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但凡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见的人，都可以使自己相信，任何人都无法保守秘密。即使他缄口不言，他的指尖也会说话，他的每个毛孔都会渗透出背叛他的信息。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
1
杀死自己丈夫的时候，艾丽西亚·贝伦森三十三岁。
当时他们已结婚七年。他们都是搞艺术的——艾丽西亚从事绘画，加布里耶尔则是个小有名气的时尚摄影师。他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摄影风格，从怪异、写实的角度拍摄一些半饥饿的半裸女人。他死后，他的作品价格飙升。实事求是地说，我觉得他的作品空洞肤浅，根本不及艾丽西亚最好的作品有内涵。当然，我对艺术知之甚少，无法断定艾丽西亚的作品能否经得起时间考验，她的艺术才华会被恶名埋没，所以对她进行客观评价绝非易事。你完全可以说我带有偏见。毕竟我也只能说说自己的一家之言，只能夸夸那些值得一提的事物。在我看来，她颇有天分。她的画作不仅展示了她的绘画技巧，更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在吸引观众的眼球——就像有人在掐你的脖子——像钳子一样紧紧地掐着。
加布里耶尔·贝伦森被害于六年前，时年四十四岁。他被害于8月25日。你也许还记得，那年夏季酷热难当，气温几度创下历史新高。他死的那天，气温是全年最高的。
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起得很早。他和艾丽西亚住在伦敦西北汉普斯特德希思附近。5点15分，一辆车来到他家，接他去肖迪奇的拍摄现场。一整个白天，他都在屋顶上为Vogue杂志拍摄模特照片。
至于艾丽西亚在干什么，大众基本一无所知，只知道她即将有场作品展，需要赶工。不久前，她把花园那头的避暑小屋改成了绘画工作室，很可能一整天都钻在里面搞创作。加布里耶尔的拍摄工作到很晚才结束，车子送他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深夜11点。
半小时后，他们的邻居芭比·赫尔曼听见几声枪响。她立即打电话报警。11点35分，海沃斯提克山警察局出动警车，不到三分钟就赶到贝伦森家。
他们家房子的正门大敞。屋里漆黑一片，所有开关都无法使用。警官们沿走廊前行，首先进入起居室。他们用手电筒对着起居室四处照射，断断续续的手电光把房间照亮。借助手电筒光，他们发现艾丽西亚站在壁炉旁，身穿白色连衣裙，活像个幽灵。她似乎不知道站在自己面前的都是警察。她像冻僵了似的——像一尊冰雕——脸上露出莫名的惊恐神色，似乎正面临着无形的恐惧。
地板上有一支枪。在她身边的幽暗处，加布里耶尔纹丝不动地坐着，手和脚都被绑在椅子上。刚开始警察以为他还活着。他的脑袋微微歪向一侧，仿佛处于昏迷状态。一道手电光照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们才发现他的面部多处中弹，那张英俊的面孔已然面目全非，永远不复存在。他们看到的是一张弹洞累累、血肉模糊的脸。在他身后的墙上，是飞溅的头骨碎片、脑浆和毛发——还有斑斑血迹。
到处是鲜血——飞溅到墙上，流淌在地板上，形成黑色的涓涓细流，沿着地板的木纹流动。警方认为这是加布里耶尔的血。可是这血也太多了。接着手电光照射到一个明晃晃的东西——艾丽西亚脚边有一把刀。在手电光的照射下，可以看见她白色连衣裙上的斑斑血迹。一名警察抓住她的双臂，把它们举到灯光下。她手腕上的静脉部位有几道很深的口子，是刚刚割开的，还在汩汩流血。
艾丽西亚挣扎着不让那名警官救她。又上来两名警官才将她制服。她被送到只有几分钟车程的皇家自由医院。在前往医院的途中，她浑身瘫软，失去了知觉。虽然她大量失血，但是命还是保住了。
第二天，她躺在医院的单人病房里。在律师到场的情况下，警方对她进行了讯问。可是在讯问过程中，她始终沉默不语。她的嘴唇苍白，毫无血色，虽然有时颤抖几下，但始终没有说话，连吭都没吭一声。她没有回答任何问题。她不能说话，也不愿说话。他们指控她是杀害加布里耶尔的凶手，她毫无表示。他们宣布对她实施逮捕，她依然保持沉默。对自己的罪行，她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从此以后，她就没有说过一句话。
这原本只是一起普通的家庭悲剧，但她的持久沉默却使它成了一桩惊天大案——一桩迷案、一桩奇案，成了未来数月各大报纸竞相报道的新闻，也使大众浮想联翩。
艾丽西亚始终保持着沉默，但她也有一项声明。那是她的一幅画作，是她在出院后至庭审前，处于软禁期间画的。法庭为她指定的心理治疗护士说，艾丽西亚画这幅画时几乎废寝忘食，一刻不停。
一般情况下，每次创作新画前，她都要用数周乃至数月的时间做充分的准备——画出多张素描草图，不断地安排和再安排其构图，不断试验其色彩和形式——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孕育过程，其后还有一个耗费时日的生产过程，一笔一画都要经过精心构思。可是这一次，她却大刀阔斧地一改往日的创作风格，在丈夫遇害几天后，就完成了这幅画作。
大多数人认为，单凭这一点就足以给她定罪——加布里耶尔尸骨未寒，她就迫不及待地回到画室，说明她感情冷漠，令人齿寒，说明她是个冷血杀手，毫无忏悔之心。
有这种可能。可别忘了，艾丽西亚也许是个凶手，但也是个画家。至少我认为，她就该重拾画笔和颜料，将自己的复杂情感在画布上表现出来——这并非无稽之谈。这一次，她画得很轻松，这并不奇怪——如果可以把悲痛称之为轻松的话。
那是一幅自画像。在画布左下角，她用淡蓝色的希腊字母写下了它的名称。
只有一个词：
阿尔刻提斯。
2
阿尔刻提斯是一则希腊神话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在这个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中，当任何人都不愿意用自己的死救国王阿德墨托斯一命时，作为妻子的阿尔刻提斯站了出来。谁也不知道这个自我牺牲的神话故事与艾丽西亚的谋杀有什么关系。在一段时间里，这个暗示的真实含义是什么，我也是一头雾水。直到有一天，事实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我的叙述太快，似有操之过急之嫌。我必须从头说起，让事实说话。我不能刻意进行渲染或歪曲，也不能说谎。我将逐步逐步、不紧不慢、小心谨慎地进行表述。但从哪儿开始呢？我首先应当进行自我介绍，不过也许还不要这么快；毕竟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不是我，而是艾丽西亚·贝伦森。我必须从她开始——从她那幅《阿尔刻提斯》开始。
《阿尔刻提斯》是一幅自画像，画的是谋杀案发生后，在自家画室进行创作的艾丽西亚。她全身赤裸，手持画笔，站在画架与画布前。她的身体展现得淋漓尽致：红色秀发披散在瘦骨嶙峋的肩头，通透的皮肤下，蓝色的静脉血管依稀可见，两只手腕上有新的伤痕。她用手指捏着画笔，笔尖上的红色颜料——抑或是鲜血？——似乎正欲滴落。她把自己定格在绘画过程中——不过画布上还是一片空白，就像她的面部表情一样。她转过头，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我们。她的嘴唇张开，似乎有话要说，但却哑然无声。
在伦敦索霍，有一家代理艾丽西亚作品的小画廊。在庭审期间，它的经理让—费利克斯·马丁做出一个颇有争议的决定：展示艾丽西亚的作品《阿尔刻提斯》。此举引发热议，许多人认为这是刻意炒作，也有些人认为这太令人恐怖。在艾丽西亚因杀夫遭软禁期间，这家老牌画廊的入口处第一次排起了长龙。
我与其他绘画爱好者一起，在外面排队等候。画廊隔壁是一家霓虹灯闪烁的妓院。我们鱼贯步入画廊，刚进门就身不由己地被簇拥着朝那幅画移动，就像兴奋的人群在露天游乐场的鬼屋中一样推搡着前行。终于，我发现自己来到了队伍的前头——终于与《阿尔刻提斯》来了个直接面对面。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幅画，注视着艾丽西亚的面部表情，想研判她的眼神，想解读这眼神背后的深意——但是我发现自己实在无能为力。艾丽西亚的眼睛看着我——虚无缥缈——让人无法参透，更无法解读。从她的表情上，我看不出她想传达的是无辜还是内疚。
其他人认为这其实不难解读。
“彻头彻尾的邪魔。”我身后有位女士小声说。
“难道不是吗？”她的同伴随声附和，“冷血的臭婊子。”
有失公允，我暗自思忖——艾丽西亚的罪行尚待证实，这样的结论其实是先入为主。那些小报一开始就将她说得十恶不赦：害人精、黑寡妇、女恶魔。
事实极其简单：警方发现加布里耶尔的尸体时，现场只有艾丽西亚，枪上只有她的指纹。毫无疑问，是她杀了加布里耶尔。可是她的杀人动机却是个难解之谜。
媒体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报刊上、广播里以及早晨的闲聊节目中，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他们请来各路专家，对艾丽西亚的行为进行解释、谴责或辩解。有些人认为她肯定是家暴的受害者，肯定受到了极端的虐待，最后忍无可忍才突然爆发的。还有些人认为，此案是性游戏出了问题——她丈夫不是被绑在椅子上吗？更有甚者，有些人则认为，促使艾丽西亚痛下杀手的是老套的嫉妒心理——也许还有个第三者？可是在庭审中，加布里耶尔的哥哥说，他弟弟是个忠实的丈夫，深爱自己的妻子。那么，是不是为了金钱呢？可是丈夫的死并不能给艾丽西亚带来财富——她继承了父亲的遗产，比丈夫有钱得多。
争论在继续，各种猜想见仁见智——然而这些争论非但没有答案，反而增加了重重疑点——艾丽西亚的杀人动机以及她后来缄口不言的原因。她为什么拒绝开口说话？这意味着什么？她是不是另有隐情？是不是在保护其他人？如果是，那么这个人又是谁？
记得我当时就在想，尽管人们对她进行了没完没了的谈论、评论和争论，但在这场疯狂喧闹的旋涡中心，却有一处无声的真空——一种沉默、一只斯芬克斯。
在庭审中，法官也认为她的沉默令人费解。法官埃尔夫斯通先生指出，无辜的人往往会鸣冤叫屈，为了申辩自己的清白不遗余力——也永不止息。她不仅始终保持沉默，而且毫无明显悔过表现。整个庭审中，她没有掉过一滴眼泪——报纸对此有过大量评论——她的表情呆滞、冷峻、僵化。
被告方迫于无奈，只好提出减轻刑事责任的申请：该请求说，艾丽西亚长期存在精神健康问题，而且据说始于她的儿童时期。法官认为这种情况多属道听途说，不予考虑——不过他最终还是被一个叫拉扎勒斯·迪奥梅德斯的教授说服。此人不仅是帝国理工学院司法精神病学教授，也是格罗夫诊疗所的临床主任。该诊所位于伦敦北部，是一家可靠的法医单位。迪奥梅德斯教授认为，艾丽西亚闭口不言，这本身就证明她有严重的心理障碍——所以这可以作为对她量刑的参考。
这是精神科医生为避免坦率直言，而婉转说出的话。
迪奥梅德斯真正想说的是：艾丽西亚疯了。
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不然为什么要把你所爱的人绑在椅子上，近距离对着他的面部开枪？又为什么表现得若无其事，不做任何解释，甚至连话都不说？她一定是疯了。
肯定是。
最终，埃尔夫斯通法官接受了被告方的减刑请求，并建议陪审团把它作为量刑时的参考意见。艾丽西亚随后进了格罗夫诊疗所，接受迪奥梅德斯教授的治疗。教授的证言对法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事实上，倘若她并没有疯，也就是说，倘若她的沉默只是一种表演，只是为了蒙蔽陪审团的耳目，那她此举的确非常奏效。她避免了一场漫长的牢狱之灾。而且，她今后倘若表现出逐步康复的情状，再过几年就完全有可能走出那家诊所。那么，现在不就应该是她假装逐渐康复的最佳时机吗？她不是可以时不时地冒出一两个词语来，过一阵又多出几个，同时慢慢地表现出某种悔意吗？可是她没有。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她始终保持着沉默。
只有沉默。
由于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披露，媒体大失所望，最终失去对她的兴趣。她也像其他曾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杀人犯一样，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我们虽然记得他们的面孔，却忘了他们的姓名。
应当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把她忘了。她的神话以及她持久的沉默依然让某些人着迷，包括我自己。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认为加布里耶尔的死，显然使她的大脑产生了严重的创伤，沉默就是这种创伤的具体表现。由于无法直面自己的所作所为，她像一辆老爷车，咔咔作响，勉强运转，最后终于停了下来。我希望能帮她重新把车子发动起来——帮她说出自己的故事，治疗她的创伤，使她彻底康复。我想对她进行心理康复治疗。
我不想自我吹嘘，但认为自己是最有资格帮助艾丽西亚·贝伦森的。我是名法医心理治疗师，在工作中遇见过这个社会上受到最严重伤害的、最脆弱的成员。艾丽西亚故事中的某些东西与我个人产生了共鸣。我从一开始就非常同情她。
遗憾的是，我当时还在布罗德穆尔工作。如果不是命运的安排，治疗艾丽西亚只能是——而且肯定是——痴人说梦。
艾丽西亚被收治的第六个年头，格罗夫诊疗所开始招聘法医心理治疗师。我看到那则广告，就知道自己责无旁贷。我决定跟着感觉走，去那里应聘这一职位。
3
我叫西奥·费伯，四十二岁。我选择成为心理治疗师，是因为我本人曾受到过心理伤害。这是个事实。在应聘面试时，他们问了我这个问题，但我没有如实回答。
“你认为吸引你从事心理治疗工作的原因是什么？”英迪拉·夏尔玛从她那副儒雅的眼镜上方看着我问。
英迪拉是格罗夫诊疗所的心理治疗师，年龄离六十岁不远了，圆圆的脸庞，颇有几分风韵，深色的长发，夹杂着几根银丝。她对我微微一笑——似乎是在暗示我，这个问题极其简单，只是热热身而已，刁钻的问题还在后面呢。
我没有立即回答，因为我觉得面试小组的其他成员都在看着我。我的意识很清楚，而且始终保持与他们的目光接触。我不紧不慢地给出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回答。我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说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在一家护理中心打零工，还说这激发了我对心理治疗的兴趣，并促使我在读研的时候选择了心理治疗专业，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我认为，我是想帮助别人，”我说着耸了耸肩，“就这样，真的。”
这当然只是信口胡说。
我的意思当然是，我想帮助别人，但这只是我的次要目标——尤其是在接受培训的初期。我的真正动机纯粹是出于私心。我自己也在寻求帮助。我相信大多数从事心理治疗的人都是如此。我们被这个特殊职业所吸引，因为我们自己受到过伤害——我们研究心理学，是为了给自己疗伤。至于我们是否愿意承认，那就该另当别论了。
作为人类，我们对婴幼儿时期的生活没有留下多少记忆。我们往往认为自己是伴随着完整的人格，从这样的原始迷雾中浮现，正如阿佛洛狄忒从大海的泡沫中诞生；但是对人类大脑进化的研究告诉我们，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出生时，大脑还没有发育完全——不像神圣的奥林匹斯山，而像一团潮湿的泥巴。正如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说的，不存在婴儿时期一说。我们的人格不是在孤立状态下形成的，而是与另一种东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由看不见、记不得的力量塑造完成的。那就是我们的父母。
这种情况令人发怵，其原因则显而易见——谁知道我们在尚未形成记忆的那段时间里，是怎样的毫无尊严，又受到过怎样的折磨和虐待？我们的人格是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形成的。以我为例，我在成长过程中就感觉到紧张、恐惧和焦虑。这种焦虑似乎在我存在之前就已存在，也似乎独立于我的存在而存在。不过我怀疑其根源在于我与父亲的关系，因为只要在他身边，我就永远没有安全感。
我父亲总是莫名其妙地发脾气，让人捉摸不透，无论多么平和的情境，都能被他变成危险的雷区。一句无伤大雅的话或者一个稍有不同的见解，都能引得他勃然大怒，随后引发一连串的爆炸，弄得人人自危，无人幸免。他只要一声怒吼，整个房子都会颤抖。我会吓得赶紧上楼，躲进自己的房间，一头钻到床底下，顺势躲到墙边上，呼吸着毛絮纷飞的空气，希望砖墙把我吞噬，好让我瞬间消失。但是父亲会抓住我，把我拽出来，接受他的惩罚。他会抽出皮带挥动，皮带在空中嗖嗖作响，抽打在我身上，抽得我左右翻滚，身上火辣辣地痛。接着，他会突然停止抽打，就像他突然开始打我一样。他会把我丢在地板上，任由我摔成一团，就像蹒跚学步的小孩气得把布娃娃扔掉一样。
我永远没搞清楚自己做错了什么，会引得他大动肝火，抑或是因为我活该挨打。我问妈妈，为什么爸爸总是对我发那么大的火？她无奈地耸耸肩说：“我怎么知道啊？你爸他完全疯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不像开玩笑。如果让今天的精神科医生对他的情况进行诊断，我怀疑结论会是人格障碍。他就患着这种疾病度过了一生，从未接受过治疗。患病的原因是，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被歇斯底里和身体暴力所主宰。威胁、泪水和打碎的玻璃。
当然，我也有过开心的时光，但往往是我爸不在家时。记得有一年冬天，他去美国出差一个月。在那三十天的时间里，妈妈和我得以摆脱他那双挑剔的眼睛，在房子和花园里自由自在地活动。那年12月，伦敦下起鹅毛大雪。整个花园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雪。我和妈妈堆了个雪人。不知是不是下意识的行为，反正我们把雪人堆得像我们那个不在家的主人：这个雪人大腹便便，我给它取名叫“老爸”，用两块黑色石子做眼睛，两根弯弯的小树枝做成眉毛，看起来还真有点像他。为了让它更像他，我们给它戴上他的手套、帽子，并让它拿上一把雨伞。接下来我们就用雪球拼命地砸它，并像调皮的小孩那样咯咯直笑。
那天晚上下了一夜的暴风雪。妈妈上床时，我假装睡着了。不久我就偷偷地溜进花园，站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伸出双手捕捉飞舞的雪花，看着它们在我的指尖上消失。这让我有点悲喜交加。似乎有几句真理哽在我的喉头，但我又不知如何表达；我的词汇少得可怜，说出来的话像一张破网，根本抓不住我想表达的意思。在某种程度上，抓住逐渐消失的雪花，就像抓住幸福一样；这种占有转瞬即逝。它提醒我在这幢房子外面，还有一个世界：一个广阔无垠、超乎想象的美丽世界，一个我当时还无法触及的世界。这些年来，这些情景不断在我的脑海中闪现。包裹在这些记忆外层的痛苦，使那短暂燃起的自由之光显得倍加明亮。那是无际黑暗中的一点灯火。
我意识到，唯一能支撑自己活下去的希望就是规避——不仅是身体上的，也包括心理上的。我必须离开这个家，远走高飞。唯有如此，我才能安全。十八岁那年，我获得了上大学的必要成绩，终于离开了萨里郡，离开了那幢监狱似的半独立式住房——我认为自己获得了自由。
其实我想错了。
我当时并不明白，但为时已晚——我父亲已经在我身上内在化，在我身上内向投射，深埋在我的潜意识中。即使我走到天涯海角，他始终与我如影随形。他那个可恶、无情、暴怒的声音始终陪伴着我——厉声叫骂，说我是窝囊废，不要脸，不成器。
我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就遇上了寒冬。那些声音变得让人难受，令人麻痹，它们控制住了我。我吓得浑身发软，出不了门，参加不了任何社交活动，也交不了任何朋友。我真不如不要离开家。希望荡然无存。我被打败了，陷入了困境。我被逼到了绝境，无法解脱。
只有一种办法可以一了百了。
我去了很多家药房，买了一大堆扑热息痛。为了不引起别人怀疑，我一次只买几盒。其实我没有必要这么担心，因为根本没有人在注意我。我觉得自己简直成了隐形人。
我的房间很冷。我用冻得发麻的手指笨拙地打开包装盒，强迫自己把那些发苦的药片一片一片地吞咽下去。接着我爬上那张窄窄的、躺着很不舒服的小床，闭上眼睛，等待死神的到来。
可是死神始终没有来。
我等来的是胃肠道烧灼般的绞痛。我弯腰吐起来，把胆汁和还没溶解的药片一起吐了出来，吐了自己一身。我躺在黑暗中，胃里火烧火燎，没完没了地痛。黑暗中，我逐渐意识到：
我不想死，至少现在不想，我还没有活够。
这个想法给了我一线希望，尽管很朦胧、很模糊，但它至少使我认识到，单枪匹马是于事无补的：我需要帮助。
我找到了这样的帮助，通过大学咨询服务部。帮助我的人叫鲁思，是一位心理治疗师。她体态丰腴，满头白发，像个和蔼可亲的老祖母。她的脸上挂着同情的微笑——我相信这样的微笑。起初她并没有说很多的话，只是静静地听我诉说。我谈到自己的童年、家庭和父母。我发现，无论我谈到多么痛苦的细节，我的内心都无动于衷。我与自己的情感是脱节的，就像一只与手腕断开的手。我谈了那些痛苦的记忆和自杀的冲动——但我没有任何感觉。
然而，我会偶尔抬起头看着鲁思的脸。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她在听我讲述的时候，眼睛里却含着泪水。这么说似乎很难让人理解，但那些泪水不是她的。
那些泪水是我的。
我当时无法理解。但这就是心理治疗。病人把自己无法承受的情感托付给他的治疗医生：她承受着他所有的恐惧，代他进行亲身体验，而后再慢慢地把她对这种体验的感受反馈给他。鲁思就是这样把我的情感反馈给我的。
鲁思与我的交往持续了好几年。她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她，我内化了一种与另一个人建立起的新型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诚实与友善的基础上——而不是基于相互指责、愤怒和暴力——的新型关系。我渐渐开始从内心对自己产生了不同的感觉——觉得我已经不那么空虚，不那么害怕，而且感受能力得到了提升。虽然内心那个可恶的声音从未完全离开过，但我现在有鲁思的声音与之抗衡，而且我对它的关注也在逐渐减少。久而久之，我头脑中那些声音逐渐平息，有时甚至暂时消失。我会感觉很平静——有时甚至很高兴。
很明显，心理治疗拯救了我。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我的生活质量。这种谈话治疗方式，对于我的脱胎换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它定义了我。
我知道，这是我未来的职业。
大学毕业后，我在伦敦接受心理治疗培训。在培训过程中，我继续去向鲁思请教。她依然是那样支持我，鼓励我，但也告诫我要用现实的态度面对我选择的道路。用她的话来说就是“这不是在公园里散步”。她说得对。与病人在一起，会弄脏我的手——这么说吧，这项工作毫无舒适可言。
第一次在一家防范严密的心理诊疗所工作的经历，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到了那里不到几分钟，就有一个病人脱下裤子，当着我的面蹲在地上，拉了一摊臭烘烘的大便。其后遇到的一些事情，虽然没那么恶心，但是也非常奇葩——混乱的自杀未遂、自伤自残、毫无节制的歇斯底里与悲伤。所有这些都让我受不了。不过我每次都能从中学到一些新的应对方法。事情逐渐变得容易了。
奇怪的是，我居然这么快就适应了心理诊疗所这种陌生的新环境。我觉得自己对于疯狂已经司空见惯——不仅是别人的疯狂，还有自己的。我认为我们都很疯狂，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
这也是我为什么——以及怎么——会与艾丽西亚·贝伦森案件有关的。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年轻时就有幸接受了成功的干预治疗，从心理黑暗的边缘被拉了回来。然而，在我心中，另一种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我有可能变疯——并像艾丽西亚一样，被囚禁在某个机构里终了一生。若非仁慈的上帝……
当然，英迪拉·夏尔玛问我为什么要成为心理治疗师时，我不可能说出其中任何一点。毕竟我面对的是整个面试小组——如果没有其他原因——我知道这个游戏该怎么玩。
“到了最后，”我说，“我相信，无论初衷如何，是那些训练使一个人成为一名心理治疗师。”
英迪拉像圣贤似的点点头说：“是的，很对。千真万确。”
面试很成功。英迪拉说，我有在布罗德穆尔工作的经历，具备一定优势，说明我可以应付极端的心理创伤。他们当场就给了我那份工作，我欣然接受。
一个月后，我起程前往格罗夫诊疗所。
4
我顶着1月凛冽的寒风，来到格罗夫诊疗所。道路两旁的树木光秃秃的，就像一具具骷髅骨架。惨白的天空预示着一场大雪即将来临。
我站在门口，从口袋里掏出香烟。我有一个星期没抽烟了——当时，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把烟戒掉，而且保证这一次说话算话。可是现在我又破戒了。我把烟点上，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恼火。心理治疗师通常认为，烟瘾是很难戒除的，而一个优秀的心理治疗师必须克服这个问题，把烟戒掉。我不想带着一身烟味走进诊疗所，就往嘴里放了一两片薄荷口香糖，边吸烟，边嚼口香糖，两只脚还在不停地轮番跳动。
我浑身发抖——说实话，主要不是因为天冷，而是因为紧张。我心里一直不踏实。在布洛德穆尔的时候，我的顾问医师直言不讳地说我正在犯错误。他向我暗示，离开那里就断送了我本来很有前途的职业生涯。他对格罗夫诊疗所颇不以为然，对迪奥梅德斯教授更是嗤之以鼻。
“他是个离经叛道的人物，做过许多与群体治疗有关的尝试——有一段时间曾在福尔克斯供职。20世纪80年代在赫特福德郡办过替代性治疗社区。这种形式的治疗社区，尤其是现在，从经济上是行不通的……”
他先是欲言又止，然后压低嗓门说：“我不是吓唬你，西奥。我听到一些传言，说那个地方要被砍掉。可能不出半年，你就会发现自己丢了饭碗……你真的不反悔？”
我沉默了片刻，但只是出于礼貌。
“肯定。”我回答说。
他摇摇头：“我看这是职业上的自杀。不过既然你决心已定……”
我没有跟他说艾丽西亚·贝伦森，也没有说我希望为她进行治疗。我本来可以用他能明白的话进行解释：通过对她的治疗，我可能会写出一本书或者发表一篇论文什么的。可是我知道这样说等于是对牛弹琴；他还是会说我犯了错误。也许他说得对。我很快就能找到答案。
我掐灭手中的烟，抑制住紧张情绪，走了进去。
格罗夫诊疗所位于艾奇维尔医院最老的那个部分。原先那座维多利亚时期的红砖建筑，早就被四周高大的、外形丑陋的附加设施和扩展部分所包围，相形之下显得非常矮小。格罗夫诊疗所位于这片建筑群的中心。它的围墙上安装了一排鹰眼似的摄像头，这是唯一能说明里面的人非常危险的标记。他们对接待处的布置可谓不遗余力，为的是让它具有友好的氛围——里面放了几张蓝色的长沙发，墙上贴着粗陋且孩子气的绘画作品，那是病人的创作。我觉得它不像家防范严密的精神病诊疗所，倒像家幼儿园。
一个高个子男人来到我身边，微笑着伸出手，自我介绍说他叫尤里，是诊疗所的护士长。
“欢迎你来到格罗夫，”尤里说，“我们没有欢迎委员会，只有我。”
尤里约莫有三十七八岁，人长得很帅气，体形优美，满头黑发，领子没有遮住的脖子上有蜿蜒的部落文身。他身上除了有股烟味，还有修面后留下的须后水香气。他说话略带一些口音，但英语说得非常完美。
“我是七年前从拉脱维亚过来的，”他说，“当时我一句英语也不会，可是一年后就很流畅了。”
“令人钦佩。”
“其实也没什么。英语比较容易，拉脱维亚语就难得多了。”
他哈哈一笑，从腰间的皮带上取下一串叮当作响的钥匙，从中取出一套递给我。
“这是单人病房的钥匙，你会用得着的。你还得知道每间病房的密码。”
“还不少呢。我在布罗德穆尔的时候只有几把。”
“是啊，不过我们最近提高了安全级别——自从斯特芬尼走马上任之后。”
“斯特芬尼是谁？”
尤里没有回答。这时候从接待室后面的办公室里走出一个女人。尤里冲她点了点头。她是加勒比海地区的人，年纪是四十五六岁，留着两边修成锐角的波波头。“我叫斯特芬尼·克拉克，”她说，“格罗夫诊疗所的主管。”
斯特芬尼对我敷衍地笑笑。她与我握手时，我留意到她的握手比尤里有力度，握得比较紧，却少了几分热情。
“作为主管，”她说，“我优先考虑的是安全问题。不仅是病人的安全，还有每个工作人员的安全。如果你都不安全，那你的病人也不会安全。”接着她递给我一个小东西——便携式警报器。“这个东西你要随身携带。不要把它供奉在办公室里。”
我尽管不想要，还是连忙说：“好的，主管。”如果不想给自己找麻烦，最好还是别去惹她。我对以前的几个比较专横的病房主任采用的就是这个办法——避免冲突，服从管理。
“很高兴见到你，斯特芬尼。”我微笑着说。
她点点头，脸上没带任何笑容。“尤里会领你去你办公室。”说完她就扬长而去，没再看我一眼。
“跟我来吧。”尤里说。
我跟着他来到病房入口处——那是一扇强化的钢门。大门旁边有个由保安操纵的金属探测器。
“你肯定知道这规矩，”尤里说，“任何利器——任何可以用作武器的东西，都不准带进去。”
“打火机也不行。”保安在检查的时候从我口袋里掏出打火机，用指责的目光看着我补充了一句。
“对不起，”我说，“我忘了还有打火机。”
尤里示意让我跟着他走。“我带你去你的办公室，”他说，“这时候大家都在参加社群集会，所以这里很安静。”
“我能去参加吗？”
“社群集会？”尤里感到惊讶，“你不想先习惯一下环境？”
“习惯环境的事不急。如果不麻烦你的话。”
他耸了耸肩：“那就随你。这边走。”
他领着我穿过几条走廊。走廊两边是上了锁的病房门上的小圆窗——有节奏的敲门声、插销的插拔声、钥匙的转动声。我们走得很慢。
显而易见，这幢房子已年久失修。墙上的油漆已起皮剥落，走廊上弥漫着一丝发霉和腐臭的气息。
尤里在一扇关着的门前停下，点头示意说：“他们都在里面，进去吧。”
“好的，谢谢。”
我稍加迟疑，做好心理准备，然后推门走了进去。
5
集会的房间呈长方形，窗户很高，且有栏杆。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外面的红砖墙。房间里有一股咖啡的香味，还有尤里的须后水的残留气息。大约三十人坐成一圈。大多数人手里捧着盛着茶水或咖啡的纸杯，有的在打哈欠，并尽量不让自己睡着。有的人咖啡喝完了，就用手摆弄着空纸杯，或把它捏扁，或把它压平，或把它撕碎。
这样的集会每天有一两次，它的性质介乎行政会议与小组治疗之间。讨论的话题涉及诊所管理以及病人护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迪奥梅德斯教授喜欢说：“这是一种尝试，它让病人参与自己的治疗，并鼓励他们对自己的健康负起责任来。”毋庸讳言，这种尝试一般都不能奏效。迪奥梅德斯在集体治疗方面的背景，意味着他对各种形式的集会都很感兴趣，并鼓励尽可能多地举行这类会议。也可以说，只要有听众，他就显得特别高兴。他站起身，伸出手来对我表示欢迎，并示意我走过去。我觉得他似乎有一点戏剧表演的才华。
“西奥，你来啦。过来过来。”
他说话略带希腊口音，不过已几乎听不出来了——基本上都改掉了，因为他在英国已经生活了三十多年。他长得一表人才，虽已年逾花甲，依然精神矍铄——有一股年轻人的活力与调皮，不像个精神科医生，倒像个不讲礼数的大叔。这并不是说他对病人不尽心尽力——早上他来得比清洁工还早，晚上值夜班的人来了，他还没有走，有时候他就睡在办公室的长沙发上。他有过两次离异，经常开玩笑地说，他的第三次婚姻最成功，那就是他与格罗夫诊疗所的结合。
“坐这儿，”他指着身边的一把空椅子说，“坐，坐，坐。”
我欣然从命坐下。迪奥梅德斯热情洋溢地对我进行了介绍：“允许我来介绍一下我们新来的心理治疗师西奥·费伯。让我们一起欢迎西奥加入我们的小家庭——”
迪奥梅德斯讲话的时候，我的目光扫视着这个圈子，想看看谁是艾丽西亚。可是我没看出来。除了迪奥梅德斯一本正经地穿着套装，戴着领带，其他人大多数穿着短袖衬衣和T恤衫。我很难分清谁是病人，谁是工作人员。
我熟悉的面孔只有两张，其中之一是克里斯蒂安。我是在布罗德穆尔工作时认识他的。他是个喜欢打橄榄球的精神科医生，鼻子并不挺拔，胡须是黑色的，模样挺耐看。我到布罗德穆尔不久，他就离开了。我并不特别喜欢他；不过说句公道话，我也不太了解他，因为我们在一起共事的时间毕竟不长。
我认识的另一个人是英迪拉，是在那次面试时认识的。她对我笑了笑，我很感激，因为只有她脸上露出善意。大多数病人以呆板的、不信任的目光看着我。我不责怪他们。他们受到过种种虐待——身体上的、心理上的、性方面的，这意味着，要获得他们的信任，还需要假以时日。所有的病人都是女性——大多数人形态粗糙，脸上不是皱纹，就是伤疤。她们有过艰难的人生阅历，饱受种种恐惧，直到被逼入精神病这个无人地带；她们的经历都写在脸上，一看便知。
可是艾丽西亚·贝伦森呢？她在哪儿？我再次环视这个圈子，还是没有看见她。接着我意识到了——我的眼睛正看着她。她坐在这个圈子对面正对着我的地方。
我没有看出她来，因为她不显眼到近乎隐形。
她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显得非常平静。她手里端着一纸杯茶水，手在不住地颤抖，茶水像细流似的洒落在地板上。我真想走过去帮她把杯子扶正，但是我克制住了自己的冲动。她完全不能把持自己，我怀疑她都没注意到我在注视她。
我没想到她竟然成了这么可怜兮兮的样子。这个曾经的美女还有一些当年的风韵：湛蓝的眼睛，优美匀称的面庞。但她现在不仅骨瘦如柴，而且污秽不堪：红棕色的长发脏乱蓬松地披在肩上；指甲被咬得撕裂开来；两只手腕上，褪色的伤痕清晰可见——在那幅《阿尔刻提斯》的画上，我看到过类似的伤口。她的手指一直在颤抖，毫无疑问这是服用利培酮和其他大剂量抗精神病药物产生的副作用。她张着嘴，嘴里积聚了许多白花花的唾沫，口水止不住地往下流。这是药物另一种令人惋惜的副作用。
我发现迪奥梅德斯在看我，于是把注意力暂时从艾丽西亚转移到他身上。
“西奥，我觉得还是你来做个自我介绍吧，这肯定比我来介绍要好。”他说，“你讲几句吧，啊？”
“谢谢你。”我点点头，“其实我也没什么要补充的。我只是想说，很高兴来到这里。我激动、紧张、满怀希望。我期待着了解你们大家——特别是各位病友。我——”
这时有人咣当一声推开大门，打断了我的话。开始我还以为是幻觉。只见一个块头很大的人冲进房间，手里高举着两根参差不齐的木棍，把它们像矛一样朝我们扔过来。有个病人吓得捂住眼睛尖叫起来。
我担心这些东西会伤着我们，不过它们只是重重地落在这圈人中间的地上。这时我才看清：它们根本不是什么矛，而是断成两截的台球杆。这个大块头病人四十多岁，是个深色头发的土耳其女人。她大声嚷嚷说：“把我气死了。这根台球杆儿断了一个星期了，你们他妈的还没换新的。”
“不要说脏话，伊丽芙，”迪奥梅德斯说，“我现在不准备谈台球杆儿的事。你迟到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先看看还能不能让你参加这个聚会。”说着他转过头，狡猾地把球踢给了我。“西奥，你有什么想法？”
我眨了眨眼睛，稍后才听见自己在说：“我认为遵守时间的问题很重要，准时出席集体活动——”
“你的意思是，就像你刚才一样吗？”坐在圈子对面的一个男人说。
我转过身，发现说话的人是克里斯蒂安。他哈哈大笑，似乎对他刚才那句玩笑话颇为得意。我勉强对他笑笑，随即转身对着伊丽芙。
“他说得很有道理。今天上午的活动我也迟到了。也许我们都要从中吸取教训。”
“你扯什么呀？”伊丽芙说，“你他妈的是谁呀？”
“伊丽芙，注意语言文明，”迪奥梅德斯说，“不要逼我让你闭嘴。坐下！”
伊丽芙依旧不依不饶：“台球杆儿的事怎么说？”
她是在问迪奥梅德斯。可是迪奥梅德斯却看着我，等我来回答。
“伊丽芙，我可以看得出来，为了这根台球杆儿，你很生气，”我说道，“我怀疑把它弄断的那个人也很生气。现在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在这个诊疗所里，我们应该怎样对待生气的问题。我们就花点时间，谈谈生气的事怎么样？你先坐下来吧。”
伊丽芙转动了一下眼珠，不过还是坐了下来。
英迪拉点点头，显得很高兴。于是英迪拉和我就开始谈生气的问题，想办法让病人讨论他们生气时的感觉。我觉得我与她的配合非常默契。
我可以感觉到，迪奥梅德斯在观察，在对我的表现进行评估。他似乎很满意。
我瞟了艾丽西亚一眼，并惊讶地发现她也在看我——至少她的目光是冲着我这个方向。她的表情让人琢磨不透——似乎想努力聚焦目光来看什么。
认识她的人都说她光彩照人，充满活力，让人着迷。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邋遢的女人就是艾丽西亚·贝伦森。就在这时候，我知道自己到这里——格罗夫诊疗所——来的决定是正确的。我的一切怀疑都已烟消云散。我决心不遗余力，争取让艾丽西亚成为我的病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事情已经刻不容缓：艾丽西亚迷失了。她迷了路。我想把她找回来。
6
迪奥梅德斯教授的办公室位于艾奇维尔医院最破旧的地方。门外的墙角上结了不少蜘蛛网，走廊上只有一两盏灯亮着。我敲了敲门，很快就听见里面传来他的声音。
“进来。”
我转动把手，门吱呀一声开了。房间里的气息顿时使我为之一惊。他的办公室与医院的其他地方迥然不同，我没有闻到任何防腐剂或漂白粉的气味。它反而更像一个管弦乐池，可以嗅出木头、琴弦、琴弓、抛光剂和蜡的气息。稍事片刻，我的眼睛才适应了里面昏暗的光线。我看见倚墙放着一架竖式钢琴，觉得它与医院的氛围格格不入。在昏暗的光线中，我看见二十来个微微发亮的金属乐谱支架。有一张桌子上高高地堆着一摞乐谱，像一座基础不稳的、直指天际的纸塔楼。另一张桌子上放着一把小提琴，旁边有一支双簧管和一支笛子。桌子边上还放了一张竖琴——个头很大，有漂亮的木质框架和一排瀑布般的琴弦。
看着这些乐器，我惊得张口结舌。迪奥梅德斯哈哈笑起来。
“你对这些乐器感到好奇？”他说着咯咯直笑，然后在办公桌后的椅子上坐下。
“它们都是你的吗？”
“是的。音乐是我的爱好。不，我说得不准确——音乐是我的酷爱。”他的手指得意地在空中滑动。他在以动画人物般的方式说话，采用大量的手势，强调自己的话——好像是在指挥一个无形的交响乐队。
“我组建了一支非正式音乐小组，对所有希望参加的人员开放。”他说，“对工作人员和病号一视同仁。我发现音乐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治疗工具。”稍事停顿后，他用轻快的、乐曲般的声音说：“音乐具有神奇的魔力，它能让野兽平静下来……你同意吗？”
“你说得肯定对。”
“嗯。”迪奥梅德斯打量着我，“你玩乐器吗？”
“玩什么？”
“不管什么。三角铁是起点。”
我摇摇头：“我没有音乐细胞，年轻的时候在学校玩过录音机，仅此而已。”
“那你识谱吗？这是个有利条件。好吧，你随便选一样乐器。我来教你。”
我笑了笑，再次摇摇头：“我怕自己没有足够的耐心。”
“没有？嗯，耐心是一种美德，作为心理治疗师，你一定要好好培养自己的耐心。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不是很专心，不管是搞音乐、当牧师，还是当医生。”他大声笑起来，“现在我是三者兼而有之了啊。”
“我想这是肯定的。”
“你知道吧，”他迅速切换话题，“那次面试，我的话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妨这么说吧，在投票的时候，我尽量为你美言。你知道为什么吗？不瞒你说——我很看好你，西奥。你使我想起了我自己……谁知道呢？可能再过几年，这个地方也许就由你来掌管了……”他话说了一半，随即叹了口气：“当然了，如果它还存在的话。”
“你认为它有不存在的可能？”
“谁知道呢？病员太少，员工太多。我们与信托基金会密切合作，希望找到一种‘经济可行’的模式。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受到监督与评估，或者说受到监视。你也许会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把治疗工作做好？正如温尼科特所说的，在着火的大楼里，是无法进行心理治疗的。”他摇摇头，突然显出老态——疲惫与厌倦。他压低嗓门，神秘兮兮地小声说：“我认为斯特芬尼·克拉克主管跟他们是一伙的。毕竟，她的薪水是信托基金会发的。只要对她进行观察，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我觉得迪奥梅德斯有点偏执，不过这也可以理解。我不想说错话，所以一直谨言慎行。
接着我开口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是关于艾丽西亚的。”
“艾丽西亚·贝伦森？”迪奥梅德斯用异样的目光看了我一眼，“她怎么了？”
“我想知道对她进行了什么样的心理治疗。是单独治疗吗？”
“不是。”
“原因呢？”
“试过——但放弃了。”
“何以如此呢？她的医生是谁？是英迪拉？”
“不是。”他摇摇头，“实际上是我。”
“我知道了。是什么个情况？”
他耸耸肩：“她不愿来我办公室，所以我就去她的病房。在治疗过程中，她坐在床上，眼睛看着窗外，当然还是一声不吭，甚至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说着，他绝望地把双手向上一送，“我认为这些努力简直是在浪费时间。”
我点点头：“我觉得……呃，我想是不是要换……”
“换什么？”他以好奇的眼神凝视着我，“继续说。”
“你是个权威，她也许觉得接受你的治疗是一种潜在的惩罚。有这种可能性的，是吧？我不知道她与她父亲的关系如何，不过……”
听到这里，迪奥梅德斯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好像是在听人说笑话，并且在期待最后那句点题的话。“你觉得让她跟年轻一点的人接触，她也许会放松一些？”他说，“我来猜猜看……像你这样的人？你认为你可以帮助她，西奥？你可以拯救艾丽西亚，让她开口说话？”
“我不知道怎么拯救她，我只是想帮助她。我想试一试。”
他的脸上露出微笑，不过依然觉得这种说法很有意思。“说这种话的人，你不是第一个了。我也曾相信我会成功。我的孩子，艾丽西亚是个沉默的塞壬[1]，她把我们引向礁石，让我们美好的治疗方案触礁，撞得粉碎。”他笑了笑，“她使我汲取了一次失败的教训。也许你也需要汲取一下这样的教训。”
我大胆地看着他的眼睛：“当然，但只要我成功，就不用汲取教训了。”
他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出现了难以捉摸的表情。他沉默良久，最后做出决定：“我们看看吧，好吗？首先，你必须与艾丽西亚见个面。还没有把你介绍给她呢，是吧？”
“没有，还没有。”
“那就让尤里安排一下，好吧？事后向我做个汇报。”
“好的，我会的。”我尽力抑制住自己的兴奋情绪说道。
7
治疗室的面积很小，呈长条形；里面的陈设简陋得像牢房，甚至比牢房还要简陋。窗户不仅关着，而且加装了栏杆。小桌子上放着一个亮粉色的纸巾盒。这样的色彩在这里显得格格不入——这肯定是英迪拉放的。我认为克里斯蒂安是不会为他的病人提供纸巾的。
病房里有两张破旧褪色的扶手椅。我在其中一张椅子上坐下。艾丽西亚不在里面。也许她不来了？也许她拒绝与我见面。她完全有这样的权利。
我逐渐失去耐心，感到焦躁、紧张。我如坐针毡，于是噌地站起来，走到窗前，向栏杆外面张望。
治疗室在三层楼上。下面的院子有网球场大小，四周的红砖围墙很高，根本爬不上去。不过毫无疑问，肯定有人尝试过。每天下午有三十分钟时间，不管病人愿意与否，都会被赶到院子里去。天气如此寒冷，如果有人反对，我是不会责怪她们的。有些人独自一人站着，嘴里在不停地嘟嘟囔囔；有的人像僵尸一样不停地游走，漫无目的；还有些人聚集在一起，或聊天，或抽烟，或不停争吵。说话声、叫喊声与莫名其妙的激动笑声不断飘进我的耳朵。
起初我并没有发现艾丽西亚。接着我看见了。她在院子那头，独自靠墙站着，纹丝不动，像一座雕像。尤里穿过院子朝她走去。他对站在不远处的护士说了点什么，护士点点头。接着他小心地、缓慢地接近艾丽西亚，就像她是一只无法预测行为的动物。
我之前要求尤里不要跟她说得太详细，只是告诉她，刚来的那个心理治疗师想见她。我让他不要用命令的形式，要用请求的语气。他在跟她说话时，她依然一动不动，既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没有任何听见了的表示。一阵短暂的停顿后，尤里就转身离开了。
嗯，没戏了，我心想——她不会来了。真他妈的，我早该预料到的。这整件事就是在浪费时间。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艾丽西亚居然向前跨出了一步，稍事犹豫之后，就跟在尤里身后，慢条斯理地拖着步子，穿过院子——接着从窗户下方离开我的视野。
这么说，她要来了。我尽量抑制住自己的紧张情绪，做好思想准备。我力图压制头脑中那个负面的声音——我父亲的声音——说我根本干不了这份工作，说我是无能之辈，是冒牌货。闭嘴，我心想，闭嘴，快闭嘴……
两分钟后，传来一阵敲门声。
“请进。”我说。
门打开了。在尤里的陪伴下，艾丽西亚在走廊里站着。我上上下下打量着她。不过她的眼睛并没有看着我。她目光向下，一直看着地面。
尤里对我得意地笑了笑：“她来了。”
“是啊，我看出来了。你好，艾丽西亚。”
她没有回应。
“不进来吗？”
尤里身体前倾，像是在敦促她，不过并没有触碰她的身体。他轻声说：“进去吧，宝贝。进去坐下。”
艾丽西亚有些迟疑。她看了尤里一眼，然后下定决心。她走进治疗室，步履略显蹒跚。她在椅子上坐下，安静得像一只小猫，两只微微颤抖的手放在大腿上。
我准备关门，可是尤里还没有离开。我压低嗓门说：“下面的事就交给我吧，谢谢了。”
尤里有些担忧：“但她正在接受一对一监管，而且教授关照说——”
“我全权负责。没事的。”我说着从口袋里拿出那只报警器，“你看，我还有这个——不过我用不着它。”
我看了艾丽西亚一眼。她毫无反应，好像根本就没有听见我在说什么。尤里无可奈何地耸耸肩，显得很勉强。
“我就在门外，万一需要就叫我。”
“不用了，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尤里离开后，我把门关上，把报警器放在办公桌上，在艾丽西亚对面坐下。她没有抬头。我审视着她，发现她毫无表情，一脸茫然。服药之后的假象。我想知道这副面容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
“你同意来见我，我很高兴。”我说。
我在等她的反应。发现她不会有什么反应后，我继续说：“你不了解我，但是我比较了解你，这是我所具备的优势。你的名气不小——我是说你作为画家的名气。我是你作品的粉丝。”没有反应。我稍微调整了自己的坐姿：“我询问了迪奥梅德斯教授，问他我们是不是可以面对面地谈谈，他爽快地安排了这次见面。谢谢你同意前来。”
我稍事犹豫，希望能得到某种形式的认可——比方说眨眨眼睛、点点头、皱皱眉头等。毫无反应。我揣摩着她内心在想什么。也许她服药太多，什么也没法想。
我想到我的心理治疗师鲁思。面对这种情况，她会怎么做？她会说，我们人是由许多不同部分组成的，有好的，也有坏的。健康的大脑可以容忍这种矛盾，同时兼顾好坏两个部分。精神疾病的成因，恰恰是因为缺乏这种整合能力，结果失去了与我们身上这些不可接受的部分的联系。如果我要帮助艾丽西亚，就要找到她隐藏起来、连她自己都不知道的那些部分，那些处于她意识边缘之外的东西，把她精神状态图中的各个点连接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全还原她杀害自己丈夫那天晚上的种种可怕事件。这将是一个缓慢而又痛苦的过程。
正常情况下，与病人的首次接触不会有什么紧迫感，也不会有想定的治疗方案。一般来说，最初几个月我们只是相互交谈。在理想的情况下，艾丽西亚会主动跟我谈她自己、她的生活、她的童年。我会洗耳恭听，逐步勾勒出一幅图像，等我认为信息已足够完整，我可以据此做出准确、有效的解释的时候，我就没有必要再与她交谈，再听她说了。我将通过非语言线索搜集我所需要的信息。比如我身上的反移情作用，即在治疗过程中，艾丽西亚在我身上引起的情感。当然，还包括我能从其他渠道收集到的所有信息。
换句话说，我启动了一项帮助艾丽西亚的计划，却无法知道如何去执行。现在我必须去履行这项计划，不仅是为了证明给迪奥梅德斯看，更重要的是，为了尽到我对艾丽西亚的责任：帮助她。
我看着坐在对面的她，发现她还处于药物控制下的迷糊状态，嘴角流着口水，手指像可憎的蛾子般抖动。我突然觉得一阵前所未有的痛苦袭扰。我感到极度难过，为她，也为像她这样的人——我们所有人，所有受过伤害、迷失自我的人。
当然，这些话我都没有跟她说。在这种场合下，我做了鲁思会做的事情。
我们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
8
我坐在办公桌前，打开艾丽西亚的档案。这是迪奥梅德斯主动给我的。“你一定要看看我的笔记，”他说，“它们对你会有所帮助的。”
我不打算仔细阅读他的笔记，因为我大体上已经知道了他的想法，当务之急是理清自己的思路。不过我还是很有礼貌地把它们接了过来。
“谢谢你。这对我将会有莫大的帮助。”
我的办公室在这幢房子的背阴面，就在消防通道旁边，面积比较小，里面也没有多少家具。我将目光投向窗外，看见地上有一只无精打采的小乌鸫，在冰冻的草地上徒劳地觅食。
我哆嗦了一下。办公室里寒气逼人。窗户下面那台小取暖器坏了——尤里说他会想办法把它修好，不过我最好还是跟斯特芬尼说一声，如果还不行，就到社群集会上反映一下。我突然想到伊丽芙努力争取让他们换球杆儿的事，突然与她有了些共鸣。
我翻阅了艾丽西亚的档案，但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我所需要的信息，大部分都能从在线信息库里查到。不过，迪奥梅德斯像很多年纪大的工作人员一样，喜欢亲自动手写报告，而且（对斯特芬尼反复提出的要求置若罔闻）现在依然如此——于是才有了我面前这份被翻烂了的档案。
我翻阅迪奥梅德斯笔记的时候，尽量忽略那些老套路的心理分析解释，专注于护士关于艾丽西亚日常表现方面的每日报告。我仔细阅读了这些报告。我需要的是事实、数据和细节——我有必要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了解什么，还要处理哪些问题，是否有什么令人吃惊的事还没被找到。
我看完档案，没有发现多少新东西。艾丽西亚刚进来的时候，曾两次割腕自杀，也曾用能找到的任何东西进行自残。在最初六个月里，他们对她进行了二对一监管——也就是说，两个护士对她进行全天监控。后来终于放松到一对一的监管。她根本不想与其他病人或者工作人员打交道，总是沉默不语，形单影只，久而久之，其他病人也就不理她了。如果你跟一个人说话，他从不理你，也从来不主动跟你说话，你很快就会忘记他的存在。艾丽西亚很快就被人淡忘，并且淡出了他们的视线。
只有一件事情比较特别。它发生在艾丽西亚入院几个星期后。在食堂里，伊丽芙说艾丽西亚占了她的座位。现在还搞不清当时究竟是怎么回事，只知道两人之间的冲突迅速升级。艾丽西亚显然变得非常暴力——她摔碎一只盘子，想用盘子碎片去割伊丽芙的脖子。他们把她拦住，给她使用了镇静剂，把她单独关进了一间病房。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引起我的注意。我觉得这件事有些蹊跷，就决定找伊丽芙问一下。
我从便笺上撕下一张纸，然后把笔拿过来。这是我大学时就养成的习惯——用笔在纸上写字的过程有助于理清思路。不把一件事情写下来，我就很难形成自己的意见。
我把自己的想法、注意事项和目标都写下来——我正在设计一套执行方案。为了帮助艾丽西亚，我必须理解她，弄清她与加布里耶尔的关系。她爱他？恨他？为什么对谋杀闭口不言？还是说，她不说出口的不仅是谋杀？没有答案。现在还没有——只有一些疑问。
我写下一个词，并在下面划了下划线：阿尔刻提斯。
那张自画像——非常重要，不知怎的，我确信这一点。而且我知道，理解她作此画的原因是解开这一谜团的关键。这幅画是艾丽西亚仅有的交流，是她唯一的证词。它传递着什么我现在还无法理解的信息。我提醒自己，要再去那间画廊仔细看看那幅画。
我写下了另一个关键词：儿童时期。如果真想揭开她杀死加布里耶尔的真相，我不仅有必要了解她杀死丈夫当晚的所有情况，而且要了解发生在遥远的过去的一些事情。她开枪打死自己丈夫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可是这起事件的种子也许在多年前就已经埋下了。凶恶的怒气，或者杀气，不是在现在产生的。它植根于形成记忆之前的那段时期，即婴幼儿时期，是幼年受到虐待和不公正对待所埋下的种子，久而久之就逐渐形成了一枚炸弹，终于在某一天爆炸了——而且往往炸了错误的目标。我有必要了解她的儿童时期是怎样去塑造她的性格的。如果她不能告诉我，或者不愿意告诉我，那我就必须找到一个愿意告诉我的人。这个人在谋杀案发生前就了解艾丽西亚，而且能帮助我了解她的历史，她的为人，以及她走到这一步的原因。
从档案来看，艾丽西亚最亲近的人是她的姑妈莉迪亚·罗斯——艾丽西亚的母亲因车祸去世后，是姑妈把她一手带大的。发生车祸时，艾丽西亚也在车里，但是没有死。这样的创伤肯定对小姑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希望莉迪亚会对我以实相告。
另外要找的知情人只有艾丽西亚的律师马克斯·贝伦森。马克斯是加布里耶尔·贝伦森的哥哥。由于这层密切的关系，他对这桩婚姻的观察应当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至于他会不会以实相告，这是另外一码事。作为艾丽西亚的心理治疗师，不事先请示就擅自向其家庭成员询问她的有关情况，这种做法至少是有悖传统的。我隐隐约约地觉得迪奥梅德斯是不会同意的。我决定背着他去做这件事，免得被他否定。
现在回过头来看，在治疗艾丽西亚的过程中，这似乎是我第一次专业上的越轨——为此后事态的发展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我真该悬崖勒马才是。不过即使是在当时，我也已经欲罢不能了。就像在希腊悲剧中那样，在许多方面，我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我伸手抓起电话，根据艾丽西亚档案中提供的电话号码，拨通了马克斯·贝伦森办公室的电话。电话铃响了几声之后，那边有人接了电话。
“埃利奥特—巴罗—贝伦森律师事务所。”接电话的人似乎患了重感冒。
“请贝伦森先生接电话。”
“请问您是哪位？”
“西奥·费伯，格罗夫诊疗所的心理治疗师。我想知道有没有可能和贝伦森先生沟通一下，谈谈他的弟媳。”
电话那头稍事停顿，随即传来回应。
“哦，我知道了。不过贝伦森先生本周后几天都不在办公室。他现在在爱丁堡见一位客户。请把您的电话留一下，他回来后我让他跟您联系。”
我报了自己的号码，随即挂断电话。
我拨了档案中提供的另一个号码——艾丽西亚的姑妈莉迪亚·罗斯。电话铃刚响，对方就接了。一个老太太的声音，似乎有点气喘吁吁，而且极不耐烦。
“喂，什么事？”
“请问您是罗斯太太吗？”
“你是什么人？”
“我之所以打电话来，是跟您侄女艾丽西亚·贝伦森有关。我是她的心理治疗师，就职于——”
“去你妈的。”她说着挂断了电话。
我不由得皱起眉头。
这不是个好开始。
9
我特别想抽口烟。刚迈出格罗夫诊疗所的大门，我就迫不及待地在上衣的几个口袋里找香烟，但是一无所获。
“你找什么呀？”
我一转身，发现尤里就站在我的身后。我没听见一点动静，见他离得这么近，还真有点吃惊。
“这是我在护士站里发现的，”他笑嘻嘻地把一包香烟递给我，“肯定是从你口袋里掉出来的。”
“多谢了。”
我接过烟，点了一支，然后把那盒烟递到他面前。他摇了摇头。
“我不抽烟，至少不抽卷烟。”他哈哈笑起来，“看来你想喝一杯了。走吧，我请客。”
我有些举棋不定。凭直觉，我觉得应该拒绝——我不善于和同事拉关系，也怀疑他跟我不会有多少共同语言。可是他也许比所里其他人更了解艾丽西亚的情况——而且他的看法也许很有价值。
“没问题，”我说，“好哇！”
我们走进车站附近的“宰羔羊”酒吧。酒吧里光线暗淡，有些破旧，但它有辉煌的过去。里面有一些老人，酒喝了一半就在那里打起盹来。尤里要了两杯啤酒，我们在靠里面的桌子边坐下。
尤里喝了一大口啤酒，然后用手抹了抹嘴。
“嗯，”他说，“说说她的情况。”
“艾丽西亚？”
“你发现什么了吗？”
“恐怕还真的没有发现。”
尤里不解地看着我，然后笑笑说：“她不想让你发现？是啊，说得没错。她把自己藏起来了。”
“你跟她比较近。我能看得出来。”
“我对她进行特别监护。别人不像我这么了解她，迪奥梅德斯教授也不如我。”
他的语气中不乏自夸。出于某种原因，我听了有些反感——不知他对她了解多少，会不会是在自吹自擂？
“你怎么看待她的沉默？你觉得这意味着什么？”
尤里耸了耸肩：“我想这说明她还不准备开口，要等准备好了她才会说。”
“准备什么呢？”
“准备面对真相，我的朋友。”
“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尤里微微把头一歪，打量着我，接着问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
“你结婚了吗，西奥？”
我点点头：“结了。”
“果然。我自己也有过一次婚姻。我们是从拉脱维亚过来的。她不像我，适应不了这里的情况。她自己不努力，你知道，她不学英语。不管怎么说，事情并不……我并不幸福——但是我不想承认，我自欺欺人……”他把杯中酒一饮而尽，然后把话说完，“……后来我又坠入了爱河。”
“你指的大概不是你妻子吧？”
尤里先是笑了笑，接着摇了摇头。
“不是。是一个住得离我很近的女人。非常漂亮。我对她一见钟情……我是在大街上看见她的。过了很长时间，我才鼓起勇气向她表白。我跟踪过她……有时候偷偷看她，当然她还蒙在鼓里。我会站在她家房子外面看着，希望她能出现在窗前。”他说着笑起来。
听了这个故事，我开始感到很不自在。我把酒喝完，看了看表，希望他能看见我的暗示，可是他没有。
“有一天，”他说，“我想跟她搭讪两句，可是她爱答不理的。我试了好几次……但是她要我别再烦她。”
我心想，这不能怪她。我刚想找个借口告辞，尤里又接着往下说了。
“这实在让人难以接受，”他说，“我觉得我们是天生的一对。她伤了我的心，我非常生她的气，气得要发疯了。”
“后来呢？”我不由自主地问。
“没什么。”
“没什么？你还是跟你妻子在一起生活？”
尤里摇摇头：“没有。我跟她的缘分到头了。不过在追求这个女人失败后，我才承认我们的缘分到头了……才面对我们之间的真实状况。你知道，有时候，要做到诚实需要勇气，而且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我明白。你认为艾丽西亚还不准备正视她自己婚姻的真相？是这个意思吗？你很可能是对的。”
尤里耸了耸肩：“现在我和一个很好的姑娘订了婚。她是匈牙利人，在一家温泉工作，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我们彼此很相配。我们在一起很开心。”
我点点头，再次看了看表，然后拿起外套说：“我真的要走了，不然接妻子的时间就晚了。”
“好的，没问题……你的妻子，她叫什么名字？”
出于某种原因，我不想告诉他，不想让他了解她的任何情况。不过这样是愚蠢的。“凯瑟琳，”我说，“她叫凯瑟琳……不过我喊她凯西。”
尤里对我莫名其妙地笑了笑。
“我给你提个建议，”他说，“回家去，回到你妻子身边去。回到凯西身边去，她是爱你的……别管艾丽西亚了。”
10
我到南岸的国家大剧院小餐厅找凯西。演员们排练之后往往会去那儿聚一聚。她和两个女演员坐在餐厅靠后的地方，谈得非常投机。我走过去，她们都抬起头看着我。
“你耳朵发烧了吗，亲爱的？”凯西说着亲了我一下。
“应该发烧吗？”
“我正和姑娘们谈论你呢。”
“啊，那我是不是最好回避一下啊？”
“别犯傻了。坐下吧——你来得正好。我正要跟她们讲我们是怎么邂逅的呢。”
我坐下后，凯西继续往下说。这是一段她非常喜欢说的情节。她说话的时候偶尔也看着我笑笑，好像我是她们一伙的——不过这只是个敷衍的姿态，因为她讲的故事是她的，不是我的。
“他出现的时候，我正好坐在吧台上。我已经放弃了任何找到他的希望——这时我梦中的情人，他突然走进来。迟到总比不到好嘛。你们知道吧，我曾经想一到二十五岁就结婚，到三十岁我就会有两个孩子，养一只小狗，还要借一大笔房贷。可是你们看看我，都过了三十三岁啦，没有一样是按计划实现的。”说到这里，她咧着嘴笑起来，还冲着姑娘们眨眨眼睛。
“总而言之，我正和那个叫丹尼尔的澳大利亚人交往。可是他却不愿意马上结婚生孩子，我知道我是在浪费时间。有一天晚上我们约会，事情就突然发生了——命中注定的那个人走进了我的生命……”凯西看着我笑起来，眼珠不断转动，“还带着他的女朋友。”
为了博得听众同情，她在讲述这一段的时候，需要特别用心。事实上，凯西与我交往时，我们都在与其他异性交往。建立恋爱关系，最忌脚踩两只船，因为这样的开始不是什么诱人或吉祥的兆头，尤其是介绍我们相互认识的是我们自己当时的伴侣。他们相互认识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是具体细节我早就忘记了——也许玛丽安娜曾与丹尼尔的室友谈过恋爱，或者丹尼尔的室友追求过她。他们是怎么介绍我们相互认识的，我也记不清了，可是我记得第一次看见凯西时，我好像触了电似的。我记得她那飘逸的深色长发，那双摄人心魄的绿眼睛，还有那张嘴巴——她漂亮至极，气质高雅，宛若天仙。
说到这儿，凯西略作停顿，脸上露出微笑，抓住我的手说：“西奥，还记得我们的交谈是怎么开始的吗？你说你正在接受培训，将来要成为一名心理医生。我说我这个人有点疯狂——所以这是一桩由天公作成的好事。”
这话惹得姑娘们哈哈大笑。凯西也跟着笑起来，并且一本正经、急不可耐地看着我，搜寻我的目光。“不，可是……亲爱的……正儿八经的，这叫一见钟情，对不对？”
这是在给我暗示。我点点头，亲了一下她的面颊：“真的是一见钟情。真正的爱情。”
她的朋友们投来赞许的目光。不过我并不是逢场作戏。她说得对，真的是一见钟情——呃，反正是情欲呗。即使我那天晚上和玛丽安娜在一起，也情不自禁地瞟向凯西。我从一段距离之外看着她与丹尼尔有说有笑——后来看见她的嘴唇在动，说了一声“去你妈的”。
他们之间发生了争执。看来很激烈。丹尼尔转过身，随即扬长而去。
“你一直闷声不响的，”玛丽安娜说，“是怎么回事儿啊？”
“没事儿。”
“那我们回家吧。我累了。”
“不着急。”我说，其实我没有认真地听她在说什么，“我们再喝点儿吧。”
“我想走了。”
“那你走吧。”
玛丽安娜恨恨地瞪了我一眼，抓起外套，径直走了出去。我知道第二天少不了一场大吵大闹，但是我不在乎。我朝吧台那边的凯西走去。
“丹尼尔还回来吗？”我问道。
“不回来了，”凯西答道，“玛丽安娜呢？”
我摇摇头：“不回来啦。你想不想再喝一杯？”
“好的，再来一杯。”
于是我们又要了两杯，站在吧台边上交谈起来。我记得我们谈到了我的心理治疗培训。凯西也把她在戏剧学校的那些事情告诉了我——她在那里待的时间不长，第一年年底就和一个经纪人签了合约，此后就一直在进行专业演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认为她也许是个很好的女演员。
“我这个人不是学习的料子，”她说，“我想从那里跳出来，做点实际事情——你知道吧？”
“跳出来做点什么呢？演出？”
“不。生活。”凯西歪着脑袋，用黑色睫毛下那双祖母绿的眼睛调皮地看着我，“你呢，西奥？你怎么有这么大的耐心去做——我的意思是，去学习呢？”
“也许我不想从那个地方出来‘生活’。也许我是一个胆小鬼。”
“不。你要是胆小鬼，早就跟女朋友一起回家了。”
凯西笑起来。这挑逗的笑声使我怦然心动。我真想把她揽过来，纵情地吻她。我还从来不曾有过这样强烈的欲望；我想把她揽入怀中，感受她的嘴唇以及她在与我亲密接触时的体热。
“对不起，”她说，“我不该这么说。我这个人总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跟你说过，我这个人有点疯狂。”
凯西经常这样说，说她自己肯定有点不正常——“我没什么理智”“我有点疯狂”“我有精神病”——可我从来就不信。她动辄哈哈大笑，而且经常如此，所以我根本就不相信她经历过我那样的黑暗时期。她浑身洋溢着发自内心的轻松——她特别热爱生活，生活中充满情趣。尽管她说自己癫狂，但我觉得她是我遇到的跟癫狂最不沾边的人。和她在一起，我觉得自己更清醒。
凯西是美国人，在曼哈顿上西区长大。她母亲是英国人，所以她有双重国籍。可是凯西身上似乎没有英国人的气质。她完全不像英国人——不仅说话不像，而且对世界的看法以及待人处事的方法也不像。像她这样信心十足、充满活力的人，我以前还从来没有见过。
我们离开酒吧，叫了辆出租车，直接开到我的公寓。由于车程很短，途中我们没有说话。到了公寓后，她把唇轻轻贴在我的嘴上。我肆无忌惮地把她拽过来，一边摸前门的钥匙，一边与她热吻。刚进门，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脱衣服，并磕磕碰碰地进入卧室，倒在床上。
我度过了有生以来最纵情、最销魂的夜晚。那几个小时，我们做了一整晚，直到天明。我记得到处都是白色：窗帘边沿阳光的白色，墙壁的白色，床单的白色，她眼睛里的白色，牙齿的白色，皮肤的白色。我第一次知道皮肤竟能如此光洁，如此透明：白得像象牙，皮肤下血管的蓝色依稀可见，就像白色大理石上的蓝色条纹。她俨然一尊雕像，一个在我手中复活的希腊女神。
凯西和我搂抱着躺在床上。她和我脸对着脸。她的眼睛离我太近，根本无法聚焦。我看见的是一片朦胧的绿色海洋。“嗯？”她说。
“嗯什么？”
“玛丽安娜怎么样？”
“玛丽安娜？”
她脸上掠过一丝笑意：“你的女朋友。”
“哦，是的，是的。”我迟疑起来，不知如何作答，“我对她不怎么了解。丹尼尔呢？”
凯西眼珠一转：“少来，我早把他忘了。”
“真的忘了？”
她回敬了我一个吻。
临走前，凯西洗了个淋浴。趁她洗澡，我给玛丽安娜打了个电话。我打算约她见一次面，当面跟她谈谈。她显得很不耐烦，非要我在电话里把话说清楚。她没想到我会提出分手。可是我把话说出来了，而且说得心平气和。她哭起来，情绪激动，大发脾气。我只好把电话挂断。很残酷，是的——而且很不厚道。打这样的电话，我并不引以为荣。不过当时似乎也只能这样。我至今都不知道当时还能怎么做。
我与凯西的第一次正式约会是在皇家植物园。这是她提出来的。我说我还从来没有去过那里，她感到很惊讶。“你不是开玩笑吧？”她说，“你从来都没有去过那里的温室？那间大温室里有各种热带兰花。他们维持着里面的温度，热得就像蒸笼。我在戏剧学校的时候，经常到那儿去，因为里面很暖和。你下班后我们就去那里见面怎么样？”接着她又犹豫起来，突然没有了主见。“你到那里是不是太远了？”
“亲爱的，只要是为了你，比植物园更远的地方我都会去的。”我回答说。
“傻样儿。”她说着亲了我一下。
我到那儿的时候，凯西已在入口处等我了。她穿了一件很大的外套，还围着围巾，像个激动的孩子一样向我招手。“来，来呀，”她喊道，“跟我来。”
她领我踩着冻结的烂泥地，来到一间储存着许多热带植物的硕大玻璃温室前。她推开门，快速进到里面。我跟在她后面，只觉一股热浪扑面袭来。我对突然上升的温度感到惊讶，随即扯下脖子上的围巾，脱下外套。凯西脸上露出了笑容。
“明白了吧？我跟你说过，就像洗桑拿。是不是很酷？”
我们把外套搭在胳膊上，手拉着手沿小径款款而行，观赏着沿途的奇花异草。
因为有她的陪伴，我产生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幸福感。就像一扇神秘的大门被打开，凯西站在门口向我招手，带我跨过门槛，进入一个魔幻世界，温暖、光明、五彩缤纷，成千上万的兰花在这个世界盛开，蓝色、红色、黄色，恍若辉煌绚丽的彩纸。
我感到周身上下暖融融的，就像一只长期冬眠的乌龟爬到太阳底下，龟壳的边缘开始发软，接着眨眨眼睛醒了过来。唤醒我的是凯西——是她邀请我走进了生活。我用双手紧紧地抓住了它。
我记得自己当时就在想，原来如此，这就是爱情。
我意识到这毫无疑问就是爱情。我清楚地知道，自己从来未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以前的浪漫邂逅时间短暂，没有让我满意的地方。那时我还是个学生。在鼓足勇气，喝了不少酒的情况下，才把我的第一次给了一个叫梅雷迪思的加拿大社会学学生。她戴着硬邦邦的钢丝牙套，接吻时弄得我嘴唇很不舒服。此后又出现了一系列不愉快的事情。我似乎从未找到自己渴求的那种特殊关系。我觉得自己的伤痛颇深，不可能与任何人建立密切的关系。可是现在，每当听见凯西那富有感染力的咯咯笑声，我就激动得热血沸腾。她的青春活力，无拘无束和欢快的性格，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我。我赞同她提出的每一项建议和每一个奇思妙想。我觉得自己已然判若两人。我喜欢现在这个脱胎换骨的人。正是由于凯西的鼓励，我才成为一个新的人，一个无畏的男人。我们一有时间就做爱。我沉浸在情欲之中，强烈地渴求她。我需要不断地亲近她，只恨自己不能离她更近一些。
那年12月，凯西搬进我在肯特郡的单间公寓。那是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有窗户，但看不见风景。我们准备过圣诞节。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一起过圣诞节，所以决心把它搞得像模像样的。我们在地铁站附近的商店买到一棵圣诞树，挂上了许多从市场上买来的装饰和彩灯。
那棵圣诞树的松针和松木的清香，那些燃烧的蜡烛，我至今记忆犹新。我记得凯西看着我，眼睛晶莹闪亮，就像圣诞树上的小灯。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你愿意嫁给我吗？”
凯西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什么？”
“我爱你，凯西。你愿意嫁给我吗？”
凯西笑起来，接着给了一个让我惊喜的回答：“愿意。”
第二天我们一起外出，她挑选了一枚戒指。这时，我才醒悟过来：我们订婚了。
奇怪的是，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父母。我想把凯西引见给他们。我想让他们看看我是多么幸福：我终于脱离了苦海；我获得了自由。于是我们就登上了去萨里的火车。事后回想起来，去萨里是个很糟糕的想法。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场灾难。我父亲跟我打招呼时，带着教科书般的不善：“你的脸色很难看，西奥。你瘦得像个鬼，头发太短，就像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
“多谢老爸。见到你我也很高兴。”
我母亲似乎比往常更低调、更安静，也显得更矮小，好像现场根本就没有她的存在。父亲显得有点霸道，极不友好，一直瞪着眼睛，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他那双冷酷的黑眼睛一直盯着凯西。那顿午饭吃得很不舒服。看来他们不喜欢她，也没有特别对我们的结合表示高兴。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对此感到惊讶。
午饭刚吃完，父亲就一头钻进了书房，再也没有出来。母亲跟我们告别时，久久地抱着我，抱得很紧，似乎站都站不稳。我的内心痛苦极了。凯西和我离开那幢房子后，我的心并没有完全离开，我有所察觉，但将它甩在后头——留下来的是那个永远被困在那里的孩子。我的内心十分惆怅，感到无望，泪水盈眶。可是凯西像往常一样给了我一个惊喜。她双手搂住我，搂得很紧。“现在我明白了，”她轻轻地对着我的耳朵说，“我完全明白了。现在我更爱你了。”
她没有进一步解释，也没有这个必要。
4月，我们到离休斯敦广场不远的一家小结婚登记处登记结了婚。没有邀请父母，也没有上帝。由于凯西的坚持，也没有举行任何宗教仪式。不过在婚庆仪式上，我偷偷地做了个祈祷。我默默感谢上帝给了我这个出乎意料、不配得到的幸福。现在我看得很清楚，我知道上帝有更伟大的目标。我在儿童时期，感到孤苦伶仃，非常恐惧，可是上帝没有抛弃我——他像魔术师那样，一直把凯西藏着，等待时机一到，就把她给了我。
我们在一起的每时每刻，我都心怀敬畏与感恩之心。我意识到自己非常幸运，幸运得不可思议，竟然得到了这样的爱，真是千载难逢。其他人就没有我这么幸运。我的大多数病人就没有人爱。艾丽西亚·贝伦森就没有。
很难想象出还有哪两个女人比凯西或艾丽西亚更为迥然不同的。凯西使我想到的是光明、温暖、色彩和欢笑，而艾丽西亚使我想到的只是深渊、黑暗和悲伤。
当然还有沉默。
注释
[1]塞壬（Siren）：希腊神话中的海妖，人面鸟身，以其优美的歌声诱惑航海者，使船只触礁。——译注（若无特殊说明，本书注释均为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