎人在法国是出了名的持重、自负；而普罗旺斯人则精力充沛，至少表面上和你亲密无间。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一旦你被当地人接纳，他们就会尽全力帮你，不过被他们接纳可能要花上好多年。总之，法国南方人都是抱团的，对那些“外地佬”（estrangers）天生有种防范心理。“外地佬”是普罗旺斯的一种说法，要比字面上的“外国人”（foreigner）有着更深的含义。它被用来指代那些与你不是同族、同宗教或背景相近的人。广义来说，叫别人“外地佬”意味着这个人不太可信；今天是这样，一百年前则尤甚。
我的计划一开始是对1888年12月23日发生的事进行法证调查。这么做似乎是非常符合逻辑的，我想象自己就是当时的阿尔勒警察局局长约瑟夫·多纳诺。他将引领着我。我们有共同之处：这位警察局局长1888年初来到阿尔勒，他必须一点点了解这里的人文、地理、风俗，就像我要了解梵高在这里的生活一样。(19)阿尔勒是最适合作为起点的地方，因此我给阿尔勒市档案馆写信，预约查阅档案。在一个清冽的冬日，我开始了一百多次阿尔勒之旅中的第一次。
市档案馆坐落于旧公共医院的小礼拜堂里，那也是阿尔勒唯一留存至今的梵高曾生活于其间的建筑。小礼拜堂的中庭有一个花园，如今这里一直都种植着各种植物，以便使之与梵高描述的“满目鲜花和春日绿景”相仿。(20)穿过简朴的石门，进入繁花与灌木之间，实在是非常迷人。在清晨，沿着二楼的阳台走向正南面市政档案馆的沉重胡桃木门，这条路线对而今的我来说已经再熟悉不过了。那一刻是祥和平静的，我对当天可能会有的新发现怀着希望和憧憬。拧开熟铁制的门把手，老门发出很响的“咔嗒”声，宣布着新访客的到来。几乎没什么人抬头，每个人都伏案凝神，沉浸在他们的研究中。房间里非常安静，只能听见落满灰尘的纸页被翻动的沙沙声。
尽管我得到了档案馆工作人员的好心接待和帮助，但是我的第一次拜访令人沮丧。我拿到了档案馆里梵高的全部记录。在想象中，我将面对几大盒堆得高高的档案，要逐个翻阅。然而我却只拿到了几张从1889年开始的记录，仿佛梵高从未在阿尔勒居住过一样。没有关于割耳一事的警方报告，没有目击者证词，没有患者入院记录，没有旅店入住记录，没有梵高租房的证明。在阿尔勒认识梵高的人也没有写下他们对梵高的回忆。在这个浸淫于官僚体制和繁文缛节的国度里——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体会，发生了割掉耳朵的事件，却没有背景调查和细节，真是令人吃惊。太匪夷所思了。
2000多年前由罗马人建立的阿尔勒是法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对这个相对较小的城市来说，阿尔勒档案馆的馆藏倒是极其丰富，最早的档案可以追溯到12世纪。在其悠久的历史画卷中，梵高仅仅是微不足道的片段。这里的档案如此之多，以至于还没有电子存档，所以我在第一天翻阅了老式的档案卡片，慢慢熟悉了这种归档系统。由于缺乏现成的材料，我想我只能深入挖掘，并试图通过迂回的路径发现一些信息。梵高在阿尔勒居住的时间是1888年2月20日至1889年5月8日，所以我调取了最接近这一时间段的人口普查数据，看看能否找到什么线索。人口普查在1886年和1891年都进行过，但是我只拿到了1886年的数据。我向工作人员询问在哪里能找到1891年的数据，档案馆馆长西尔维·雷布蒂尼（Sylvie Rebuttini）告诉我她从未在阿尔勒看到这份资料。我在那天找到了各种信息，但我只能猜测哪些在今后有用。在这么少的材料中，任何东西都可能是重要的。查阅一遍人口普查中的人名后，我发现19世纪80年代在阿尔勒工作的妓女会被标注“FS”，那是fille soumise的缩写，意思是“被控制的女孩”。考虑到在梵高的故事中有一名叫作拉谢尔的妓女，我想这次调查可能会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我开始编写一份从事这类职业的女孩和妓院老板的名录，这些妓院老板在人口记录中被写作“卖柠檬水的”（limonadiers）。这雅称让我乐不可支。
无论我多么热衷于这些细节，一个更大的问题越发凸显出来。我对于1888年的阿尔勒究竟是什么样子一无所知。不仅因为梵高所居住的区域与现在的城市甚少相似，更因为新街的名字和大规模的战后建设计划使之更加扑朔迷离，难以识别。我不是唯一遇到这个问题的研究者。2001年，有人绘制了一张平面地图，描绘了梵高居住的市区部分，但是缺少细节。(21)假如我要描绘出当梵高迈下火车后第一眼看到的19世纪80年代的阿尔勒，我需要知道得更多。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去了解阿尔勒为什么以及怎样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1944年6月25日凌晨5点20分，美国空军第455轰炸机联队从意大利南部福贾（Foggia）附近的圣乔瓦尼（San Giovanni）机场起飞。38架B-24轰炸机的任务是炸毁罗讷河（Rhône）沿岸的桥梁，为盟军登陆做好地面准备。这次远征是解放法国第一阶段任务的一部分。对第455轰炸机联队来说，这是一次特别长线的飞行——往返飞行1700公里（1100英里）。这是联队的第67次任务，本次任务的轰炸目标之一是阿尔勒的铁路桥。(22)
直至1944年6月末，阿尔勒的防空警报已经响了几个月，但阿尔勒从未遭受过正面袭击。这些防空警报经常在拉响后很快被解除，这让阿尔勒人有点儿自信过度。
那是一个美丽晴朗的周日早晨，阿尔勒城里的大多数人刚刚做完礼拜回家。防空洞位于城中心，它们一个连着一个地建在唯一能抵挡空袭的地方——罗马圆形剧场和广场之下。当第一声防空警报在9点25分响起时，城中心的人们迅速冲向指定的防空洞。(23)
空袭在9点55分到来。10分钟之内，轰炸机从14500英尺(24)的高空投下了110吨炸弹，全部落在河两岸的铁路调车场和仓库上。从这样的高度是不可能精准轰炸的，因此桥本身没有受到直接攻击。在轰炸机返回基地的途中，机组成员的报告中记录了在目标附近可以看见火光。
此刻，地面上一片混乱。“警报解除”的鸣笛声并没有拉响，没有人敢离开防空洞。只有应急服务人员冒险跑出防空洞，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紧张地跑向废墟，帮着在碎石中救出伤者、挖出遗体。在那个夏天的清晨，43人失去了生命。这次轰炸异常剧烈，有些受害者的遗体在轰炸过后一个月才被发现。(25)
受到轰炸最严重的地区是火车站附近的城北。那片区域在现在仍然矗立着的叫作“骑兵”（La Cavalerie）的城墙之外，城墙得名于老城门。这片区域就是文森特·梵高1888年居住的地方。1944年6月25日，梵高曾熟门熟路的城市——他常出入的咖啡馆，他住过的第一家旅馆，他常去的妓院，甚至他当作是家的那栋黄房子——在几分钟内就被从地图上完全抹去了。
在对这次轰炸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找到了此前未公开的黄房子的照片。尽管1922年有人画了黄房子的平面草图，但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一窥其里。(26)后来，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在几个月后找到了两张摄于1919年的阿尔勒航空照片。它们与我此时了解的地形地貌相去甚远。我终于看到阿尔勒在梵高居住后30年的样子了。
我与一名建筑师一起工作，用旧地图、公共花园的平面图、土地登记证和这些珍贵的早期照片，终于重新描绘出城市当时的样貌，以及梵高的黄房子的室内布局。(27)辛勤的基础工作功不可没，这对我来说至关重要：阿尔勒的这片区域不仅仅是故事主人公生活、工作最多时间的地方，也是案发现场。
做研究就好像在解一个巨大的字谜游戏。一开始有所发现的欣喜过去之后，兴奋渐渐磨灭，剩下的尽是谜团。几乎没有“找到了”的欣喜时刻，取而代之的是一段进展缓慢的日子，和很久之后才渐渐理出的一些线索。我在同时轮流处理几件事情，想要解决的问题渐渐被抛诸脑后。在别人看来，我好像在抓瞎，但其实乱中有序！
我从骨子里热爱研究。像很多人一样，我在父母死后开始研究我的家族史。我要追溯1864年以前我的爱尔兰祖先们，而那时民事登记刚刚开始，这使我碰到了很大的困难。最终我通过其他方式——查询税务记录和土地交易记录，查找法律文件和报纸——勾勒出了我的家谱。通过这次研究，我对乡土社会的运作方式有了诸多了解：人们通过互帮互助解决困难。通过这个网络，他们找到了工作，觅到了配偶。外来移民得到亲戚的帮助，他们在新世界的社交生活是以他们在家乡认识的熟人为中心的。为了理解这些关系，我整理出了我的家族在爱尔兰所在教区的整个资料库。
这次经验教会我，看起来不重要的基础工作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所以，在我对梵高的研究启动之初，我有点鲁莽地决定建立一个1888年阿尔勒居民的资料库。我的推断是，要给每个人——咖啡馆店主、屠夫、邮递员、医生——挨个儿编纂一个文档是极其枯燥乏味的，但如果想要了解梵高在阿尔勒的生活，我就必须收集梵高所在的时代和邻居们所有的可靠信息，建立起资料库。我起先估计我可能需要700到1000人的档案；而今，7年以后，我已经收集到超过15000人的档案。每发现一个新的人物信息，我就将它加入到这个资料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信息变得丰富、逼真，仿佛一部19世纪长篇小说中的人物一样栩栩如生。通过这样做，我得以了解一个人、一处地。就像梵高的信件一样，资料库里的各种细节把我带入了梵高的日常，与他的画作一起书写出他在阿尔勒的独特日记。我能够分辨出并具象化梵高画笔下人物的生活。我仿佛觉得我认识他们，知道他们有什么习惯、他们的孩子是谁，我能在画作中指认出一些体现他们生活或个性的小细节。他们再也不是画布上的人像，而是梵高的朋友、他每天见到的工作者和当地人，是在他生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
我本着一个空泛的想法开始了这个项目：125年前在普罗旺斯的偏远城市里发生的事件，究竟是如何成为定义画家梵高的标志性事件的？在那时，我并不知道我将会为试图揭示整个故事而花费几千小时，也不清楚我因误打误撞而即将遭遇到的种种失落和惊喜。
耳朵，不过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