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自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开创美国式供给侧经济和新自由主义时代以来，已有40年。当大多数人关注减税（特别是对高收入者）和放松管制（特别是对金融部门）时，经济和法律的框架正在发生更为根本性的变革。破产法、公司治理、劳动法规与货币政策都经历了改变。其结果在目前来看是明确的：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些年相比，经济增长放缓，且增长主要流向了高收入个体。现在，是我们认识到大西洋两岸共同出现的这些失误，并制定新发展路线的时候了。

这是罗斯福研究所的观点，该研究所是一个由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图书馆发展而来的智囊团，致力于推进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埃莉诺·罗斯福的价值观。研究所的目标是制定适合21世纪美国的新战略。2015年，我曾领导一个来自罗斯福研究所的团队（包括费利西娅·王、内尔·阿伯内西、亚当·赫什、苏珊·霍姆伯格和迈克·孔恰尔）撰写了一本小书，描述了如果时间能够重来，我们应如何重构美国经济规则以创造更快的经济增长，并确保所有美国人都能分享到经济增长带来的裨益。

在那本书中，我们强调，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制定累进的税率和支出政策，还应当通过消除诸如破坏竞争、扭曲公司治理和降低工人议价能力这些滥用行为来创造更大程度的市场收入平等。那本书虽然简短，但很全面。我们在书中确认了美国经济、技术变革与全球化在近期出现变化的潜在驱动力，并且展示了政策如何塑造出在许多人看来神秘而客观的力量。

我们的书为创造一个进步的社会提供了一种框架，在这个进步的社会里，经济可以更好地为普通公民的利益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为世界各地的进步人士提供了一个纲领性方案。我们很高兴该书在美国、欧洲和亚洲都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也特别高兴受邀与欧洲进步研究基金会合作，为欧洲写一本类似的书。

这一挑战令人望而生畏：欧盟28^[1]个国家（我们在不知道英国脱欧进程将如何结束的情形下工作），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经济和法律框架，并且欧盟法律和机构的重叠更增添了复杂性。为推进这个项目，FEPS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团队（见“致谢”），团队成员多次会面分享、交流观点。由于可能涉及的主题范围实在广大，我们不得不将重点缩小至最核心的部分。然而，我们希望本书中基于涵盖的主题所进行的探讨能够为在时间和空间限制下无法解决的问题提供一些见解。

由于本书是在金融危机和欧元危机之后写成的，因此，宏观经济学、《稳定与增长公约》、紧缩政策以及欧洲央行的政策是本书最重要的内容也就不足为奇了。新自由主义在欧元区经济框架设计中所起到的作用比里根和撒切尔的早期思想更为明确和重要，而普通欧洲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正如我们在后面所指出的那样，对基本经济框架进行根本性修改可能是极其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书中的大部分讨论都是有关在现有限制下还可以做些什么。

尽管宏观经济（以及过去10年明显的宏观经济失败）在危机后的几年里吸引了欧洲如此多的注意力，但我们不能忽视影响欧洲经济其他重要方面的欧洲规则。欧洲规则的整体结构包括：竞争政策（因欧洲必须与新的全球科技巨头打交道而变得愈加重要）影响了普通欧洲人的生活；欧洲税收政策（因企业已学会与国家政策博弈以避免纳税而变得越发重要）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劳动力市场政策（随着全球化影响的扩大而日益重要）削弱了工人的议价能力。

欧洲经济的一个独特方面是欧洲社会模式，有时也被称为福利国家制度。紧缩政策给福利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而这发生在欧洲需要对福利国家进行改革以反映21世纪的经济现实之时。本书概述了欧洲如何实现这一改革。

最终，所有国家都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全球化的规则在许多方面对社会大部分群体都没能发挥作用，这引致了我们在美国和欧洲所看到的政治不满情绪。虽然一些国家在应对全球化上做得相当好，但仍有许多国家做得不好，我们在书中分析了从这些成功和失败的案例中可以学到什么。

考虑如何重塑欧洲经济规则以创造共同繁荣是一项雄心勃勃的事业。罗斯福研究所的同事们鼓励我们踏上这趟欧洲之旅。我们取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FEPS的创始秘书长恩斯特·施泰特尔，他从2008年起担任这一职务直到2019年6月卸任。他帮助召集的学者和政策分析师团队孜孜不倦地工作，发现难找的数据，权衡备选方案，起草并反复修改了本书各个章节的内容。

在我的办公室里，起初是德巴拉提·高希，然后是安德烈亚·古维特顺利地管理了编辑和修订的整个过程，而加布里埃拉·普伦普在加强FEPS与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之间的长期关系方面表现出色，这支持了本书的写作。最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卡特·多尔蒂不知疲倦的工作，本书就不可能完成。事实证明，他对欧洲经济的洞察是极其敏锐而珍贵的，他的冷静、毅力对这种深具复杂性的合作至关重要，他是一位大师级合著者。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1] 英国已正式脱欧，目前欧盟是27个成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