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dsome组合

根据历史经验，革命这东西，门槛挺高的，一定要80%以上的底层百姓认同才可能成功。而我们都知道，底层的百姓，不是被逼到“亡亦死，举大计亦死”这种山穷水尽的份儿上，绝对不会随便反政府。

“美国人”也同样，到现在为止，他们还以自己身为大英帝国的子民为荣，在他们心里，对大洋对面伦敦的认同感和依赖感，绝对要高于对其他同样在美洲艰苦谋生的美国老乡的感情。面对“剥削”，虽然茶余饭后咒骂首相，心有不满，但他们的生活真没受到巨大的影响或者打击，如果中间没有其他的因素挑拨刺激他们，咒骂一阵后，“美国人”差不多就麻木了，每天骂骂咧咧地交税，每天骂骂咧咧说伦敦人当我们二等公民，只是北美依然安全地留在大英的版图里。

革命有两大要素，第一，愤懑激动的百姓；第二，天才的煽动者和组织策划者。也许美洲的百姓还不算太愤懑太激动，可天才已经横空出世了。

行业规矩，革命如果不成功，挑唆领导革命的，是死无全尸的逆贼；但如果革命成功，逆贼就逆转为“国父”。在美国，“国父”是要用复数的。

如果革命之前我们帮大英政府拟定一个18世纪北美大陆的逆贼榜，第一个上榜的，应该是约翰·汉考克。

约翰·汉考克，男，生于1737年，27岁那年他是北美首富。汉考克的成功，不是励志故事，他不过是会投胎而已。他的叔叔，波士顿老牌商人——托马斯·汉考克，那才是励志典型，从一个书店的小伙计成长为北美著名的富商，自学成才成为哈佛教授，还将汉考克家族打造成北美世家、波士顿议会的召集人。

老托马斯没有儿子，收养了侄儿，27岁的约翰继承家业，不仅年纪轻轻成了首富，自然也当仁不让成为波士顿议会的中心人物。

汉考克家发迹靠做贸易，从英国进口成品包括高档工业产品，再把美洲当地的原材料或者资源发回英国去。英国为了保护自家的产业，在殖民地设了很多限制：都知道英国养了好多羊，都羊吃人了，所以呀，美洲大陆的羊毛和羊毛产品肯定是被禁止的，甚至不准美洲发展制帽业；英国工业发达，产品齐全，所以工业设备和产品就由英国人独家垄断，美洲大陆就算有条件有技术，也不准涉足。如此一来，需要从英国进口的东西很多，英美之间的贸易是收益极高的生意。

约翰·汉考克接下家业那年，正好是1764年，新首相上任烧了三把火。本来战后美洲经济萧条，贸易量缩减，收入肯定比叔叔在时差点儿，如今《糖税法》问世，约翰在家一算，一年里外多了几万英镑的税钱哪。几万英镑，在当时当地，绝对是一笔巨款。

约翰很不服气，我一接手就摊上这事，年底报表上利润不明显，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肯定认为我是个没用的“富二代”，败家孩子。约翰胆大，早年一直被叔叔放在伦敦管理办事处，深谙伦敦官僚的行事风格，所以他想都没想就开始走私，每年花个两三千打点海关，几万英镑说省就省了。

《糖税法》可以躲，随之而来的印花税约翰可躲不掉了。他家贸易量大，单据合同之类的也多，想象这笔印花应该是不少。再多也只是印花税，对汉考克家来说，肯定是小钱。但如今约翰升级为一个走私商人了，胆儿很肥，心态更不一样了，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所有来自伦敦的税，小爷一分都不愿意交！印花税没法走私，躲不掉，行，那我就公开抗税！

抗税这个事是个群体工作，一个人再牛都成不了气候。要抗税，你必须说服一群人跟你一起抗。世界上最难的事，第一是将别人兜里的钱弄到自己口袋里，第二是把自己的思想装入别人的脑子里。约翰有经商天赋，从小也被当商人培养，精通把别人的钱赚到自己口袋里，但说到把自己的思想植入别人的大脑，约翰就不行了，他虽然下定决心抗税，但他的出发点大部分是从私利出发，以这个出发点和约翰的能力，想说服广大美洲人民一起对抗母国，难度太大。

幸好，上帝给约翰安排了天造地设的帮手，绝配。

话说约翰家小时候有个邻居，亚当斯家里也有个差不多大的孩子，叫约翰·亚当斯。这位约翰后来也进了哈佛，修的是法律，学霸，人生道路很顺遂，约翰·汉考克成为首富的时候，约翰·亚当斯也是个北美地区颇有声望的大状了。

两个约翰是好朋友，约翰·汉考克更喜欢约翰·亚当斯的堂兄，他叫塞缪尔·亚当斯。塞缪尔铁定也可以算是大英帝国逆贼榜上的头号人物！

塞缪尔成为“逆贼”前，是个逆子，虽然也毕业于哈佛，但当时的哈佛没现在门槛高，稍有条件的北美子弟，尤其是马萨诸塞本地户口的，入学都容易。哈佛毕业的想有出息，要么成为宗教人士比如牧师，要么就是做律师。塞缪尔学了法律，在牧师和律师之间权衡后，他选择经商，将来可以接管家里的酿酒生意。

从塞缪尔参加工作，他就没让大人省心。这孩子全身上下都是反骨哇，天生一个造反派，他哈佛毕业时的论文题目就叫“论殖民地人民是否可以合法地抵制英国法律”，公然教唆人违法！家里给找个工作，他不好好干，每天到处打听哪有“违法”行动，好积极参与。上班被炒鱿鱼后，自己做生意，把家里给的本钱赔光。好在再不济，还是可以接管家里的酒厂嘛。做了酒厂老板更离谱了，不管哪有政治活动，他立即就关门放假，顶风冒雪也要参与其盛！在这种经营态度下，家里的酒厂天经地义地倒闭了！

这样的人，不给他一个伸展反骨的机会，恐怕一辈子就惹是生非扰乱社会治安了。好在大英政府及时挽救了塞缪尔，随着《糖税法》的出炉，塞缪尔找到了人生目标和事业追求，那就是，造英政府的反！

塞缪尔有思想有激情会煽动，加上汉考克在背后提供金援，这个反动组合就算正式成立了。我们给他们起个名字叫“翰塞组合”吧（听上去非常handsome，这两位大佬应该没有意见)。

造反天才塞缪尔出手不凡，他很快就为整个北美的抗税行动找到了义正词严的口号和纲领：无代表则不纳税！

无代表不纳税不算什么新鲜口号，因为英国人毫不陌生。几个世纪前抛出的《大宪章》究其本质，就为限制国王乱收税。民众选出代表进入议会，如果议会通过收税，哪怕砸锅卖铁，老百姓也会缴得毫无怨言。因为代表是自己选的，代表表达自己的诉求，但，最怕的就是被代表。

议会改革前的大英议会，是老牌地主和大商人的天下，受财产限制，议员名额在英国本土也分配不公，更不可能给殖民地人一席之地了。美洲人说，我们在议会下院没有代表，所以伦敦政府通过的对殖民地收税的法律则是暴政！

这是无可反驳的论点，伦敦的议会也不能自己打自己的嘴，他们非常无奈地说，其实下院有殖民地的代表哇，所谓的“Virtual representation”(虚拟代表)嘛！这种回答简直就是调戏“美国人”了！

要发动群众，不能没有媒体，约翰出钱，塞缪尔操盘，诞生了《波士顿纪事报》，谁说这个报纸是严肃真实的，老杨第一个不答应，在当时，这报纸的主要功能就是唯恐天下不乱！

翰塞组合效率很高，真是将波士顿地区的反抗情绪激发出来了，塞缪尔马上因势利导，成立了自由之子社，有报纸有帮派，加上英国政府还非常配合地出笼了旨在得罪所有美国人的印花税，事情很快就闹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