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发展的波浪形曲线

考察民国经济发展状况可以发现，民国时期经济的发展受各种重大内外政治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存在以下几个阶段的发展波动:1912~1920年为第一阶段，受制度初建利好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呈现出私人资本为主的较快发展状态;1921~1927年为第二阶段，受列强经济势力和军阀混战的影响，外国资本和本国资本并行发展;1928~1936年为第三阶段，随着国家政权的相对统一和经济政策的改善，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发展较快;1937~1945年为第四阶段，受抗日战争的影响，本国资本严重受挫和外国资本畸形发展的状态;1946~1949年为第五阶段，随着国民政府对日资企业的接收和内战的全面发动，外国资本和私人资本衰落，国家资本急剧膨胀。不过，本文为了分析方便，仅从1912~1936年、1937~1949年两个较大的阶段进行分析。

据资料统计，我国发展经济的资本总额在1936年以前是持续增加的，在1936年之后却大幅度跌落，1911~1914年国内资本总额计为483845万元，1920年为719882万元，年均增长5 . 59%;1936年资本总额为2580387万元，年均增长8 . 31%， 1947~1948年为1424518万元，增长率为-5 . 04%。不过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从1936年的31 . 273亿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55 . 408亿美元(按1936年的汇率计算合186 . 48亿元) ，占1936年资本总额的72 . 27%，东北地区、合肥西南地区和上海的本国资本这一时期也有一定的发展和恢复。^[5]

显然，外国资本在中国资本总额中占有较大的比重，1911~ 1914年为38 . 16%，1920年为33 . 20%，1936年为35 . 96%。在产业资本中外国资本所占的比重更高，这三个年度分别为57 . 16%、51 . 56%、57 . 23%，1945年所占的比重就更大了。^[6]这反映了民国时期经济的资本主义化尤其是工业化的进程，是与外国在华投资同步发展的。

从产业资本来看，其增加的速度快于商业资本，资本数量及其所占的资本总额的比重也从1920年的第二位占35 . 83%，上升到1936年的第一位占38 . 71%，工业的资本主义进度有所加快，私人资本也出现了较快增长的势头。农业、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中的现代产业所占的产值比重，1920年分别为31 . 34%、18 . 19%和50 . 47%，1936年分别为9 . 63%、32 . 46%和57 . 91%，其中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程度处于领先地位。就资本主义现代产业的产值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而言，1920年时为15 . 40%， 1936年为23 . 80%。^[7]

1937~1945年，由于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使中国的经济建设遭受重大挫折，一方面在沦陷区内大量的华资企业生产力遭到重大伤害，甚至被劫夺，完全失去了以提高本国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要义的发展目标，沦为日本侵华战争的战时工具;另一方面在抗日后方，随着国民政府的内迁以及战争地区大量华资企业、文化教育机构的内迁，后方经济建设出现较好的发展，使西南地区的经济水平和工业布局有了明显的发展变化。由战前的集中于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和江浙等沿海沿江城市及地区向内陆和边远的西南地区迁移。从1937年8月工厂内迁开始到1940年底初告结束，内迁的厂矿共639家，其中经国民政府工矿调整处协助内迁的448家，闽浙两省自行内迁的191家，拆迁机器材料总重量约12万吨，资本总额在1亿元以上。而在1937年时，西南地区的四川、陕西、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甘肃七省，共计只有厂矿237家，资本总额仅为1520 . 4万元，^[8]远不及内迁厂矿的数量和资本额，厂矿内迁使西南地区的产业资本陡然增加了数倍。可见，内迁厂矿对西南诸省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巨大的基础并带来了短暂的战时繁荣。抗战胜利后，内迁的很多厂矿企业又纷纷迁回原址或沿海沿江工业发达地区，西南诸省的工业发展遂从战时的高峰状态转入停滞和低落。显然，内迁企业发挥的作用很大，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政治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何其巨大。

抗日战争时期的厂矿内迁，通过内迁企业的复业、扩展，并带动新企业的建立和当地旧有企业的改造发展，西南地区的工业化程度迅速提高。1940年已形成了重庆、川中、广元、川栋、桂林、昆明、贵阳和宁雅八个工业中心区。西南七省的工厂数及产业资本也从1937年237家、1500多万元增加到1942年的3188家、2 . 9亿元(战前币值) ，1944年的4665家、4 . 55亿元，分别是1937年的19 . 6倍和30余倍。^[9]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抗战胜利时，西南地区工厂数及资本额的较快增加，只有一小部分是由厂矿内迁直接带来的，而绝大多数是在内迁厂矿的带动下发展起来的。工厂内迁后带来了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经验，使大后方工业的管理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

到1944年1月，国统区的工厂已达5266家，资本总额4 . 87亿元，工厂数和资本额大大超过了战前的水平。其中，西南、西北、湘、桂等7省工厂总数达4665个，占国统区总数的88 . 6%，为1937年7省工厂总数的19 . 6倍;资本4 . 55亿元，占当时国统区资本总额的93 . 4%，为7省1937年资本总额的45 . 5倍。从部门发展来看，到1944年，国统区钢产量达到1 . 8万吨，生产各种机器3 . 4万台，拥有大小轮船100多艘，与1938年相比，到1943年，煤的产量增加40%，电力增加97%，水泥增加63%，面粉增加17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