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无法弥补的伤痕

我渴望被爱，也渴望爱别人。

“他高大、英武，有着一双黑天鹅绒一样的眼睛……”晚年时的艾拉回忆起与罗斯顿的相遇，承认自己第一眼就被他的翩翩风度所吸引。

时间回溯至1926年。

那时罗斯顿正在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生活，马球场、画室、音乐会、绅士俱乐部，所有的高级社交场所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有一个爪哇、苏门答腊名誉领事的头衔，没有什么实权，但在经济上，有妻子娘家财产的支撑，日子也过得相当气派。

罗斯顿是英国籍，拥有苏格兰、爱尔兰和奥地利的复杂血统。他儿时家境富裕，从小就享受到了物质带来的愉悦。青年时期家道中落，对金钱与享乐持有浓厚兴趣的他，不得不依靠自己的特长去谋取新的身份与生活。

通晓十三种语言，对艺术品研究颇有心得，熟练驾驶滑翔机，马球打得极漂亮，摄影技术也算一流，还会用一百种方法讨女士的欢心……再加上俊朗的外表、挺拔的身姿以及让人热血沸腾的冒险精神和令人心驰神往的绅士风度，他自然有足够的理由在上流社交界混得风生水起。这样的男人，天生就具有女人缘。

1926年，离婚不久的艾拉随父亲到荷属东印度群岛散心，在一次宴会上，她与罗斯顿一见钟情。

恋爱的时光美妙又短暂，就像回忆时的一声叹息。

向艾拉求婚时，罗斯顿尚未离婚—那已是他的第二次婚姻。第一次结婚时，他非常年轻，但很快就离婚了。他的第二任妻子，来自一个荷兰籍富商家庭，家中资产十分丰厚。在这片荷兰殖民地上贫富两极分化，他们成为了金字塔顶端的人，过着有滋有味的日子。

陷入情网的艾拉表示，只要罗斯顿办妥离婚，她就愿意违背家族的结婚传统下嫁于他。

没想到，离婚手续办得异常顺利，原因大约是罗斯顿的富商妻子心里另有所属，而他也迫不及待地想要成为女男爵的丈夫。

结婚后，罗斯顿夫妇的生活还算甜蜜。随着新婚的激情渐渐退去，罗斯顿身上不安分的一面渐渐地显现出来。罗斯顿无意在当地谋职，希望能通过妻子一家在欧洲的上流人脉，找份体面的工作，于是两人回到欧洲。1929年2月，岳父为罗斯顿在一家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英国保险公司谋到了一个职位。他们登上客轮，途经法国抵达布鲁塞尔，并在这里生下了爱情的结晶—奥黛丽。

好景不长，罗斯顿根本就不打算就此安顿下来，也不喜欢工作，只会到处结交朋友，享受奢华生活。更糟糕的是，他越来越多地透露出右倾的政治意向。当时安定又谨慎的比利时政府有明文规定，不允许支持纳粹的右翼人士担任公职，并且一旦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官员与法西斯党人有瓜葛，就会立刻撤职查办。

奥黛丽记得，小时候，她的父母会经常悄悄出门。没有人知道他们去哪里了，也没有人会告诉她。而从仆人们的神情中，她得到的信息是：父母正在做一件大事。

直到长大后她才知道，父母当时是在跟法西斯党人接触，他们为“英国法西斯联盟”（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募集经费，出钱出力，想走一种新路。英国法西斯联盟的首领正是后来被BBC评为“20世纪最可恶的英国人”的奥斯瓦尔德·莫斯利1。那时的莫斯利正以“反共主义、反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为纲领招募成员，到了1932年时，该联盟已经发展到了四万党人的规模，并且吸引了很多社会名流加入。

为此，经历过战争年代的奥黛丽终生无法释怀，对于父母曾是法西斯主义者的事实更是深感歉疚。

很多年后，儿子问了奥黛丽一个敏感的问题：“妈妈，我的外祖父真的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吗？”

奥黛丽垂下头来，诚实地回答：“是的。就连我的母亲也曾卷入其中。不过，那是战争以前的事。”

对于艾拉来说，尽管经常与丈夫争吵，但她还是会尽可能地支持丈夫的梦想—与一个新兴政权的铁腕人物交往，期望有朝一日能够有所作为，载誉而归。除此之外，当时的法西斯主义也被金融家与贵族们误认为是一种优良的政府形式，得到了他们的有力支持。

在奥黛丽的童年印象中，布鲁塞尔家中的壁炉上方曾挂着一张合影，那张合影曾让她的父母引以为荣—1935年5月初，罗斯顿夫妇前往德国慕尼黑与希特勒会面，一直到月中才返回。

5月底，罗斯顿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拎着简单的行李离开了家，抛弃妻女，一去不返。罗斯顿的出走，加上法西斯的名声越来越不好，艾拉似乎很快意识到了什么—千年帝国、完美世界，一切都是撒旦的谎言。她当机立断，砸毁了挂在壁炉上的照片，切断了所有与法西斯主义联盟的联系。紧接着，赫姆斯特拉家族也收到了荷兰政权及皇家法院善意的提醒，整个家族开始谨言慎行。

关于罗斯顿夫妇曾是法西斯主义者一事，罗斯顿的外孙如此跟媒体解释：“战争刚刚打响时，我的外祖父就去了英国，随即被软禁在马恩岛，获得自由后他又去了爱尔兰，而不是德国。他和我的外祖母从未支持过希特勒推行的战争政策和种族大屠杀行为。也许他们只是支持法西斯主义的某些意识形态和思想方式，因此便加入了有关政党，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也从来没有支持过法西斯主义的制度。”

但对于年仅六岁的奥黛丽来说，父亲的出走，无疑是儿童时代遭受的最大打击，也给她带来了影响一生的创伤。

之前父母的频繁争吵，已经让小奥黛丽痛苦不已，备受煎熬。每次父母吵得激烈时，她都会躲到桌子下面，紧紧地捂住耳朵，瑟瑟发抖。她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父亲为什么会经常陷入沉默；不知道怎样改变眼前这一切，让父母不再争吵。童年时在家庭生活中承受的痛苦，也在无形中影响了她的性格—她一生都不曾对人高声说过话。

而如今，父亲竟离家出走，再也不回来了。

奥黛丽之后很少提起这件往事：“我感觉天崩地裂。我崇拜我的父亲，我六岁时他就离开了我，让我非常伤心，我不能忍受再也看不到他的念头。可是，一天又一天，他永远不再回到这个家。父亲离开了我们，也许也让我们一生远离了安全感。”

父亲离家后，她问母亲：“父亲为什么要离开我们，是不是父亲不爱我了？”母亲只能一遍一遍地告诉她：“不是的，奥黛丽，你的父亲爱你。”但父亲离开的原因，母亲始终缄口不提。

奥黛丽忘不了父亲第一次带她乘坐滑翔机的情景，风在耳边呼啸，凌空飞翔的快乐……许多年过去后，那些场景，还刻画在心里。在父亲出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奥黛丽都在深切地思念着他，父爱的缺失，也逐渐演变成情感的饥饿。

每次与母亲出门，她都不由自主地想要去抱街上娃娃车里的小婴儿，那时除了做芭蕾舞演员之外，她还有另一个梦想，就是拥有自己的孩子，可以给他最好的关爱。“我渴望被爱，也渴望爱别人。”奥黛丽说。

情感的饥饿和危机感，就像是无法弥补的伤痕，没有及时得到处理和治愈，势必会影响一生。受父亲离家的影响，成年后的她会非常感恩别人对她付出的情感。在爱情中，她总在担忧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并时常担心对方会毫无预兆地离去。等有了孩子之后，她对他们付出了无微不至的关爱，又恨不得时刻把他们带在身边。

那段时间，奥黛丽患上了轻微的贪食症。她希望以食物带来的饱胀感来填补爱的饥饿，但结果是徒劳的，身体不仅在高热量食物的摄入下迅速地发胖，内心也越发觉得孤单和失落。

只有跳舞时，她才能暂时忘掉悲伤的一切。于是艾拉把奥黛丽送到伦敦的一家私立学校接受舞蹈训练，希望陌生的环境可以锻炼她的性格，或许也能让她的现状有所改善。同时，她也同意了罗斯顿提出的对女儿的探视权，展现出一贯的明智与宽容。

这时罗斯顿已经回到伦敦。不过让这对母女失望的是，罗斯顿的住所离学校近在咫尺，但从1936年春到1939年秋的三年多时间里，他去学校看望女儿，没有超过四次。他对政治的热情，远远高过了对女儿的关心。

1939年9月底，罗斯顿和数百名法西斯分子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当局政府下令遣送到马恩岛，从而被迫接受长达数年的监禁。后来奥黛丽向朋友们描述童年时代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的情景：“那一天，在滑铁卢车站……很像《铁路上的孩子们》里面的场景。”《铁路上的孩子们》描写一位父亲出狱后走下火车，他的女儿从蒸汽的白雾中向他跑去。现实却是，她的父亲正准备入狱，在茫茫的蒸汽中，目送她乘坐飞机离开。

开战在即，她的母亲已决定带她离开伦敦回到荷兰。

“那是一架橙色的荷兰飞机……它飞得非常低……飞越英吉利海峡，父亲很快就消失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二十年后，奥黛丽本以为自己再也不会见到父亲了，但在丈夫与红十字会的帮助下，她又重新联系上了他。这时罗斯顿住在爱尔兰，奥黛丽则成了好莱坞明星。这位父亲已经从报纸上获悉了女儿的生活状况。但接到奥黛丽这边的电话时，罗斯顿并未表现出女儿所期待的感动与热切，而是礼貌地表示可以再见一面。

相隔小半生，父女俩再次相逢。罗斯顿已是古稀之年，面容苍老，但神情却冷峻倨傲，也没有拥抱的举动。还是奥黛丽主动上前拥抱了他，并挽着他的胳膊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奥黛丽，就像童年时代一样，依偎在父亲身边，笑容灿烂。

爱尔兰之行后，奥黛丽终于解开了纠缠自己二十年的心结。在父亲余下的年岁里，她一直对他提供着经济上的支持。她愿意完全地打开胸怀接纳他，愿意承担赡养的义务，也经常写信过去，倾诉自己的心事，尽管做这一切，她并没有得到任何爱的回应。

直到很多年后，罗斯顿过世前才承认，女儿对他而言是多么重要，他为自己没能尽职尽责地当个好父亲而感到懊悔……时间已经过去，一切都不可追回。如今的他只想让女儿知道，他一直都为她感到骄傲。显然，经过数年监禁的罗斯顿已经失去了爱的能力。他其实早就意识到了政治信仰的错误，但他从不愿承认自己的溃败，就像一直不愿对女儿的爱有所应答。

而奥黛丽践行的人生信条则是：一个人无论有过怎样的遭遇，都不足以成为放弃爱与责任的理由。她说：不论别人做了什么，我们都要做到自己应该做的。

记忆不可以选择，但我们可以选择对待记忆的方式。如果可以时刻保持内心的信念、勇气和宽厚，去善待身边的人，善待这个世界，那么爱的能力便可以成为一种天赋，成为救赎的灵光，一路延绵照耀，生生不息，温暖了他人，也润泽了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