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关记载的矛盾及其疑问

先看王骥德《曲律》、吕天成《曲品》的记载：

临川之于吴江，故自冰炭。吴江守法，斤斤三尺，不欲令一字乖律，而毫锋殊拙；临川尚趣，直是横行，组织之工，几与天孙争巧，而屈曲聱牙，多令歌者齰舌。吴江尝谓：“宁协律而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协，是为中之之巧。”曾为临川改易《还魂》字句之不协者，吕吏部玉绳（原注：郁蓝生尊人）以致临川。临川不怿，复书吏部曰：“彼恶知曲意哉！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其志趣不同如此。郁蓝生谓临川近狂，而吴江近狷，信然哉！（《曲律·杂论第三十九下》）

吾友方诸生曰：“松陵具词法而让词致，临川妙词情而越词检。”善夫，可为定品矣。乃光禄尝曰：“宁律协而词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协，是为曲中之巧。”奉常闻而非之，曰：“彼乌知曲意哉！予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此可以睹两贤之志趣矣。予谓二公譬如狂狷，天壤间应有此两项人物。（《曲品》卷上）^[1]

这是目前所知对“争论”记录最完整也最重要的两段材料，粗略比较，它们似乎可以相互参读，互为证据：其一，王骥德是沈璟的曲学同好，交谊甚深，在声律规范的细节上两人虽有所歧异，但据毛以遂《曲律跋》，沈氏“鲜所当意，独服膺先生，谓有冥契；诸所著撰，往来商榷”，故《曲律》所载当非空穴来风，必有所依据或来源。其二，沈璟与吕天成的关系亦师亦友，据王骥德《曲律·杂论第三十九下》，沈氏“生平著述，悉授勤之（吕天成），并为刻播，可谓尊信之极，不负相知耳”，也很难相信吕天成有必要去虚构汤显祖与沈璟之间的对峙。

但细究下去，这两段记载也有明显的细节差异，而这些差异也足以使研究者产生疑惑和分歧——据《曲品》描述，所谓“汤沈之争”更确切地说，只是汤显祖在非议沈璟偏重音律的论曲主张，“奉常闻而非之”（他本作“奉常闻之”）很清楚地表明是汤显祖“主动出击”沈璟，但沈璟是否有所回应我们并不知晓；而在《曲律》中，“汤沈之争”则完全是沈璟挑起来的一个事端：沈璟曾经改易过汤显祖《牡丹亭》中的违律字句，后来吕天成之父吕玉绳将这一改本转寄给汤显祖，导致汤氏的强烈不满，而吕天成《曲品》中并没有这一史事的记载。那么，是吕天成的忽略，抑或王骥德节外生枝的添加？

汤显祖确实留下了“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的言论，但目前只见于他写给音韵学家孙如法（字俟居）的信中：

曲谱诸刻，其论良快。久玩之，要非大了者。庄子云：“彼乌知礼意。”此亦安知曲意哉。其辨各曲落韵处，粗亦易了。周伯琦（按，应为周德清）作《中原韵》，而伯琦于伯辉（按，应为郑德辉）、致远中无词名。沈伯时指乐府迷，而伯时于花庵、玉林间非词手。词之为词，九调四声而已哉！且所引腔证，不云未知出何调犯何调，则云又一体又一体。彼所引曲未满十，然已如是，复何能纵观而定其字句、音韵耶？弟在此自谓知曲意者，笔懒韵落，时时有之，正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兄达者，能信此乎？（《答孙俟居》）

据信中所描述的体例特征，“曲谱”当指沈璟《南九宫十三调曲谱》，万历三十四年（1606）已有刊行，汤显祖的信则写于是年之后^[2]。至于汤显祖是否如王骥德所说，曾给吕玉绳回过一封内容与此大致相同的信，研究者之间是有所争议的。周育德先生认为，王骥德“张冠李戴”，“将汤显祖致书孙俟居，评论沈璟的曲学而说了‘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一事，弄成了汤显祖复书吕玉绳”^[3]；徐朔方先生则认为“吕孙二人是表兄弟，王骥德把孙如法的事记到吕允昌（吕玉绳）身上，或者汤显祖给吕允昌、孙如法的信写到同样一件事，这两种可能都不能排除”，但显然更倾向后一种可能性，故又说：“这封信当作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后不久，现已失传”^[4]。因无可靠材料的佐证，拙见以为恐不应遽下论断。

但可以肯定的是，汤显祖的确曾对某位擅自改定《牡丹亭》以便于新兴昆腔舞台演出的曲家，表达过强烈不满。王骥德认为这是“改易《还魂》字句之不协者”的沈璟，而据汤显祖自述，却是他的好友吕玉绳：

不佞《牡丹亭记》，大受吕玉绳改窜，云便吴歌。不佞哑然笑曰，昔有人嫌摩诘之冬景芭蕉，割蕉加梅。冬则冬矣，然非王摩诘冬景也。其中骀荡淫夷，转在笔墨之外耳。（《答凌初成》）

《牡丹亭记》要依我原本，其吕家改的，切不可从。虽是增减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做的意趣大不同了。（《与宜伶罗章二》）

显然，王骥德说“吕吏部玉绳以致临川”也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汤显祖确实收到过吕玉绳寄来的某一改本《牡丹亭》。至于这一改本是吕玉绳所为，还是出自沈璟，稍后将作进一步分析。这里需要关注的是《曲律》与《曲品》中以上两则材料的关系，故有必要对其成书情况略作回顾。

《曲律自序》题署“万历庚戌年（1610）冬”，但当时并没有刊行，后又屡作增添，直至万历癸亥年（1623）秋王骥德病逝前才交由毛以遂付诸剞劂。因此，《曲律》之“杂论”多处提及庚戌年之后的史事，如“吴兴臧博士晋叔校刻元剧”事在万历乙卯年（1615）、吕天成“一夕溘先，风流顿尽”事在万历戊午年（1618）。《曲律》的前期工作得到了吕天成等人的关注，王骥德《曲律自序》提及“友人孙比部”（即孙如法）、“同舍郁蓝生”（即吕天成）的催请，又称，他与吕天成“称文字交垂二十年，每抵掌谈词，日昃不休”（《曲律·杂论第三十九》）；而吕天成《曲品自叙》也明言，王骥德之所以撰《曲律》首先是因为受到他的鼓励，“今年春，与吾友方诸生剧谈词学，穷工极变，予兴复不浅，遂趣生撰《曲律》。既成，功令条教，卢列具备，真可谓起八代之衰，阙功伟矣。”另一方面，吕天成《曲品》的问世，事实上也有王骥德的促成之功。据吕天成《自叙》，《曲品》最初完成于“万历壬寅岁”（1602），但吕氏对它并不满意，直至万历庚戌年（1610）王骥德完成《曲律》的前期写作，吕天成因王骥德的鼓动，才对旧稿又作了修改^[5]。这些表明，王骥德、吕天成两人都非常熟悉彼此的著述，《曲律》与《曲品》可以视为他们相互砥砺、切磋的成果。

因此，比较王、吕关于“汤沈之争”的两段文字，对于其中的相似性乃至“雷同”，不妨作两种都还需要进一步证实的推测：其一，这两段文字都写于万历庚戌年（1610）王骥德和吕天成一起研讨曲学期间，因此虽然他们都对“汤沈之争”作了记录，但由于著述体例或者其他偶然的原因，王骥德对其中原委作了更多细节的追述，而吕天成只是简单地介绍了汤、沈在理论见解上的分歧。其二，它们之间存在相互蹈袭的可能性，而且细究文意和行文，似乎吕天成行文在先，而王骥德则更像是在发挥吕氏的见解^[6]；如果这一推测能证实，那么，王骥德“吕吏部玉绳以致临川，临川不怿，复书吏部曰”云云，则确属“节外生枝”了。但无论事实怎样，有一点是必须再次肯定的：《曲律》《曲品》所述“汤沈之争”必定有所依据，虽然它们与汤显祖自己所明言的有所不合，但王骥德、吕天成都不至于生造或虚构这么一场“事端”。

那么，是由于王骥德的误会，即将汤显祖对沈璟“曲谱诸刻”的非议、汤显祖对吕玉绳窜改《牡丹亭》的责难以及沈璟“改易《还魂》字句之不协者”这三件原本并无瓜葛的事情纠缠在一起，从而“张冠李戴”地虚拟了一次汤显祖与沈璟之间的冲突^[7]？还是，确如某些研究者所主张的，吕玉绳寄给汤显祖的改本《牡丹亭》其实就是沈璟的改本，但汤显祖却失察（或由于吕玉绳的隐瞒），将这一改本《牡丹亭》的作者误认为是就是吕玉绳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