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实现充分就业、高速增长及经济稳定
第1章 要就业，而非紧缩
2008年金融部门的崩溃，一开始几乎没有引起注意，但后来却势不可当，在欧洲引发了经济危机和接下来的社会危机。危机终会过去，而我们衡量一个经济体系时关注的应是其完全恢复前的时间长度、经济体系中民众所承受的痛苦以及这个体系面对另一场危机的脆弱程度，而不是灾难最终结束了这个事实。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对欧洲造成了不必要的深刻、漫长和痛苦的影响。经济的现状与预期之间的差距（如果危机没有发生的话）达到了数万亿欧元之多。即使在10年后的今天，经济增长依然疲软。
从人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比失业更能概括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几乎所有地方的失业率都在上升，而在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中，失业率更是迅猛增长。即使10年过去了，很多欧盟国家的失业率仍然高得令人无法接受，而欧洲领导人却仍然在担心未来可能出现的债务和赤字成本（这两种成本在许多国家都大幅上升）。他们继续对危机给许多欧洲人造成的毁灭性影响视而不见。尽管欧洲现在正在好转，但我们必须记住经济史上的这段黑暗时期。
长期的失业已经摧毁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
那些本应通过职业训练获得工作技能的年轻欧洲人，却只能待在家里，无所事事并充满怒火。民众对欧洲机构的信任已经降低，对其领导人的信任也在减少。许多领导人曾承诺，欧元将带来共同繁荣。但正相反，欧元，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关于它的不成熟的结构和不适宜的政策，造成了一场严重的衰退。这场衰退给一些国家带来了停滞，给另一些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后退，而对其中一些国家来说，经济状况的恶化甚至比大萧条时期还要糟糕。
导致这场危机的欧洲经济结构和政策框架中的根本问题尚没有得到足够的调控，这使得欧洲在面对另一场危机时仍然脆弱。这个系统的设计无法承受另一次大的冲击——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还会有更多次冲击。这是经济史给我们的教训。[1]
几十年前，欧洲在共同制定被称为《稳定与增长公约》（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简称《稳定公约》）的经济框架时，做出了一系列关键的错误选择。这里所谓的“稳定”，指的并不是经济的稳定，而是物价的稳定——保持低水平和稳定的通货膨胀的承诺。它不叫《就业、稳定与增长公约》。由于缺乏对就业的重视，有很长一段时间，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失业率高得令人难以置信也许就可以理解了。执行该公约的政策和限制既没有带来增长，也没有带来稳定，更不用说就业了。
危机过去多年后，失业率仍显著升高，尤其是在受危机打击最为严重的欧元区国家。最典型的例子是希腊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2017年年底的失业率分别为21.5%和16.5%。这些数字显然好于2013年27.5%和26.1%的峰值水平，但仍然远超合理水平。很大一部分失业者失业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希腊和西班牙的长期失业率分别达到18.5%和13%。截至2017年年底，欧元区总共约有1780万人失业，大致相当于奥地利和保加利亚人口的总和。[2]到2017年年底，整个欧元区有将近22%的劳动力不得不从事兼职工作，这个数字在过去5年内没有变化。[3]
今天，许多年轻人无法找到与他们的技能和愿望相匹配的、稳定的或报酬合适的工作。25岁以下的年轻人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求职者的失业率是欧洲平均失业率水平的两倍，分别为18.5%和17%。
在这失去机会的10年中，大规模失业既是不平等的原因，也是不平等的结果。那些对社会有过贡献的老员工没有失业；而较年轻的工人却没能得到可以增加终身收入的早期的、有塑造性的技能发展机会；孩子们也没有梦想过他们可能想从事的职业。体面、稳定工作的缺失也使得许多西欧人的贫困达到了他们以为终生都不会看到的程度，我们将在第7章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2016年和2017年的选举，尤其是在波兰、西班牙、荷兰、法国和英国的选举，表明欧洲领导人不能再认为欧盟会获得广泛的公民支持了。反对欧盟的行为在许多国家都十分活跃。[4]
尽管造成这种不满的原因有很多，包括2015年爆发的移民危机，但在许多地方，其根本原因是糟糕的经济表现——失业、不平等与经济不稳定感。尽管造成许多国家经济状况不佳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全球化、金融化、技术、欧盟，尤其是欧元，但它们的规则、结构和政策才是问题的核心。欧元承诺将带来前所未有的共同繁荣，进而增强欧洲的团结，但这一承诺并未兑现。
选民可能还会授权给那些有勇气改写规则和改革那些失效结构的领导人。我们撰写这本书正是希望他们能做到，并对于需要做哪些事情提供一些指导。这方面的努力应首先承诺在整个欧洲实现充分就业，而这一承诺应以新的宏观经济战略为基础。
在欧元的创立上，清晰的希望与现实的恐惧交织在一起。一个如此多元的地区，能够采用单一央行的共同货币，同时实现普遍的繁荣吗？或者，以德国为主导的核心国家所推行的以经济福祉为目标的政策，会让一些外围国家陷入衰退甚至萧条吗？迄今为止，欧元的历史证实了最糟糕的担忧。但这种失败不一定是必然的，未来是可以扭转的。
我们在这本书中概述的新规则相互间是密切关联和相辅相成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欧洲在增长、就业和债务方面所采取的方式。如果欧盟在宏观经济框架上做得不对，我们在货币政策（第2章）和投资（第3章）方面所做的努力就肯定无法实现稳定和更高的长期增长率目标。而后续章节的主题，即在欧洲促进更大的经济平等和安全，也将被证明是一个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
目前的宏观经济框架可以追溯到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它概述了一套标准，称为趋同标准，欧盟根据这套标准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适合使用欧元。在这个陈腐的术语背后，有一种理论认为，如果单个欧洲国家做了某些事情，它们就会以有利于共享同一种货币的方式团结起来。早期的研究，如诺贝尔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的研究[5]，曾解释说，只有当国家之间足够相似时，它们才能使用同一种货币并实现共同繁荣。欧洲国家认识到，到1992年为止，它们还不够相似。但希望在于，如果它们满足趋同标准，它们将会变得足够相似，从而能使一种共同的货币运行起来。
这些标准包括不超过GDP 3%的财政赤字、不超过GDP 60%的政府债务、低通胀、稳定的汇率和低水平的长期利率。然而，没有任何成熟的经济理论表明这些规则会促进增长率或收入水平的趋同，更不用说经济结构的趋同了。并且经济理论也不认为这些变量的趋同足以使单一货币体系运转良好。
然而，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些实际上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武断的数字，它们在经济严重衰退期间可能会造成非常不利的后果。尤其是对财政赤字的限制，它意味着各国不能实施逆周期的财政政策（例如在经济低迷时期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而这正是凯恩斯（Keynes）以后的经济学家们所认识到的，将一个经济体拉出深度衰退的关键。在一个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无法帮助恢复充分就业的共同货币区，这些逆周期措施更为重要。没有这些政策工具，国家就无法通过降低汇率来鼓励出口，或者通过降低利率来鼓励投资。
趋同标准反而变成了一种导致分化的机制，正如同“单一市场”的结果。“单一市场”是一套促进商业一体化的政策，允许资金更自由地跨境流动。当欧元区的部分地区遭遇经济衰退时，共同的货币使得资金很容易地从衰退经济体流向表现良好的经济体。在2008年和2010年的危机之后，资金从最需要资金的国家流出，从而导致这些国家信贷紧缩，加剧了经济衰退，助长了分化，而非融合。财政规则还禁止较弱的国家开展如强国那样的重要公共投资，这助长了更大的长期分歧。
《稳定与增长公约》作为执行机制于1997年出台。这是一个混合了点名批评措施和可能会罚款的机制，以确保各国遵守财政规则。它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尤其体现了德国对那些被认为是挥霍无度的南方邻国的警惕。欧元的缔造者们认为，有了这个公约，新成立的欧洲央行为救助那些花钱大手大脚的政府而引发通胀的压力就会轻易消失。
趋同标准与《稳定与增长公约》的债务和赤字条款基于一个根本上的误解：管理公共财政等同于为一个家庭管理财务，因此，公共财政管理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并使那些入不敷出者面临可怕的后果。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援引传说中的“斯瓦比亚家庭主妇”（传说中吝啬的德国西南部女族长）来指责其他国家。到21世纪初，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在经济低迷时期借债能够推动总需求并恢复充分就业的经验，至少在德国和欧盟的许多高层中是这样。趋同标准和《稳定与增长公约》是基于信念的条款，而不是基于可靠分析的结果。
当危机来临时，这段偏离了20世纪经济学家认知的旅程出现了一个剧烈的急转弯，转向了更糟糕的状态。而《稳定公约》（其增长部分通常被遗忘[6]）引发了一个丑陋的产物：紧缩。这种紧缩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考虑到趋同标准和为执行这些标准而制定的公约，紧缩是欧盟对危机的回应，但它们无疑平滑了紧缩的路径。面对总需求的急剧下降，填补缺口的政府支出对于一个致力于信守“3加60”[7]规则的欧盟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2008年的危机及其余波重创了欧洲的边缘国家——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这些国家的国内政策受到批评，而且其中一些国家在危机前就存在巨额赤字。但西班牙和爱尔兰是欧洲传统智慧的好学生。在危机爆发前，这两个国家一直拥有财政盈余和较低的债务与GDP比率，危机导致它们的债务和赤字飙升。
遵守趋同标准和《稳定公约》很难使各国免于危机。趋同标准对于增长和稳定来说既非必要的，也非充分的。即使是宏观经济政策看似合理的国家也可能会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不过我们现在更加充分地认识到防范极端事件的必要性，特别是对金融部门进行适当监管的必要性，这是我们将在第5章讨论的内容。与不进行监管的后果相比，监管金融部门的成本很小。
这场危机意味着许多国家无法再以合理的利率借款，这实际上将它们挡在了国际资本市场之外。而像意大利这样具备市场准入资格的国家，则担心自己在未来也会失去准入资格。对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来说，这种孤立是一种新的体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欧元及其运行方式带来的。这些国家既不能通过贬值来刺激出口，也不能运用货币政策来刺激增长。局外人能够理解它们的困境，也知道如果没有欧盟强国的帮助，这些国家的增长将会停滞不前。没有这样的帮助，这些国家连一欧元都无法借入也不足为奇。
受危机影响的国家被排除在资本市场之外，这甚至阻碍了它们偿还当前债务的能力，它们别无选择，只能求助于它们在欧盟的所谓朋友们。援助虽然是可以提供的，但必须满足极其严格的条件，这进一步阻碍了受影响经济体的增长。若没有求助对象的许可，赤字开支对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来说就变成了完全意义上的不可能。那些得到援助的国家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为受影响的国家制订了一揽子救助计划。事实证明，对希腊的救助计划更大程度上是为了拯救法国和德国的金融体系，而不是为了挽救遭受重创的希腊经济，因为法国和德国的银行向危机国家提供了大量贷款。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称为“三驾马车”）共同处理了危机。而“三驾马车”实施的紧缩措施导致了尤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它们向希腊提供了足够的援助以拯救法国和德国的银行，但这些并不足以像它们承诺的那样恢复希腊的经济增长。
救助计划中的条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政治方面的决定——为了说服选民，尤其是德国的选民，去相信那些被许多人视为是挥霍无度和搭便车的遭遇危机的国家不会利用德国的慷慨占便宜。然而更准确地说，现实正好相反。普通的希腊人为了拯救德国和法国的银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但是，问题的一部分是经济分析的严重失败。“三驾马车”认为，一项紧缩措施加上可以在短期内完成的各种结构性改革将帮助经济迅速恢复繁荣。例如，它们对希腊的预测显示，该国经济复苏将迅速而强劲。这些模型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错误的。同样简单的模型，即那些没有预见到金融危机或地产泡沫的模型，在希腊、西班牙和其他遭遇危机的国家的实际验证中惨败。
同样，单一市场的表现也没有达到预期。它的倡导者基于简单的意识形态，认为单一市场将导致资金从欧洲富裕地区流向那些有资金需求的地区。他们忽视了大量的实际证据，这些证据表明，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资本流动通常是顺周期的，而非逆周期的，从而会加剧经济低迷。现实情况是，资金从遭遇危机国家的银行体系流出，进一步减少了这些国家经济所依靠的给中小企业的贷款。此外，违约削弱了银行部门，导致信贷可得性进一步下降，而利率进一步上升。
问题
《稳定公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无效
在欧洲领导人敲定《稳定与增长公约》20年后，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公约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失败品——它既没有带来增长，也没有带来稳定，更没有带来社会福祉的任何其他元素。相反，它造就了高失业率。
无论是遵守或是背离，“3加60”规则都被证明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指标，它无法预测在时间推移中一个国家的管理情况。《稳定公约》的捍卫者通常将其目标置于缓冲的背景下，即各国应在经济景气时限制赤字和债务，以便在经济不景气时仍能遵守规则。无论从长远来看这是否为一个好政策，让一个国家在今天陷入萧条，以便有财政空间来避免在遥远未来的某个时候陷入衰退，都是没有意义的。
西班牙和爱尔兰不仅遵守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也遵守了《稳定公约》，但是在2008年后却仍处于危机之中，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8]即使是强大的德国，也曾在21世纪初与短暂的周期性衰退做斗争时，暂时抛开过这些规则的桎梏。而当德国人敦促希腊和其他南欧国家向北寻求指导时，这一事件往往会从当前的政治记忆中被抹去。这种双重标准反过来又破坏了对遭遇危机的国家提出要求的政治合法性。
有效刺激经济唯一可能的途径是通过财政政策。《稳定公约》的支持者辩称，限制整个欧洲的支出不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多大影响，哪怕是在经济衰退期间，因为他们认为欧洲央行可以伸出援手，并以更低的利率来恢复充分就业。但在2008年之后的几年里，由于利率徘徊在接近于零的水平，货币政策无法弥补积极财政政策的缺失，从而加剧了欧洲的衰退。[9]
因此，《稳定公约》加大了衰退。法国央行得出结论称，2012年是特别残酷的一年，一些国家的赤字削减甚至超出了公约的要求，导致欧元区经济增长下降了1.5个百分点。[10]当时，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南欧国家正在缩减其财政，德国也在缩减，尽管它并不需要这么做。德国机械设备的大量出口和欧元汇率的下降帮助这个欧洲最大的经济体稳步前进。这一方面是因为其他国家都深陷泥潭，致使欧元走弱；另一方面是因为共同货币的存在，使德国得以面临一个比自主货币情况下低得多的汇率。
任何单一货币体系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剥夺了不同国家通过调控各自的汇率（相对于其贸易伙伴的价格）以刺激净出口的能力。从理论上讲，遭遇危机的国家可以通过降低工资或提高生产率来降低单位劳动力成本，从而降低出口产品的价格。此举将带来更大的海外销售，以及新的增长。
在短期内提高生产率总是困难的，特别是当经济衰退对公共和私人投资造成限制时，我们将在第3章讨论这个问题。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降低工资和其他成本，即所谓的内部贬值。但在大多数国家，工资是向下刚性的——每年最多只能下降一点点。随着非贸易商品需求的同步下降，工资降低还会损害GDP。而且，即使工资降低，资本成本也会上升，因为资本供应方敏锐地认识到，当一个国家陷入衰退时，风险会增加。
在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较低的工资主要导致了需求萎缩、产出和收入下降，从而使进口下降。政策制定者希望增加出口以抵消国内需求下降的影响，但这并没有达到维持GDP所需的程度，更不用说刺激经济增长了。在希腊，2011～2015年，商品出口占GDP的比重仅增长了3.5个百分点，约为斯洛文尼亚或斯洛伐克等国增幅的一半，并与欧元区2.2个百分点的平均增幅相去不远。换句话说，通过削减工资，希腊在与邻国的竞争中几乎没有取得任何优势。2007年，就在危机之前，希腊进口超过出口的总额达到了290亿欧元。这场危机降低了这种不可持续的贸易赤字，与其说是通过扩大出口实现的，还不如说是由于“三驾马车”强加给希腊的政策导致了萧条，进而引发了进口收缩。
大量的经济文献预测到了这一结果。“三驾马车”的分析试图将失业归咎于工人，其理由是，只要实际工资能够下降，充分就业就会迅速恢复。但这些分析忘记了劳动力需求是一种衍生需求，衍生自家庭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如果实际工资下降，家庭就会感到痛苦，并发现越来越难以维持生计，尤其是在债务是用欧元固定时。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可能被迫走向破产，失去住房，以及无法支付基本医疗费用或子女教育费用。
较低的实际工资并不一定能缩小劳动力供求之间的差距，因为总需求的收缩减少了任何给定工资水平下对劳动力的需求。这种需求曲线变动的速度比实际工资下降所导致的沿需求曲线下降的速度要快。
企业也是如此。总需求的下降对生产更多（非贸易）商品的投资需求产生了直接而明显的影响。不断恶化的经济衰退意味着更多的闲置产能。许多企业依靠留存收益来为投资提供资金，而较小的利润会降低留存收益，从而进一步降低投资。需求的减少也致使许多企业破产，这不仅造成了失业，也减少了组织资本，从而进一步降低了未来的经济潜力。由于企业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企业的破产会导致另一个企业的破产。破产也削弱了银行的实力，迫使一些银行陷入困境，多数银行不得不收缩放贷。特别是在遭遇危机的国家，即使欧洲央行降低了利率，这些国家的贷款利率还是上升了。随着投资的减少和资本成本的增加，紧缩政策并没有带来期望中提高竞争力的好处。
遭遇危机的国家无法独力承受调控的负担
遭遇危机的国家进行内部货币贬值的尝试导致了比预期严重得多的收缩，因为它破坏了不从事贸易的现代经济部门。从本质上讲，欧洲要求遭遇危机的国家为刺激出口扼杀其经济中最大的部门，这是一种虚幻的危机解决方案（如果是的话）。非贸易部门（约占经济的2/3，不从事贸易，包括餐馆、干洗店以及其他本地服务供应商）的下降无法被贸易部门的增长所抵消，况且这两类经济部门并没有真正相互隔离开，例如，银行对两者都提供贷款。由于这种关系，非贸易部门的破产削弱了金融系统，并对贸易部门的信贷供应产生了连锁反应。
国内货币贬值和财政紧缩之所以会产生如此灾难性和出乎意料的影响，还有一个原因：它加剧了信贷紧缩，对需求（投资）和供给（无法获得营运资金的企业必须收缩）都造成了影响。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当危机来袭时，资金从弱国流向强国。造成这种流动的原因之一是，投资者缺乏信心，不相信一旦出现破产，债务国的银行还能够维持生存，或在政府的帮助下成功纾困。我们将在第5章讨论这个问题。银行信贷对仍是欧洲经济支柱的中小企业尤为重要，特别是在遭遇危机的国家中。危机产生了一个负反馈循环。实际上，通过边做边学和与客户建立信任，小公司的生产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提高，收入会回流向研发与投资。但是，研发支出在危机中尤其脆弱。简而言之，紧缩本身可能影响了出口，因为即使工资下降，生产力也会因紧缩而降低。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几年里，欧洲央行行长让–克洛德·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鼓吹一种错误的、早已失去信誉的扩张性紧缩（Expansionary Austerity）理论。这种有缺陷的观点认为，快速的财政整顿将在未来产生更大的信心，从而推动经济迅速复苏。欧元区在随后几年里所经历的一切都没有证明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如今，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证据都对这一理论提出了质疑。[11]
许多德国人认为，他们的经济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是遵循了他们强加给欧洲其他国家的处方的结果。事实上，德国已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黑暗时期复苏。1990年德国统一后，原民主德国的企业在全球化市场中举步维艰，随着将原民主德国和原联邦德国整合在一起的成本成倍增加，紧缩开支的压力增大，而德国央行在抗击国内通胀方面毫不留情。[12]然而，仅仅15年后，德国又一次成为欧洲经济强国。它成功地让工人们接受了整体薪酬的削减，这最终被视为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欧盟内的每个国家都是不同的，在一个国家行之有效的政策可能在另一个国家并不奏效。德国取得相对成功的原因，与其说是其财政上的刚毅和工资纪律，不如说是运气。例如，德国专门生产资本性货物，而中国对资本性货物的需求正在猛增，且欧洲其他地方专门生产的货物恰好是中国自己正在生产的。此外，我们之前提到的低汇率，即欧元的汇率远低于没有欧元情况下货币会达到的汇率，对德国的帮助更大。
此外，德国人购房比例低于其他国家，这一事实意味着负债的德国人更少，从而更容易调整到更低的工资水平。而在固定负债率高的国家，降低工资肯定会导致大部分人口变贫困。此外，工会的作用和组织因国家而异。德国所接受的那种调控，是由持久的制度和管理者与劳动者之间相当程度的信任所促成的，这在许多国家，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社会上，都是不可接受的。
德国的内部贬值给其自身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导致德国成为发达国家中市场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德国人喜欢给他们的体制贴上“社会市场经济”的标签，这种经济为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包括兼职工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使得市场不平等性能够被忍受，并且防范了对非贸易部门明显的不利影响。相比之下，对那些遭遇危机的国家施加的约束则意味着这些国家无法减轻紧缩政策的不利影响。
欧洲对错误的溢出效应的关注抑制了总需求
《稳定与增长公约》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背后的想法反映了一种担忧，即欧洲和欧元面临的主要危险是通胀，而不是衰退。但是，由于希腊面临违约，导致欧元区濒临崩溃的是严重的衰退，而不是急剧上升的通胀。一个国家的预算赤字不会自动引发系统范围内的恶性通货膨胀。[13]
与此同时，欧元区内部还出现了一些其他问题：德国为保住就业、提高自身竞争力而缓慢、蓄意地压低工资的举措所产生的影响。从1999年到2008年，德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下降了9%。2000～2005年，按实际价值计算，德国国内需求实际上下降了。可以预见的是，同期欧元区其他国家对德出口收入的年平均名义增长率大幅下降。
德国的做法导致了自身的内部贬值，这种贬值持续了10年，并由广泛的社会共识强加于人民。工会认为限制工资是一种保持绝对就业人数的手段，即使他们的工资更低。企业通过实现更高的销售额而有所收获。德国公众陶醉于世界对该国大力出口机械设备的认可。尽管欧盟法律不允许向特定企业提供补贴，但并没有禁止德国的策略——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企业提供广泛的援助。这种援助为削减工资和收入铺平了道路，而这些政策继而又对德国以外的地区产生了影响。政府对社会进行缓冲保护，以应对低工资和低收入带来的不利影响，其效果与直接向企业提供补贴的效果几乎相同。直接补贴本身会被贴上不公平竞争的标签，甚至可能被欧洲有关国家援助的规定视为非法。
欧元区内部深深的裂痕几乎是注定的。德国的立场是以邻为壑政策的新版本，这种政策曾在20世纪90年代困扰欧洲货币（也曾在大萧条爆发后困扰世界）。然而，德国没有通过本国货币的贬值来刺激出口，而是压低了一种即使是用欧元也能控制的东西：本国劳动力的价格。
这种做法抑制了国内支出，而这些支出原本可以用于希腊、意大利或西班牙的出口，这种支出削减将大幅打击这些国家的总需求，因为德国目前是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而对德国有效的战略——通过出口实现增长，对其他国家不会也不可能奏效。根据定义，并非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能增加净出口，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实现贸易顺差，一些国家必然出现赤字。事实上，在全球范围内，IMF和其他机构已经认识到，德国巨大的贸易失衡对全球稳定构成了威胁。当然，对于德国在欧洲南部的贸易伙伴来说，如果德国人不增加消费，他们增加出口的努力可能就会受阻。
在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德国的盈余堆积如山，银行将这些盈余再循环，用于向南发放贷款，造成了欧元区外围国家大规模信贷扩张的问题。简而言之，德国的做法导致了希腊、西班牙和其他地方债务的累积，而德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在后来却又强烈谴责那些国家的这种做法。每一个债务人都有一个债权人，债权人通常是风险管理方面的专家，所以应该承担和债务人一样多甚至更多的坏账责任。但欧洲选择将责任归咎于债务国，并迫使它们承担债务调控的成本。因此，在危机揭示出被忽视的问题之前，欧元区的问题其实已经在发生影响了。
宏观经济框架制造了一个需求受限、不平等加剧的循环
在金融危机之前，欧洲经济就面临着一些重大挑战。中等收入的欧洲人承受着来自全球市场力量的持续压力，比如与低工资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的全球化行为以及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工资下降压力。技术变革看上去更偏重于技能，因此导致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增加，而对那些缺乏市场技能的工人的需求则降低了。
不平等的增长削弱了总需求。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需要花费他们全部的收入以维持生存，而那些处于社会顶层的人却不会这样。这种自下而上的再分配削弱了总需求。当失业率和产能过剩的水平较高时，限制产出增长的将是总需求。如果需求能够增长得更快，那么产出和收入也将会增长得更快。
与其他地区相比，南欧国家在危机和衰退之后出现了更为严重的不平等发展状况。实际上，紧缩政策的部分论据是，它将迫使工资下降，使出口更具竞争力，从而实现内部贬值。事实上，所有衡量不平等的指标现在都显示出贫富差距正在扩大。例如，从2007年到2015年，希腊的基尼系数（在任何收入转移之前）从49.4上升至60.7，西班牙的基尼系数则从45.4上升至50.8。[14]
国家财政的压力意味着希腊、西班牙和其他国家无法通过标准的福利国家制度来缓冲损失；在转移支付后，基尼系数甚至还上升了。[15]的确，在许多国家，公共服务的供给有所削减，这对收入中等和最低的群体打击特别大。反过来，欧盟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削弱了总需求，进而损害了就业。这是欧洲陷入的恶性循环的一部分。
当然，政府本可以使用一些众所周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应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所导致的总需求下降。例如，如果政府增加支出、减少税收，或者降低利率、增加信贷可得性，总需求就可以恢复到确保充分就业的水平。然而，这些标准工具对欧洲那些遭受危机影响的国家来说是不可用的。货币政策被委托给了欧洲央行，并且聚焦于通胀。以至于在如果央行把关注重点放在就业上就要调低利率的时候，央行却反而基于对通胀的关注提高了利率。《稳定与增长公约》不仅阻止了受影响国家利用赤字开支刺激经济，还迫使这些国家采取了更多的紧缩行动。这些国家的经济放缓本身就降低了税收、增加了支出（用于失业和福利支出），因此，3%的赤字限制会迫使政府要么提高税收，要么削减开支，这就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衰退。
糟糕的宏观经济结果也破坏了欧洲计划，因为公民们对没有带来承诺中的繁荣的那些政策和架构的价值发出了质疑。可以说，欧洲的政策和架构加剧了衰退。如果这些国家对自己的经济命运有更多的控制权，它们本可以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来刺激经济。它们甚至有可能阻止为银行体系带来极大负面影响的货币外流。
经济分歧导致政治分歧
欧洲未能有效应对危机，这也使欧洲更难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例如，它削弱了欧洲的团结。那些表现良好的国家（最典型的是德国）不断指责遭遇危机的国家懒惰和挥霍，这种情况助长了怨恨和分裂情绪。事实上，数据显示，2012年希腊人的平均工作时间比德国人多45%。[16]而且，对西班牙和爱尔兰等国家而言，这些国家以前一直拥有巨额盈余，债务与GDP之比也很低，说它们挥霍似乎非常不公平。
前面描述的宏观动态也导致了欧盟内部利益和观点的分歧，特别是债务国（南部受危机国家）和债权国（即德国）之间的分歧。债务人和债权人往往是从不同的视角看世界的。趋同标准本来被认为能够使欧洲国家更相似，也更有可能持有类似的观点。但正如我们所指出的，趋同标准中的这些限制实际上导致了经济环境的差异，进而导致了政治观点上更大的分歧。
评估经济衰退的影响
随着危机的消退（尽管事实上，危机最糟糕的影响才刚刚缓解了几年），人们很少反思，而是继续前进。他们认为，这场危机或许没有得到最佳管理，但我们已经走出了危机；诚然，经济增长乏力，但现在已经恢复。然而，现实情况是，欧洲在未来某个时候将面临另一次重大冲击，而我们几乎没有理由相信它能比这次应对得更好。此外，危机留下的伤痕很深，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全愈合。
从受损的GDP或失业时期来衡量危机和衰退的影响，会大大低估真实的损害。原本可以获得的那些技能和知识的损失是难以衡量的，这意味着欧洲的生产率低于其本来可能达到的水平。在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年轻人的失业率超过了50%。年轻人失业率高，且无法通过在职训练获得技能，因此生产率下降。即使这些工人最终找到了工作，他们的终身收入也会减少。此外，破产会导致公司内部宝贵知识的损失，这会进一步损害未来的经济表现。
紧缩政策还有另一个负面影响：边缘化群体的高失业率。尽管我们可以努力创造普惠的增长，但是低增长环境在历史上并不具有普惠性。例如，少数族裔的失业率往往比整个国家的失业率高得多。非普惠性增长不仅会导致不平等，还会使人们对显而易见的社会结构产生不信任感，无论是对政治体系还是对公民机构。
经济学家们才刚刚开始理解信任的缺失是如何拉低经济表现的，这也是不平等程度越高的经济体表现越差的原因之一。[17]
信任的缺失还会带来政治后果：不信任的选民可能会变成激进的选民，倾向于在其他边缘化人群中寻找替罪羊。
由此可见，欧洲为遭遇危机的国家所做的与未做的，其社会后果远远超出了对产出和就业的短期影响。欧洲不应该实施严厉的紧缩政策，而应该采取更多措施帮助遭遇危机的国家。在后续几个章节中，我们将更全面地描述欧洲政策框架和结构所需的必要改变。
解决方案
打破紧缩和对《稳定与增长公约》的严格奉行
欧洲经常寻求大国的领导，但有时较小的国家却提供了其他地方可以仿效的模式。葡萄牙的例子证明，最好的出路是增长，而不是紧缩。2015年当选的葡萄牙左翼联盟并未沿袭上届政府的铁腕作风，而且制定了促进增长和就业的议程。结果是这个国家走出了衰退，开始再次增长，也带来了更低的失业率。这个案例表明，改善公共财政的最佳长期解决方案是促进增长。事实上，葡萄牙2016年的预算赤字降至3%以下。
欧盟迫切需要一个《就业、稳定与增长公约》——一个认真对待政府义务的计划，以确保经济可以为那些有能力和意愿工作的人提供岗位。
欧洲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就业上的好处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工作对个人的自我价值和幸福感来说非常重要。[18]增加了的产出成果不仅可以用来提高今天的福祉，还可以通过增加投资提高未来的福祉。增加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可以通过提高安全保障来增进福利。同样，劳动力市场趋紧将有助于提高工资水平，减少不平等。随着所有社会和政治利益的增加，由不平等加剧而产生的分歧也会减少。
在《稳定与增长公约》达成之时，全球刚刚走出一段通胀猖獗的时期。但是，今天世界的问题是失业，而不是通胀。推动该公约的核心担忧——通胀，没有表现出任何露头的迹象；而长期失业和年轻人失业的危险，显然正在侵蚀人们对金融体系的信心。
根本没有证据表明，更多的扩张性政策和更高的赤字会自动导致失控的通胀，尤其是当支出的目标是提高生产率的投资（这将增加市场上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并且存在高水平的过剩产能时。
在《稳定与增长公约》制定之时，一个过于简单的理论主导了宏观经济学：无论何时何地，通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这种普遍的观点就是认为货币政策应该聚焦于通胀的原因。这种观点还认为，如果国家有巨额赤字，就会有将债务“货币化”的压力，而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的唯一方法就是防止国家负债过多。
超过1/3个世纪后，构成该公约基础的思想大体上已不可信。危机期间，美国、欧洲和日本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大幅增长，并未导致通胀；更多时候，人们担心的是通货紧缩。此外，全球价格是国内通胀情况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事实被《稳定与增长公约》完全忽视了。至少，在国外购买商品的能力可以抑制国内的通胀。
该公约不关注就业的原因之一是对市场的过度信任，即认为只要政府发挥作用（比如在限制通胀、赤字和债务方面），市场就能发挥确保增长和就业的作用。我们再重复一次，现在有压倒性的证据来反驳这些假设。低债务、赤字和通胀既不是强劲、公平增长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在许多情况下，它们反而在损害这些共同目标。
与其围绕着关于通胀的担忧来制定政策，不如重新关注如何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促进公平的经济增长。实现为所有人提供就业机会的目标，需要结束紧缩政策，以更公平、更有效的方式纠正汇率失调，并转向更多、更明智的投资，这将是我们在第3章讨论的主题。
即使在《稳定与增长公约》的框架中，各国也能做得更多。例如，即使在一个平衡的预算框架内（或3%的预算赤字上限内），国家也可以通过同时增加税收和支出来刺激经济。这被称为平衡预算乘数效应，即GDP增长是政府支出增长的数倍。如果仔细规划税收和支出，乘数就可能会相当大。
特别是，我们不应忽视公共投资的增长效应，它在短期内能刺激经济，并提高长期生产力。当利率较低时，公共投资带来的GDP增长几乎肯定会抵消政府增加的借贷成本，从而降低债务与GDP的比率。
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往往是相辅相成的。例如，投资的主要动力之一是新技术的发现，这是政府在研发尤其是基础研究方面投资的结果。公共投资的增加可以“挤入”私人投资，使公共投资支出增加的乘数更大。更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增强个人的安全感，让人们在经济低迷时期增加支出，这也会促成高乘数效应。
在大国政治压力或紧急危机的推动下，欧盟断断续续地调整了《稳定公约》。然而，欧盟并没有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来区分以消费为导向的公共支出和为未来更强劲的增长打开大门或促进私营部门后续投资的投资，这两个主题我们将在第3章中讨论。也就是说，对赤字的限制应该被解释为只适用于公共消费，而不适用于公共投资。
至少，在欧洲央行无法进一步降低利率的情况下，欧盟需要在《稳定公约》中开辟一个例外。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对赤字规则的宏观经济影响缺乏关注的原因之一是，货币政策可以用来让欧洲恢复充分就业。但当经济增长停滞、利率接近于零的时候，欧洲央行却无法伸出援手。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必须允许足够的财政刺激来恢复充分就业。
认识到责任共担是更广泛的欧洲一体化的本质
实施紧缩政策和其他导致这种痛苦的极端政策的当局往往表示，对此别无选择。但实际上是有选择的。如果政策框架本身存在缺陷，那么从欧盟峰会和政策文件中得出的共同论调——加强政策协调，将不会有多大好处。欧盟战略的重点仍然是审查国家预算以及监管债务和赤字水平。
包括德国等经济强国实施更多扩张性政策以及向希腊等经济弱国提供更多援助在内的合作将会使情况变得更好。欧盟政策的一个目标本该是（而且将来也应该是）更好地共同应对灾难时刻，而不是让希腊或任何国家独自应对。在使用共同货币的情况下，应对冲击的合作必须优先考虑。那时，欧盟本可以寻求一种平衡的战略，在德国和南欧国家之间有效、公平地分担责任。可现实的做法是相反的，分担责任的方式是不公平的、低效的且适得其反的。危机国家被要求削减开支，而不是拖欠债务，并被要求降低工资和物价。可选择的替代政策本可以是要求强国提高支出、工资和物价，并允许债务国进行更多的债务重组。然而实际上，德国却要求遭遇危机的国家承担了与它们的能力不成比例的高昂代价。
如果欧洲计划想要成功，如果欧盟想要成功，就必须要团结一点。从经济上讲，团结意味着帮助陷入危机的国家，不管是以失业救济金援助的形式，还是以向银行提供帮助的形式，抑或是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基金的形式。这就是家庭隐喻（默克尔所提到的斯瓦比亚家庭主妇）的相关之处：家庭成员互相帮助。家庭就像一个相互保障的社会，在需要的时候家人们互相帮助。
欧洲确实理解这些原则。每当欧盟扩大其所谓的“团结基金”时，富裕国家就会慷慨地向较贫穷的国家提供资金。德国称其重建原民主德国的税收为“团结附加税”。现在需要的是为维护稳定而建立一个团结基金，来帮助各国进行宏观经济管理——认识到是欧元拿走了各国在加入欧元区之前能够和本应使用的关键工具。这种跨境援助至关重要。若没有这样的援助，那些不得不为失业支付更多钱的国家将会把更少的钱花在公共投资上，因此会进一步落后——这种分化模式在过去10年中已经非常明显了。
这种援助的具体形式将在本书的各个章节中得到讨论。例如，在第3章我们将讨论如何更广泛地利用欧洲投资银行来维持遭遇危机国家的投资。
分担风险，并避免关于债务共同化的虚假辩论
在考虑分配调控责任时，欧洲应该遵循几项原则，包括公平原则：各国承担调控任务的相对能力；还有效率原则：与不同调控分配相关的成本。
显然，富裕的德国比贫穷的希腊更有能力承担这些成本，且如果德国承受了更多的负担，可能会更有效率。由于种种原因，市场的特点是工资和价格的向下刚性，向上调整更容易。因此，总体来说，通过要求希腊（而不是德国）降低工资来增加希腊的负担，成本要高得多。
除了通货膨胀之外，还有另一种担忧在欧洲引发了大量政治上的辩论，尤其是在欧元危机之后：德国担心，不管怎样，它最终都会为其他国家买单。这种担忧的口号是“欧洲不是一个转移联盟”。它的含义是，一个国家不仅不应该直接帮助另一个国家，也不应该分担任何风险。但问题是，希腊无法靠自己借款。它可以通过欧洲央行借款，但令人担心的是，如果希腊违约，欧洲其他国家将承担成本。
在对债务负完全的法律共同责任与几乎什么都不做这两个极端选项之间，存在着一系列能够加强跨境团结的选择。有一些措施可以帮助面临困难的国家，同时又不会鼓励猖獗的过度支出。然而每当讨论到这些措施时，怀疑论者似乎都会认为，这种过度支出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所面对的不是在德国为希腊全部买单和德国什么都不做之间二选一。我们将在第2章对这个主题做更多的说明。
德国财政部前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对共同承担欧元区各国政府债务责任的观点进行了抨击，称其为“复杂而昂贵的金融工程”。[19]但有一点至关重要：在纾困的关键时刻，欧元区成员国已经对实力较弱的成员国累积的债务承担了一些共同责任，它们这么做既是为了拯救德国和法国的纳税人，也是为了帮助希腊。如果欧洲没有帮助希腊，法国和德国的银行体系将面临严重的后果。这是破釜沉舟的决定。
朔伊布勒和其他持类似观点的人关注的是他们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债务共同化将刺激各国走向负债过度的风险。这种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欧盟其他国家完全不信任的基础上的。但至少有两个原因使得这些担忧被严重夸大了。首先，没有哪个国家会为了从德国获得更多的欧元而忍受希腊所经受的那种痛苦。国家确实会犯政治错误，无法完全预料到的事件（如金融危机）确实会发生。有时，一些国家最终会变得负债累累，但没有一个国家是为了从其经济伙伴那里获得资金而故意举债的。其次，欧洲可以对贷款额和借款者的行为施加限制。事实上，它已经广泛地这样做了。
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朔伊布勒所说的债务的共同化，而是当一个欧洲国家无法履行其义务时，欧盟将给它施加多大的痛苦。每个国家都认识到，当债务人无法履行其义务时，就需要进行债务重组。事实上，每个国家都通过了破产法，这有助于确保债务重组公平、有效地进行。为了实现更人道的平衡，欧盟必须为那些债务负担过重的政府提供此类债务重组上的便利。欧盟需要认识到，过度负债既是不负责任的贷款者的问题，也是不负责任的借款者的问题。贷款者通常比借款者更了解风险，但他们实际上往往鼓励过度负债，因为他们只关注短期收益，而忽视了通常由其他人承担的长期风险。
的确，在某些情况下，债务重组对债权人和债务人都是有利的。债务重组使经济得以恢复增长，从而使债务人能够向债权人支付更多的钱。一些人认为，希腊就是这种情况。例如，一次大规模的债务重组，本可以使希腊通过降低利息支付来改变其财政状况。可最后，它要应对不止一次的债务重组。
不过，当时希腊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担心，这样的债务重组可能会在法国和德国引发金融危机，因为这两个国家的银行持有大量的希腊债券。在危机发生时，欧洲领导人并不确定德国和法国的公民是否会支持为本国银行纾困。实际上，希腊不得不为其他国家的政治权宜之计付出高昂代价，被迫为法国和德国银行抛售希腊债券争取时间。
如果欧洲承诺实行前面所述的充分就业政策，那么必需的债务重组的规模将会缩小。如果债权国能够在调控的其他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债务重组规模也会缩小。
解决最紧迫的外部性问题
在设计欧洲经济框架时，人们非常担心跨境溢出，尤其是担心通胀会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有人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每个国家都必须限制其赤字和债务的原因。然而，正如我们所解释的那样，一方面是赤字和债务，另一方面是通货膨胀，这两者之间假定的联系根本不存在。
而且，欧洲忽视了更重要的溢出效应。总需求不足的国家正在把成本强加给其他国家。德国的经常账户失衡（在过去20年里，德国的出口持续超过进口）是一个消费过少、储蓄过多的国家的症候。这导致汇率的上升，进而致使其他欧洲国家出现经常账户赤字。这些经常账户赤字反过来又损害了其他国家的总需求，并提高了失业率。因此，德国的政策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导致了持续的贸易顺差。
在不调整实际汇率的情况下结束紧缩，将导致遭遇危机的国家出现不可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贸易赤字）。因此，如果所有国家都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进行调控——这种调控在单一货币体系之外很容易进行，但在欧元区内部却很难实现。回顾过去，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等赤字国家没有理由成为仅有的需要调控的国家，德国等盈余国家也需要参与进来。事实上，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将调控的负担放在盈余国家身上，对整个欧洲都是有好处的。盈余国家工资水平的提高可以减轻失衡，且不会在整个欧元区引发通缩循环。这样做也会减少德国内部的不平等。
德国可以通过几种方法帮助自己和整个欧洲。例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将促进愿意把额外收入用于消费而不是储蓄的社会经济群体的消费。德国公共部门工会长期以来一直要求提高公务员的工资，这也会促进国内需求。我们将在第9章讨论谈判结构的变化也会推动工资的提高。最重要的是，更强劲的政府支出将对工资施加上行压力，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带来总需求的增加，进而减少德国的贸易顺差，削弱欧元，并促进危机国家的增长。
从中期来看，德国有兴趣摆脱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在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德国受益于一个历史偶然事件。当它的邻国陷入衰退或停滞时，亚洲经济体，尤其是中国，都想要购买德国的优势商品：制造产品的机械设备。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对资本设备的巨大需求将演变成竞争，因为中国企业正学习如何制造它们过去购买的产品。更有活力的国内需求，加上健康的欧洲经济，可以缓冲这一不可避免的冲击。
采用有效的宏观经济框架
重新思考欧盟的宏观经济框架必然涉及重新调整欧盟政策和国家、地区或地方当局的适当责任。一般而言，那些不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的领域，仍可以合理地维持低于欧洲级的政策。例如，布鲁塞尔没有理由让自己陷入有关当地学校、高速公路或治安的决策中。
欧盟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甚至没有实现接近合理的平衡。“三驾马车”深入参与了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的事务，其方式是欧盟成员国在其他情况下决不会支持的。以刺激总需求为基础的宏观经济方法，无论是在整个欧洲还是在每个国家内部，都将使这种对欧洲辅助性原则的侵蚀变得完全没有必要。辅助性原则认为，事情最好由最低级别的主管当局处理。
欧盟要求进行结构性改革，声称这对恢复危机国家的增长来说是必要的。仔细观察这些政策，无论是关于面包的大小、药房里药品的价格、出租车许可证，还是“新鲜”牛奶的定义，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对宏观经济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其中一些措施即使成功了，也会通过向外国竞争者进一步开放市场，加剧经常账户失衡，导致普通公民收入下降，并进一步削弱总需求，从而加剧经济低迷。这一点在集体谈判的改革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它将使已经倾斜的天平进一步不利于工人。
结论
很明显，欧洲可以采取更多措施刺激整个欧洲的总需求。但即便如此，仍有一个问题：在一个像欧元区这样的货币联盟里，一个正面临衰退的国家会发生什么呢？它不能降低自己的利率，它不能让自己的货币贬值。本章概述了一套关于欧洲如何实现充分就业，或至少让所有国家同时朝着这一目标迈进的方法。
解决欧洲的宏观经济问题，即确保总需求足够强劲，从而使整个欧洲实现充分就业，是实现共同繁荣的一个条件。更高的收入和较低的失业率将为公共投资开辟更大的可能性，直接减少不平等，促进增长，并创造足够的财政空间，以测试实现欧洲所追求的包容、公平和可持续增长的新思路。本章集中讨论了一套关键的工具：保障充分就业的财政政策。另一个主要的工具是货币政策，我们将在第2章讨论。
[1] 例如，当这本书出版时，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正通过其保护主义政策和对以全球规则为基础的体系的攻击，引发另一场全球冲击。我们还不知道这些行动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多大的影响。此外，目前还有对气候变化引发经济冲击的担忧，包括如果市场终于意识到世界需要征收高达每吨100欧元的碳排放税，以实现将全球气温升高控制在1.5～2℃的巴黎–哥本哈根目标后，会发生什么。参见Lord Nicholas Stern and Joseph E. Stiglitz, “Report of the High-Level Commission on Carbon Prices,” World Bank Group, May 29, 2017,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4ff9c5ce4b0a53decccfb4c/t/59b7f2409f8dce5316811916/1505227332748/CarbonPricing_FullReport.pdf.
[2] Eurostat, “Unemployment by Sex and Age,” European Commission, Feb. 14, 2019, 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products-datasets/-/une_rt_a.
[3] Eurostat, “Part-time employment as percentage of the total employment,” European Commission, Feb. 2, 2019, http://appsso.eurostat.ec.europa.eu/nui/show.do?dataset= lfsa_eppgan&lang=en.
[4] 欧洲领导人总是不得不抵御民众对欧盟的反对，法国和荷兰2005年就欧盟宪法举行的公投就是明证。话虽如此，尽管后危机时期欧洲经历了阵痛，但民意调查一直显示，人们普遍支持欧元。参见Europa, Documents and Publications, “Statistics and Opinion Polls,” Jan. 31, 2019. https://europa.eu/european-union/documents-publications/statistics_en.
[5] Robert A. Mundell, “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 （4） （1961）: 657-665.
[6] 后面提到的《稳定公约》均指遗忘增长部分的《稳定与增长公约》。
[7] 即财政赤字不超过GDP的3%，政府债务不超过GDP的6%。
[8] 部分原因是私人债务迅速转变为公共债务，这意味着对一个经济体的监控不仅应包含政府债务与GDP的比率，还应包括私营部门债务与GDP的比率。
[9] 当短期利率达到零时，通过量化宽松等“非常规措施”，货币政策仍有一些空间。但这些措施的作用也很有限，不足以让欧洲迅速恢复充分就业。
[10] Banque de France, “The cost of deficiencies in euro area 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 Quarterly Selection of Articles, Banque de France, no. 46 （2019）: 19-30.
[11] Jaime Guajardo, Daniel Leigh, and Andrea Pescatori, “Expansionary austerity? International evidenc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2, no. 4 （2014）: 949-968, https://doi.org/10.1111/jeea.12083.
[12]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整合成本如此高昂的原因之一，是德国在设定原民主德国马克和联邦德国马克之间的汇率时犯了一个重大错误。1990年后，德国为错误的汇率政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在将近20年后，德国却又迫使遭遇危机的欧盟国家采取同样的做法。
[13]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说，欧洲央行之所以没有屈服于政治压力，将挥霍无度的政府债务货币化，是因为欧洲央行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但即便是通过量化宽松实际上将国债货币化了的美国，也没有出现通胀，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商品和劳动力供应过剩。
[14] 基尼系数是衡量不平等的常用指标，数字越大，不平等程度越高。一般来说，基尼系数每年的变化不大，所以在8年的时间里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是不寻常的。参见Eurostat, “Gini coefficient of advertised disposable income,” European Commission, Feb. 15, 2019, http://appsso.eurostat.ec.europa.eu/nui/show.do?dataset=ilc_di12b& lang=en.
[15] Eurostat, “Gini coefficient of equivalized disposable income,” European Commission, Aug. 17, 2018, https://ec.europa.eu/eurostat/tgm/table.do?tab=table&init=1&language=en&pcode=tessi190&plugin=1.
[16] OECD, “Labour productivity levels in the total economy,” OECD.stat, Nov, 2013,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LEVEL#.
[17] Paul J. Zak and Stephen Knack, “Trust and Growth,” The Economic Journal, 111, no. 470 （2001）: 295-321.
[18] Joseph E. Stiglitz, “Beyond GDP,” Project Syndicate, Dec. 3, 2018,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new-metrics-of-wellbeing-not-just-gdp-by-joseph-e-stiglitz-2018-12.
[19] Jan Strupczewski, “German position paper urges wider role for euro zone bailout fund,” Reuters, Oct. 9, 2017,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eurozone-eurogroup-esm-germany/update-1-german-position-paper-urges-wider-role-for-euro-zone-bailout-fund-idUSL8N1MK5B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