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积冢说春秋大连地区的积石墓和石棚文化

大连地区属于低山丘陵构造，整个地势东北高、宽，西南低、窄，地形呈脊突翼凹的半岛形状。境内山地为长白山余脉——千山山脉的南延部分，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纵贯整个地区。这里的山无华山之险、黄山之秀、泰山之峻，然而重峦叠嶂之中，同样保存着很多文化瑰宝，让考古工作者魂牵梦萦，从中苦苦地探求先人们的生活轨迹和灿烂的古代文化。

就是在这一座座山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独具海滨特色的古人墓葬文化。当然这里最有特点的是积石墓、石棚、石盖墓、石棺墓、石墩墓等，本文记述的是前两种。

在人类的远古时代，人死后并不一定埋葬。《孟子·滕文公上》说：“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景象可谓凄惨，于是便有了“反蔂梩而掩之”。从现存的考古资料来看，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期，不论是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还是资阳人等，都还没有产生埋葬死者的观念。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晚期以后，埋葬死者的观念才出现。由死而不葬到埋葬，应该说是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因此，人们也清楚地认识到丧葬仪礼是一种社会制度与风俗习惯的缩影。不同历史时期的丧葬习俗仪轨，总是能够间接或直接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制度、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面貌。

从考古学家的记述中，我们知道大连地区的积石墓主要集中在旅顺口区老铁山、将军山、柏岚子西山、双岛湾街道牛群山、石线山、西壶嘴、台山、帽儿山，甘井子区南关岭岳山、营城子四平山，金普新区大李家街道太山、大李家街道正明寺东太山，瓦房店市横山及城山等。积石墓，顾名思义，它是用很多的石头堆积而成的。当然，它并不是简单地用石头随便堆积。积石墓一般是沿着山脉的走向，选择在绵延的山脊之上，面向南方，筑于地表。

据考证，它的修建方式，一般是先修整一下选好的山地表面，就近采集天然石块，用压缝交叠方法筑成长方形或近似长方形的墓葬群落。这种墓葬群落连为一体，长7米～20米不等，高1米左右，整体形制并不规矩。墓内筑有数量不等的墓室，墓室的排列以单排居多，也有多排的组合。这种积石墓有的是一次性完成的，也有的是多次筑成的。这种墓葬形式表明，在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末期，大连地区已经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此时，财产私有的范围在不断地扩大，父系家庭的力量得到加强，氏族组织却日益松弛下来。这些带有本质性的变化，在当时的葬俗上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反映。人们可以发现，这些积石墓一般都排列有序，埋葬的方向基本一致，有共同的葬俗。这一时期，墓葬中随葬明器的组合，明器的质地及类型、纹饰等基本一致，这是同一地区的各个氏族具有相同习俗、共有墓地的证明，表明父系血缘是维系氏族的纽带。

旅顺口区老铁山积石墓的发现开始于20世纪初。1909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首先踏查并主持发掘了老铁山积石墓。1910年，日本学者滨田耕作继鸟居龙藏之后，又对毗邻老铁山西北的将军山积石墓进行了发掘。这两次发掘的研究成果在日本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941年，以梅原末治为代表的日本“学术振兴会”组织并制订了“辽东半岛史前遗址和墓葬的发掘调查计划”，并委托时任旅顺博物馆馆长森修组织考古调查。考古调查期间，他们再次对老铁山积石墓（5座）、将军山积石墓（2座）进行了发掘。（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直至1945年大连解放，其间除沙俄对大连的7年殖民统治外，大连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一直为日本殖民统治者所主宰。）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了探讨中国东北地区古代文化的源流和发展，于1964年对将军山等地的积石墓进行了科学的发掘。此次对将军山积石墓的发掘，虽然规模不大，但为后来的辽东半岛地区积石墓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而科学的第一手资料。

20世纪70年代，旅顺博物馆为了进一步认识和解决大连地方考古的学术问题，分别于1973年、1975年对老铁山、将军山的积石墓进行了发掘。20世纪70年代的发掘，进一步搞清楚了辽东半岛积石墓的内部结构，并在报告中做了清晰的阐述：“积石墓是按山脉走向，依山脊坡度筑于地表面的一种多室墓葬。修筑前，一般略微休整一下被选择的地表面，然后就地在山坡将自然的风裂石块搬到山顶，用压缝交叠的方法筑成长方形或近方形的积石墓。墓长一般7米～20米，墓内分筑数量不等的墓室，墓室以单排为多，也有多排的。有一次筑成，也有多次筑成的。单排墓室以一次筑成为多，多排墓室一般为多次筑成。墓室底部均铺不规整的石块，墓顶为0.6米～1米不规则的方形大石块覆盖。”“随葬品以陶器为主……陶器可辨认的器形有罐、杯、豆、环足器、三足器、器盖、壶、盆、盘、鬶、纺轮等。”诸多类别的陶器的出土，对进一步认识和解决积石墓的年代问题找到了基本的依据。

这种聚落分布的墓葬形式，应是完整的氏族墓地，是氏族的血缘关系在丧葬仪礼中的重要体现。它的基本特征就是，氏族居住在同一个村落，死后亦埋在同一块墓地之中，可以使鬼魂有人们所期待的那种共同的归宿，由此可以免遭外族鬼魂的侵害。氏族墓地当是这一原始氏族部落社会性质的最好例证和体现。

旅顺口区铁山街道于家村砣头积石墓或许更为典型，也更能说明问题。这里的58座墓绵绵相接，显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这些墓自东向西排列，墓室多呈长方形，个别的为椭圆形。在墓室的底部多铺有一层小粒的海卵石，少数铺有大石块，个别的墓顶放有一排大石。墓地盛行丛葬，各墓内人骨呈颠倒交错叠压状，人骨多少不一，最多达21具，少则2具，一墓中男女老幼均有。个别墓内人骨散乱，似为多次埋葬。面对这迷离难辨的考古资料，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时的氏族部落首领已经占有少数奴隶，拥有“对他人劳动的支配权”。这里墓葬的性质与内涵的构成，向人们提供了一个确凿的例证，这些现象绝不是母系氏族社会的特征，而是父权制的反映，是阶级萌芽的标志。历史的发展告诉人们，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在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已经出现了私有制和阶级的萌芽。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是反映氏族组织崩溃和向阶级社会过渡的现象之一。这些环节都不是在短期内就能完成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反复斗争的过程。家长奴隶制的产生、发展过程就是阶级形成的过程。

然而历史的发展又是曲折的。积石墓这种特殊的墓葬形式，虽然产生于铜石并用时期即新石器时代的末叶，却绵延着时代的足迹跨过青铜时代，直至春秋晚期，时间跨度有1000余年。这种具有渊源与继承关系的物质文化，构成了10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其间，社会结构、物质文化形态和人居聚落关系的发展、变化、离合，昭示出这一地区文化紧密的传承和内在的发展动力。正是这些构成了具有时空性系统的框架，勤劳、勇敢而坚毅的部族先民，经历着历史的洗礼，以其聪颖和智慧不断地创造着历史。

晚于砣头积石墓时期且具有自身特点的，是发现于甘井子区的岗上墓地。先人们在平整好的墓地上用天然大石块筑成放射形的石墙，四周用石块砌成圆圈。墓地呈圆角长方形，墓室散布在墓地中间呈放射形的石墙内。墓室分为五种：第一种为墓室底部铺有大型石板，四周无墓壁，东西排列，位于墓地的中间；第二种是石棺形式，四壁用石板筑成，位于墓地西北面；第三种是在墓室底部铺设烧土块，位于墓地的南面；第四种是用砾石围筑的长方形墓室；第五种是简易的土坑，仅有一座。这片公共墓地共建有23座墓室，一墓中少则2具、多则18具骸骨。岗上墓地同砣头积石墓的葬俗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这里的积石墓已经到了火葬的阶段。从墓葬的布局上看，有一种“和民众分离的公共权力”的影子。从时间上看，这里似乎已经比砣头积石墓晚了约1000年光景。

在岗上墓地，人们发现了青铜短剑、青铜矛及铜镞等器物，这些器物的存在说明战争已日趋经常化。此时的战争已成为掠夺财产的重要手段。“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为容易甚至更光荣的事情。”（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青铜矛与剑是敌对双方短兵相接时使用的武器，弓箭（铜镞）射程较远，是防御、伏击时的重要兵器。这些锋利的兵器和防御性武器的出现，完全是因为战争，而这种原始的掠夺战争，加速了贫富分化，促进了私有制和阶级的形成，为王权国家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大连地区的石棚遗迹，除在金普新区向应街道小关屯有发现外，大多分布在庄河市的东部、北部和西部，普兰店区北部山区和瓦房店市北部山区，其中尤以普兰店区北部的安波街道、双塔镇和乐甲满族乡一带比较密集。关于石棚，在我国古籍中早就有文字记载。《汉书·五行志》云：“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处，有白乌数千集其旁。”《三国志》云：“时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长丈余，下有三小石为之足。”金代学者王寂在《鸭江行部志》中记述他亲眼所见：“己酉游西山石室，上石纵横可三丈，厚二尺许，端平莹滑，状如棋局，其下壁立三石，高、广丈余，深亦如之，了无瑕隙，亦无斧凿痕，非神功鬼巧不能为也。土人谓之‘石棚’。”《庄河县志》中是这样记述的：“姑嫂石，城东北九十里，在兴隆沟之西，突然特出古石四块，其二中立，其二旁覆状，若房间。土人相传该石先属三块，中立两块，上覆一块，后因迅雷急雨，将上覆盖之石震而为二，覆于两旁至今，两石对若合符节云。”这后一句恐怕是书者的臆测戏语了。

到目前为止，大连地区所发现的石棚一般都是用花岗岩和片麻岩筑成的，位置均在丘陵的高台地上，只有个别是矗立在不高的小山坡上。从石棚的形式上看，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大石棚，这种石棚的上面覆盖石，盖石体积均较大，扣在壁石上，四周形成一个较大的棚檐。金普新区向应街道小关屯石棚、普兰店区安波街道俭汤社区石棚沟石棚、瓦房店市松树镇台子屯石棚、庄河市塔岭乡大荒地石棚和吴炉镇白店子石棚均属此类。一种是小石棚，其特点是较矮小，上面的盖石一般不超出壁石，壁石与盖石正相吻合。普兰店区安波街道宋屯西山石棚，庄河市栗子房镇朱屯石棚、王家沟石棚、老粉房菜地石棚属于这一类。

专家从石棚建筑技术方面考察，认为这种石棚建筑绝非盲目无计划随便建造的，从其选址到施工，都是经过周密设计的。石棚的位置多在先人们生活的场所附近，施工中一般是先将四壁的立石、上面的盖石及铺底石加工成形，然后铺上铺底石，在铺底石的周围往下挖坑立壁石。在坑挖好后，先将南北两侧的壁石立于坑中，再将东侧壁石立起，正好把南北壁石所蔽露的位置堵上。为了能够使立起的壁石与铺底石套合牢固，在设计加工时，便首先要将壁石与铺底石的相合处凿出凹槽，使凹槽的宽度正好与铺底石的厚度相合，在壁石与铺底石套合时，形成了子母榫卯。三面壁石立好以后，将其周边堆上土，形成一个土坡，然后顺坡将盖石拖拉到壁石上面，待位置准确后，再将其三面的封土撤掉。此时将尸体和少量的随葬品送入石棚内，最后再将西侧的壁石合上，谓之“封门”。由于西壁是在石棚建好后最后合上的，与上面的石盖不甚相合，结果就向内倾斜。从现存大石棚的建筑规模看，在当时运载技术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能够把几吨重甚至是几十吨重的巨大石块运到山丘上，筑起这样巨大的建筑，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那么石棚这类建筑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大连地区的考古学家普遍认定它是一种墓葬，然笔者却觉得大有商榷的必要。虽然人们在石棚中发现有人骸骨的痕迹，但从其随葬品看，仍显得与建筑的规模不相称。说到底，石棚或许只是历史上部落的祭祀建筑，至于那些骸骨，只是用来陪葬的祭祀殉品罢了。这是因为，在父系氏族社会的晚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私有制的不断发展，出现了家长奴隶制，标志着阶级正在形成之中。家长奴隶制时期，社会的基层单位起初只是父系家庭公社或称父系大家庭，后来血缘关系被私有制和战争冲垮了，形成了地缘公社，即毗邻公社。农业部落是农村公社，畜牧部落是游牧公社，狩猎部落是游猎公社。这种公社一般具有两重性：一是还在一定程度上保存公有制，部分生产资料如土地、森林、河流还是共有的财产；二是出现了私有制，此时的房屋、牲畜、工具已经私有化，个体劳动和产品私人占有等。

进入阶级社会初期，频繁的掠夺战争加强了各级军事首领、氏族头人和祭司的权力，还扩大了部落联盟，使首领们的社会地位日益巩固和上升。他们从公社成员中分离出来，通过公职，化公为私，积累个人的财富，变俘虏和负债人为奴隶，由社会公仆变成剥削者和统治者——奴隶主。所以说，正是这种原始的掠夺战争，加速了贫富分化，促进了私有制和阶级的形成，为王权和国家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说到底，石棚这样的建筑遗迹，就是一种氏族部落公社王权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