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村落的余晖（上）小珠山遗址出土文物

在中国北方的版图上，辽东半岛宛如雄鸡之嘴，深深插入黄海、渤海之间。半岛南端的港口城市大连，三面临海，天生丽质，长期以来一直接受着海洋文明绵绵不绝的哺育和滋润。历史告诉我们，大连的远古文化正是从海洋中走来的。

从地质学研究中得知，地球史上的第四纪，是人类的产生和发展时期。原始群时期大致处在第四纪的更新世早期、更新世中期两个阶段。这一时期相当于古人类学的南方古猿和早期猿人、晚期猿人、直立人阶段，也就是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初期。绝对年代距今约300万年至10万年。经过中国考古学者的努力已经知晓，在这漫长的历史阶段中，我国北起辽宁，南至云南，均有人类活动的遗迹——古人类遗骸和旧石器的发现。此前，因考古资料的限制，史学界一直认为，第一个拉开辽宁地区远古时代历史帷幕的，是在约40万年前自华北地区翻越燕山，辗转北上，继而东进，最后进入辽东地区的古人类群体——庙后山人和金牛山人。

2014年11月，大连的主流平面媒体刊载了具有轰动性的报道：在今金普新区的复州湾街道东南3千米的骆驼山金远洞发现重要的古人类活动遗址。据专家推测，大连骆驼山古人类活动遗址是首次在东北地区发现的与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时代相当、动物群性质一致的遗址，很可能是迄今为止东北地区最为古老的文化遗存之一。大连骆驼山古人类活动遗址的年代距今约50万年至30万年。截至消息报道之时，对该遗址的发掘面积仅有100多平方米，已发现的化石超过30种，获得万余件动物化石标本，其中头骨、关节骨、牙齿等有研究价值和展览价值的化石标本2000余件。在清理过程中，专业人员还发现了数十件有疑似人工砍砸痕迹的残破动物管状骨骼等骨制品和若干件石制品。在一节比较粗大的骨头上，也残留着疑似人工砍砸的痕迹。报道中遗憾地提到，眼下尚没有出现人类的骨骼或牙齿的化石。但专家们依然是信心满满，他们表示对骆驼山化石的发掘还仅处于初步的阶段，相信随着发掘和研究工作的逐渐开展和深入，古人类化石的发现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在此前的1981年，还是在大连的复县（今瓦房店市）郊北古龙山，同样发现了一处石灰岩洞穴。经过专业人员的科学发掘，获得各类脊椎动物化石数万件，经过人工敲击的兽骨片数百件，有清楚人工打制痕迹的石制品2件。经过科学的测定，这里的遗址距今约有1.7万年。说明古人类在约1.7万年前就在这里生活过。

不论是庙后山人、金牛山人，还是后来的古龙山人，他们均已能够非常自然地使用火，并能够有意识地保留火种。人类对火的控制，是人类制作第一件劳动工具之后，所发生的第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在人类的发展史和文化史上，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在大连东面的黄海北部海域，有一片似珍珠散落的岛屿，这就是长山列岛。人们曾在这里发现了数量甚多的贝丘遗址，这是原始人类把吃剩的贝壳抛弃后堆积形成的。真正敲开这里的历史文化大门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有着特殊意义的小珠山遗址。小珠山文化的时间跨度，经过科学的测定，在7000多年至4000多年前。据亲历这次考古发掘的许明刚先生介绍，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原始人类，已经彻底摆脱旧石器时代那种居无定所、四处游荡的状况，开始了定居生活。他们学会了营造简单的居室。这里的居室呈半地穴状，方形圆角。屋内的面积一般在六七平方米。建筑结构比较简单，屋中有灶，四壁无柱。估计是因面积较小，无须立柱，而将房盖直接架于四壁之上。这些居室多建在靠近海边的高地山坡上，原因是这里比较干爽宜人，又便于捕捞获取食物。当这种居室建筑连片出现时，就形成了村庄。

在小珠山村落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原始人类发明的石质生产工具，如石磨盘、石磨棒、石斧等，还有用于纺线的陶纺轮。至于生活中的陶器，更是形式多样，上面的纹饰图案丰富多彩，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带有“之”字纹饰的器物。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在大连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的联系中，以同黄河中下游的河南仰韶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联系最为密切，而这种联系的主要通道就是黄海、渤海，黄海之中的小珠山文化就成为大连地区接触中原文化的先端。这种交流和影响，则首先表现在对“之”字纹饰的理解和运用上。我们发现，“之”字纹饰在不同陶器的造型上，呈现出一种连续折弧线编织状。因此，也有人将其称为“弧线纹”，还有人称其为“篦纹”。有意思的是，这种“之”字纹饰并不仅仅存在于小珠山文化的早期阶段，在广袤的东北地区，甚至在华北平原和岭南地区都有发现。这一事实说明了华夏远古多元文化中的某种特殊的一致性。

仔细端详这些出土的陶器，我们不禁感叹小珠山人对线条得心应手的运用和淋漓尽致的发挥。一根根简单的线条，落在精致的陶器上，就能产生出动人的美感。那些呈连续状的几何纹饰，结构清晰，主次分明。除了这种“线”的混合交融外，小珠山人还开拓了对“点”的应用，以放射状压印纹为主要形制的纺轮就是最好的例证。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当纺轮迅速旋转的时候，这些最简单的点线纹饰会给人们描绘出怎样的画面。众多的点与点之间不同形式的排列组合，给人以不同的视觉效果和感染力。这就形成了一种难以言表的韵律，产生出一种高低、强弱、松紧的抑扬顿挫、错落有致的旋律。

在小珠山遗址，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一件非常罕见的玉斧。此斧的玉料成色为青绿颜色，局部有褐色的浸斑，器形整体为长条形，弧背弧刃。玉斧的刃部由两面斜磨而成，有明显的使用痕迹。玉斧的发现震动了考古界，并引发了激烈争论，专家们最终得出结论，它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玉器。既然是这样，那么，人们为之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呢？原来，以大部分现代人的眼光看，玉当以透闪石为主要成分，玉的硬度也当在摩氏6度以上。然而在古时，人们对玉的认识远不像现在这样，凡硬度超过摩氏4度的“石之美者”都有可能被古人视之为玉。测试发现，这件玉斧是以岫岩玉制成的，质地温润，且有一定的光泽，硬度在摩氏4.5度以上，虽不及新疆和田玉那么坚硬，但被古人信奉为玉那已是绰绰有余了。从现代考古学角度看，在矿物学上被称为蛇纹石玉的岫岩玉一直是古人制作玉器的重要材料之一。人们在研究中发现，这件玉斧是用细小的砂石，即类似后人称作解玉砂的东西琢磨而成的，而不像旧石器时代的石器那样是打制而成的，正应验了那句“玉不琢，不成器”的老话。因此，它应该被称为玉器，而绝不是普通的石器。

从这件玉斧的造型中，专家们还得出一条重要的结论，即一般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出现的用玉制作的工具和武器，多无使用的痕迹，且器薄体轻，体积亦多偏大，这种器物实际上多是部族首领的礼器，仅具有某种象征性的意义。而这件玉斧不仅略显厚重，而且还有使用过的痕迹，因此只能证明，最古老的玉器也要经历实用这一重要的阶段。

这件玉斧除了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玉器外，也是人类开发岫岩玉最早的例证。正因为如此，它被收录于《中国美术全集·玉器》中，显示了古时的大连人对中华文化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当然，最受考古工作者关注的是，在小珠山人居住的房间里发现了完整的狗骨架和猪骨架，还有已经非常艺术化的陶塑小猪。

从陶塑小猪的造型中，可以知道小珠山原始人类对表现对象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大胆的艺术创造。他们从猪的体态特征入手，把一个短颈、体圆的小肥猪形象栩栩如生地塑造了出来。小猪吻部前突，颈上有鬃，虽整体仍有朴拙之气，但在局部细节上已经显现出精细之处，其艺术手法可算得上简洁、明快，给人以生动、质朴的感觉。

陶猪是原始人类在观察猪的形象后，运用艺术的思维而创作的。这种创作过程无疑是在仔细观察了猪的性格、形体、动作三大特征后，大胆取舍、大胆强调、大胆夸张的结果。这种夸张和变形作为强有力的艺术表现手法，是为了更加突出作品对象的特征和艺术创作者自身的情感。在今天，人们常说一个高明的艺术家总是用朴素的艺术手段来诱发鉴赏者共同完成创作任务，使被其简化、省略的地方能够留给鉴赏者以无限的遐想。小珠山原始人类所塑造的陶猪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黄海深处出现的陶猪，也许能够从另一个方面告诉人们，当年那里的原始饲养业已非常发达。从陶猪的形体来考察，这时家养的猪已完全脱离了野猪的阶段。在中国的甲骨文中，“家”便是屋内有猪的形象表达。人们在讨论大连地区出土的汉代陶猪的种源时，判断其为华北小型猪种。小珠山遗址中所发现的陶猪的原型，恐怕正是这种华北小型猪的前身。小珠山遗址中发现的陶猪，完全是作为一种陈设艺术品而存在的。从这种艺术现象来看，它反映出了原始人类对家畜饲养的高度重视和当时家畜饲养的兴旺发达及在人类生活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

其实，在原始社会里，各种艺术，包括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一切的一切，都来自人们的劳动实践。人们在狩猎的过程中，开始对各种兽禽有所了解，然后又根据这些兽禽的特点，塑造出生动的形象，使之成为有价值的艺术品。人们在狩猎的过程中，有时也会捕获一些幼兽幼禽，在食物较多的情况下留了下来，以待食物缺乏时食用，并逐步对这些兽禽进行驯养，使它们变成家畜家禽。家畜饲养业的兴起，与农业生产和交换的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因为粮食产量的增加，农副产品也会相应增多，饲养家畜的饲料也就日渐丰富，为发展饲养业准备了物质条件。从对中国原始文化的探觅中，人们发现，在六畜当中，猪的遗骸数量最多，所涉及的地域范围也最为广阔。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在小珠山文化所处的历史阶段，猪的饲养不仅极其普遍，而且还具有相当的规模，猪已经是家畜饲养业的主体。

数千年前的小珠山村落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留下的这片宝贵的文化遗迹，让我们依稀可见当年热闹的生活场景。历史余晖的延续，恰似画家笔下的一抹夕阳飘逸在浩渺的大海之上。是那片湛蓝的海，让小珠山文化一直存续了下来。当我们驻足于小珠山遗址时，一种久远而亲切的情感，一种类似回归故乡的感觉，开始在自己的血液里涌动。当晨曦出现在极远极远的海平线上时，蓦然回首，分明是故乡在招手。

大连，我们的故乡，您最早的起步，真的就是从我们面前的这片海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