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式民主

印度是个复杂的国家，一个典型的印度故事一定会在结尾来个大反转，拜火教的故事也不例外。

帕西协会和政府谈了六年才谈成的项目，还未实施就遭到了来自帕西群体内部的反对。世界琐罗亚斯德文化基金会主席侯米·达利亚（Homi Dhalla）先生就公开表示反对这个项目，他认为一旦让政府出面投资建设这个鸟舍，官僚们就会得寸进尺，最终把这块本来属于拜火教的风水宝地收回去。

这个理由牵强吗？这就要看这个故事发生在哪个国家。印度政府的腐败是出了名的，透明国际组织2011年全球腐败指数显示，印度的清廉程度在全世界排名第95位，属于重度腐败（中国排第75位）。实行了六十多年的民主制度，以及相当自由透明的媒体，都没能治得了印度的腐败病。

那么，达利亚的反对很有道理吗？倒也未必，因为他是凹透镜装置的制作者。这个装置建在“沉默之塔”的天台上，将阳光反射到尸体上加速其腐烂，据说在旱季效果不错，不需要秃鹫也能应付得过来。可惜雨季的那几个月因为缺乏阳光，尸体要在天台上停放很长的时间，味道相当难闻。作为这套凹透镜装置的制作者和管理者，达利亚先生自然不愿意看到这套系统被秃鹫替代。

换句话说，达利亚是个“利益相关者”。印度的民主制度让每一个利益相关者都有发言的机会，但这无形中导致了严重的扯皮现象，在印度要想办一件事，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问题是，不仅达利亚一个人反对，拜火教专属医院的医生们也心存疑虑。原来，止痛药不仅仅是牲畜在用，病人用得更频繁。给病重的患者服用止痛药是医院的惯例，一家拜火教医院的院长表示，他们没有权力告诉病人什么药能吃，什么药不能吃。要想满足天葬的条件，病人家属必须签字证明病人去世前三天没有服过止痛药才行，而家属到底撒没撒谎光靠化验是很难证明的。

那么，为了让拜火教的传统保持下去，帕西人难道不能做出一点牺牲吗？“这几乎不可能！”一位名叫库谢德·达斯图尔（Khurshed Dastoor）的拜火教牧师这样形容此事的难度，“我花了十年时间劝说帕西们在进入拜火教神庙之前关闭手机，可从未奏效，我不认为他们会为了秃鹫而停止吃止痛药。”

可是，印度政府才不管这一套呢。“如果有秃鹫被毒死的话，我们将立即终止这个项目。”一位官员说。

于是，这件谈了六年才谈成的项目很有可能因为各方的反对而流产。

这个故事可以被看做是所谓“印度式民主”的缩影。印度自1947年独立开始就有了相当健全的民主制度，这在前殖民地国家当中是很罕见的，尼赫鲁是造成此种局面的功臣之一，他是圣雄甘地钦定的接班人，从甘地那里继承了无上的权威，并依靠这个权威强行推行西方式民主，获得了成功。

不过，印度民主制度最大的功臣还得说是印度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传承。印度的历史和中国很不一样，大部分时间处于分裂的状态，大一统的情况相当罕见，是印度教和种姓制度把印度人团结在一起的，而印度教从来没有一个绝对的权威，每个教徒都有自己崇拜的神，以及属于自己的灵性导师，所以印度人很早就习惯了社团式的生活，民间组织非常活跃。换句话说，印度人的国民性和民主制度有相通的地方，专制集权反而会水土不服，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制度在印度推行得十分顺利，印度人也一直为自己是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而感到骄傲。

但是尼赫鲁在经济上效仿苏联，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导致印度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没有赶上“二战”后的世界经济腾飞。上世纪50～80年代印度GDP平均增幅仅为3.5%，如果把人口膨胀的因素考虑进来的话，印度在这四十年里的人均GDP增长率仅为1.3%，远低于大部分亚洲国家。其结果就是印度在独立四十年后依然有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文盲数量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在达斯先生看来，这种状况导致了印度民众一直没能培养出一个民主社会应有的责任感，其结果就是把民主制度所有的缺点都继承了下来。

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扯皮导致的低效率，像上面这个关于秃鹫的故事就是如此。这个故事本来没那么复杂，结果双方谈判了六年才成功，却还要面临着被迫中止的情况，在印度办事的难度可想而知。在达斯看来，印度自1991年开始的这一轮经济改革之所以遇到瓶颈，主要原因就是印度政府很难通过谈判拿到经济建设需要的土地，这使得印度政府计划建造的各种基础设施和原材料加工厂没办法及时开工，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

事实上，这一轮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够启动，也是因为当时印度经济到了破产的边缘，不得不暂时丢掉民主制度的束缚。1991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在竞选时被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刺杀，接替他的是N．拉奥（Narasimha Rao），一位当时已经70岁、看上去很老实、对谁都无害的老好人。那一年印度政府正面临着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外汇储备只剩下10亿美元，只够维持两个星期的进口。此事居然还是没能让印度的政治家们警醒，只是后来印度政府不得不动用黄金储备做抵押，去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借了22亿美元紧急援助，这才让政治家们感到了危机。在印度人看来，黄金才是财富的最高形式，甚至比美元储备还重要。

眼看政府就要破产，拉奥终于下决心开始经济改革。他不顾别人的反对，任命经济学家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担任经济部长，同时宣布打开国门，开放进出口限制，允许外资进入。此招收到奇效，印度的经济形势当年就有了好转，两年后外汇储备就上升到200亿美元，增长了20倍。但是此次改革的背后并没有精心的设计，再加上来自公民社会的反对，拉奥和辛格都很快改口，称印度将实行一种“带有人情味的改革”（Reforms with a Human Face）。这个口号看似很民主，但其结果就是印度国企的私有化进行得极不彻底，劳动法也没有修改，工人随时可以罢工，企业却不可以解雇工人，农业领域也没有彻底放开，农产品仍然实行价格管制，种子也继续实行限价政策，看似保护农民利益，实则打击了种子公司研发新种子的动力。这些措施导致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远不如中国，而且缺乏后劲，不少经济学家甚至预计印度将会在未来的几年里再重复一次1991年时的经济危机。

话虽如此，印度的经济改革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原因就在于印度民间的活力被释放了出来，而这件事也有种姓制度的一份功劳。提起种姓制度，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负面的，但是这个制度保护了印度社会的多样性，使得印度能够更好地适应各种情况。比如，印度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庞大的商人种姓，其成员当中有很多优秀的商人，一旦放开管制，他们的能量就如火山爆发一般释放了出来，带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再比如，种姓制度虽然导致了一部分印度企业内部的不团结，但对于某些家族式企业来说却是有好处的，这就是为什么印度近年来涌现出一大批家族式超级大公司，完全可以和欧美的大企业抗衡。事实上，拜火教之所以垄断了孟买的房地产业，靠的就是种姓制度带来的绝对忠诚。

生物多样性的最大优点就是能够更好地应付突发情况，种姓制度也是如此。比如印度的婆罗门种姓一直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典型，他们蔑视体力劳动，只会读书，经常被当做书呆子。但是这个种姓的人擅长思辨，为印度培养了一大批善于钻研抽象问题的知识分子。上世纪末期开始的计算机和互联网产业大爆发正好撞在了这批人的枪口上，这就是为什么印度能够迅速地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契机，成为世界软件行业的龙头老大。

达斯也认为，种姓制度不全是坏的。既然这是印度的传统，一时间无法彻底消除，那就必须想办法适应它的存在，学会扬长避短。