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北朝隋唐时期形成了一个由多元文化构成的多民族群体，这个群体又被统一意识形态和共同生活方式凝聚在一起，例如《旧唐书·滕王元婴传》载，神龙初年，唐高祖第二十二子滕王元婴的儿子李茂宗“状貌类胡而丰硕”，很有可能他是胡汉结合的后代。又例如，寿安公主是唐玄宗和胡人女子曹野那姬生下的混血姑娘，被记录进《新唐书·公主传》，这类例子唐代应该是有很多的。但我们并不是宣扬“和谐”、不谈“冲突”，族群之间的矛盾不会消融无踪。

胡人的脸庞并不能完全代表外来的文化，在中国古代墓葬习俗中，以胡人形象作为奴仆来炫耀墓主人的地位，是自汉代以来一脉相承的艺术表现形式。汉代画像石中就有胡人跪拜形象，东汉墓葬中的胡俑更有特殊性，不由得让我想起敦煌悬泉置出土汉简中记载的二十余国外来使者、贵人和商人，也使我想起移民从来都是弱势群体，会不断受到本地官方和各色人等的威胁，除非以成员所来自地域、种族等为特征的聚落已成为有影响的移民据点。魏晋以后，遍布中国北方的外来移民聚落和北方民族中活跃的胡人，促成了以胡汉“天子”“可汗”合衔为代表超越民族界限的国家管理系统，隋唐两代能发展到具有“世界性”元素的盛世，不是依靠胡汉血缘的混合，而是仰仗多元文化的融合，不是取决于血统，而是决定于心系何方。

曾有资深学者当面向我指出：现在一些研究者在书中大量使用史料以佐证胡人文化，乍一看，显得相当博学有深意，但却并不具有与其博学相当的思辨深度，这种研究成果所表现的仅仅是胡人历史线索的再现，缺失理论上的洞见，虽时有创新，却难以走出历史文献学的庸见，使得研究成果缺少一种脉络思考的深度，只是历史研究中的一次转身而已。

这番话对我震动巨大，使我认识到：高估胡蕃冲击或低估胡人活力，都不可取。胡人不是当时社会的主流，不是汉地原住民的形象，“胡汉”两字并不曾被作为任何某一个朝代的专属名称，胡人进入中原仍是以中华正朔为标志，但我们用文物再现和用文字释读，就是通过截取一个非主流横剖面，力争探索胡汉繁杂、华戎混生的交融社会，给予人们一个不同的视角认识真实的中古历史。特别要注意的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移入易、融入难的外来移民问题，要透过史料的记载真正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恐怕只是一种隔靴搔痒的描写。如果我们将自己置入历史语境中，唯有以一个唐代的文化遗民、古典的学者文人身份，才能坦然地进入中华共同体的历史场景中。

在中古时期出现的“胡人”不是指某一个族群，而是一个分布地域广泛、民族成分复杂的群体，包括中亚、西亚甚至更远地区的人群。“胡人”意识是当时一种非常重要的多民族意识，在其背后隐藏着域内域外互动交流的潮流。海内外研究中古社会、政治、经济、宗教、科技、文化的学者都指出过，隋唐经过对周边区域的多方经营，不仅有遥控册封蕃部的羁縻体制，还有胡汉共管“都护府”的军政体制，或者采用“和亲”这种妥协方式安抚归顺的其他族群，胡汉并存的统治方式保障了一个时期内的社会安定与政权稳定。

目前学界兴起用“全球史”的视野看待历史进程中的事与人，打破民族国家疆界的藩篱，开放包容的学术研究当然是我们的主张。我赞成对过去历史进行宏大的叙事，但同时也执着于对个体命运的体察，对历史细节的追问，对幽微人心的洞悉。我要感恩汉唐古人给我们留下如此壮阔的历史、文学、艺术等文化遗产，使得我们对“汉唐雄风”的写作不是跪着写，而是站着写，有种俯瞰强势民族的英雄主义崇拜；念汉赋读唐诗也不是坐着吟，而是站着诵，有股被金戈铁马冲击的历史大气。

每当我在博物馆或考古库房里看着那些男装女像的陶俑，眉宇间颇有英气的女子使人恍惚有种历史穿越感，深究起来，“巾帼不让须眉”也只有那个时代具备，真实的历史诉求和艺术的神韵呼唤，常使我的研究情绪起伏跌宕，但绝不能削弱历史厚重感，减弱人文思想性，化弱珍贵艺术品质，只有借助胡汉融合的圣火才能唤醒我们的激情，因为圣火点燃的激情，属于中古中国，也属于全世界。

在撰写论文与汇集这部著作时，我并不是要充分展现一个文物学者、历史学者的丰沛资源，更不是炫耀自己涉猎的广博和庞杂让人叹为观止。单是搜集如此丰富多样的史料就是一件费时耗力的事情，更何况还要按照一定的逻辑和原则组织成不失严肃的历史著作。写作过程中，许多学者专家的提点，让我不由得对他们肃然起敬，在此谨表谢忱。

史学创新不是刷新，它是人的灵魂深处呼出的新气息，是一种清新峻拔的精神脉络。对历史的烛照，为的是探寻现实，族群间和民族间互助互利才是王道，告诉人们和平安定的盛世社会是有迹可循的。我常常担心以偏概全，论证不当，留下太多的遗珠之憾。期望读者看完我们研究中古胡汉交会的成果就像呼吸到文明十字路口里的风，感受到一种阔大不羁的胡风蕃俗混合的气息。

我自2000年选调入京后，没有申报过任何国家科研项目，没有央求任何机构或个人资助，完全依靠自己平时读书的积累及自行收集的资料，写下了近百篇论文，从而辑录成即将出版的五卷本《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孙机先生、蔡鸿生先生、林悟殊先生等学术前辈都教导我说，不要依靠政府项目资助急匆匆完成任务交差，创作生产精神产品绝不能制造垃圾。在没有任何研究经费的情况下，我希望通过此书可以验证纯粹学术一定有适当的土壤，从而得以生存和结果。本书的出版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申报获得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又给予出版经费的补助，再一次证明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是会在文化大潮中坚守不败的，学术的力量是穿越时空的。为这个信念而做出的坚守，其意义甚至比学术本身更大。

葛承雍
2018年7月于北京方庄南成寿寺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