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腾飞
王道还是霸道？
秦献公去世后，秦孝公继位，当时他年仅二十岁。尽管父亲给他留下了一笔颇为丰厚的政治遗产，但他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在这位年轻君主看来，秦国的改革远远不够，面临的问题太多。最使他难堪的是，秦国在国际舞台上毫无存在感，不被重视，地位低下。他渴望能像先祖秦穆公那样，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重振秦国的声威。
前文一再提到，自秦穆公后，秦国在国际政治上几乎毫无发言权。春秋以来，诸侯会盟成为主导国际政治的一种主要模式。长期以来，诸侯会盟由两个国家主导，其一是晋国，其二是楚国。晋国与楚国都是秦的邻国，但是他们主持的诸侯会盟，都把秦国排斥在外。史书上是这样说的：“秦僻处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视之。”也就是说，华夏诸国根本不把秦国当作同类，而视之为夷狄。秦国人一肚子的委屈，要知道中原诸侯之所以能高枕无忧，很大程度上要感谢秦国。秦国不仅不是夷狄，而且是攘夷先锋，如果不是秦国以一往无前的精神打败西戎，中原或许早被戎狄蹂躏得惨不忍睹了。尽管秦国文明落后于其他诸侯国，但其捍卫华夏文明的功绩却是不可抹杀的。
尽管秦献公在统治后期取得石门之战的胜利并展开局部反攻，然而比起魏、赵、韩、楚、齐、燕等六个大国，秦国仍然谈不上有什么优势。更重要的是，沦陷的河西还牢牢控制在魏国手中，在收复失地之前，有什么资格说强大呢？虽然魏、韩、赵三国矛盾很深，在对秦的态度上，却是出奇的一致，甚至可以摒弃前嫌，共同对付秦国。因此，在秦孝公看来，秦国的危机还没有过去。
为了进一步提升秦国的实力，秦孝公做了以下几件事：布恩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前二者是收拾民心，后二者是强化军队的战斗力。除此之外，秦孝公想不到别的办法。让秦孝公失落的是，秦国一帮旧官僚多是尸位素餐，身居高位却对国家贡献甚微，思想守旧，毫无建树，占着茅坑不拉屎。
要改变秦国，依靠这些老官僚是不行的，必须另辟蹊径。此前秦献公废除殉葬制，为东方人才的引入铺平了道路。秦孝公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贴出《求贤令》，以裂土为赏，以求天下贤才。
《求贤令》全文如下：
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一则招聘广告。秦孝公先是简单回顾秦国的历史，对秦穆公的丰功伟绩充满向往：“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这是何等令人心驰神往的辉煌事业啊。然后笔锋一转，写到四代乱政，导致河西沦陷、诸侯卑秦，这又是何等令人痛心。最有吸引力的是最后一句：“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这个大奖太诱惑人了。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很快，四面八方的人才涌向秦国。在入秦的人流中，有一个风尘仆仆的年轻人，怀里揣着一卷李悝的《法经》，他就是名垂青史的商鞅。
商鞅，又称为卫鞅或公孙鞅，是卫国国君的后裔，后来在秦国被封为商君，故而历史上习惯称他为商鞅。早年的商鞅博览群书，尤好刑名之学，特别景仰魏国著名改革家李悝。李悝在魏文侯时候主持变法，是战国时代变法的先驱。李悝的思想对商鞅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变法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废除“世卿世禄”的制度；其二，实行“尽地力”“平籴法”的经济政策；其三，制定一套严密的法律。这些变法思想，后来被商鞅全盘接受。
由于卫国是个小国，政局动荡不安，商鞅无法在本国实现宏伟抱负，遂前往魏国，希冀能大展拳脚。然而，此时的魏国正陷入三晋战争的泥潭，还要面对秦国的骚扰，战争机器无时无刻不在高速运转，魏惠王根本没空考虑深化政治经济改革。商鞅的才学没有用武之地，只是在相府谋了个差事。
魏国宰相公叔痤非常赏识商鞅的学识，认为他有经天纬地之才。可惜的是，公叔痤还没来得及提拔重用商鞅便去世了。临死前，公叔痤向前来探病的魏惠王推荐商鞅，希望国君能委以重任，把国家交由他治理。这番话，在魏惠王听来，只是宰相因病重神志不清的胡言乱语罢了。商鞅是谁？魏惠王根本就没听过这个人！公叔痤又说，若不用商鞅，就把他杀了，他若去了别国，定是魏国的大患。对此，魏惠王一笑置之。
魏惠王把公叔痤的话当作疯言疯语，既不想重用商鞅，也没想杀之。对于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何必大动干戈呢？
公叔痤一死，商鞅被闲置了。英雄无用武之地，商鞅一腔愁绪。就在这时，传来秦孝公贴出《求贤令》广求天下英才的消息。看到“尊官”“分土”的字眼时，商鞅怦然心动，决心离开魏国，只身入秦。
到了秦国后，商鞅三见秦孝公。
起初商鞅是比较谨慎的，他还并不了解秦孝公内心的真实想法与变革的决心。初见秦孝公，商鞅本着“政治正确”的原则，大谈特谈“三皇五帝”的帝道。三皇五帝是远古时代的圣人，三皇一般是指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五帝是指黄帝、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五位帝王。这些都是华夏文明所崇拜的上古帝王，一向被认为是上古明君的典范。然而，秦孝公听得无精打采，好几次差点睡着了。
商鞅摸清秦孝公的底牌后，第二次见面时不说“帝道”，转而大谈王道。所谓王道，就是夏王禹、商王汤、周文王、周武王等贤王政治理论。禹、汤、文、武是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的奠基者或开创者，都强调“仁义无敌”，他们的政治思想，一直成为后世推崇的范本。但是，秦孝公听后，仍然打不起兴致。这些贤君生活的年代，距离现在几百上千年，代入感不强，不接地气。
我们从秦孝公的《求贤令》看得出，这位年轻的秦国君主其实并没有一统天下的雄心，也不现实。他的雄心壮志，仅仅是“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让秦国强大起来，摆脱“诸侯卑秦”的尴尬处境。商鞅前两次见秦孝公，说的都是治理天下的道理，秦孝公的眼光并没那么广阔，他只在意秦国，并不在意天下。这就好比你对一个部门经理滔滔不绝讲怎么当好董事长，他自然提不起兴趣。
接下来的第三次见面，商鞅胸有成竹，既不谈帝道，也不说王道，只说霸道。霸道就是春秋五霸的事业，就是搞地区霸权。霸道与帝道、王道的不同之处，在于基础不扎实，崇尚武力，比的是谁的拳头硬，为了霸权甚至可以践踏道德。商鞅向秦孝公指出，要让国家迅速强大起来，方法是有的，但是在道德建设上，就没法与商周相比了。对此，秦孝公一点也不在意，对他来说，人生太短，倘若不能在有生之年建立功业，就死不瞑目了。这次会面，商鞅所谈的霸道大合秦孝公的胃口，他听得津津有味，非常认同商鞅的见解。
如何实现强国之梦呢？
商鞅给出的答案是：变法！
他认为，秦国一直以来所沿用的制度法令，很多都不适宜当下了。要改变国家，首先要变法。
李悝在魏国实行的改革，给商鞅提供了变法的蓝本。对于李悝的《法经》一书，商鞅早就烂熟于胸，他吸收李悝思想的精华，加以拓展，形成了自己独到的一套理论。商鞅把这套理论灌输给秦孝公，孝公听得入迷。变法不是对旧有制度的修修补补，而是推倒重来，摧毁传统。要知道华夏文明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祖先崇拜，厚古而薄今，把上古圣人及尧舜禹汤文武塑造成为完美无瑕的圣人，热情讴歌古代的政治。现在商鞅要摧毁传统，推倒重来，岂非要与天下为敌？
秦孝公虽是有为君主，也不免被商鞅过于大胆的想法吓住了。秦国的政治向来以保守而著称，推倒旧的制度，就意味着遭到国内反对势力的顽强阻击，甚至可能酿成政变。在此之前，李悝在魏国实施过变法，吴起在楚国也推行过变法，前者成功了，而后者失败了。李悝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魏国乃新兴国家，背负的传统包袱少；而吴起之所以失败，就是楚国作为历史悠久的诸侯国，守旧势力太强大了。在楚悼王死后，顽固派就发动政变，杀害了吴起，变法最终也被废黜。
秦国之守旧，恐怕比起楚国更甚。变法会不会因为巨大的阻力而夭折呢？自己会不会成为众矢之的呢？史书这样写道：“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秦孝公担心遭天下人的非议，不支持自己甚至反对。当一个人要单枪匹马与一国人为敌时，压力可想而知。
商鞅看出秦孝公的矛盾心理，便说：“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就是说，优柔寡断者不会成名，迟疑不定者难以成功。他极力说服秦孝公：真正高人的做法，必定会遭到俗人的非议；有独立见解的智者，必定遭到众人的厌恶。聪明的人在事情发生之前便能看到结果，愚蠢的人即便事情发生了也懵然不知。要做成一件事，不可与民众商量如何开始做，只需要在事成之后，让他们享用现成的果实即可。高尚的人总是不合于习俗，成功人士总是不屑与别人商量。因此，只要可以强国，不必效法旧的规章制度；只要有利于民众，不必遵循旧的礼制。
这一番话，让秦孝公醍醐灌顶，终于下定决心，推行变法。
反对的浪潮如期而至。变法之议一出，守旧派哗然，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辩论开始了。正方辩手商鞅，反方辩手是甘龙与杜挚，两人都是老官僚。
甘龙首先发难，他扛出“圣人”来压商鞅，认为自古以来，圣人教化人民不改变习俗，智者治理国家不变更法令。顺着民俗来教化，不费力却易成功；沿袭旧法来治国，官吏习惯，百姓安心。
商鞅敏锐地抓住了甘龙逻辑上的漏洞，如果圣人的教化千古不变，那么如何解释夏、商、周三代的制度都有所不同呢？夏有夏礼，商有商礼，周有周礼，这难道不是有一个更新改变的过程吗？春秋五霸的法度也各不相同，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准绳。商鞅批评甘龙的看法只不过是俗人的见解罢了，被习惯所左右，拘泥于见闻，不能突破常规。最后他总结说：智者创建法令制度，愚者只是受其制约；贤者更改礼制，平庸者受其束缚。
这段辩驳非常有力度，逻辑性很强，很轻松就把甘龙驳得哑口无言。
反方第二辩手杜挚出场，他的主张是：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变更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变更工具。效法古制，可以不出差错；遵循旧礼，可以避免偏差。
看得出，杜挚的发言很空洞，没有干货，纯属喊口号。商鞅反驳说：治理国家绝不仅有一种方法，也不在于效法古制。商汤、周武王不受古法的拘束，创立新的制度而成就王者之业；夏桀、商纣不变更古制，最终走向亡国。因此，不能因为反对古制就认为是错的，也不能因为循规蹈矩就认为是对的。
商鞅的反驳是非常精彩的。那些口口声声要维护古制的人，却不明白没有一成不变的古制，制度总在变化。且不说远的，就说秦献公废除殉葬制，又何尝不是一种变革呢？维护旧势力的保守分子，要么思想简单，因习惯而产生惰性，不愿意改变现状；要么是担心变法会损及自己的利益。
这次朝堂之上的大辩论是一次思想上的大交锋。商鞅不仅驳倒了反对派，也让秦孝公对变法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秦孝公的初衷，只是为了“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而已，商鞅将变法的目标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他对制度的变革不仅完全改变了秦国的面貌，对之后两千年的中国政治亦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