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狄俄尼索斯酒神文化在中国留下的遗痕

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进攻东方，到达中亚和北印度，势力影响非常深远。他不仅在征服途中建立了许多希腊移民文化的城市，而且把希腊文化带入了中亚和巴克特里亚地区。在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都发现有希腊城市文化遗址和遗物。

据说，亚历山大本人很喜爱和崇拜酒神狄俄尼索斯，在到达狄俄尼索斯崇拜起源的圣城印度奈萨后举行了盛大的狂欢活动。亚历山大死后，其部将建立的塞琉古王国仍是一个希腊化国家，中国称之为条支。它占据着伊朗东部高原地区，公元前3世纪建立了巴克特里亚王国，公元前2世纪它被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大夏征服，结束了希腊化国家的统治，但是希腊化的文化仍被大夏继承，此后中亚和印度北部地区的统治，虽经几次易手，可是希腊文化的影响却一直存在，并留下了许多古典遗产的艺术品。

希腊文化中重要的酒神崇拜在这一地区继续流行，在犍陀罗地区的文化遗址中就出土过狄俄尼索斯酒神塑像，酒神节的音乐和歌舞都融入本地区的文化之中。据生活在1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阿里安记载，当亚历山大抵达巴克特里亚和粟特时，当地已生活着能够用希腊语和他交谈的居民，而且那里存在着崇拜狄俄尼索斯的习俗^[13]。

阿富汗蒂拉丘地即“黄金之丘”墓地在1978年被考古学家发掘后，1世纪初期大量的黄金制品面世，其中希腊—大夏背景的华丽金腰带非常引人注目，腰带徽章圆形上面的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手举酒杯骑着花斑豹^[14]。酒神狄俄尼索斯受到人们普遍的喜爱与崇拜，因为他象征着欢乐和重生，似乎只要是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希腊化”（Hellenism）地方都有他的影子。

美国学者曾探讨酒神狄俄索尼斯传统和部分东方希腊化世界戏剧的关系，在佛教文化和犍陀罗文化的影响下，1至3世纪时期的贵霜王朝在阿富汗东部和巴基斯坦北部都有狄俄尼索斯崇拜的现象，尤其是酒神祭拜仪式被引入了犍陀罗佛教世界。^[15]希腊神话故事还在贵霜一些城市流传。和田约特干遗址出土过1世纪希腊罗马风格的红陶神话人物面像与来通。

巴黎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展出的6世纪末期的中国石棺床，提供了来自中亚移民宗教多样性的例证，黎北岚认为石板主题来自两股不同影响的潮流，一股来自希腊世界，一股来自印度地区。因为第6块石板上表现一个醉酒的人卧倒在石床上，拿着兽头来通酒杯，以及狂舞的场面，她指出这里出现了酒神狄俄尼索斯的主题。^[16]但实际上这是粟特贵族模仿西方“倚榻饮酒”的惯有模式，没有葡萄串装饰相呼应，不是希腊酒神的艺术表现。

客观地说，由于史料缺乏，有关中国与“拂菻”（拜占庭）的交流并没有深入的研究，所以传来的艺术品经常被人们误判。酒神狄俄尼索斯从三国时期进入中国后就被人们始终错误认识，将胡人骑狮与“醉拂菻”混为一谈。沈从文先生在《狮子艺术图录》中命名的“醉拂菻弄狮子”，将西晋以后出现的“胡人骑狮”水注或灯台以及“胡人与狮子”共处形象，统称为“醉拂菻”^[17]，恐怕有误。由于当时出土实物少，“醉拂菻”究为何物，难以确定。

中国出土的酒神狄俄尼索斯银盘最明确的就是甘肃靖远县的鎏金银盘，出土地点正位于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1988年银盘出土后，由于坐在狮（豹）背上持杖青年男神像模糊不清，研究者众说纷纭。初世宾先生研究认为是4—5世纪拜占庭前期制造的，盘心神像是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Apollo）或酒神巴卡斯。^[18]日本学者石渡美江认为应是酒神狄俄尼索斯，她根据大夏铭文释读认为这是2—3世纪罗马时期北非或西亚制造，传到巴克特里亚，4—5世纪又从大夏进入中国甘肃。^[19]林梅村进一步确认其神像就是酒神狄俄尼索斯^[20]。

笔者认为，持神杖倚靠在花豹或狮子身上的年轻男神，虽是狄俄尼索斯酒神形象，但还不是“醉拂菻”，即不是葡萄节欢庆饮酒后醉醺醺的形象。有人认为这是“醉拂菻弄狮子”的形象，恐看不出醉的状态。银盘上的酒神形象虽然还是古希腊的艺术风格，但随着生产地的变化而有不同的神态。

拂菻风曾一度在隋唐长安盛行，画家们记载的“拂菻图”到了宋代已是照猫画虎，宋代邓椿《画继》卷八载，成都双流张家藏有一幅宋人曹道川临摹三国时吴国曹弗兴《醉拂菻图》。可惜早已佚失。

《铁围山丛谈》卷六、《愧郯录》卷一二“文武服带之制”记载宋太宗时，“中兴之十三祀，有来自海外，忽出紫云楼带，止以四銙视吾，敌骑再入，适纷纭，所追还弗及者，其金紫磨也，光艳溢目，异常金，又其文作醉拂林状，拂林人皆笑起，长不及寸，眉目宛若生动，虽吴道子画所弗及”。宋代“醉拂菻”金腰带有可能是拜占庭帝国晚期从海路传来的舶来品。

元代画家任仁发临摹宋代李公麟《五王醉归图》，很有可能模仿了“醉拂菻图”，画中描绘了开元初唐宫春宴归来的五王中，临淄王李隆基伏马酒醉的形象，两边有宫奴做侍奉搀扶状，“大醉不醒危欲堕，双拥官奴却鞍座”^[21]，其创作思维与醉拂菻形式相同。

隋唐时期中国与拂菻（拜占庭）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可惜因资料稀见又似是而非，出土文物中被确定为受希腊罗马影响下的拜占庭物品也不多，除了数件玻璃器、金银器、石刻画有拜占庭的“拂菻风”外，其他能坐实确定的不多。几座隋墓“醉拂菻”驼囊神话艺术图像的连续出土，带给我们一系列思考：为什么汉人墓葬明器中有希腊酒神的驼囊俑？为什么酒神画面上有穹顶拱形门柱？为什么酒神头顶上灵光环是蒲扇式？为什么扶他的男随从手持鸭嘴壶、女信徒身披飘带？中国工匠制作的酒神模本究竟来自于中亚粟特还是拜占庭帝国？酒神流传究竟属于庙堂艺术还是世俗艺术？如此等等，图像的幽微细节，传播的路径演变，足以让我们可以较长时间进行比较研究。

隋代虽然是三十多年的短暂王朝，但它扭转了北朝以来遭受突厥威胁的局面，降伏四夷，拓疆扩土，采取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策略，迅速崛起成为亚洲一个大国。隋文帝、炀帝二主被突厥人尊称为“圣人可汗”，他们继承了北朝胡汉体制，与此同时，鲜卑关陇贵族在胡风汉韵的交会下，继续吸纳着外来的文化因素。丝绸之路的贸易也承载着文化的流传，而物质文化传播的同时也往往有宗教观念、神话故事等紧密相随，贸易交往和精神思想共同构成一个时期文化交流的整体图景。安伽墓、史君墓、康业墓、虞弘墓、安备墓、李诞墓等一系列北朝隋代墓葬出土的文物就是最好的证明。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的银壶上雕刻有希腊神话“帕里斯审判与海伦回归”，更成为希腊罗马—拜占庭艺术在中国传播的证据。^[22]

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发掘出土的“醉拂菻”骆驼俑，以及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同类完整的陶俑来看，隋代陶俑造型艺术中流行着外来酒神的“形”，艺术工匠有着同类的母范模式或模本，不仅再次证明常用神话艺术表达的“希腊化”文化传入中土被接受的独特风采与审美轨迹，而且证明隋唐长安是中西交流“异域情调”的丝路传播地，为我们解疑释惑提供了极好的物证。

千年来沉寂的“醉拂菻”只留下令人想象的名称，不见其原本的真实图像。现在经考古发现，“醉拂菻”形象跨越千年庆幸再现，不能不说是人类文化的奇迹。这一发现有益于丝绸之路的深入研究，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神话经典的文明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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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田有前《茅坡考古散记》一文记录了2011年12月底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长安万科城二期隋墓发掘出土的骆驼俑，驼囊有罗马酒神图案，见《中国文物报》2015年6月19日。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2006年发掘出土骆驼俑，见王喜刚等《西安长安隋张綝夫妇合葬墓发掘简报》，《文物》2018年第1期。

[2] ［德］奥托·泽曼著，周惠译《希腊罗马神话》“狄奥尼索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9页。

[3] 弗朗西斯卡·里佐《希腊神话：一种对文明的表述》，见《文明之海——从古埃及到拜占庭的地中海文明》，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40页。

[4] 来通（rhyton）作为向酒神致敬的圣物，是祭拜酒神仪式中不可缺少的饮酒器，多为牛、马、鹿甚至犬科动物的头部造型，液体从动物口中流出。来通曾广泛流行于美索不达米亚至阿姆河流域的广大区域中，在西亚出现的来通不晚于公元前100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镶金兽首玛瑙杯，是兼具东西文化而有来通酒器特征的罕见文物。见孙机《玛瑙兽首杯》，载《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78页。

[5] ［古罗马］维特鲁威著，高履泰译《建筑十书》，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年，第87—99页。

[6] Rosemarie Taylor Perry, The God Who Comes: Dionysian Mysteries Revisited, Algora Press, 2003, p. 89.

[7] Kerényi Karl, Dionysos：Archetypal Image of Indestructible Life, Princeton: Bollingen, 1976.

[8] ［德］尼采著，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绪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

[9] Jameson Michael, “The Asexuality of Dionysus：Masks of Dionysus”, eds. by Thomas H. Carpenter and Christopher A. Faraone. Ithaca: Cornell UP，1993.

[10] 张全民研究员翻译自大都会博物馆网站并提供与笔者商讨，特此说明。

[11] ［法］沙畹编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2004年，第209—211页。

[12]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原亚洲部主管苏苒（Suzanne G.Valenstein）女士介绍，购回的酒神骆驼俑于2000年入藏大都会博物馆，类似的骆驼俑在欧洲还收藏有两件，目前所知全世界一共有五件。限于欧洲收藏界的行规，不便公布。

[13] ［希腊］艾兰娜·阿芙拉密多《丝绸之路上的希腊与中国》，《丝路艺术》，漓江出版社，2017年。

[14] 2016年笔者赴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观察“阿富汗黄金秘宝展”中陈列的金腰带酒神艺术造型，可见Hidden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Museum，Kabul, Tillya Tepe Tomb IV，Tokyo National Museum, 2016, p.97.

[15] Pia Brancaccio, Xinru Liu, “Dionysus and Drama in the Buddhist Art of Gandhara”, Joural of Global Hiatory（2009）4，pp. 219-244.

[16] Lit de Pierre, Sommeil Barbare, Guimet 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 2004, p.42.

[17] 沈从文《狮子艺术图录》图8，《狮子在中国艺术上的应用及其发展》，见《沈从文全集》第2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29—238页。

[18] 初世宾《甘肃靖远新出东罗马鎏金银盘略考》，《文物》1990年第5期。

[19] ［日］石渡美江《甘肃省靖远鎏金银盘の图像と年代》，《古代オリユト博物馆纪要》13号，1992年。这件银盘上还发现有粟特文，有待进一步解读。

[20] 林梅村《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波斯和中亚银器》，《文物》1997年第7期。

[21] 程敏政《任月山五王醉归图》，见《明文衡》四部丛刊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22] 孙机《建国以来西方古器物在我国的发现与研究》，载《仰观集》，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4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