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7日，在德军围城猛攻的情况下，莫斯科军民走上红场
25分钟阅兵激励苏军保卫莫斯科

■1941.11.7丨德国/苏联

1941年10月，百万德军进抵莫斯科城下，区区几十个苏军步兵师誓死苦战，勉力维持防线完整。在敌人重兵包围的情况下，斯大林决定在11月7日举行红场阅兵式，鼓舞全城军民的斗志。这是苏联历史上时间最短的一次阅兵活动，前后仅用了25分钟，但它产生的影响却是之后任何一次阅兵活动都无法相比的。

莫斯科陷入重围

1941年10月，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在莫斯科西面的维亚济马击溃了苏联西方面军，莫斯科当面的防御顿时变得空虚。10月10日，莫斯科电台突然发布消息称苏军在莫斯科近郊莫扎伊斯克的防线被德军突破。这条消息加剧了人们的紧张情绪，莫斯科地铁也一度停运。10月中旬，莫斯科被德军重兵包围，莫斯科市区遭到德军飞机的持续轰炸。在希特勒看来，攻陷莫斯科已毫无悬念。他甚至声称要在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节）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一些德军官兵还拿到了参加阅兵的新礼服。

由于战局危急，莫斯科的苏联政府机关和各国外交人员开始撤往古比雪夫（今萨马拉），莫斯科火车站的一个岔道口上也停放了两列特别专列，其中之一就是为斯大林撤离所准备的。10月19日晨，斯大林早早来到车站，他在站台上徘徊了2个小时，然后又坐上汽车回到了克里姆林宫。原来，斯大林当时与新任西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通了电话。在朱可夫的劝说下，斯大林决定继续坐镇莫斯科。

既然决定坚守莫斯科，那么如何振奋民心士气，就成了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斯大林认为依照惯例在“十月革命节”举行一次红场阅兵将是最好的办法。

时任莫斯科军区防空军歼击航空兵司令员的尼古拉·斯贝托夫中将回忆：“10月28日，斯大林召集一批重要将领到克里姆林宫开会。斯大林说：‘十月革命节就要到了，我们能在莫斯科举行一次阅兵吗？’这个问题，让大家面面相觑。按照惯例，莫斯科每年都要在十月革命节举行阅兵，但今年的形势太不一样了，谁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面对众人的沉默不语，斯大林不得不将自己的话重复了三遍。直到此时，大家才反应过来，异口同声地说：‘当然了，斯大林同志，阅兵还是要搞的，可以振奋前后方的士气！’”

一张便条定下决心

既然确定要举行阅兵，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危险的环境下组织好这场活动。德军飞机每天都来轰炸莫斯科，观礼台上的国家首脑很可能遭到德军飞机的突袭，要想减少这方面的危险，阅兵最好在黑暗中举行。

为了降低风险，斯大林使出了一个妙招，他最初发给阅兵指挥部的命令是要在11月7日上午10时开始阅兵，但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却把阅兵活动提前到上午8时开始。因为上午8时，莫斯科的天还没完全亮，德军飞机即便来袭也很难看清目标。尽管这一时间调整引发了一些小混乱，但也欺骗了德国人。

这次红场阅兵面临的另一大风险是：德军有可能在11月7日发起大规模进攻。斯大林曾两次召回正在莫斯科外围督战的西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询问前线战况。10月底，他将朱可夫叫到克里姆林宫，向他询问道：“我们想在十月革命节当天举行隆重的阅兵式，你看前线形势允许我们这样做吗？”朱可夫报告说：“近期内，敌人不会发动大规模进攻，在之前的战斗中，他们也遭受了重大损失，需要补充兵员，重新集结兵力。至于德军航空兵，倒是有可能继续空袭，所以必须加强莫斯科外围的防空力量，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战线调来一些歼击机。”

回到前线指挥所，朱可夫反复分析德军进攻的可能性。他还派出侦察兵抓来一个德军俘虏。这是一个主管后勤的小军官，被抓时已经穿上了准备去莫斯科参加“攻克莫斯科”阅兵的新礼服。经过审讯，苏军得知德军没有准备过冬的厚衣服，官兵冻伤严重，士气低落，部队长官让他们都穿上新发的礼服，抵挡一下严寒。由于战事紧张，朱可夫不能离开岗位，于是派信使给斯大林送去一张便条，他在上面写道：“德军士气低落，近期内不会发动进攻。朱可夫。”

也许正是看了这张便条，斯大林才最终做出红场阅兵的决定。

全世界都注视着你们

在11月7日的阅兵仪式上，斯大林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号召莫斯科军民不要撤离，坚守城市。斯大林说：“红军和红海军的战士、指挥员和政工人员、男女游击队员，全世界都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作是能够消灭德国侵略者的主要力量。处在法西斯奴役下的欧洲各国人民都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作是他们的解放者。伟大的使命已经落在你们的肩上。你们不要辜负这个使命！你们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解放战争。”

此次阅兵的执行指挥员为莫斯科军区司令帕维尔·阿尔捷米耶夫，总指挥是苏联元帅谢苗·布琼尼。走在阅兵队伍最前方的是迫击炮学校和列宁军政学院的学员，接下来是第323步兵师、第2步兵师、内务部队捷尔任斯基步兵师和特种任务团，之后是武器装备分队。

总的来说，这次阅兵活动的组织实施都相当成功，在整个过程中只发生了一些小纰漏。例如在阅兵仪式中，2辆排在受阅队列末尾的T-34/76坦克刚刚经过观礼台就突然转弯，飞快地向队伍行进的反方向驶去。斯大林立即询问身边的卫队长，发生了什么事。事情很快查明，原来坦克兵在来到红场之前就接到通知，敌人有可能在阅兵期间发动进攻，要求他们在阅兵结束后立即返回战场。不巧的是，由于通往红场的石板路上堆满积雪，一辆T-34/76坦克因为履带打滑而陷入雪坑，这两辆坦克急忙返回救助战友。

还有一个小故事发生在拍摄环节。由于阅兵活动提前2小时开始，活动组织者没能及时通知摄影师，好在按照惯例，摄影师的助手们都提前2小时到达现场调试设备。助手们眼看着阅兵就要开始，可摄影师还没过来，只好自己动手拍摄，手忙脚乱之中居然忘记调试声音，导致斯大林在阅兵式上的讲话没能正确录音。当摄影师抵达红场时，阅兵式早已结束。过了一会儿，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库兹米切夫将军走过来，对大家说：“领袖的讲话没能录音不怪你们，是我们的组织工作没做好。不过，这件事要想办法弥补一下。”

于是，导演列昂尼德·瓦尔拉莫夫、摄影师马克·特罗扬诺夫斯基和伊万·别利亚科夫提出了一个补救的办法—在克里姆林宫里搭一个和现场相同的观礼台，再拍一遍。为了做得天衣无缝，他们要求把克里姆林宫的窗户都打开，让里面和外面一样冷，以便斯大林讲话时能够看见他嘴边冒出白色水汽。不过，在最终重拍时，斯大林的嘴边并没有出现白色水汽，而导演与现场观众也没有发现这一问题。

列昂尼德·瓦尔拉莫夫和助手伊利亚·科帕林将红场阅兵与斯大林的讲话加入到纪录片《莫斯科城下大败德军》（也称《莫斯科反击战》）中，该片获得了1943年美国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更重要的是，这部纪录片极大地激发了苏联军民的战斗热情，使他们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取得伟大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希特勒要炸掉阅兵场

当阅兵开始后，无线电波把阅兵的消息从红场传到世界各地，当然也包括德国柏林。德军将领在战后审判中供认，希特勒身边的人都没有向他汇报红场举行阅兵的事，他完全是偶然从收音机里听到的。

当阅兵进行曲和整齐的步伐声响起时，希特勒还没有反应过来，直到收音机中传出震耳欲聋的俄语口号“乌拉”后，他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希特勒立即冲向电话，命令手下接通位于莫斯科前线的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他先是严厉训斥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冯·包克元帅，然后要求德国空军第2航空队司令接电话，给后者1小时赎罪时间，要求将莫斯科阅兵现场炸得片甲不留！

尽管天空飘着鹅毛大雪，并不适合飞行，德军飞机还是强行起飞了，当它们接近莫斯科上空时，遭到苏军歼击机和高炮部队的猛烈阻击，甚至有多架苏军“米格—1”歼击机直接撞向德军飞机。结果，没有一架德军轰炸机能飞到红场上空，倒是有25架飞机被苏军击落，剩下的机群只好悻悻地逃回基地。

曾参加莫斯科战役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在谈及1941年红场阅兵的意义时说：“对苏联军民而言，这次阅兵是出乎意料的，也是激动人心的。虽然形式上是一次传统的阅兵，但个中意义截然不同，它展现了苏联人民对法西斯的蔑视。尽管胜利还很遥远，但人民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对法西斯分子来说，这次阅兵却像是晴天霹雳。”

在1941年最后的几周里，德军还能对莫斯科发起攻击和轰炸，但顺利完成红场阅兵的苏联红军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从远东和西伯利亚赶来的援军也陆续充实到前线。到12月初，苏军在莫斯科前线的兵力达到110万人，拥有7 652门火炮、774辆坦克、1 000余架飞机，尽管苏军的实力仍弱于德军（170万人、1.35万门火炮、1 170辆坦克、615架飞机），但已具备了反击的实力。

1941年12月6日夜，苏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对德军发起反攻。此时莫斯科地区已被大雪覆盖，苏军使用的T-34/76、KV-1等坦克采用了较宽的履带，能在厚厚的积雪里开行，这一有利条件使苏军坦克在战斗中占尽便宜。苏军还有大量摩托雪橇部队，他们以连为单位，经常趁夜潜入德军后方，袭扰补给线，焚烧德军存储的物资，当大股德军赶来援救时，苏军连队就搭乘摩托雪橇迅速脱离，令德军苦不堪言。

除了苏军发动的袭扰和反攻，莫斯科地区的极寒天气也令德军饱受煎熬。德军元帅冯·包克的战斗日志记载，当时的气温低至零下20摄氏度左右，且频繁刮起暴风雪，缺少过冬衣物的德军因伤冻而大量减员。据统计，到莫斯科战役结束时，被冻死冻伤的德军约有10万人，这还不包括那些因为严寒而患上肺炎、流感等疾病的官兵。

经过浴血奋战，到了1942年2月，苏军已将德军打退到距莫斯科100千米至250千米的区域，德军损失了50余万人和大量技术兵器，遭受了二战中第一次重大失败。为此，希特勒撤换了包括布劳希奇、包克、古德里安在内的35名高级将领。莫斯科战役打破了德军“无敌”的神话，苏军所取得的胜利也令同属反法西斯阵营的英、美两国意识到，苏联是必须团结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