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郡的沓氏城

披荆斩棘 先人足迹

遥远的青丘与青铜剑

1

一万七千年前，在瓦房店古龙山的一个山洞里，升起了辽东半岛南部的第一缕炊烟。

据说，生活在这个山洞里的古龙山人，属于夏至冬走的游猎部落，考古学家们说，他们是一群勇敢的猎马人。

为什么说他们是猎马人呢？

因为在他们居住过的一个小山的洞穴里，挖掘出很多马骨，至少有200匹野马的马骨，这种野马被命名为“大连马”。可以想象，夏天，古龙山人回到这个山洞里来狩猎（主要猎食大连马）；冬天，他们则背上石斧、棍棒，扶老携幼迁移到温暖湿润的南方。

那时，渤海还是一个内陆湖。这块土地属于胶辽古陆，与山东半岛甚至日本列岛都是相连通的，先人们可以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自由地行走。

当然，那时的辽南依然处于茹毛饮血的时代。

在古龙山人之前这块热土上还有谁呢？

从古人类的角度考证，一是南下的庙后山人（本溪旧石器时代，距今50万年—40万年）和金牛山人（营口旧石器时代，距今约28万年）；二是北上的山东半岛古人类。他们都和这块土地有着密切的联系。

他们肯定都在辽南这片土地上留下过脚印，可惜，现在除了古龙山山洞的兽骨外，还没找到其他任何人类活动的痕迹。目前，大连地区发现的最早有古人类生存遗迹的是长海县广鹿岛的小珠山文化，距今约七千年。

旅顺、甘井子、金州、瓦房店等地后来也都陆续发现了古人类的足迹。在老铁山下、大连湾畔、长兴岛上、牧羊城里……先民们捕鱼养畜、耕织采撷，炊烟袅袅，生生不息。他们用石英岩打磨出锐利的石矛、石斧来狩猎，他们在储藏粮食的陶罐上刻上祈求幸福的花纹，他们用贝壳为女人打磨出一串串美丽的项链……

那时的先民们喜欢在距海边、河边不远的山丘南麓建造半地穴式的房子，这样的地方可以捕鱼、打猎，而且暖和又避风。

这个时期，辽南已经跨入了刀耕火种的时代。

不管是庙后山人、金牛山人，还是古龙山人，历代的史书典籍都没有留下任何只言片语，他们像风一样地来了，又像风一样地走了。

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

2

古龙山人之后，人类已进入新石器时代。与中原地区相比，辽东半岛还是尚未开化的蛮夷之地。连号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周王朝对这片土地也知之甚少。

现能查到最早记载大连地区及其相关情况的，是汉代以后出土的周代逸书。周代逸书《竹书纪年》记载，夏、商、周时期，中原王朝一直把居住于我国东部沿海一带，南起淮河，北至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居民统称为“夷人”，并把夷人分为九种：把居住于淮河一带的称“淮夷”，居住于江苏北部的称“徐夷”，居住于山东半岛的称“莱夷”，居住于辽西和辽东一带的称“东北夷”，居住于朝鲜半岛的称“高夷”……所以，当时的大连地区在夷人生存的范畴之内。

古籍《逸周书·王会解》中曾经提及15个东北古国，依次为稷慎、秽、良夷、扬州、解、发、俞、青丘、高夷、独鹿、做孤竹、不令支、不屠何、东胡、山戎。这本书又把居住于辽东、辽西的夷人做了进一步的划分，称居住于今河北东部的夷人为“孤竹”“令支”，居住于辽西一带的称“俞人”“屠何”，居住于辽东一带的称“青丘”“周头”。

周头在辽东何处，现无从考证。但从历代史书的记载中，可以确定青丘是在今日大连所处的辽南一带，这就是说，西周时期称大连所处的辽南一带为青丘。

青丘，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还真有一些语焉不详的介绍。

《逸周书·王会解》载：青丘向周天子贡献的特产是九尾狐。孔晁注云：“青丘，海东地名。”青丘亦作“青邱”。“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耀郊野，感而生黄帝与青邱。”

《吕氏春秋·求人》:“青丘之乡，黑齿之国。”

《初学记》引《归藏启筮》记蚩尤“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丘”。

《山海经·海外东经》:“朝阳之谷……青丘国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

东汉人服虔在《正义》中注解：“青丘国，在海东三百里。”

按古人五行说，青色代表东方。如果再以山东等中原地区为基准，“海东三百里”应该就是隔海相望的辽东半岛。有人说青丘是朝鲜半岛，虽然朝鲜半岛也在海外之东，但距离山东半岛已超过了150公里。这一点，比较权威的《东北历史地理》一书也有注明。

“黑齿之国”“其狐四足九尾”“在海东三百里”等近乎神秘的描述说明了什么呢？至今没有人能解释清楚。

青丘这个地名很有意思。从战国时期燕据辽东一直到秦汉时期，在东北、在大连地区正式建立行政建制时都从未用过此名，起码是正式的史书记载中没有。但在唐代的史书《旧唐书》《新唐书》和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却多次出现过。

据《新唐书·东夷传》记载，唐太宗于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曾兵分两路征伐高句丽，其中海路任命左武卫大将军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他们自山东莱州渡海到今大连地区，攻取了石城（今普兰店巍霸山城）、积利城（前城即今庄河城山山城，后城即今庄河夹河山城）。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又任命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首战曷山（今大黑山），直达今丹东地区的泊汋城。

《新唐书》里所说的“青丘道”，虽然不是唐代的行政建制，但显然是沿用了古代青丘之名，牛进达、薛万彻的行军路线和活动范围确实在古青丘的范围之内。

据此，我们可以认定古代辽东半岛沿海的辽南被称为青丘。

或许，那时的辽南层峦叠嶂，满目苍翠，植被繁茂，鸟语花香，故名青丘。

有意思的是，现在的影视剧很喜欢炒“青丘”这个概念，例如《青丘狐传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边所发生的故事都是在青丘这个地方，这就给青丘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3

青丘时代辽南有什么？当然不是白浅、夜华、墨渊……真正的青丘时代，这里有青铜短剑文化。准确地说，是曲刃青铜短剑。

神州大地，曾经发现的古代青铜剑何其多也，最著名的当属吴王夫差剑和越王勾践剑，都属中华瑰宝级别。就是在大连的庄河桂云花乡，也曾经发现过春平侯剑，也有叫春平侯铍的。这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兵器，但这些剑绝大多数剑身都是直线形，又可分为兰叶形和柳叶形两种。

曲刃青铜短剑却在这两种形制之外。

这种短剑的两侧刃身有两三道弯弧，整个剑身不是直线、流线型，而是琵琶形，剑柄是“I”字形，与剑身分开，故又称“琵琶式短剑”。曲刃青铜短剑在东北各地，如我国辽宁、吉林、内蒙古、河北和朝鲜境内都有出现过，而辽南地区尤为突出，出土的也最多。

据考古学家说，远古时还有一个很奇特的民族，他们以使用凸脊曲刃青铜短剑为主要特征。这个民族大约形成于西周时期，一直延续到战国后期，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都活跃在东北各地以及辽南这块热土上。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首先是日本学者不断地在这里发掘出曲刃青铜短剑。例如1937年4月，在旅顺南山里郭家村南丘陵耕地中，一次就出土了15把。此外，日本学者还在旅顺口刘家村、长海县马石等地都发现过曲刃青铜短剑。

死后还把心爱的短剑放在身边的，一定是真正的武士和勇士。

这个民族的遗迹，在今天的营城子后牧城驿村的双坨子遗址，尤其是岗上墓地的挖掘中已经得到验证。岗上墓地是一个完整的以青铜短剑为特征的氏族公共墓地。

除了旅顺口、甘井子之外，金州和普兰店、瓦房店等地区，也都发现了曲刃青铜短剑的踪影，这说明，这个民族活跃的区域范围很广。

关于曲刃青铜短剑，近年来在国内学术界取得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已引起国外专家的注意。日本学者称其为“辽宁式短剑”。

这种短剑，显然是青铜时代活跃在长白山下、辽东半岛的某些强悍部族使用的一种武器。为什么把短剑铸造成琵琶形呢？没有人能说清楚。

以游牧和围猎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民族习惯于逐水草而居，并养成勇猛好斗的性格。迄今已发现了他们遗留下来的几十个营地、墓群和壕堑，以及数以千计的兵器、工具、日用器皿和服饰。

从出土的大批戈、链、短剑、矛头等青铜兵器，以及锁、马锨、马衔、銮铃等马具来看，青铜短剑的主人是能征善战、精于骑射的。而许多弧刃上有卷钩的铜斧、柄底带齿的兽首铜刀、嵌满各种铜泡的皮靴和弹簧形耳环等，则更突显出其极具浓郁的马背民族特色。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这个使用曲刃青铜短剑的民族，其丧葬方式也有特点，一是多为石墓，如积石墓、石墓石椁墓，二是多施行火葬。如甘井子区营城子后牧城驿村的岗上墓地，是20世纪60年代发掘的曲刃青铜短剑的遗存地，而墓葬里的人骨都经过了火烧。与我国西北一些少数民族实行的火葬意义相同，是为了让灵魂“升遐”。烟火升遐，灵魂永生，群体护佑。这个部落的火葬习俗，也使其有别于后来的一些部落。

现在，旅顺博物馆和金州博物馆里的那些寒光闪闪的曲刃青铜短剑，至今仍令人望而生畏，敬重不已，亦让人浮想联翩，为之赞叹。它们，就是在辽南的土地上发掘出来的。

有人说，他们是古东胡人的一支。

有人说，他们是古濊貊族的一支。

也有人说，他们就是肃慎人。

东胡、濊貊、肃慎，很怪的名字，都是中国北方最古老的游牧民族。

这些以使用凸脊曲刃青铜短剑为主要特征的人，他们逐海而居，具有开放的海洋性格。

4

从大连市内来开发区，走振兴路跨海大桥时，在大桥南端会看见一处裸露着泛红色的山岩，北、东、南三面环海，大概由于海浪冲击或者地震的原因，形成高出海平面约20米的一道崖壁，像噘起的一个动物嘴，以咄咄逼人之势，高高地伸进海里，当地渔民一直称之为“大嘴子”。

这处现在看起来并不起眼的高地，就是辽南一处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大嘴子青铜时代历史遗址。

遗址证实了四千年前即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大嘴子一带就有先人居住。遗址的总面积将近1万平方米，南北长100余米，东西宽90余米，可见这里曾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大规模古代村落，在800—1000年的时间里，大嘴子人就在此劳作生息，一直走到了奴隶社会的初期，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和西周早期。

最让我们眼前一亮的是，在遗址高台上，从东到西依地势起伏修筑起来的有三道半环形石围墙。第一道石墙总长达39米，宽2—3米，现存高0.4米；第二道石墙长19米，宽约1米，高约0.3米；第三道石墙高约1米，而长度应该更长，但在挖掘时发现，这一段已经被当年修路的推土机挖断，实际它还应该延伸很长。

三道石墙把这个夷人部落围在了里面。

注意！是三道石墙，这是一个小城墙的规模了。

这是不是金州地区最古老的“城”墙呢？

石墙和在遗址里发现的铜戈、铜镞、石戈、石钺、石矛、石剑等，都说明当时战争已经很频繁。当然，想在这样大的一个区域里，长期保持和谐平衡几乎是不可能的。部落之间，常常会为食物或女人等发生战争，这是正常的。

半圆形的墙外堆积着高高的土堆，当考古学家们挖开泥土时，发现里面竟然全是牡蛎壳。这说明，大嘴子人主要靠从黄海中捕捞的牡蛎、鱼虾、贝类等果腹生存，这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渔村。

考古工作者发掘出45座房址，分为石筑和半地穴两种。最大的一座房屋，室内长4.6米、宽4.2米，有火炕和锅灶，估计是部落酋长的居所。火炕是石砌的，上面铺着石板，沿袭至今的北方人生活方式在这里找到了渊源。

而在大嘴子发掘出的稻米，还证实了考古历史上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水稻，是经由辽东半岛传过去的。

日本学者关于中国栽培稻东传的路线有“北路”“中路”“南路”诸说。从考古发现来看，“北路”说证据最多。

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认为，最大的可能就是按“长江下游——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九州——日本本州”这样一条以陆路为主，兼有短程海路的弧形路线，以接力棒的方式传播过去的。这五站除了辽东半岛之外，其他四站之前都有考古挖掘的稻谷标本，大嘴子稻米的发现，恰好可以补上辽东半岛这一缺环，为研究中国栽培稻传播至朝鲜半岛、日本的路线推测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资料。

5

辽南除了石墙，还有令人瞩目的石棚文化。

石棚文化的传说和谜团也是最多的，在民间，有人说是唐朝大将尉迟恭所建造；也有人说是最早的夷族人放牧所用的班房；也有人说是高句丽人祭祀用的石桌……

辽南最早发掘石棚的是日本学者三宅俊成，他在石棚中发掘出人骨、石斧、陶片等等。证实了这是一种墓葬形式，而且和辽南积石冢群有着密切的联系，有可能是属于最早的夷人之一的濊貊族。

也有人说是古肃慎人的杰作。

肃慎人是东北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竹书纪年·五帝纪》说：“肃慎者，虞夏以来东北大国也。”有学者研究证明，早在六七千年前，肃慎族就定居在辽南沿海一带和岛屿之上，过着刀耕火种、捕鱼打猎的生活。

到底是濊貊族、肃慎族还是东胡族，迄今尚无定论。

但石棚从世界范围说属于巨石文化，即从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以巨大石结构建筑为标志的古代文化类型，这些以宏大的平面布局和奇特的造型而著称于世的巨大石质建筑物，从类型上可分为墓石、独石、石台、金字塔等。大连地区发现的几十座石棚，都属于墓石。

金州小关屯石棚就是颇具代表性的一座。

当我来到金州向应街道小关屯的那一片农田时，一座由六块黑色花岗岩大石板搭建的石棚，就赫然矗立在眼前。

近前看到，硕大的石板上布满了风剥雨蚀的痕迹，却依然保持着高傲的姿态。据资料介绍，整个石棚长4.3米、宽2.8米，石板厚约0.43米，南面一块石板已经倒地，现在是三块黑色的花岗岩石板撑一块顶板。

在石棚的左侧还有一石碑，上面篆刻着“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小石棚”字样，落款是“金县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九年六月六日”。

我走近它的时候，看到石棚附近还残留着一些明显是刚刚祭祀用过的水果与纸杯等。

看来，就是时至今日，人们依旧对它怀有宗教与迷信之间的膜拜心理。

古人信奉以东为大、以东为尊，于是石棚顶板从东向西往下倾斜，石棚底部用石板铺就，开口方向朝向正南，石棚外还有一块平整的石板铺在地面上。赶上大晴天，正午的阳光直射在顶板的脊背，投在石棚内的阴影如它本身一样神秘莫测。

石棚就是石棺已基本成为定论，石棚的主人也肯定不会是布衣平民，应该是部落里的酋长或氏族族长。

石棚也说明原始社会即将解体，就要跨入阶级社会的门槛了。从石棚中发现的尸骨、青铜器物和陶器残片等遗物判断，石棚存在的年代在距今三千七百年到三千年的原始社会。

后人以石棚为伴，世世代代在这里春种秋收，却弄不清楚究竟是谁把它安放在这里的。也许因为它突兀、神奇，附近的农民对它始终怀有一种小心翼翼的呵护和敬畏之情。

所以小关屯石棚保存基本完好，它的影像经常出现在报纸或书籍上，俨然成为辽南石棚的一个标志和样板。千百年来，它一直骄傲地站立在山岭上，保持着沉默，却难掩一种逼人的气势。

神秘的是，石棚常常不是孤立的。小关屯村里的老人们说，在小关屯石棚东南方向的250米处，原来还有一座大石棚，可惜20世纪50年代被驻守在这里的苏军炸毁了。

据说，当年苏联红军驻守于此，常常进行实弹演习，于是以山川旷野之中的突出目标为靶，由此也毁掉了不少自然景观。除了这座大石棚，还有大孤山乡红星村的将军石和金石滩龙山的回音石等等。

石棚也有称作“石桌坟”和“支石墓”的，又有“姑嫂石”和“石庙子”之俗称。

在中国，辽宁石棚最多，在辽宁，又以辽南为最。除了金州小关屯，在普兰店、瓦房店、庄河等地也都发现有石棚遗存。因为有石棚，辽南叫石棚乡、石棚村、石棚屯的地方也很多。

大连地区石棚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是见之于金代文学家王寂的《鸭江行部志》。金明昌二年（1191年），王寂在任提点辽东路刑狱时，奉命巡按辽东，他自辽阳出发，当行至今瓦房店市境内时，见到了一座石棚。于是王寂在日记中写道：

己酉游西山，石室上一石，纵横可三丈，厚二尺许，端平莹滑，状如棋局，其下壁立三石，高广丈余，深亦如之，无瑕隙，亦无斧凿痕，非神功鬼巧不能为也，土人谓之“石棚”。

王寂所说的西山石棚在哪里呢？据考证，即今天已被破坏了的瓦房店李官镇榆树房西山石棚。

现在的石棚，又应该叫作“裸棚”，因为就是那样坦坦荡荡地裸露在大地上。但最初的石棚并不就是这样裸露着的，在石棚的外面，曾经覆盖着厚厚的封土，就像一件厚厚的外衣。在漫长的岁月里，那一层厚厚的封土渐渐散落在风雨之中，最后，只剩下孤零而空落的几块石板相依而立。

关于石棚的建造过程也是一个谜。现在可以断定，小关屯这六块数吨重的巨石板，是从十里外的小黑山采来的，但当时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如何运来巨石并搭建起石棚，简直不可想象。

从大嘴子的石墙，到墓葬的小石棚，这些，是不是辽南最古老的“城”的雏形呢？

燕秦的开拓与大汉沓氏

1

说到古城，自然会联想到边塞、战火、冷月、狼烟……战争似乎永远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间的主旋律。但是一直以来，当人们吟诵“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的诗句时，往往不会联想到辽南这块热土。

秦宫汉阙，长城边关，大漠孤烟，似乎都离我们这块土地很遥远。我们这座朝气蓬勃的城市有面对浩瀚大海的开阔空间，却似乎缺少了深邃的时间和历史的深度。

然而，曾历四百多年的大汉王朝，辽南即大连地区也曾占有一席之地。这就是西汉时幽州的辽东郡沓氏县。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

《史记·匈奴列传》曾记载：“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这是公元前300年时在辽东发生的故事，说的是燕国有一位大将叫秦开，早年曾在东胡做人质，深受东胡的信任，通晓其民情风俗。

燕昭王即位后，秦开逃归燕国。后于公元前300年率燕军大破东胡，迫使东胡北退千余里。

这个东胡是一个大概念，包括了鲜卑、乌桓等许多部落，统称为“胡”。

秦开大军趁战胜东胡的余威，又东渡过辽水进攻箕子朝鲜，取地两千余里，直达满番汗（今鸭绿江）。至此燕国据有辽宁全境。

然后秦开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一下子建立了辽东、辽西、上谷、渔阳、右北平等五郡，其中的辽东郡区划就包括了现在的辽南地区，而汉民族由此从中原大批移民至此。

说到“郡”字，现代人大概有些陌生，但也不能说完全陌生，因为有的地产楼盘也喜欢用这个“郡”字。他们以为“郡”是一个很时尚的名字。

其实，中国古代从春秋时期开始首先有县一级的建制，后来才有郡。那时，“郡”属于新兼并的地广人稀又很偏远的地方，土地幅员虽比县广阔，但其政治经济地位却不如县重要。所以晋卿赵简子在《誓师辞》中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

后来到了战国时期，由于经济发展，边远的郡也逐渐繁荣起来，内地的县逐渐增多，需要建立更高一级的管理机构，于是就形成了郡、县两级制的地方管理体系。郡守为郡之长，多由武官充任，有征兵领军之权。至战国末年，各国郡县的设立已很普遍。

这时，县的地位反比郡低了一级。

2

总之，燕国是我们知道的第一个在大连地区建立郡县制的中原政权，现在发现的战国时期古城址就有牧羊城（旅顺）、黄家亮子城（普兰店杨树房战家村）、张店汉城（普兰店花儿山）等。而且大连地区出土战国时期货币的地点也非常多，其中主要就是窖藏的燕国刀币。

有人分析，这应该是当年秦朝大军扫荡燕国时的事情。燕人仓皇出逃，于是窖藏刀币，例如在金州大黑山下就发现过窖藏的燕国刀币。

但燕国当时在辽东郡下边是否还有县，史无记载。也许有，也许没有，这又是一个历史谜团。

辽东郡治所在辽阳，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和手段，对辽南地区的管理肯定是鞭长莫及的。即使建辽东郡的初期辽南没有县治，后期也应该有。

而且燕国设置辽东郡之后一直到秦灭燕，经历了约78年，辽南已经逐渐繁荣起来形成了规模。

到了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天下大乱。陈吴政权上台后派赵人武臣来经略赵地，武臣稳定赵地之后又派部下韩广去安抚燕地，结果韩广一到燕地就很受欢迎，被当地贵族拥立为燕王，他的势力范围包括辽东在内的故燕国之地。

公元前208年，秦军攻赵王武臣，燕王韩广派部下大将臧荼率兵救赵，在这个过程中臧荼又跟了项羽。项羽在大胜秦兵之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借口臧荼功劳大，立臧荼为燕王，就把韩广迁为辽东王，让他到更偏远的地方去。过去的部下来接替他称王，韩广当然咽不下这口气，不愿意迁走，结果反被臧荼击败并杀害。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亲征而灭了臧荼，封了自己的发小卢绾为燕王。公元前195年，刘邦又怀疑卢绾要造反，遣绛侯周勃为大将发兵讨伐卢绾，平定燕地，安抚了包括辽东、辽西两郡共二十九县（《史记·周勃传》）。

城头变幻大王旗，几度讨伐征战之后，辽东郡终于安定下来了。这时候的辽东郡，辖今辽宁大凌河以东、开原市以南、朝鲜清川江下游以北的大片地区。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中曾有这样的记载：

辽东郡、户五万五千九百七十二，口二十七万二千五百三十九。

县十八：襄平、新昌、无虑、望平、房、侯城、辽队、辽阳、险读、居就、高显、安市、武次、平郭、西安平、文、番汗、沓氏。

总之，汉代辽东郡的设置，使辽南地区正式进入中原王朝的版图，而沓氏，是我们知道的辽南在史书上正式记载的第一个县级行政建制名字。

辽东郡从燕秦时代过渡到两汉。东汉末年，军阀割据，中原少安，而辽东郡因偏居东北，则得以喘息振兴。189年，辽东太守公孙度自立为辽东侯，把辽东郡分为辽东、中辽、辽西三郡。238年，公孙氏割据政权被消灭，辽东郡又并入魏国版图，这时辽东郡辖9县。

从《汉书·地理志》中可以看出辽东郡县建制时间的大致轮廓，也知道辽东郡18个县中有沓氏县。

但我认为，这肯定不是大连地区的第一个名字。

在青铜时代的石棚文化，在战国时代燕国的统治时期，这里都应该有地方政权建制，当然也应该有自己的名字，也许就是“青丘”，也许是另一个。虽然人们曾口耳相传，遗憾的是没有文字记载流传下来。

那时的《尚书》《春秋》《左传》《史记》等史书巨著，笔墨主要局限在中原地区的历史，对于偏远的化外之地，蛮夷之地，左丘明、司马迁他们知之甚少或不以为意也情有可原吧。

后来，在强秦觊觎之下，随着侠客荆轲的一去不复返，秦国大将王翦率铁骑横扫北方，整个燕国包括大连地区一起并入了秦帝国版图。然而，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却把目光投向了更辽远的南方，只给这片土地留下了一个转身而去的高大背影。

一直到公元前107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终于回眸北方的辽东，打算打理一下这片久已荒疏却异常肥沃的土地，于是开始在这片天高海阔的蓝色海湾里，夯土筑城，设县安民。

于是大连地区正式建立了行政区——沓氏县。

3

沓——对于现代人来说也是一个很生僻的汉字，相信现代人使用这个汉字的概率也不会太多。中国最早的字典——许慎著的《说文解字》中释“沓”为“从水曰”，表明了这个字应当与水有关，同时他还特别注明：“辽东有沓县。”

应劭集解的《汉书·地理志》注云 “沓氏，水也”，也指明沓氏县因水而名。许慎和应劭同为东汉时人，所言应该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辞海》关于“沓”字的解释，有繁多、重复的意思，有会合的意思，有姓氏的意思，也可以做量词……

作为姓氏的“沓”字，如今在《百家姓》上已查不到了，大汉却以它为名在辽南设立了“沓氏”县，属幽州辽东郡管辖。

如今绞尽脑汁也想不出，那时辽南为什么叫沓氏这个怪怪的名字呢？

当然，命名为沓氏，一定有它的理由。

读班固所著的《汉书·地理志》，会发现沓氏是排在辽东郡十八个县的最后一位，而且书中只有地名“沓氏”这两个字。其他如“文县、西安平县、番汉县”等或许还有几个字来说明一下，而沓氏则根本没有。

《汉书·地理志》既然如此简洁，就给后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其中唐朝历史学家颜师古做了很多批注，关于沓氏，颜师古这样说：“凡言氏者，皆谓因之而立名。”即以姓氏而立名。

清代地理学家徐松也有批注，但不同意颜师古注。他说：“应注氏水也，谓县以沓水得名。”在他之后，清朝学者钱大昭、朱一新、王先谦等人也纷纷在《汉书·地理志》上加注，同意沓氏是因水得名的观点。

在后人的著述中，关于沓氏名字的解释也限于这两种说法。

一说，山东有沓氏大户，在山东建沓县后，因避战乱而移民到辽东半岛再建沓氏县城。

还有一说，就是沓与水有关即与海有关，应该是一个近海的县治。

与水有关，与海有关，也不一定非叫沓氏啊。因此，应该研究一下“沓”的字义。

“沓”者，有逐层递进向前推移之意。

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两个半岛似两只巨臂，环抱着渤海口。

两个半岛之间的渤海海峡，两端最短距离为106千米，而庙岛群岛又像一串闪光的珍珠撒落其间，既串联起两个半岛，又把海峡装点得更加璀璨。

庙岛群岛自南而北由南、北长山岛，庙岛，大、小黑山岛，大、小竹山岛，大、小钦岛，砣矶岛，南、北隍城岛等20多个岛屿组成；南北纵列；南端的南长山岛距胶东的蓬莱仅3.5海里，最北端的北隍城岛距辽东半岛南端的老铁山22.8海里，在蓝天晴日之下，肉眼看彼此山头清晰可见。这种地理环境，给古代人们的文化交流和海上交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远古时代的人们完全可以凭借一叶扁舟，往来于各岛之间。

因此，山东的移民或者逃难人流可以顺着这些岛屿一步步地到达彼岸辽东，反之，辽东的移民或者逃难人流也可以顺着这些岛屿一步步地到达彼岸山东。当然，首先是山东移民积聚到这里后才有了沓氏县。由此可知，不仅仅是在近代，早在远古时代，大连地区就有了“海南丢”。

我们知道“纷至沓来”这个成语，用来形容接连不断纷杂而来。由此可推断，沓氏县也许真的是一个流民们“纷至沓来”而形成的移民县。

历史上还真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例如公元前567年发生的齐灵公伐莱之战。

那时胶东半岛有一个小国名莱，立国已历三百余年，但齐国成为它的强邻之后，先侵占了莱位于今平度县的领地，弱小的莱国委曲求全，就迁都到今黄县一带，史称东莱。但齐国得寸进尺，公元前567年，齐灵公再度率军讨伐，莱国人节节败退，一直被追杀到海岸边，仓皇之间再无退路，于是“乘桴浮于海”，携妻将子开始渡海大逃亡。

莱国人早就知道，海的对面有一块神秘的大陆。

莱国人乘船北上，或者就是仓皇中抱一块木板跳下海，一路上惊涛骇浪、狂风暴雨，经过大钦岛、龟岛、歆岛、末岛……海的正前方总是有庙岛群岛的小岛屿在指引，终于，他们踏上了这块新鲜而又辽阔的土地——辽东半岛。

莱国人被迫迁徙到辽东半岛，是顺着庙岛群岛这些岛屿一步步地到达彼岸的，正所谓 “纷至沓来”的过程。

读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突然想起2000年的夏天，那时中国著名的横渡勇士张健，也曾经独自一人在劈波斩浪50小时横历123千米之后，成功地横渡渤海海峡，从旅顺口游到了山东蓬莱海滩。

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那么，当年逃难的山东人有没有乘着一叶舢板就横渡到辽东半岛的呢？肯定会有，只是史无记载，未留其名罢了。那应该是很壮烈、很震撼又很酷的“秀”。搁在当代，一定会现场直播的。

史料记载，上岸之后，莱国人一部分留在了辽南，而继续逃亡的人甚至远遁到朝鲜西海岸和日本列岛。

据考古学家说，远古时就逐渐南下的庙后山人和金牛山人来到辽南之后，多居住在辽南中部的丘陵山地，包括后期从黑龙江流域移居于此的肃慎人，都是以捕猎采集为生。而北上的山东半岛古人和后来的莱国人，则多居住在岛屿或黄渤沿海一带，以捕鱼采贝为生。

也许，这就是辽南地区最早的渔猎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分工吧。

齐、莱移民的北徙，使山东文化与辽东文化进一步交融，辽南人口开始大幅增长。此外，黄河下游一带的居民，每逢战乱和荒年，也常沿着这条路线过来避难，这些徙民一部分在辽南定居，一部分向东北腹地迁徙，逐渐形成了由旅顺至东北腹地的一条古道。

遥想远古，流民聚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他们聚集在黄渤双海岸边，但似乎更青睐于渤海海岸线，历经艰难的创业，历经了几代人的开拓，终于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了沓氏县。先民们开发沓氏县的拓荒精神，是何等可歌可泣啊！

4

说到这里，许多问题都来了。

例如，沓氏建县的具体时间是在哪一年呢？

那年代不知有没有搞奠基、揭牌等等仪式，可以肯定的是没有文字影像记录在案。所以，大汉辽东郡的沓氏县我们竟然不知道是在哪一年成立的。

当然，设置郡县，首先这个地区要有人。

在辽南除有许多躲避战乱的山东移民外，汉武帝时期还向辽东实行了移民垦殖政策，加速了辽南地区的发展。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就是不同凡响，他为了进一步开发辽东，于建元元年（前140年），从山东、河北一带向辽东的辽河中下游及辽南地区进行移民实边，移民垦殖。

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楼船将军杨仆率兵5万自山东登莱入海，翦灭卫氏朝鲜右渠之后，大汉在朝鲜半岛设乐浪等四郡，打通了被右渠阻塞六十余年的山东半岛经旅顺至朝鲜半岛的航线。其间，经旅顺、金州至今丹东再至朝鲜半岛的马车道路业已形成。

随着辽东人口的增多和经济的繁荣，汉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年）正式建辽东郡（一说在公元前128年设郡），下设“凡县十八，乡邑五十一”。

那么，公元前195年西汉大将周勃平定的辽东、辽西的29县中含不含沓氏县？还是公元前107年汉武帝正式设置辽东郡时才有沓氏县？

通俗地说，是先有沓氏县后有辽东郡呢，还是先有辽东郡之后再设置的沓氏县？这也是历史学中的一个哥德巴赫猜想吧。

许多史学家都认为，若解答这个问题，需要与《汉书·地理志》对照起来找答案。

《汉书·地理志》记载辽东郡十八县，辽西郡十四县，合起来共计三十二个县，比周勃平定燕王时的二十九个县又多出三个县。

不言而喻，这三个县正像《奉天通志》所言，是后来增加的，那么，沓氏县是含在周勃定的二十九个县之内，抑或是在后增的三个县之内呢？

如果是前者，那么沓氏县在公元前195年时就有；如果属后者，那就是公元前107年设置的。

很多史志书都是以公元前107年汉武帝正式设置辽东郡算起，这大概是主流声音吧。但同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应该按公元前195年，即汉高祖的大将周勃平定辽东、辽西的二十九个县时算起。

到底是公元前195年还是公元前107年呢？

从地理环境来看，沓氏靠山东半岛最近，气候比辽东郡所在的襄平（今辽阳）和北部地区温和湿润，从山东来的移民和北部南下的移民，都必然喜欢在这里定居，就像现代的北方人也喜欢到大连来定居一样。因此，这里肯定要比辽东郡其他十七个县先发展繁荣起来才是，所以，建县的时间绝不会晚于其他县。

沓氏建县时间，如果按公元前195年算起，到公元239年迁徙到山东故纵城（今淄博市淄川境）止，共存在434年，不谓短矣。

甚至还有人猜测，如果在周勃平定二十九个县之前，燕国大将秦开击败东胡设置辽东郡时就有了沓氏县，那就应从公元前300年算起，时间就更久远了。可惜，先秦无辽东郡县建制的文字记录和数据，故无法推断，无从详考。

沓氏县的规模又如何呢？

秦汉以后人口万户以上的县官称为“令”，万户以下的称为“长”。沓氏县够不够万户呢？

《汉书·地理志》记载，辽东郡共有55972户272539人。显然，这个数字仅仅是郡县上报官府掌握的数字。就按这个数字的平均数计算，则每县就有3110户15141人，也是人口过万的大县。

为避赋徭有许多农户会隐瞒不报，这是肯定的。还有就是豪强大族私占和隐瞒了许多田亩和人口，这也是必然的。

沓氏县居辽东郡之南端，自然气候比北方好，离山东半岛又近，所以它在辽东郡十八个县中不会是个小县，人口必然是辽东郡总人口的十八分之一的平均数以上，是个大县或较大的县。

这个推断，还可以从朝鲜平壤出土的“沓丞之印”的封泥来加以判断。

曾经，在朝鲜平壤出土过“沓丞之印”的封泥，就像我们在张店汉城发现过 “临秽丞印”封泥、旅顺牧羊城发现过“河阳令印”“武库中丞”封泥一样。通过驿道，古代两地之间的通信联系也是很紧密的，那时的朝鲜平壤城，属于大汉乐浪郡。

县丞是县令的辅佐。既然出土过“沓丞之印”的封泥，有“沓氏县丞”这个官职，其上面一定会有沓氏县令。既设县令，它的户口当然要超过或达到万户。

这说明沓氏县是一个大县。

说沓氏是一个大县，其证据还可以从羊头洼、营城子、三十里堡、石河、蚕厂、华家屯、大岭屯、董家沟等地发现和发掘的大量汉墓群来加以证实。从其数量之多、密度之大，即可看出当时人口之多。

当时，沓氏县的经济也比较发达。这从汉墓群的建筑规模和出土文物即可见一斑，许多汉墓都是厚葬的规模，说明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当时辽南农业是以种植谷子、糜子、高粱、大豆为主。沿海渔民打鱼，也要缴纳鱼税。汉族人织的布帛，造的漆器、铜器等，经常与北方的高句丽、乌桓、鲜卑、邑娄等少数民族的毛皮、羊、马等物资进行交换。

沓氏一定在辽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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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问题之后是地点问题，即沓氏县城应该在哪里呢？

从辽东郡治所的角度来说，是汉承秦制、秦承燕制。如此推论，汉代沓氏县的治所，也应该是沿用了战国晚期燕辽东郡的县治所——如果确有县治的话。但史无记载，所以引发了后人的许多猜想和争论，并且生发了许多话题。

金州古城曾有一位老学者叫孙宝田，号辽海鳌翁。他编著的《旅大文献征存》是一部颇具功力的地方史著，书中关于沓氏有这样的论述：

史称金州最古之城为汉代沓氏县城，今考沓氏县城之说有七：

（一）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七）谓在辽河旁。

（二）李兆洛《历代地理志韵编》谓在盛京奉天府辽阳州境内。

（三）马冠群《奉天地略》（小方壶齐舆地丛书第一秩）谓在辽阳西北边即今铁岭地。

（四）日人稻叶君山《满洲历史地理》谓在今之金州。

（五）《满洲旧迹志》谓在旅顺牧羊城。

（六）杨氏《盛京疆域考》谓在明之金州卫东南海岸迤东境。而岩间德也尤主张此说，以为汉沓氏县城在今金州城东南之董家沟海滨，著《沓氏县考》以证之。

（七）金州大岭城。

孙宝田搜集到的沓氏猜想有七种说法。实际远远不止这七种，还可以列举出一些。

例如到了现代，又增加了普兰店区张店汉城和甘井子区营城子之说。

孙宝田搜集的七种说法，综合历史文献来看，现代的考古学家们都认为，首先就可排除辽河、辽阳和铁岭的前三说，因为沓氏县城一定是在辽南。

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因为史书上有一个重要的佐证，就是“沓津”和“沓渚”，它们是和沓氏县密切联系的，有时候甚至泛指就是一回事。

所谓“渚”，原指海上的小岛；所谓“津”，是渡口码头。有时候，它们又是一个意思，即渡口码头。所谓“沓津”“沓渚”，就是指在沓氏县境内的岛屿和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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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沓津、沓渚，还要从历史上的战争来看。

元封二年，北方的卫氏朝鲜出问题了。

汉武帝时卫氏朝鲜的由来是这样的。

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怀疑燕王卢绾要造反，派大将周勃率兵讨伐，卢绾兵败逃亡到匈奴，而他的属下将领——燕人卫满则率千余人“东走出塞，渡濒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即流亡到了朝鲜半岛，并得到了箕子朝鲜哀王箕准的礼遇。

既然已是亡命之徒，卫满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召集战国时齐国和燕国的亡命者组成军队，推翻了箕子朝鲜的俊王，并占据箕子朝鲜的首都王险城（今朝鲜平壤），建立了卫氏朝鲜。

卫满称王后，向朝鲜半岛大量输入中原文化，国家逐渐强盛，他一直与中原大汉保持着藩属外臣的关系。卫氏传至其孙右渠时，始与大汉背盟断约。元封二年四月，右渠攻打辽东东部督尉涉何，阻碍朝鲜半岛中部真番和南部辰韩等国与大汉的海上往来，也使渤海与黄海北部的海上交通为之阻断。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岂能咽下这口气，于是同年秋，遣楼船将军杨仆，率新募之军5万人自齐地山东走海路；左将军荀彘率燕、代之地的边军，从辽东走陆路，对卫氏朝鲜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全面进攻。

这水陆两路和后来隋唐王朝征讨高句丽的路线基本上是一致的。

楼船将军杨仆率舟师从“齐浮渤海”至大连口岸登陆，分别在将军山（今旅顺老铁山）和三山浦（今大连市区一带）囤积粮秣。经过一年的战争，右渠被诛杀，卫氏朝鲜灭亡。战后，西汉在朝鲜半岛设乐浪等四郡，打通了被右渠阻塞六十余年的山东半岛经旅顺至朝鲜半岛的航线。所以，后来在平壤出土了“沓丞之印”的封泥也就不奇怪了。

自此，在后来的史书中，就开始不断出现“沓津”“沓渚”这两个地名。

有人统计，仅《三国志》一书中就先后五次提到东沓、沓、沓津、沓渚，为什么《三国志》会频频提到沓氏和沓津呢？

因为沓氏县是三国时期江南的吴国与辽东公孙氏政权之间，使臣往来与军事互动的水陆转运站。正如清初顾祖禹编撰的《读史方舆纪要》中所说，“盖泛海至辽，沓渚其登涉之所也”。

吴国孙权当时频繁通使辽东，使南方与辽东地区的直通航线得以开通。这条航道的走法，宋代史学家胡三省介绍说：“自建康出大江至于海，转料角至登州大洋；东北行过大钦岛、龟歆岛、淤岛、乌湖岛三百里，北渡乌湖海，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说这条航线是：从建康（今南京）沿长江东下，在长江口北端海门附近的料角转向，傍黄海海岸北行，绕过山东半岛东端的成山角，再进入登州大洋，即威海、烟台北部海域，再沿庙岛群岛北上，经大钦岛（即长岛）、乌湖岛（即北城隍岛）等，渡渤海海峡到达辽东半岛南端的都里镇。

都里镇即马石津，亦即三国时期的沓津（或称“沓”“沓渚”），今天的旅顺。

孙吴出使辽东的船队每每停泊于此，在这里进行互市交易。然后再由此处上岸由陆路至公孙渊所在的襄平。这条海道的开通，大大便利了江左地区与东北地区的交通，史称“吴虽在远，水道通利，举帆便至，无所隔限”。

此后，历经东晋、南朝，这条航道日益繁忙起来，成为六朝时期江左地区与东北地区交通的重要线路。出现了“乘舶泛海，使驿常通”的情景。

通过这条航道，辽东公孙渊向孙权“献貂马”，孙权也以“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更远一些的高句丽也曾向孙权“贡貂皮千枚，鸡皮十具”，孙权则向高句丽“赐衣物珍宝”。

孙权远交近攻，与辽东公孙氏和高句丽都整得挺热乎，首先是为了在曹操背后插一颗钉子，其次他也看中了辽东的名马。

冷兵器时代的陆战中，骑马作战具有相当优势，而江南恰恰缺少高大优质的良马。所以，这条航线的开通，对两地物产文化的交流也具有积极意义。

不过后来公孙渊却杀了孙权派去的使者，公开归降曹魏一方。于是，孙权大怒：我活了60岁，还没有被这样的人所骗，要不杀掉这个鼠辈，我还有什么脸面当皇帝！我一定要亲自杀了这个小人，以解我心头之恨。

大臣陆瑁这时候就上疏谏之：“公孙渊东夷小丑，屏居海隅，且沓渚去渊，道里尚远。”（见《三国志》卷五十七《陆瑁传》）

陆瑁此话的意思是：如果攻打公孙渊，在沓渚（即沓氏县的港口）这个地方上岸后，离公孙渊的首府辽阳尚有相当一段距离，远征取胜的把握不大。

于是“权再览瑁书，嘉其词理端切，遂不行”。从这段话中可以推断出，沓氏应该位于辽南地区，应该是南方船只过来登陆后的第一站。

据此推断沓氏县之设，在今大连地区内是无须质疑的。

史学家胡三省所作的《资治通鉴音注》上，也说过：“辽东郡有沓氏县，西南临海渚。”就是说沓氏县城距离海岛很近，而且是在西南方向。这个重要的提示让之前的推测与谜底更近了一步。

由此可见，“沓渚”一名来源于“沓氏”，意即沓氏境内的一座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