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汉莎城市不来梅文学奖

长达五年之久没有动笔写什么之后，我在1962年一年里写出了《严寒》这本书，那时我对前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茫然。我把《严寒》寄给了一位朋友，他是岛屿出版社的编辑，没过三天，手稿就被出版社采用了。这时我认识到，手稿并不完整，不能就这样发表。于是我来到法兰克福，住进一家小旅店，位于埃申海姆塔附近一条交通繁忙的大街，是我可以接受的最便宜的旅店之一，在那里我要彻底修改我的小说，书中所有带标题的章节都是我在那里写的。每天我五点钟就起床，坐到靠窗户的小桌子旁，每逢到了中午能写出五页或者八页甚至于十页，我就去岛屿出版社把稿子给负责该书的女编辑看，与她商量把这几页放到书稿的什么地方。在法兰克福逗留的几个星期里，全书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删掉了许多篇幅，可能将近一百页，这样修改之后，我觉得书稿可以认可了，能够付排了。校样印出来之后，我带着它去华沙旅行，我一个女友在那里的艺术学院读书。当时那里正值一年最冷的季节，我住宿在人们称作Dziekanka的大学生宿舍里，离政府宫不远，好几个星期在这座美丽的、令人新奇而又陌生的城市里到处跑，同时读着书稿校样。中午我在作家俱乐部用餐，晚饭同演员在一起，那里的饭菜相对更好一些。在华沙的这些日子是我生活中最幸福的岁月之一，我大衣兜里总揣着校样，我的对话者是讽刺作家莱茨，他那些著名的格言警句都首先记在他妻子的厨房记事簿上，他经常邀请我去他家，有时也请我到新世界大道喝咖啡。我很幸运，这本书在1963年春天出版，《时代周报》同时发表了楚克迈尔⁽¹⁾的占据整版的长篇评论。于是对这本书的论战就开始了，言辞激烈，硝烟弥漫，从令人窘迫的称赞到恶意的贬损，应有尽有，我被完全击垮了，仿佛掉进了可怕的无底深渊。我误以为文学是我的希望，这个错误会让我窒息。我不想再理会什么文学了。它没有使我幸福，而是将我踹进了臭气熏天的沟壑，我想，没救了，没有逃生的希望了。我诅咒文学，诅咒我与其勾搭连环的淫乱行为，毅然去了一处建筑工地，受雇当了卡车司机，为位于修道院新城堡街的克里斯托福洛斯公司干活。有好几个月我为著名的格斯勒酿酒厂运送啤酒。我不仅熟练了我开卡车的技术，而且比先前更熟悉了维也纳这座城市。我住在姑姑家里，开卡车养活自己。再也不想去碰什么文学，我把我拥有的一切都投入了进去。可它怎样对待我呢？把我扔进了深渊。我厌恶文学，憎恨所有的出版商、所有的出版社和所有的书籍。我觉得仿佛我写了《严寒》这本书是受骗上当倒了大霉。现在多好呀，我身穿皮夹克坐在驾驶室里，开着一辆斯太尔牌旧卡车颠簸在维也纳的街道上。现在看来几年前我学习开卡车多么有预见性啊，当时之所以学习开卡车是因为我想去非洲闯荡，报了名接受那儿的一份工作，前提是必须学会开卡车，这事后来没有成功，今天看，这样的结果是幸运的。但是，自然好景也不长，为格斯勒酿酒厂当卡车司机这项工作没过多久就结束了。我忽然憎恨起这份工作，很快便辞职不干了，整天躺在姑姑家小房间的床上用被蒙着头。她理解我的心境，有一天，她说邀我与她一起去山区待几个月。把大城市的残酷和伤害撇到一边，投身到大自然里去，这对我们俩都有好处。她的目的地是萨尔茨堡地区的圣·魏特，距离我住过多年的肺结核医院不远，也就八百米吧，位置极为理想，会让我们的身心得到很好的休息。一天清晨，我们从维也纳西站乘火车踏上去山区的旅程，我姑姑和我，她的免付膳宿费的旅伴。但是我得说，火车刚开出西站我就开始诅咒乡村，就在渴望返回维也纳了，不是吗？火车离维也纳越远，我就越难过，我想，背离维也纳和我姑姑一起到乡下去，我这是在犯错误，但是为时已晚，我无法纠正这个错误了。我对自己说，我不是农村人，我是城里人，但事情已无可挽回了。自然我在乡村找不到我的幸福，那里的人让我感到无聊，我讨厌他们，大自然也乏味得很，我讨厌它，我开始憎恨这里的人和自然。我成了一个意志消沉的、愁眉苦脸的人，耷拉着脑袋走在草地上和在村子里转悠，最后，无精打采的我连一口东西都不想吃了。我私下里与农村和山区生活的对立，将我推向灾难，我只不过是一个极其让人惋惜的滑稽可笑的人，与我那可怕的不幸生存结下了不解之缘。就在这种时刻传来了我获得自由汉莎城市不来梅文学奖的消息。不是这个奖本身把我从生存灾难和精神危机中解救出来，而是因为由此想到，用一万马克奖金拦截住我那摇摇欲坠的生活，让它来个彻底的转变，使它重新恢复正常。文学奖宣布了，奖金的数目也知道了，我现在能够而且必须用这笔钱做点最理智的事情。我一向希望有属于自己一个人的房子，如果不能有像样的，至少有四面墙，在那里我自作主张做什么，不做什么，随心所欲，我可以把自己关在里边。我想，我要用这笔款子给自己弄来四面墙，于是我便立即与一位房地产商取得联系，他也马上到圣·魏特来与我会面，并向我推荐了几处房产。当然对我来说所有这些都太贵了，我将拿到的这笔奖金也只能是这些房产价格的很小一部分。但是为什么不接受呢？我想，我当即与他约好一月初在上奥地利见面，他的家在那里，那些地产也在那里，大部分都是年久的，多半已经败落的农家庄户院，他提供我选择的这些地产价格都在十万到二十万先令之间。但我奖金的数目只有七万。也许我可以找到七万上下适合于我的房产，可以把自己关在里边安静地生活，在我心目中，我想要购置的地产，不是一幢房子，而是墙，是可以把我关在里边的四面墙。我乘车到上奥地利，姑姑与我同行，我们去拜访那位房地产商。他给我的印象很好，我立刻就对他产生了好感，他做事精明干练，为人我觉得也无可挑剔。我们来到一个地方，地上是一米厚的积雪，我们踩着雪到了房地产商的家。他让我们坐到他的汽车里，指着一张纸条告诉我们要去看的那些房产的位置，想走什么路线去一个个地观看。纸条上记载了一共十一处或十二处待出售的农家院落。然后他把汽车门关上，我们便出发了。当天这个地区大雾弥漫，我们什么都瞧不见，甚至于去第一处房产的道路也看不清。他的眼前也是一片雾蒙蒙，但是他熟悉这条路，我们全依靠他了。我的姑姑像我一样感到新鲜，我们都不言语，我不知道她这会儿在想什么，她也不知道我这会儿在想什么，房地产商不知道我们俩在想什么，他也沉默不语，忽然车子停了下来，他说我们该下车了。的确我透过大雾看到一面高大的墙，是用大块石头砌的那种墙。房地产商为我们打开门轴已易位了的大木门，我们走进一个很大的院子。这里也是一米多厚的积雪，看样子房产主人是仓皇地逃离了这里，将一切都弃之不顾，我想，房主一定遭遇了巨大的不幸。房地产商说，这房子空置了一年了，边说边带我们往里边走。在我们走进的每一个房间里他总是说“这是一个很漂亮的房间”，还总是把“比例特别合适”这句话挂在嘴边，他随时都会因某处地板腐烂而把脚陷进去，不得不通过灵巧的蹦跳从烂泥坑拔出脚来，房地产商在前面走，我跟在他后边，我的后边是我姑姑。我们一个个房间看着，好像走在长条木板上，越过满是污水的臭烘烘的蛤蟆坑，有时我转头去看我姑姑，她动作很灵巧，比我和房地产商都强。要看的房间有十一个或十二个，所有这些房间都异常败落，空气中弥漫着已经干瘪了的死耗子散发出来的气味，这样的动物尸体随处可见，我想如果没有几千，至少也有数百只。所有的地板都腐朽破烂了，大部分窗框经过风吹雨打已残缺不全。下头的厨房里，有一个很大的锈迹斑斑的搪瓷灶台，肮脏得已经面目皆非了。自来水龙头没有拧紧，水哗哗地流着，地板上下到处积着水，房地产商说，房主是一年前走的，忘记了关水龙头，他走过去把龙头关上。他本人也没有来看过这房子，他说，我们是他第一批带到这里看房子的人，他说他非常喜欢这房间的比例，如此合适的比例实在罕见。我的姑姑一直用手帕堵着鼻子和嘴，这房子里的气味让人难以忍受，不仅是东西和畜类腐烂的味道，在牲口圈里到处都是房子主人没有清理运走的大堆牲畜粪便。房地产商一再说这些房间的比例多么不同寻常，他越是这样说，越让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最后不再是他说了，而是我在说这句话，而且说起来没完。我简直像着了魔一样，越来越频繁地说这些房间的比例多么不同寻常，最终我深信不疑，整个这处地产房间的比例确实异乎寻常的好。我立刻就迷上了这处地产。我们又来到大门前，准备去参观另一处地产，房地产商希望马上离开这里，因为还有十处或者十二处房产要看，这时我说，我对所有其他要看的地产不感兴趣了，我已经找到了我所需要的，就是这一处，因为房间的比例特别合适，简直可以说不能再这么理想了，我愿意立刻就与房地产商签订购买合同。从开始参观到我做出决定只过了不到一刻钟的时间。我姑姑大吃一惊，她说，别做蠢事，她觉得这些大墙太可怕了，毫无疑问，当我们又坐在汽车里准备返回房地产商家签订合同时，她坐在我身后总是说，这是件大事，要我深思熟虑地考虑一下，她说，让这事情过个夜，第二天再说。但我决心已定。我找到了我要的四面墙。我向房地产商建议，首付七万先令，一月末支付，就是说在不来梅颁奖之后，余下的款子在一年内付清。无论如何剩下的也有十五万多先令。虽然我还不知道从哪里弄到这笔钱，但我并不担心。房地产商已经在起草合同了，我姑姑还一再劝我再考虑一番，睡一晚上第二天再说。我喜欢这位房地产商起草合同的样子，喜欢听他说的话和他周围的一切。我本人的样子仿佛我不在乎钱，这一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时他妻子在厨房忙活着做可口的炒鸡蛋。我第一次看见了纳塔尔，我的四面墙所在的地方叫这个名称，应该说甚至于没有看得很清楚，上面已说过，那天大雾弥漫，更不用说我根本就没有去看这处房产周围，也就是说周遭的景观如何，只有估计和猜想，总而言之，到那里只待了半个钟头，我就草签了所谓购买意向书。我们吃了炒鸡蛋，又闲聊了一会儿便离开了房地产商家。他把我们送到火车站，我们乘车返回山区。旅途中我姑姑因心里有种可怕的预感一言不发，我得承认，这会儿我的头脑里也产生了恐惧，我一下子感到发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放任自己干了些什么，当然是做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度过了一些不眠之夜，自然仍然弄不明白，我到底干了些什么，签了什么合同，让我从哪里弄来余下的十五万先令。但是不来梅文学奖一定会拿到的，首付的七万先令也就不成问题了，我想，没有理由着急上火。我姑姑仍然对这件事情不做任何评论。与她在一起办事，我还是第一次没有听从她的劝告。我乘车去不来梅，它对我来说是座陌生的城市。我熟悉汉堡，我爱汉堡这座城市直至今天，我从一开始就讨厌不来梅，这是一座充满小资产阶级习气的、索然寡味的城市。给我订的房间就在火车站对面一座新建的宾馆里，我记不得它的名称了。为了不去观看这座城市，我躲进给我安排的房间，等待着明天上午的颁奖。颁奖典礼将在不来梅古老的市政厅大楼里举行，实际上的确在那里举行了。我最大的难题是要我在颁奖典礼上发言，虽然说几周前我就知道要我在典礼上讲话，现在我人已经到了不来梅，却总是还不知道要说什么，到了夜里仍然如此，第二天早晨心里依然一点儿谱也没有。现在可到了关键时刻了。吃早点时，我忽然想到与不来梅有关的不来梅乐师，脑子里出现了一个方案，我的发言可以把不来梅乐师作为中心。我喝完茶，迅即返回房间，坐到床上起草讲话稿。我的草稿写了两个、三个都不满意。这时我明白了，我的方案很糟糕，我得改变思路。但时间紧迫。这期间已经有电话打过来，问我讲话需要多少时间，我在电话里说，很简短，虽然我讲什么还八字没一撇呢。离颁奖典礼开始只还有半个小时了，我又坐到床上，写下了“随着寒冷清晰度在增强”这句话，我想，现在我有主意了，知道该在颁奖会上讲些什么了。以这句话为中心，很快又写了些句子，无论如何在十分或者二十分钟里我还是写满了半张纸。当有人来宾馆接我去市政厅时，讲话稿刚好完成。“随着寒冷清晰度在增强”，我边想边跟随着几位先生往市政厅走，感觉仿佛他们是带我去法庭受审。他们把我，他们的犯人，夹在中间，带着我从宾馆向市政厅走去。市政厅里已经人头攒动，主要是学校的学生。不来梅这座市政厅也是一座著名的建筑，这座建筑也如同一切其他著名的市政厅建筑一样使我感到压抑。在这里也是勋章耀眼，市长礼服上的绶带闪亮。我被堂而皇之地引到礼堂第一排，在市长身旁就座。一位男士走上讲台谈起了我。此人专程从法兰克福赶来，为的就是对我第一本小说做半个小时的演讲。据我记忆，他当时讲得很透彻，讲了许多称赞的话，但老实说，我根本听不懂他讲的是什么。我坐在那里，眼前呈现的只是我在纳塔尔的四面墙，想着如何能弄到购买它的钱款。我想，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拖延，直到筹措到足够的钱。当致颂词者结束演讲时，礼堂里响起了掌声，看上去主要是学生们在热情洋溢地鼓掌。这时主持人示意我上台讲话。在台上我接受了获奖证书，我今天记不得它的样子了，我没有保留它，所有其他的获奖证书我一概都不保留，随着岁月的流逝它们也都散失了。现在我已经把证书和奖金拿到手了，我走向讲桌去读我的讲稿，讲在寒冷中增强的清晰度。正当听众开始弄清我要讲的是什么时，讲话已经结束了。我想这是不来梅文学奖获得者最简短的讲话，在典礼结束后我的判断得到了证实。我站在讲台上，为让照相师拍照，再次与市长握手。在外边走道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看见了我的朋友，那位三天之内就决定接受小说《严寒》的编辑，当他确信就剩下我们俩时，颇为私密地对我说：喂，借我五千马克，我急需这笔钱。好，当然可以，我说，并不清楚这样做会有怎样的后果，我说，待下午两点钟不来梅银行上班后，我立即和他去那里兑现支票，给他五千马克。我想，他经常不断地借钱给我，不久前他还帮我度过了一场严重的债务危机！典礼后还有一顿午餐，在不来梅一家颇为高雅的餐馆，我两点钟准时离开了这家餐馆，与我的朋友一道去银行兑现我因《严寒》一书获得的支票。我想到我还要从不来梅到吉森，在那里的基督教文化教育中心朗读我的作品，报酬为两千马克。这样我总算又有七千马克了。想到这里就又觉得很幸运了。次日，在不来梅我还看望了另一位朋友，他住在一间阁楼里，我与他品着香茶，放眼朝铅灰色的威悉河望着，我们谈戏剧谈得很投机，主要的话题是关于安托南·阿尔托⁽²⁾。与他告别后我立即返回维也纳。自然，我已迫不及待想搬进新购置的房产，我那位于纳塔尔的四面墙。我如何主持装修它，自己动手改造它、扩建它，在某种程度上说，活儿干得还算不错，最终收拾得有模有样，可以安适地在里边生活，以及在此过程中如何在资金上满足它的需要等，这是后话就不在这里讲了。总而言之，不来梅文学奖对购置我的家园是很大的推动，没有它我的一切很可能就另是一样了，就是另一种方向和另一种发展了。不管怎么说，我后来又去了一次不来梅，也是与不来梅文学奖有关。对于这第二次去不来梅的经历我不想闭口不谈。我这次去是作为不来梅文学奖的评委会成员，评选下一次获奖者，我的主意已定，要去不来梅投卡内蒂⁽³⁾一票，据我所知，迄今为止他还没有获得过任何一种文学奖。为什么一定是他，理由并不重要，我当时就是觉得只有他才合适，其他人都是可笑的。正如我的想像，评委开会的地方设在不来梅一家餐厅的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一张长条桌子，坐着许多拥有表决权的先生，其中有著名的州政府委员哈姆森，我和他很有共同语言。当时的情形是这样，大家都提出了各自的候选人，都不是卡内蒂，轮到我了，我说出了卡内蒂这个名字。我主张把这个奖颁给卡内蒂，因为他的作品《迷惘》，是这位青年作家才华横溢的体现，一年前刚好再版一次。我多次提到卡内蒂这个名字，每次坐在长条桌旁的人都愁苦地拉长了脸。许多人根本就不知卡内蒂何许人也，但是少数知道卡内蒂的人中，有一位在我又提及卡内蒂的名字后，突然说：“但他可是个犹太人呐。”然后只听见一片含糊不清的咕哝声，卡内蒂就没有人再理会了。直到今天我耳朵里仍然响着这句“但他可是个犹太人呐”，我无法说出桌旁的哪一位说了这句话。可是至今我仍经常听见这句话，从一个阴森的角落发出来，尽管我并不知道是谁说的。这句话就那么几个字，就将我把文学奖颁给卡内蒂的提议扼杀在萌芽中，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争论了。我当时立即选定了一种态度，即绝对不参加接下来的讨论，三缄其口地坐在桌旁。时间又过去了不少，虽然这期间又有不少可怕的名字被提出来，对其我只能用“胡诌八扯”和“过于业余”来评价，最终还是没有把获奖者选定。诸位先生们已经在看表了，从旋转门飘过来烤肉的味道。在座的必须作出决定了。使我颇为惊讶的是，有人这时突然，我不知道是在座的哪一位，从桌上堆的一些书中，我觉得是非常盲目地，抽出一本希尔德斯海姆的书，边站立起来准备去吃午餐，边以极其幼稚的语调说：“让我们就选希尔德斯海姆吧，让我们就选希尔德斯海姆吧。”而希尔德斯海姆这个名字，正是几个小时争论中根本就没有提到过的那一个。现在突然有人提出这个名字，大家在座位上立刻活动起来，感到如释重负的轻松，一致表示同意，于是几分钟内希尔德斯海姆就成为新的不来梅奖获得者了。谁是希尔德斯海姆，他们大家很可能一无所知。这时也已经把结果通知了媒体，希尔德斯海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讨论成为新当选的获奖者。先生们立即起立走进了餐厅。犹太人希尔德斯海姆获得了不来梅文学奖。对于我来说，这的确是这次评奖的噱头。我不能隐瞒不说。

(1)　Carl Zuckmayer（1896—1977），德国作家、戏剧家。代表作为话剧《克彭尼克上尉》。

(2)　Antonin Artaud（1896—1948），法国戏剧家、诗人、超现实主义理论家。

(3)　Elias Canetti（1905—1994），德语小说家，代表作为《迷惘》。曾获毕希纳奖（1972）、诺贝尔文学奖（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